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
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何时开始？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传世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是由非专业人士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遗物。因此，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有过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极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纪，而结束于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1]。这个概念大致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过去在中亚沙漠地带考古学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具有相对普遍适用的工作假设，后来不仅被中国学术界所沿用[2]，并且也同样适用于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实际状况[3]。本文的讨论大体即依这一概念的时空范畴加以展开。
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
对于西藏早期金属器的收集与研究是由外国学者首先开始的。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G. Tucci）教授注意到早期汉文献中曾记载过西藏工匠制造各种金属器的情况，指出：“早期的汉文史料曾记载过西藏工匠们在锻造金属方面的技巧。我们并不清楚那一时期锻造的是哪种金属，但可以肯定有铜、青铜和铁。锻造这些金属的方法可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的。另外根据考古材料，我们也无法断定铁的锻造始于何年何月。但毫无疑问，这种手艺会使锻造者的名声大震”[4]。在实地考察当中，他注意收集相关的实物材料。1935年前后，杜齐在西藏西部考察中报道了一些小件金属器的零散发现[5]，并在《西藏考古》中进行了初步讨论[6]。他认为这些小件的金属器无论其用途、含义和本身的年代都无法断定，有一些器物有可能是作为护身符、宗教信物、图腾或氏族徽记，作为代表藏族早期技术的文物，它们可能“经历了几个世纪，甚至持续到佛教时期”[7]。杜齐还推测，“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东西具有驱恶抑邪之力，很可能会被游牧民买去，因而使发掘地失去了特殊的意义”[8]。事实上，在西藏科学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前，西藏民间也曾流传过一些被当地民众称之为Ton Ti的小件金属器。所谓Ton Ti，意即自天而降的东西，游牧民们认为这些铜器不是人工制造的，而是神的东西，戴在身上可以避邪[9]。这些小件金属器通常都是由当地百姓掘地所得或购买交换而来，缺乏可靠的出土地点，更没有任何考古的背景资料可以提供。布萨格里（Bussagli）对小件金属器更为详细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些表面类似的青铜器在装饰风格和年代上极为混杂，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以晚至元代[10]。
此外，1925—1928年，中亚考察队的罗列赫（N. Roerich）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调查时发现了一批石丘墓，据称从墓中出土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金属器物[11]。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考古出土的科学资料，尽管在文献记载和实物材料上有不少线索显示西藏早期金属器的某些迹象，但还有待考古出土物的印证。近年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不断向前发展，陆续出土了一批科学发掘的金属器，可以初步勾勒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一些基本面貌，使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入。
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
早期金属器，是按照童恩正先生的时代划定来加以界定的，即上起公元前一千纪，以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为下限。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目前西藏高原所发现的属于这个时期的金属器既有铜器，也有铁器及其他金属器，主要的考古材料有以下几批。
（一）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金属器[12]
铜镞1件（H12：33）。出自曲贡遗址早期文化遗存H12，铸成，翼展内沿与铤的连结部位可见打磨痕迹，铤中部略厚，边锋锐利。器形规整，左右对称，表面被锈蚀层所覆盖。扁平叶片状，尖锋，边缘微弧，短尖翼展，短扁铤。长3.55厘米、宽1.34厘米、厚0.13厘米、铤长0.87厘米、宽0.56厘米、厚0.12厘米（图1：2）。
铁柄铜镜1件（M203：2）。出自曲贡遗址晚期文化遗存M203，出土时表面锈垢，镜柄已折断。镜面呈圆板状，表面经处理后光泽平滑，略呈拱弧形。镜背中央微隆起，边缘有一周突起的尖棱，尖棱的侧面为三角形。镜背纹饰分为两部分，中勾连涡云纹与鸟纹，边缘由勾连涡云纹组成环带，纹饰中央以点阵组成一个圆，圆内有四组勾连涡云纹，圆外上方用点阵组成鸟的形象，二鸟相向展开尾，相对而立，镜的外圈为一周勾连涡云纹环带，共饰八组勾连涡云纹。铁柄中空圆柱状，柄端有一扁环与柄体相连，柄部的中央有一周宽约1.2厘米的铁箍。镜柄与镜面形成约10度夹角。镜体的表面经过鎏银、鎏金工艺处理，从铸造工艺上观察，似为先铸好铁柄，其后再将铜镜与铁柄经过再次铸造融为一体（图1：1）。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金属器年代跨度较大，分属两个不同的时期。其中H12中出土的铜镞，是迄今为止在西藏所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中年代最早的。据考古发掘报告，曲贡遗址早期地层的14C年代数据目前测出六个，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742—前930年，除一些明显偏晚的数据，可将曲贡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3750～3500年，但可能不是曲贡遗址最早的年代，估计年代上限或可再推到距今4000年前。因此，发掘者推测曲贡遗址的性质不是纯粹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是已经进入到早期铜器时代，“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先民，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13]。
曲贡遗址中的铁柄铜镜出土于晚期墓葬M203，曲贡遗址中晚期墓葬的年代据考古报告为距今约2700年[14]，与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铜镞年代相差约一千年，所以铁柄铜镜的来源显然与铜镞的来源有所不同。这将在后文详加讨论。
（二）札达皮央·东嘎墓葬出土金属器[15]
铜剑2件。分别出土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第6号墓及第4号墓。PGM6：4，长三角形，扁茎，脊隆起明显，腊下端较宽呈弧形，锷残，截面呈细长菱形，“山”字形格，格上饰鎏金三角形纹和小圆点纹，首部两侧各有一涡状圆形饰对称分布，上饰倒三角形纹和小圆点纹组成的图案。剑茎扁平呈长方形，中空，前端有一圆形小孔。通长30厘米、腊长20厘米、茎长10厘米（图1：3）。PGM4：1，呈三角形，扁平，无脊。残长5.5厘米、宽1.5厘米（图1：4）。
图1 出土遗物
1.铁柄铜镜（M203 : 2） 2.铜镞（H12 : 33） 3、4.铜剑（PGM6 : 4、PGM4 : 1） 5.铁件（PGM1 : 1） 6.铜片饰（PGM5 : 3） 7.铜环饰（PSM6 : 1、2） 8.铜花形泡饰（M2） 9.铜双圆形泡饰（PGM5 : 5）（1、2.拉萨曲贡，3～9.札达皮央·东嘎）
铜片饰1件（PGM5：3）。出土于皮央格林塘第5号墓。片饰中间略宽，逐渐向两端收缩，末端为圆形，一端残，形体扁平，截面呈细长梭形。长22厘米、宽2.5厘米（图1：6）。
铜环饰1对（PSM6：1、2）。出土于皮央萨松塘墓第5号墓。内径2厘米、截面直径0.2厘米（图1：7）。
铜双圆形泡饰8件。出土于皮央格林塘墓第5号墓，形制、大小相同。PGM5：5，由两个圆形泡相连而成，泡中央隆起。长2厘米、直径1厘米、厚0.1～0.3厘米（图1：9）。
铜花形泡饰1件（M2）。出土于皮央格林塘墓第2号墓。圆形，中央隆起，外周呈花瓣状，截面呈弧形。直径1.05厘米、厚0.05厘米（图1：8）。
铁件1件（PGM1：1）。出自于皮央格林塘墓第1号墓。残损，形制不明，原简报将其定名为铁剑。前宽后窄，带有柄部，柄部底面呈方形。残长24厘米、最宽约3厘米（图1：5）。
皮央格林塘墓第4号墓出土铜剑（PGM6：4），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剑柄两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内有同心圆纹线条，剑茎的格与剑首部位均饰有用连珠纹连缀而成的三角形纹饰，表面似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连珠纹，类似的铜剑曾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青铜文化中均有发现[16]，尤其与云南剑川鳌凤山[17]、滇西洱海地区的永胜金官区龙潭[18]、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19]、云南陆良师古湾[20]、四川省盐源地区等处墓葬所出的铜剑[21]，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都十分相似，表明其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22]，年代应大体相近（图2）。参照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类似“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时代（图3），可将格林塘墓地中出土的这件青铜剑的年代大体确定为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这样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墓地中出土的其他金属器的年代也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的推论。
图2 出土铜双圆饼剑
1.西藏皮央 2.云南德钦纳古 3.云南宁蒗大兴4.云南剑川鳌凤山 5.四川盐源干海 6.云南永胜 7.河北怀来北辛堡 8.河北隆化骆驼梁
图3 铜双环短柄剑
1～3、5、6.内蒙古毛庆沟出土 4.鄂尔多斯采集
（三）札达格布赛鲁墓地采集铜器[23]
铜器2件。铜环1件（ZG采：48）。横截面略呈椭圆形。环身有三周刻痕。外径6.5厘米、内径5.9厘米（图4：1）。铜泡1件（ZG采：49）。半球形，内有缀孔。直径1.5厘米、厚0.1厘米（图4：2）。
从格布赛鲁墓地所采集的陶器残片修复后的器型上看，类似于相距其约20公里的格林塘墓地和萨松塘墓地，参考后两处墓地的14C测年数据，可将格布赛鲁墓地的时代大体推定在距今2500～2000年[24]，墓地所采集到的铜泡的年代应当与之相近。
（四）浪卡子查加沟墓出土金属器[25]
金饰17件。LCM1：7，筒形饰。两端直径稍异的圆筒状，圆筒周身饰一圈凸圆点纹，直径稍大的一端折口处有两个穿孔，两端均有宽0.3厘米的外折口。长7.3厘米、直径1.3～2厘米（图5：1）。LCM1：6，圆形盔饰，中心有两个穿孔。边缘上饰有两个凸圆点纹与四个丁字形凸圆点纹构成的图案。直径10.5厘米、厚0.06厘米（图5：2）。LCM1：8、9，耳饰。模具铸造，略椭圆形，有椭圆形的挂钩，其下坠饰的周边饰刻画纹，中饰圆点纹，背面无纹。长3.8厘米、宽2.2厘米、厚0.2厘米（图5：3、4）。LCM1：10，戒指。用一根金丝由中心向外螺旋盘绕成圆形，戒指用金片制成之后与戒面相接。直径2.2厘米、直径1.9厘米（图5：7）。LCM1：5、10，马形牌饰。模具铸造，大小形制相同。长4.4～4.7厘米、宽2.3～2.4厘米、厚0.1厘米（图5：5、6）。
铜饰47件。较完整者5件。主要为各种形式的扣饰、饰片等，多系马具饰件，做工较精致。
图4 札达格布赛鲁墓地采集铜器
1.环（ZG采 : 48） 2.泡（ZG采 : 49）
图5 浪卡子查加沟墓出土金器
1.筒形饰（LCM1 : 7） 2.圆形盔饰（LCM1 : 6） 3、4.耳饰（LCM1 : 8、9） 5、6.马形牌饰（LCM1 : 5、10）7.戒指（LCM1 : 10）
图6 浪卡子查加沟古墓出土铜器
1、2.三菱形饰件（LCM1 : 18、19） 3、4.三角形带扣（LCM1 : 21、22）5、6.十字形带扣（LCM1 : 20）
三菱形饰2件。LCM1：18、19，形制基本相同，上饰乳丁纹，中有圆孔。长3～6厘米、厚0.1～0.3厘米（图6：1、2）。
三角形带扣2件。LCM1：21、22，形制大小略有不同，上各有四个小孔，整体形状如同三角形（图6：3、4）。
十字形带扣1件（LCM1：20）。由铜扣件和铁带件用铆钉铆成（图6：5、6）。
铁器可辨器型有刀、剑、镞等。其中镞锥形，与常见的三角形有别，但由于材料过分残破，发掘者未予报道。
查加沟古墓出土的金属器当中，以各种金饰片最具特色。其中马形牌饰造型风格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某些动物纹饰特征较为相似，结合北方地区草原文化中出土的同类器形加以比较，推测古墓的年代在距今约2000年。
（五）贡觉香贝石棺墓出土铜器[26]
铜刀2件。M4，小刀。柄部及尾部为红铜，端部为青铜，中间有焊接的缝隙，双面刃，中间起脊，刃部至今仍然较锋利。短扁柄，出土时柄部有朽木痕迹，应为木柄朽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长6.4厘米、刃长4.7厘米、刃宽1.5厘米（图7：1）。M5，刻刀。圆弧形，刃在端部，尾部较窄。长4.5厘米、刃宽1厘米、尾宽0.5厘米（图7：2）。
香贝石棺葬与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的理县、茂汶、汶川等地以及西藏的芒康、昌都等地发现的“石棺葬文化”[27]在墓葬形制、出土陶器等方面具有相同特点，大体上应为同一时代的遗物。参照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流行的年代，大体可将香贝石棺葬的年代定为战国秦汉时期。
图7 贡觉石棺墓出土遗物
1、2.铜刀（M4、M5） 3.铜耳坠 4.铁刀（86GXM1 : 3）
（六）贡觉城北石棺墓出土金属器[28]
铜耳坠2件。出土于死者头骨两侧，双环三坠，环与环之间使用了焊接技术。通长2.1厘米、环径2厘米（图7：3）。
铁刀1件（86GXM1：3）。出土时置于墓主人右侧，单刃，原有木柄与木刀鞘，出土时仅余残痕。长14.8厘米、柄长3.9厘米、背厚0.6厘米（图7：4）。
贡觉城北石棺葬与香贝石棺葬不仅在墓葬形制上相似，墓中所出的铜刀在形制和装柄方式上都基本相同，推测年代大体与香贝石棺葬相近，年代应系战国秦汉时期。
图8 昌都热底垄石棺墓出土铜刀（02XCKRM5）
（七）昌都热底垄石棺墓出土铜器[29]
2002年，昌都卡若遗址保护规划项目中，在昌都卡若遗址附近的热底垄，山腰发现的石棺墓群的石棺葬中出土弧背铜刀1件（02XCKRM5），墓地的年代推测为距今约2400年[30]（图8）。
（八）藏北石棺葬出土金属器[31]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曾在藏北地区的安多县、比如、索县、那曲等地发掘出土了一批古代墓葬。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观察，墓葬的年代上下限可能从早期金属时代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时代。其中安多县发现的芒森墓地规模宏大，地表有保存较完好的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四种不同形制的封土，墓葬形制采用了石棺，但年代应当属于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6世纪至9世纪末期。但比如和那曲境内发现的几处石棺葬墓地中，石棺没有明显的地面封土，墓葬形制简单，结合出土遗物分析，其年代应早于安多芒森墓地，可能早到本文所界定的早期金属时代。如比如蓬盼石棺墓，墓葬距地表深约3米，地表没有遗留封土遗迹，石棺长0.6～0.7米、宽和高均0.5米，出土有铜矛、铜箭、陶器、马骨架等。石棺墓葬与香贝、昌都等地发现的石棺葬形制相似，年代可能相近，最晚不会晚于唐代以前。
图9 藏北采集铜器
1.马具头套 2.短剑
（九）藏北采集的铜马具与铜刀[32]
200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温森特·别列匝（John Vincent Bellezza）在藏北采集到一套较为完整的马具头套，有大小不一的各种配件35件，其中马衔、马镳为红铜，余为铜制作（图9：1）。与马具同时采集到的还有红铜短剑1件。虽然采集地点不明，但研究者认为，“从其特征上基本能确认为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作品”（图9：2）。
（十）日土阿垄沟墓地出土金属器[33]
日土县阿垄沟阿不拉热山沟谷发现的阿垄沟墓地中，据披露曾出土过陶器、铁钩、珠饰等，其中铁钩属于本文讨论的早期金属器范畴，墓地年代推测“可能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存，约公元6至7世纪”[34]。
（十一）噶尔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金属器[35]
该墓地最早发现于2006年，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墓葬以大石块砌成方形墓圹，内置方形箱式彩绘木棺，人骨保存基本完好，但葬式已不可考，随葬遗物包括“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以及大量素面丝绸残片、马蹄形木梳，除了出土有长方形木案、木盏以及陶双耳高领罐、陶高足杯等木器和陶器，还出土了一批金器、铜容器和铁器，种类有黄金制作的小型面具、铜釜、铜钵、铜环柄杯、木柄铜箕、镀金银片、铁矛、铁镞以及其他铁器残片等。该墓地目前公布有三个14C年代，即“王侯”锦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1747年±23年；木炭标本测定为距今1653年±22年；茶叶碳化标本测定为距今2186年±26年[36]。此外，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铭文禽兽纹锦为墓葬的年代提供了可供参照比较的断代标准，与之相似纹饰和铭文的丝绸曾发现于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年代为3—4世纪和公元455年。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故如甲木墓地的年代为汉晋之际的3世纪[37]。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技术史研究室王颖琛等对该墓地出土金属器中的6件铜器和2件铁器做了金相组织显微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分析等测定工作，其结果表明，六件铜器中包括红铜和高锡青铜两类，均采用热锻加工后淬火而成，铜含锡量约20%，2件铁器是锻打成型，为亚共析钢，含有较多夹杂物[38]。
（十二）札达托林镇托林村曲踏墓地
墓葬2座。洞室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或方形，内置长方形箱式木棺。其中M1内有随葬金箔面具（图10）、铜短剑、铁镞等及陶器和大量动物骨骼。M2位于M1西约70米，随葬器物除有长方形木案、桃形木盒、带流陶罐、陶罐、纺织品、方形带钮石盒以及大量动物骨骼之外，未见金属器。根据两墓出土器物的情况，发掘者推测M1的墓主性别可能为男性，M2则可能为女性[39]。曲踏墓地的出土器物与故如甲木墓地相似，二者的年代也应大致相同，下限不超过5—6世纪。
图10 札达曲踏墓地出土的金箔面具（M1）
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述出土的考古材料，可以初步勾勒出西藏早期金属器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在冶金工艺特征上，这批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使用的原料有红铜、青铜、铁、黄金等种类。红铜是未经人工羼杂的自然铜，也称为纯铜，呈红褐色，质较软，不适于制作大型器物，只能用作小工具和装饰品之类，是人类在早期所发现和使用的铜料。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显然也经历过同样的发展阶段，有过一个使用红铜或红铜与青铜并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西藏高原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铁器出现的时代，红铜器仍曾与之共存。
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早期，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藏族先民已经开始步入青铜时代。发掘者注意到，从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铜镞形态看，时代较早，应是仿自扁平的骨镞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相似，表明铜镞为本地铸造，不是远方的舶来品。青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将铜、锡、铅配合起来熔铸而成的。根据铜镞所做的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成分，铜镞系由铜锡合金所制，其中铜的含量（平均值）为83.67%，锡的含量（平均值）为12.51%，金相观察显示其金相组织为α固溶体枝晶偏析及少量的（α+δ）共析体，是铸造锡金属的组织，表明铜镞是铜锡合金铸造而成的，铜锡原料当是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40]。根据这些数据可以推断，铜镞的合金配比合理，是较标准的锡青铜，而且成形方法是铸造，不是冷锻，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冶金技术。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冶铸的历史，可能会早于这枚铜镞。换言之，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器最早的制作而言，年代要早于曲贡人的时代。此外，因为铜镞为消耗品，以铜来铸造镞兵器，不仅表明铜镞用铜量有所保证，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也有了一定的规模[41]。
距今2500～2000年，约相当于中原战国秦汉之际，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铁器可能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西藏高原，铁与铜合体而成的器物开始流行，表明人们同时对铜和铁这两种金属都有了一定的认识，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铁柄铜镜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对这枚铜镜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的结果显示，铜镜的成分为铜锡二元合金，锡含量低于29%，是用高锡青铜制成的。铜镜上的铁柄经X光透视检测，在铁柄的中部及端部各套有一个铁环，这两个铁环均是锻接在铁柄上的；铜镜与铁柄之间的结合是将铁柄插入铜镜中由铆钉固定，事先通过加热铜镜后再装插入铁柄。铜镜背面的花纹经扫描电镜二次电子成像，可以看出这些点状花纹是由不规则的小凹坑组成，显然是在铜镜制成之后，再用手工方法凿刻而成[42]。在一件铜镜之上采用了铸造、锻接、铆接、凿刻等多种工艺，足见当时人们对于金属加工工艺的熟悉程度。当然，由于这件铜镜具有明显的中亚带柄铜镜的风格，同时又显示出与新疆、四川、云南等地青铜文化的诸多相似因素[43]，对于它的来源、传入途径等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有待于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即便认定它不是西藏本地的产物，这种利用不同质地的金属制作复合型器物的做法，也一定会对当时人们使用和制作同类质材的金属器物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札达皮央格林塘墓地、噶尔故如甲木墓地、浪卡子查加沟墓地中均出土有铁器，表明早期铁器在西藏的分布地域已经十分广阔，藏西高原和藏南谷地的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或者使用铁器制作兵器或装饰品。铁兵器中具有消耗性的铁镞的大量发现，证明当时铁的产量也达到了一定水平。
青铜器的冶炼铸造及铁器的传入，是技术进步对西藏早期金属文化所产生的十分巨大的影响，虽然还没有发现用金属制作的农具或生产工具，但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冶金术在西藏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上述发现显示，在拉萨河谷边缘地带的藏东、藏西、藏北等地区均发现红铜与青铜并存的现象，有些器物甚至使用这两种原料焊接而成，如藏东昌都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小刀系用红铜与青铜焊接而成，藏北采集到用红铜制作的马具和短剑，藏西故如甲木墓葬中也是红铜与高锡青铜共存，均采用锻造工艺成型而非铸造，表明人们对铜料的认识与利用尚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其次，西藏早期金属器所反映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出土器物中出现了黄金制品。和欧亚草原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黄金作为一种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似乎已经在这个时期被藏族先民们广泛利用。从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象泉河地区，到西藏中南部的浪卡子牧区，都出土了一些用黄金铸造或捶拓而成的高级奢侈品，如黄金面具（金覆面）、黄金首饰、装饰品、马形动物牌饰等。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虽然不算十分精良，但却已经尽显奢华之风气。西藏早期黄金制品的出土，证实了古代文献记载西藏高原古代诸部落对黄金这种贵重金属的重视与利用，这在后文中再加详论。
再次，与藏族民间传世的所谓“Ton Ti”相比较，考古发现的这批早期金属器宗教色彩并不浓厚，很少见到杜齐所收集到的“具有神圣象征”或“某些特殊含义”的护身符、宗教信物、图腾或者氏族徽记一类的器物，而多为具有实用性的兵器（如剑、镞、刀、矛）、马具（包括马衔、马镳及可能用作马饰的铜泡、铜饰件等）、装饰品及生活用具（如铜镜、铜环饰、青铜釜、铜钵、青铜环柄杯、木柄青铜箕、金扣饰、金饰片等），更真实地反映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面貌与特征。
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
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发现，再次证明西藏高原并非是一个文化“孤岛”，与周边地区的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藏周边地区如甘肃、青海、新疆以及黄河中游的豫西地区等地都有年代较早的铜器发现[44]。如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前2650年）中，曾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一件铜刀和数块冶炼残留的铜块[45]。半山—马厂文化（公元前2650—前2000年）当中，曾先后在永登连城蒋家坪遗址发现铜刀一件，仅残留前半段；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酒泉丰乐照壁滩、高苜蓿地两地发现铜锥、冶炼铜块各一件[46]。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800年）的冶铜业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铜器出土数量大增，据初步统计目前发现的铜器已超过130件，种类包括斧、镜、刀、矛、锥、牌、钻、泡、镯、指环和骨柄铜刀等小件器物[47]。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前1550年）迄今为止在已发现的考古遗址当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铜器，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斧、刀、锥、耳环、镞、指环、手镯、扣、泡、牌饰、连珠饰、权杖头等，还发现有少量的金银装饰品[48]。上述发现中，马家窑文化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铜刀是年代最早的，系铸造而成，经检测，为含锡量6%～10%的锡青铜，出土铜刀的F20的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369—前3098年[49]，因此这件铜刀也是目前国内所知年代最早的锡青铜制品。
与西藏相邻的新疆地区也是大量出土早期铜器的地区之一。龚国强曾将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分为四期。第一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此期为红铜期，属新石器时代，铜器系简单加工（锻打）而成，主要是一些器型细小的红铜器开始出现，目前只发现于帕米尔高原东麓，如疏附乌帕尔苏勒塘巴俄遗址采集的铜珠、细铜棒、小铜块，阿克塔拉遗址采集的小铜刀、残铜块等。第二期，公元前2000—前1000年，相当于中原夏商至西周初期，是新疆出土青铜器的初始期。出土青铜器的墓葬和遗址分布在哈密盆地、天山北麓东段、罗布泊地区以及吐鲁番哈拉和卓、阿克苏哈拉玉衮遗址、阿勒泰克尔木齐遗址等地，出土器型丰富，有镞、刀、针、锥、纺轮、耳环、管、珠、扣、镜、耳环、圆形饰、筒状饰等。第三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此期相当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为青铜器的发展期，同时还出土了较多铁器。铜器主要分布在哈密盆地、和静轮台地区，器型可分为工具、兵器、装饰品和马具等。第四期，从公元前500—公元纪年开始，约为战国至西汉末期，是新疆铜器的繁荣期，不仅数量和种类有所增加，而且地域分布范围也比前期扩大，主要发现在天山北麓南段、伊犁河谷地、塔额盆地、天山中部山谷、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缘和西北缘等地，器物除前期出现的工具、兵器、装饰品和马具等，还出土一些具有“塞种”风格的青铜器，如对虎环、承兽方座方盘、兽足方盘、三足铜釜、尖帽武士像等[50]。
如果本文对西藏曲贡遗址出土铜镞的年代、产地等问题的认识无误的话，可以看到，西藏早期铜器出现的年代与周边地区差距并不十分遥远，而且在发展水平上也并不十分落后。虽然目前由于西藏的出土材料太少，还难以做更详细的分析比较，但可以初步认识到，西藏早期铜器和周边地区一样，或许也曾经历过一个使用天然红铜，再进步到冶炼青铜——尤其是锡青铜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铜器的种类也是从小件的刀、泡饰、环饰等器物发展到器型相对较为复杂的铜容器、铜镜、马具等种类。不过，新疆地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时已受到从西北方向进入到新疆的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也是以使用高质量的锡青铜为突出特征，而锡青铜的普遍使用同样是新疆东部青铜时代冶金发展的重要特征。与之同时，近年来在新疆东部还发现了砷铜[51]，而砷铜在世界冶金史上的地位甚为特殊，它是最早被人类创造并使用的一种铜合金。早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初已经出现在西亚，随后得到广泛的使用，到公元前二千纪前半期，欧亚草原中部的乌拉尔山一带已经形成砷铜生产和使用的中心，并有砷铜向东传播扩散的迹象，所以这个背景对于砷铜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的早期发现是很有研究意义的[52]。西藏目前尚未发现砷铜的遗迹，而且在出土器物上也看不出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所以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西藏的早期铜器与甘青地区的联系似乎要更为密切一些。当然，现阶段要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随着西藏早期铜器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才会有把握对西藏早期铜器的起源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说明。
西藏出土的早期金属器当中，有一些器形可以较为明显地观察到它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这里主要有三个重要的例证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第一是曲贡遗址晚期石丘墓中出土的一面铁柄铜镜，第二是札达皮央·东嘎墓地中出土的一柄双圆饼首铜短剑，第三是浪卡子查加沟古墓、阿里曲踏墓中出土的一批黄金制品。
曲贡遗址发掘出土的铁柄铜镜（M203：2），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53]。铁柄铜镜由于其形制独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面铜镜与中国传统早期无柄铜镜系统极为不同，而与中亚甚至南亚的带柄镜系统有相似之处，并对它出现在西藏高原的来源、装饰艺术风格、传播途径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54]。实际上，这类带柄铜镜在西藏的发现并非孤例。1982年，德国学者即公布了一面据说1950年代出自西藏，现为一名德国私人收藏家收藏的带柄镜[55]，1990年容格等人在德国《比较考古研究院杂志》上发表了这面铜镜的资料并做了讨论[56]。在这篇论文的标题注释里，容格等人还提及在法国某位私人收藏家手中的另外一面出自西藏的带柄铜镜。1994年法国著名藏学家察耶特（Anne Chayet）出版了《西藏考古与艺术》一书，其中发表了一张据称出自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带柄铜镜的照片[57]。这面铜镜或许就是容格文章中提到的出自西藏南部，收藏于法国私人收藏家之手的“另一面类似的铜镜”。综合目前资料，在西藏拉萨河谷一带至少出土过三面类似的带柄铜镜。而据容格等人的口述，西藏一些佛教寺院也收藏有这类遗物，其具体数量与分布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调查。除拉萨河谷之外，吕红亮还注意到在拉达克地区也曾经出土过类似的早期带柄铜镜[58]。由此可见，带柄铜镜可能是西藏古代曾经相当流行的器物之一。
关于拉萨曲贡带柄铜镜的年代问题，分歧意见不大，一般均倾向于将其定在战国至汉之间，主要的争议则集中在对其艺术风格和来源影响等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学术观点，一是来源于南亚（印度）说，如赵惠民根据与印度青铜时代出土铜镜的比较，提出曲贡带柄镜与南亚北部带柄镜之间的关系[59]；二是源于中亚说，如笔者曾根据中亚草原文化中出土的带柄镜以及在中国新疆、四川、云南等地带柄镜的发现情况，提出了一条从中亚、新疆至西藏，然后东渐入横断山区的带柄铜镜的传播路线[60]；三是源于本地并受汉镜影响说，如仝涛通过对曲贡带柄铜镜镜背纹饰与滇文化青铜纹饰中常见的勾连纹、变形勾连纹、涡云纹、束辫纹、鸟纹等的相似性以及滇文化中也曾发现过带柄镜、盛行铜铁复合制品等因素分析认为，在西藏拉萨河谷发现的这几面带柄铜镜均“携带有汉式镜因素”，同时又具有滇文化的因素，“可以作为藏式带柄镜背装饰吸收滇文化影响的佐证”[61]。
除上述主要观点之外，吕红亮则综合各家之说，提出颇有新意的观点：“虽然西藏的带柄镜镜面与汉式镜的构造又有着某些相似性，但凸沿、中凸特征并非是汉式镜的独有特征，且汉式镜在战国时代滥觞，已经向外部输出，在塔加尔文化晚期（BC400），已经见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稍后更常见于匈奴文化墓葬中[62]，但这些输出汉镜中，都基本以其完全形态，少见以毛坯或者改制后形态出现，……赵惠民曾提出曲贡的带柄镜可能受到印度北部同类产品的影响，但其所举几例印度出土的带柄镜的形制[63]仍然属于中亚早期素面带柄镜的系统，在镜体的形制上与西藏的带柄铜镜差异较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可以基本排除西藏发现的这几面带柄镜属于西藏本地制作的可能性；第二，赞同其与欧亚草原带柄镜同属一个大的系统的观点，但其装柄的方式、镜背的装饰风格又要复杂得多，主张“西藏的带柄铜镜可能并非自西藏北部的新疆直接输入，而很可能自中亚南部或印度北部一带经西藏西部传入。其年代不会早于西汉。更有可能，西来的带柄镜原物经过了西藏本土艺术家的改造，使得镜背装饰显得极为复杂”[64]。
在目前有关西藏早期铜镜的地下出土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上述讨论不大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但即使分析现有的几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拉萨曲贡出土的这面带柄铜镜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的同类器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很可能吸收了各地青铜器制作与装饰的不同特点，其传入西藏高原的途径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些因素已经充分体现出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等鲜明的特征。
另一个例证是西藏阿里皮央格林塘M6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铜短剑（PGM6：7），剑柄剑茎之间的格与剑首部位均饰有用连珠纹连缀而成的三角形纹样，表面似原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饰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连珠纹，剑柄的两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内有同心圆纹线。柄短剑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65]。其柄端饰以对称的环状饰物的做法，见于北方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柄首上的环状圆形对称纹样可能源于某种简化了的动物母题纹饰，和草原地带的触角式青铜短剑有着相似之处[66]。只是在北方草原地带考古出土的双环首铜短剑的环部多为中空，未见实心饼状者。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格林塘M6几乎完全类似的铜短剑则见于中国西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几处墓葬中，如云南剑川鳌凤山[67]、滇西洱海地区的永胜金官区龙潭[68]、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69]、云南陆良师古湾[70]、四川盐源地区等青铜时代墓葬[71]。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四川盐源地区的此类青铜短剑的柄部装饰与西藏皮央格林塘墓地所出的青铜剑几乎完全相同，尤其剑格部位以凸点构成的三角装饰纹样，和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短剑形同孪生。吕红亮据此认为：“目前大致可以确定，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可能属于中国西南山地金沙江流域西渐而来，属于远程的交换物。类似的青铜短剑在西喜马拉雅的其他同时期考古遗址中至今未见，皮央·东嘎应该属于这类青铜短剑分布的西界。[72]”
吕红亮还进一步提示：“在青铜短剑之外，还不能忽略西藏西部几处墓地采集或出土的铜泡饰。这类铜泡饰同样也体现出某些北方草原因素在这一地区的渗透。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铜泡饰9件，在格布赛路墓地采集1件。这些铜泡饰分两个类型，一种为两个圆形铜泡相连而成，泡面中间隆起；一种为单泡。这类泡饰一般认为是服饰器，具有较强的北方草原文化色彩，自青铜时代开始（目前最早的材料见于新疆天山北路墓地[73]）以至早期铁器时代在墓葬随葬品中颇为常见[74]。春秋战国时代藏东川西的石棺墓中也有发现，如炉霍卡莎湖石棺墓中出土此类双联泡饰3件，而单凸泡饰有53件之多[75]，甘孜吉里龙出土单泡饰2件[76]，云南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M2出土2件[7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甘孜一带调查收集铜泡饰39件，部分泡面有连珠纹[78]。可见这类泡饰在藏东高原分布广泛。另外，皮央萨松塘和格布赛路墓地出土的铜环饰也是藏东以及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的常见之物，可能为指环或手镯饰。[79]”他的这个观察是符合事实的，也具有启发意义，加强了我们对藏西与西南山地间文化联系的认识。
上述事例再次有力地证明，早在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藏地极西，与藏东横断山脉和四川西北、滇西北高原存在着某种交流渠道。从某种程度上为笔者所提出的在西藏雅鲁藏布江谷地与横断山脉谷地之间，从史前时代很可能已经开拓出文化交流与传播路线的假说提供了更多的考古学证据[80]。
西藏浪卡子古墓、阿里曲踏墓地发现的可能属于早期金属器时代的一批黄金制品，也是我们观察西藏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与交流的极佳例证。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金银制品具有某种特殊的兴趣，他们常常将其作为服饰、体饰和马具的各种装饰品，与中原地区定居的农业居民将其主要使用在生活用具和建筑装饰上的风习有所不同。西藏高原的周边地区，曾经在不同时期的古代墓葬中出土过与之在形制特点、工艺水平都大体相当的一些黄金制品，可供参照比较[81]。
与西藏地区相邻近的新疆地区是出土小件黄金饰品较多的区域之一，在察吾呼沟口墓地发现一批黄金制品，主要是装饰品，种类包括金耳坠、金箔片、环形饰件、帽饰、卷饰、泡等[82]。
此外，在新疆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墓葬中，出土金马饰和金鹰鹿饰，均采用捶揲法制成：马整体略呈圆形，前腿呈奔驰状，后蹄高扬；鹰鹿饰为一立鹿背上站立一鹰[83]。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约公元前5世纪的古墓中曾发掘出土过金虎纹圆形饰、对虎纹金饰条带、虎形金牌饰、兽面金饰、六角形金花饰、菱形金花饰以及各种圆形、柳叶形、矩形、树叶形的小金片、小金钉和小金环等。这些饰件都采用金片捶揲而成，图案具有高浮雕效果[84]。新疆昭苏夏台公元1世纪的墓地中还出土过一件嵌宝石的金戒指。戒指周围焊饰金珠组成的三角和弧圈纹，同时还出土有金耳环以及菱形、方形、圆形的小金片[85]。另在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中出土过公元前6世纪至1世纪的各种金银器[86]。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这些黄金制品，从时代上看，上限可至公元前8世纪，下限可延续到汉代（约1世纪），是中国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一批黄金制品。对制作和使用这些黄金制品的民族，过去曾有不同的意见，如阿拉沟出土的金银饰件曾被认为可能为“塞种”人或姑师人的遗物[87]，也有意见认为其属于匈奴系统的金银制品[88]。齐东方先生认为：“这批最早的金器都是较小的饰件，工匠以高度的智慧成功地在不同形状内新颖、生动地表现了虎、狮、鹿、鹰等动物题材，在整体文化风格上，属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系统。金器制作中高超的捶揲艺术，在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还十分罕见。[89]”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早期黄金制品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区域。在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的伊昭克盟桃红巴拉墓地中出土过金丝环[90]，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和杭锦旗阿鲁柴登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动物咬斗纹金牌饰、金项圈、金耳坠、金指套、双兽纹金饰片、卧鹿纹金饰片、卧马纹金饰片、双马纹金饰片、卧状怪兽纹金饰片、三兽咬斗纹金饰片、双兽咬斗纹金饰片、长条形蛇纹金饰片、鸟形金饰片、涡纹金饰片、金泡饰、冠形饰、虎形饰片、羊形饰片、兽头形饰片、圆扣饰、串珠、耳坠等大批黄金制品，其中仅阿鲁柴登墓地出土的金制品200余件，重约4000克[91]。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批墓葬可能属于古代匈奴人的墓葬，这批黄金制品也属于古代匈奴人的遗物。齐东方先生明确指出上述新疆、内蒙古战国及稍早时的大量金银饰件，当“主要属于匈奴文化系统”[92]。
中国北方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畔至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部，从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鲜卑人取代了匈奴人的地位，从最初兴起时的大兴安岭一带不断南迁，在这里也留下了大量遗物。其中，金银器是当中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齐东方先生将这批金银器统称为“鲜卑系统的金银器”，并进一步划分为“拓跋鲜卑金银器”与“慕容鲜卑金银器”两大类别[93]。拓跋鲜卑氏金银器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若尔、乌兰察布旗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等处墓葬当中[94]，形制多为动物纹样的牌饰以及各种首饰，常见的动物纹样有龙、羊、马、牛、鹿和怪兽等。慕容鲜卑氏金银器主要发现于北方辽西地区，有金丝钮环带叶耳饰、环形耳饰、步摇饰、牌饰、泡饰、指环等，其中的金步摇饰形制多样，在基座上分出枝条，在枝上挂缀可活动的金叶，具有相当鲜明的文化特征。
将西藏高原发现的黄金制品与上述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遗物相比较，可以观察到许多相同的因素。第一，捶揲金片这一工艺与北方草原所广为流行的黄金制品工艺传统，同样流行于西藏高原。第二，流行动物纹样，装饰题材中的马形牌饰与北方草原民族常见的题材相似。第三，在某些饰物的制作工艺、造型上具有相同的特点，如属于匈奴系统的阿鲁柴登墓葬中出土的长方形金牌饰系铸造而成，这类采用铸造工艺形成的黄金饰物在匈奴系统的金器中很少发现，但西藏浪卡子查加沟墓地发现的这批金器中，有5件马形牌饰都是用模具铸造而成。同属于匈奴系统的西沟畔第2号墓中出土的金耳环是用稍粗的金丝环绕，下方悬挂的坠饰也是用很细的金丝叠绕二十多圈形成。采用这种金丝叠绕工艺制作饰物的传统，看来曾广泛流行于北方草原地带。在北方拓跋鲜卑系统的三道湾墓葬中出土的金耳饰也为金丝盘结而成，制作细致。扎赉若尔出土的铜耳环的形状和制法都和它十分接近。此外，前述新疆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M268中出土的一件银耳坠（M268：2），是采用单丝叠绕的工艺制作。西藏高原发现的金器中有戒指8件，戒面均采用金丝向外盘结叠绕而成，其工艺手法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反映出相同的文化与技术传统。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推定西藏考古出土的这批黄金制品的年代，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的时代应当是在大体相同的年代范围以内，如将其大致比定为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汉、晋时期，当无大误。浪卡子查加沟墓葬的发掘者推测该墓的时代“可能早至距今2000年前后，似属于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的遗存”[95]。这个推测应当说是基本准确的。
此外，这批黄金制品的出土，还印证了文献所载青藏高原古代各部族“以黄金为贵”的传统习俗。汉文文献史料记载，青藏高原古代各族对黄金制品的使用十分普遍。如《册府元龟》卷九六一所载“附国”条云：
附国在党项西南数千里，……死后十年而火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辄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
卷九七一又载“白兰国”条云：
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幕贺川，以肉酪为粮，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
卷九六〇又载“东女国”条云：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在雅州西北。……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袗，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文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珰，足履索鞻。……其居丧，服饰不改。……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纳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
卷九六〇又载“太平国”条云：
太平国在于阗国南，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与吐蕃同。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其酋豪死，抉出其脑，实以珠玉，割其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
虽然文献的成书年代已晚至中古时期，所记载的风俗也并未直接言及吐蕃本土，但由此可知这些曾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古代部落贵族、首领生前以黄金为饰，死后以黄金饰物随葬的风俗曾经风行一时。公元8世纪以后，青藏高原进入统一的吐蕃王朝时期，汉文文献记载吐蕃王朝的黄金制品曾达到过很高的水平。如《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载唐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黄金制作工艺能够达到如此水准，的确非同一般。美国学者谢弗在其所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对吐蕃时期的黄金制作工艺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96]”上述附国、白兰、羊同、东女等高原诸部随着吐蕃的逐渐强大和不断对外扩张，最后也都并入到吐蕃的版图。可想而知，其黄金工艺也必然融入吐蕃的黄金工艺体系当中。在墓葬中以黄金饰品随葬的风习，推测不仅在这些古代部落中流行，在同时期的吐蕃墓葬中大约也是同样流行的。本文所论及的这批西藏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发掘出土物还有力地证明，尽管它们还只是一些小件的器物，与文献记载中吐蕃王朝时代那些珍奇精美的大型黄金工艺品不能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说明过去文献记载吐蕃黄金制品的流行和其精湛的技艺，并非只是一个神奇美丽的传说，而是一个完全可能真实存在的事实。附国、白兰、羊同、东女等青藏高原古代部族早期黄金制品的工艺传统和技艺，成为后来吐蕃王朝黄金工艺的重要源头之一也在情理之中。
在对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中的黄金制品进行观察时，还应当特别关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近年来新发现的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出土的这件黄金面具系用金箔捶揲而成，面具由上部长方形的头冠及下部的人面饰组成，通高13.5厘米。头冠饰上有三组图案，有塔状、两两相对的鸟、麦穗及动物（鹿、羊？）纹饰等。从目前所刊布的照片上观察，这件黄金箔制成的面具原来应是连缀在织物上，在织物腐朽之后，在面具的周边残存有织物的碎片[97]。此外，因棺内尸骨腐朽严重，李林辉根据出土部位判断，这件面具“当时位置应在墓主人胸前”，这个推断可能有误。因为作为随葬冥器之类的这类面具，文献记载将其记载为“冥目”，其用途一般是用于遮掩死者面部使人不得见之，所以只可能使用于死者的面部和头部，不可能放置于胸前。至于发掘时它的位置已经发生了移动，应当是后期因自然力影响的结果。其后，在与曲踏墓地相距仅几十公里的噶尔门士乡故如甲木墓2012年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被称为“微型黄金面具”的同类遗物[98]，再次有力地证明这一习俗在西藏西部地区的流行。
黄金面具也发现在西藏西部周边地区。印度HNB加瓦大学历史学与考古系R. C. Bhatt教授曾指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坡的尼泊尔境内与中国西藏紧相毗邻的马拉日岩洞葬中，除出土有大量保存完整的陶器之外，也曾出土过一件用黄金制作的面具，面具系用厚0.091毫米的金箔捶揲而成，高8厘米、最宽7厘米、前额处变窄4.5厘米，重5.23克，从外形上观察略呈长方形（图11：1）[99]。虽然R.C. Bhatt教授认为“为死者下葬戴面具是马拉日独特的风俗”，但事实上这并非仅见于喜马拉雅山地的孤例。据迈克尔·芬克尔（Michael Finkel）撰文介绍，在与马拉日岩洞葬相邻近的尼泊尔北部穆斯塘地区，考古发现中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黄金面具，采用金箔捶揲而成，形状略呈长方形，面部五官上原涂有彩绘，“五官以高浮雕的形式表现，眼睛的周围镶有红色眼眶，嘴角稍向下，鼻子笔直，还有胡须的痕迹。面具边缘有一圈小孔，说明它很可能是被缝在织料上，然后罩在脸上的。面具上还曾饰有珠子”[100]（图11：2）。由此可见，在与西藏西部相邻的环喜马拉雅山地区，这种以黄金面具作为死者随葬品下葬的风俗流行甚为广泛。虽然目前因未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从而对上述三个地区考古出土的黄金面具的相关细节了解不多，但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它的用途是覆盖在死者的面部，类似于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中经常使用的“覆面”“冥目”之类的特殊葬具。
制作和使用黄金面具在欧亚草原文化地带有着长久的历史和广阔的流行空间。因此，在没有更多考古材料的支持下，还不能对西藏西部及环喜马拉雅山地早期金属器时代所发现的这类葬具的来源做出更多的判断和推测，但如果仅就西藏西部曲踏、卡古如早等处墓地出土遗物的情况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关注这个地区与古代中亚、新疆等地考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前文所引用的汉文文献记载当中，描述位于“于阗国”之南的“太平国”在葬仪中使用这类黄金面具：“其酋豪死，抉出其脑，实以珠玉，割其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所谓“假造金鼻银齿”，大约就是这种习俗的形象化说法，这和西藏西部出土黄金面具的情况正好对应。1997年，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波马墓中曾发掘出土一件镶嵌红宝石的黄金面具，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245.5克，为黄金箔捶揲而成，面孔呈方圆形，眉毛和胡须均用条形金箔焊铆于面具之上，上面再镶嵌数十粒红宝石（图11：3）。发掘者推测其年代下限为6至7世纪，但考虑到金银制品的使用和传承等因素，其中部分器物的年代上限应当较早[101]。发掘者注意到，与之类似的黄金面具还曾发现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Vallee De Tchou, Kirghizie Frounze）地区，在工艺技术上与波苏墓葬所出有相同之处，采用捶揲打制而成，双目镶嵌红宝石，时代为4至5世纪[102]。上述这两例材料与本文讨论的西藏西部出土的黄金面具的年代大体相当，风格也十分相似。此外，还可提及1995年发掘的新疆营盘第15号墓，该墓品级较高，葬具为四足的箱式木棺，死者的头部罩有麻质面具，在面具上墨绘出生动的眉目，上面贴以金箔[103]。这和西藏西部曲踏墓地出土的金箔制成的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11 出土金面具
1.尼泊尔马拉日 2.尼泊尔北部穆斯塘 3.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波马墓
通过观察比较发现，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地区的古墓葬可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如在藏西发现的卡尔普墓地[104]、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等均在墓内置放方形箱式木棺，箱式木棺与新疆尼雅、营盘以及和阗地区古墓葬中出土的箱式木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故如甲木墓地中出土的带有“王侯”文的禽兽纹锦与出土于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的丝绸制品在铭文、纹饰以及装饰风格上十分接近。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中出土的其他遗物如马蹄形木梳、木盏、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显示出与新疆楼兰和于阗等地区汉晋遗址中出土遗物的相似性。由此看来，西藏西部至少从早期金属器时代开始，便与新疆南部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进入汉晋时代之后，这种联系可能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通过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从西藏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在黄金工艺方面，西藏更是早在吐蕃王朝兴盛之前（即所谓前吐蕃时代）便已经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并为后来吐蕃金银器工业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通过考古材料来重新审视西藏早期金属器的产生和“早期金属时代”的基本文化面貌，可以突破过去仅依据文献材料所得出的结论，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附记：本项成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1&ZD121）系列论文之一，并得到四川大学985、211工程建设项目等资助。
2014年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ults of Tibetan archaeology in recent year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arliest metal wares in Tibet could have been made 4000 years before or even earlier.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omplex features of the early metal wares in Tibet: on the one hand, iron could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ibet Plateau at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utensils made of iron and copper started to become popular. On the other, gold products appeared in the early metal wares of Tibet. It is observed from the early metal wares unearthed in Tibet that they had absorbed the various features of the bronze ware manufacture and decor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way by which they were brought into the Tibet Plateau could hav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All of these factors fully reflect the clear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absorbability of the early metal age in Tibet.
注释
[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例如新疆汉代以前的考古学时段，有学者认为可依铁器出现的情况，将这一地区考古学上的金属时代划分为早期（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两大段。参见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3]中国考古学界在研究中采用这一概念的实例还可举出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第1～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4]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5]Tucci,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Artibus Asiae, Vol. 5:2/4, 1935, pp. 105-116. 有关藏民对于这类铜饰件的信仰还可参考N. G. 容格、V. 容格、H. G. 希特尔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1辑）第189～19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6]Tucci,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Artibus Asiae, Voi. 5:2/4, 1935, pp. 105-116；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8]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9]有关西藏本土对铜饰件的信仰还可参考N. G. 容格、V. 容格、H. G. 希特尔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1辑）第188～19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由容格夫妇撰写的“藏民迷信小件青铜器”部分，有详细讨论。
[10]Bussagli, Bronze Objects Collected by Prof. G. Tucci in Tibet: A Short Survey of Religious and Magic Symbolism, Artibus Asiae, Vol. 12: 4, 1949, pp. 331-347.
[1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141页、第208～2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5]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16]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
[1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图二〇：3。
[18]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总19期，图二：上。
[19]张新宁：《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3期，图六：2。
[20]李保伦：《云南曲靖青铜文化初探》，《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第155页，图五：2，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刘泓、唐亮：《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22]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37～44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3]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2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25]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26]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27]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地区吉里古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另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调查资料。
[28]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文博》1992年第6期。
[29]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考古队2002年田野发掘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
[30]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第209页。
[3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藏北石棺葬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32]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第209页，图版2、图版3。
[33]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4]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5]其发现及试掘情况可参见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张春海、郝欣：《阿里考古新发现有望填补象雄文明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7日1版。
[36]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9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37]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90～9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38]《西南地区冶金考古新成果——记四川盆地及中国古代早期冶铁与中国古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7版。
[39]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9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0]孙淑云、梅建军：《曲贡遗址出土铜镞鉴定报告》，《拉萨曲贡》附录五，第25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2]梅建军、韩汝玢：《曲贡遗址M204出土铁柄铜镜的分析鉴定》，《拉萨曲贡》附录六，第252～2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3]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释》，《藏学学刊》（第五辑）第33～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仝涛：《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藏学学刊》（第六辑）第137～14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44]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5]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辑），科学出版社，1984年。
[46]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8]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50]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考古》1997年第9期。
[51]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52]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08页，图145、彩版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宝藏》，朝华出版社，2000年。
[54]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仝涛：《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藏学学刊》（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55]N. G. Ronge, 1982, p. 32. 1988, p. 408, 410. 转引自A. Chayet, Art et Archeologie dtt Tibet, Picard, 1994,p. 59.
[56]N. G. Ronge, V. Ronge, H. G. Huttel, Ein eisenzeitlicher Spiegel aus Tibet, Sonderdunk aus Beitra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aologie, Band 9-10. Mainz am Rhein, Philpp Von Zaben, and pp. 225-242.中译本参见：N. G. 容格、V. 容格、H. G. 希特尔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1辑）第189～19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57]A. Chayet, Art et Archeologie du Tibet, Pieard, 1994, p. 59, Fig. 33.
[58]据吕红亮描述：“1909年弗兰克在印藏边界调查期间，曾于拉达克列城附近发现一处墓葬，弗兰克提到墓葬出土物中有一带柄铜镜的残片，并且认为当时的拉达克仍然可以见到此类器物。该书图版Palte. XXIX-a中处于正上方的一件很像带柄铜镜，但由于照片过于模糊，较难确认。不幸的是，目前这批器物已经佚散。”参见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5辑）第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59]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
[60]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61]仝涛：《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藏学学刊》（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62]E. Loubo-Lesnitchenko, Imported Mirrors in the Minusinsk Basin, Artibus Asiae, Vol. 35: 1/2, 1973, pp. 25-61.
[63]S. Srinivasa and I. Glover, The Archaeometallurgical Implications of New Findings of Traditional Crafts of Making High Tin Delta Bronze Mirrors and Beta Bronze Vessels in Kerala State of South India, Material Issue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V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Vol. 462）. C. C. Lamberg-Karlovsky, Archeology and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in Prehistoric Afghanistan, India, and Pakist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9. 2, 1967, pp. 145-162.
[64]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第5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65]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37～44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66]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这类触角式青铜短剑在玉皇庙文化、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杨郎文化中都颇为常见，但断代都在早期铁器时代，而非青铜时代，且基本未见与皮央·东嘎以及凉山等地所出完全相同者。
[67]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图二〇：3。
[68]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总第19期，图二：上。
[69]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图六：2。
[70]李保伦：《云南曲靖青铜文化初探》，《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第155页，图五：2，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71]刘泓、唐亮：《老龙头墓葬与盐源青铜器》，《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72]吕红亮：《西喜马拉雅早期青铜器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2期。
[73]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图一：18、19。
[74]李海荣：《夏商时期中国北方的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
[7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7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7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稻城县旅游文化局：《2006年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群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78]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79]吕红亮：《西喜马拉雅早期青铜器初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2期。
[80]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第272～2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81]霍巍：《西藏高原早期金器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8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第151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
[83]穆舜英：《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84]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
[8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
[86]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7]穆舜英：《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88]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9]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9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91]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92]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93]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40～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9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95]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96]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5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7]此件金面具的照片参见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9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98]张春海、郝欣：《阿里考古新发现有望填补象雄文明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
[99]此条资料系印度HNB加瓦大学历史学与考古系R. C. Bhatt教授为笔者提供。
[100]迈克尔·芬克尔（Michael Finkel）撰文，刘君译：《尼泊尔天穴探秘》，《华夏地理·西藏阿里专辑》2012年总124期。
[101]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封二，图四：1。
[102]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9期。
[1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十年间》，《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
[104]甲央、王明星：《宝藏》（第1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