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

格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新龙县位于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雅砻江畔，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农业县。1985年5月，笔者到新龙县进行民族考古实地调查时，在该县西北部的谷日乡政府附近发现了一批已遭破坏的石棺墓。由于水土流失和农田基本建设的缘故，多数墓顶的石板已露出地面，墓内骨架和随葬品的保存情况也不好。

1985年5月5日至12日，笔者同新龙县文化馆、科委等6个单位的同志组成考察组，对上述石棺墓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试掘。先后共清理了7座残基，即编号M1—M7。现将有关情况作一个简单介绍，同时对其年代和族属问题略述几点管见。

一、墓葬概况

谷日在新龙县城西北10公里的雅砻江上游东岸，北距甘孜80多公里。墓葬区在谷日乡政府所在地附近，雅砻江河谷一块200～300米的半圆形高山台地上。当地藏民称这块台地为“木娘岗”。每层台阶耕地的阔度大则近百米，小则10多米，高度相差3～10米。从江边的公路往上数，第三和第四台阶耕地之间是一条拖拉机路，石棺就发现在这条拖拉机路的上下陡坎中。7座墓都是沿拖拉机路方向排列。M4和M6在路下面，M1、M2、M3、M5、M7在路上面。墓区东面第六台阶耕地上是达沙村，北面200米远处是谷日村。整个台地依山势由东向南倾斜，形成了一个斜度不大的山坡。山顶是雪，山腰是茂密的森林，山上还可以看到许多早已荒废的层层小梯田。（图1）

此次谷日清理的7座墓，均用本地盛产的板岩做成，这种石板大都为长方形天然石板，未发现有人为加工的痕迹。石板厚度在3～5厘米左右，墓石虽有大小，但都呈长方形。石棺内长1.5～1.7米，宽0.44～0.5米，深0.42～0.55米，一墓仅容一人。石棺的建造方法比较简单，先在台阶耕地间的陡坎上平整地面，挖出一个长方形浅坑，然后贴着坑的四壁用大小不同的天然石板砌成棺壁，侧面2～3块石板，盖顶板就像现在屋顶盖瓦一样，一块压着一块。顶部与坑口基本相平。棺下有的有底板，有的无底板，石板之间没有发现有泥浆黏合的痕迹，但拼凑得非常紧密。（图2）这次清理的7座墓均不带副棺。

图1 石棺葬位置示意图

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和修拖拉机路时所造成的破坏，多数墓的顶部或足端已露出地面，有的已被挖乱。墓内骨架腐朽严重，尚可辨认葬式的墓只有几座。以M6为例，葬式为仰身直肢，即骨架仰卧，双手自肘以下向上弯曲，两个手掌的位置分别在头的两侧。其他M1、M2、M4墓内虽有骨架，但零乱，有的上下重叠，有的全部堆在棺的一端。骨架的各关节接合处大都已分离，具有二次葬的迹象。

各墓随葬器物很少，每墓少则只出土1件，多则也不过10件。M1出土1把铜矛、2件双耳陶罐、8件铜手镯、1把残缺镰；M4出土3颗绿松石珠、2颗琥珀珠、72颗管状骨珠、5件铜手镯、1件双耳罐、2件单耳罐；M5出土1把铜剑、1个铜镜、8件陶罐；M3只出土1件双耳陶罐；M2出土1件单耳罐、马的下颌及牙齿和其他两颗尖利的兽齿；M6只出土1件已破烂不能辨认形状的陶罐；M7是空墓。上述这些随葬物的放置，陶器大部分置于头顶或头端的左右两侧。金属器和装饰品大都依其用途和生前佩戴的位置而放置，如铜剑在腰部，手镯仍然套在尺骨和桡骨上，骨珠和绿松石珠在颈部。石棺墓放置的方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顺自然山势呈南北向，即头向山顶，脚向河谷；另一种与山势呈横向，即头朝西，脚朝东。

图2 新龙谷日石棺结构

二、出土器物

出土器物共37件（骨珠和绿松石珠另计），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珠饰等类。以下分开叙述。

（一）陶器共16件，其中7件已成碎块，不能辨别出器形。剩下9件中有4件双耳罐，为细泥黑陶，器壁很薄，器形匀称，火候很高。其余的4件单耳罐和1件无耳罐，大多为夹砂灰陶，部分是泥质灰陶，火候很低，出土时多有破碎。因火候不匀而部分呈橙红色。各种陶罐大部分为素面。有的耳部、颈部、腹部有纹饰，如波纹、划纹、弦纹等。少数双耳罐耳部和腹部嵌有细小颗粒状的铜泡。

（1）双耳罐可分为四式。（图3）

Ⅰ式，通高16厘米，口呈桃核形，直口、直颈、鼓腹、平底。双耳宽5厘米，长12厘米，从口沿接到腹部。底部直径8厘米，饰以方格纹。它的突出特点是，双耳上各嵌有3排颗粒铜泡，每排39颗。腹部的两边对称地镶嵌着4圈颗粒状铜泡纹饰，从内往外数，第一圈16颗，第二圈24颗，第三、四圈各39颗。第二圈与第三圈之间略有间隔。第一圈内以一颗较大的铜泡作为中心。整个器物侧视成一浑圆形，非常美观，工艺水平很高。这类嵌铜的双耳罐曾在木里、雅江团结公社、甘孜仁果、扎科等地均有发现。它是雅砻江流域石棺葬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也是国内外都罕见的器物。

Ⅱ式，通高15厘米，颈长5厘米，底径8厘米。双耳宽5厘米，长13厘米。口呈桃核形，直口、直颈、鼓腹、平底。腹部素面，双耳上各有一条直线划纹。耳从口沿接到腹部。

Ⅲ式，大小形状与Ⅱ式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双耳上各嵌有一排颗粒状铜泡。但腹部完全素面，无任何纹饰。

Ⅳ式，通高不到10厘米，直口、直颈、鼓腹、平底。整个器身无任何纹饰。

（2）单耳杯，只有1件，敞口，唇外侈，口缘下微内收成斜肩，鼓腹平底。单耳作宽带状，从器口接于腹部。器身全部素面，无任何纹饰，通高10厘米左右。（图4）

（3）单耳罐。（图5）

Ⅰ式，通高14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8厘米，耳宽4厘米，夹砂灰陶。唇微侈，短颈，斜肩，腹壁收于平底。中耳宽而短，从肩部接到腹部。颈下肩部有凸弦纹三道，腹部有两层短波纹。

Ⅱ式，长颈，浅腹，平底，口唇微侈。耳呈带状从口沿接到腹部。素面无纹，泥质黑陶。口径6.7厘米，底径6.5厘米，通高12厘米，耳宽4厘米，耳长9厘米。

图3 双耳陶罐

图4 陶杯

图5 单耳陶罐

Ⅲ式，只有半边，短颈，唇微侈，鼓腹，平底。耳呈带状从口沿接到腹部。泥质黑陶，火候低，素面无纹，通高12厘米。

（4）无耳罐1件，高颈，素面，修长，卷唇，侈口，圆腹，平底，通高13厘米。

（二）铜器

（1）铜剑1件，剑格为凸起的山字形，茎为实心，剑扁体，茎首向外伸出三个角。茎部饰有两排云纹，剑身宽而薄，中部有脊。整个剑通长29.3厘米，茎长10厘米，剑身长19厘米，剑身近格处宽4厘米，中部宽4.4厘米，近剑首处最宽为4.5厘米。（图6）

（2）铜镜1件，圆形，直径9厘米，厚0.5厘米，正面光滑、平整。背面中心有一个拱形小环钮，钮的四周用细凸米点纹铸成五条半卷曲之蛇。铸造异常生动精美，暂名“蛇纹铜镜”。此镜不像唐代“海兽葡萄镜”那样有外圈、中圈、内圈之分。整个铜镜的背面只有一个圈，即围绕五条蛇的外圈。圈中间有一道细槽，把外圈分为两个圆环。这个“蛇纹铜镜”与铜剑同出自M5。铜镜置于遗骨的胸右侧。如此线条流畅、制作精细的铜镜，在我国西南地区石棺葬中尚属罕见。（图7）

（3）铜矛1件，通长18厘米，叶长13厘米，骹长5厘米，骹径2.2厘米，形成长叶短骹。整个叶面呈柳叶形，但中部略束。中叶起脊。骹部尾端的一角有一个小穿孔。骹为实心扁平体，中微凹。值得注意的是，此矛只有一面叶有脊，另一面无论是骹还是叶都是平面。因此，整个矛体显得很薄。（图8）

（4）铜手镯共13件，其中细条手镯7件，直径6.9厘米，镯宽0.2厘米。宽条手镯6件，直径7.2厘米，镯宽1.2厘米。都是用长条形铜片弯曲而成，制作较粗糙。（图9）

图6 铜剑

图7 蛇纹铜镜

图8 铜矛和铁镰

图9 铜手镯、绿松石和骨珠

（三）铁器1件，是一个长128厘米的镰刀残片。弯背，凹刃，呈半月形。（图8）

（四）珠饰。骨珠72枚，分管状珠和穿孔圆盘状珠两种。绿松石珠3枚，其中一枚已破碎。剩下的两枚一个是扁形椭圆体，一个孔。另一个是三面体，有两个穿孔。此外还有两颗单孔红褐色琥珀珠。因为这些珠饰发现于M4骨架项下附近，所以估计是一种串联的项饰。（图9）

三、出土一个完整的头颅骨

M1出土了一个完整的头颅骨，经初步鉴定是一个25～35岁的青年男人。

整个头颅大而重，骨壁较厚，颅腔较大，颧骨较高而粗壮，颞骨乳突较大并带有脊突。下颌角区明显向外翻，下颌角度只有100°。颏部呈方形，颏隆凸粗壮，下颌支较宽。从颅骨顶面观察，顶缝是深波型，即稍有锯齿，波曲虽多，但甚为清晰，波与波之间并不互相平行。颅外主要缝部都已愈合。牙齿中前后臼齿尖已磨平，其咬合面中央凹陷。（图10）

测量结果，颅长15.9厘米，颅底长14.7厘米，枕骨大孔长4.3厘米，宽3.9厘米，颅宽14.3厘米，额最小宽8.5厘米，额最大宽12厘米，耳点间宽14.4厘米，颅高14.1厘米，内颅高14.2厘米，耳上颅高11厘米，全面高12.7厘米，上面高7.6厘米，面宽12.1厘米，鼻高6厘米，鼻宽3.2厘米，鼻骨最小宽0.6厘米，鼻骨最小高0.5厘米，眼眶宽4.3厘米，眼眶（左）高4.1厘米，（右）3.9厘米，眶间宽2厘米，鼻梁至眶间宽的矢高0.8厘米，上部面宽10.7厘米，两眶内宽9.9厘米，鼻根点至两眶内宽的矢高1.1厘米，中部面宽10.5厘米，颧上颌高1.4厘米，面底长9.9厘米，上齿槽弓长5.2厘米，上齿槽弓宽6.3厘米，颚长5厘米，颚宽4.2厘米，额骨弦11.4厘米，顶骨弦10.8厘米，枕骨弦10厘米，额骨弧12.5厘米，顶骨弧12厘米，枕骨弧11.5厘米，颅骨矢状弧36厘米，颅骨横弧30厘米，颅围长52厘米，总面角85°，中面角86°，齿槽口角79°，额倾角68°，鼻梁侧面角63°，下颌髁间宽14厘米，喙突尖点间宽10.6厘米，下颌角间宽10.5厘米，颏孔间宽4.9厘米，下颌体长7.7厘米，下颌体厚1.2厘米，下颌枝最小宽3.6厘米，下颌枝高7.1厘米，下颌联合高3.1厘米，下颌切迹高3.9厘米，下颌切迹深0.6厘米，下颌联合弧3厘米，颏孔间弧6厘米，下颌角100°。

图10 头颅骨下面

四、年代

新龙谷日石棺葬的年代，可先从分析器物类型的特点入手。谷日石棺葬出土的铜剑为山字形格剑，又称叉形格剑，它是我国西南各地石棺葬最典型的器物之一，这类剑年代最早的见于云南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的墓葬中，其年代分别为2405年±105年^[1]和2350年±75年^[2]，大致在战国初期至中期。以后各地发现的此类剑既有战国时代的，也有西汉时代的，但西汉中期以后的石棺葬中很少见到这类剑。也就是说山字形格剑在我国西南各地的石棺葬中自战国初到西汉中期较常见。西汉中期以后，滇西和川西石棺葬中的山字形剑格的铜剑大多已演变为铜柄铁剑。以此推测新龙谷日石棺葬的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之间。

此外，距新龙谷日不到一百公里的甘孜县于1951年11月发现过一把青铜剑^[3]，其剑格和剑身的形制与新龙谷日的铜剑基本相同。甘孜铜剑的年代被定在战国至西汉初^[4]，那么谷日铜剑的年代当与此接近。

新龙谷日石棺葬出了一把铁镰，这自然说明其年代比较晚，但不可能晚到西汉之后。一则因为川西、滇西的石棺葬文化自西汉以后逐渐消失，二则因为邻近雅砻江流域的滇西地区早在西汉中期就已普遍使用铁器了。因此新龙谷日石棺葬出现铁器的年代下限也不能晚于西汉。

五、族属问题

关于新龙谷日石棺葬族属问题是一个比较难推断的问题。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的，即这个石棺葬与藏族的祖先有密切的关系。笔者提出这个看法有以下几点根据：

（1）藏族历史上和现在都有石棺葬的习俗。历史上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死葬为冢。”《通典·边防六·吐蕃》（卷一百九十）说，“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如平头屋”。另外据藏族本教经典《十万白龙》和《色尔尼》等记载，早期的本教人死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和礼节，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以“石片为棺”。现在的藏族地区除天葬、水葬、火葬、土葬、塔葬等外，尚流行石棺葬，如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日雨区、新龙县河东区。西藏昌都地区的部分县至今保留着石棺葬的习俗^[5]。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新龙发现石棺葬的地点谷日恰好在至今流行石棺葬的河东区。而且新龙河东区目前流行的石棺葬法与谷日发现的战国至西汉年代的石棺葬法非常近似。目前河东区实行石棺葬，也是先挖一墓坑，然后砌石块为墓壁，墓底垫一层砾石。最后把尸体放进去以后，再在墓坑上盖一块大木板，用土掩埋。

（2）新龙谷日石棺葬M1墓出土的头颅骨测量的数据，与现在当地藏民头部测量的数据颇为接近。比较见下表：

（3）新龙谷日位于雅砻江上游，这一带战国至西汉的具体民族名称已不可考，只是到了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这一带有，“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于是现在不少考古学、民族史、民族学的学者认为，这一带的石棺葬的主人是汉代白狼人的先民，如李绍明在其《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一文中说：“说康南石板墓是汉代白狼人先民的墓葬大体是不误的”^[6]。童恩正在《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一文中说：“此类墓葬的时代，据发掘者推断在西汉早期。估计其族属亦当与前白狼、槃木等有关”^[7]。

1987年

Abstract

Guri is located on the east bank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along River, 10km in the northwest of Xinlong County. The cemetery sits on a platform which is called Munianggang by local Tibeta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from the cist tombs at Guri in Xinlong County. I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a whole cranium unearthed in M1, and believes that the appearance of iron implements in this cemetery at Guri should not be later than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these cist tomb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betan ancestors.

注释

[1]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第7期。

[2]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第7期。

[3]安志敏：《四川甘孜附近出土的一批铜器》，《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4]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陈宗祥：《川西少数民族丧葬制度试探》，《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6]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7]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