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互助县窖藏金银器的年代、族属与银盘曼荼罗图案
略论互助县窖藏金银器的年代、族属与银盘曼荼罗图案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74年，互助土族自治县沙塘川乡五下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件瓷罐，内装有一批金银器。互助县文化馆得到报告后，即派人前往现场，当时瓷罐已打碎埋没，其形不明。征集到的文物计有金钵1件，银钵5件，银耳杯3件，银盘5件，银手镯2件，银饼2件，承童成海同志美意，笔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观察和测绘。现将研究结果分别叙述。
一、器型
1．金钵1件。直口，圜底，口部外缘饰一周突弦纹，阴刻浅弦纹，弦纹之间为锥刺卷云纹，口径8.2厘米、高2.6厘米（图1）。
2．银钵5件，分为两型。
Ⅰ型3件，均直口，圜底，口外缘饰一周突弦纹，器内素面无纹。大小尺寸略有差别，一件口径14.5厘米、高4.7厘米；一件口径10.9厘米、高4厘米；一件口径9.4厘米、高3.8厘米（图2）。
Ⅱ型2件，均直口，圜底，口外缘饰一周突弦纹，器内外均素面无纹，口外弦纹下饰阴刻弦纹和锥刺流云纹。一件口径12.2厘米、高4.7厘米；一件口径10.2厘米、高3.5厘米。
图1 金钵
图2 银钵
图3 银杯
3．银耳杯1件。直口，圆唇，下收作平底。口外缘饰一周弦纹，弦纹以下饰锥刺卷云纹和阴刻一周弦纹。器口一边伸出一耳，耳部做出五瓣流云形，平面上阴刻流畅的卷草花纹，花纹线条之间填以锥刺圆点纹，较密集。器内底部刻有双鱼纹。底部11.8厘米、高3.5厘米（图4）。
4．银杯2件。均直口，下收作平底浅圈足，口外缘饰突弦纹一周，在器口一侧焊有一柄。其中一件素面无纹，圈足残，口径8厘米、高3.2厘米；另一件在口缘弦纹以下阴刻一周弦纹，两道弦纹之间锥刺卷云纹，且圈足完好无损。口径9.3厘米、底径5厘米、高3.5厘米（图3）。
5．银手镯2件，为一弯曲的银条。两端之间不合扰。两端头部为不规则方形，其边缘饰以连珠纹一周，中间各有一凹陷的小孔，孔内镶嵌有绿松石珠。银条捶揲出纵向的五条弦纹，中间一条较突出，其余四条稍浅，在弦纹表面阴刻短而排列整齐的条纹。长9厘米、宽1.5厘米（图5）。
6．银盘5件，分为4型。
Ⅰ型2件，圆唇，平口沿，浅腹，平底。通体素面无纹。尺寸稍有区别，其中一件口径16.9厘米、高1.2厘米；另一件口径15.9厘米、高1.2厘米。
Ⅱ型1件，圆唇，平口沿，浅腹，平底。在盘内底部和口沿处有纹饰。口缘处一周突弦纹，在折腹处阴刻两周弦纹，弦纹间靠近口部施一周锥刺卷云纹。盘底中心刻写生味较浓的莲花荷叶纹饰。口径16.9厘米、高1.1厘米（图6）。
Ⅲ型1件，圆唇，平口沿，浅折腹，平底。在盘内底部和口沿处有纹饰，口沿处一周突弦纹，折腹处阴刻一周弦纹，弦纹之间施一周锥刺卷云纹。盘底阴刻几何味浓厚的八瓣莲花图形，莲花中心为一圆形，在圆形内阴刻写生味较浓的莲花荷叶纹饰，荷花之间填锥刺圆点纹样。口径15.7厘米、高1.1厘米（图7）。
图4 银耳杯
图6 银盘
图5 银手镯
Ⅵ型1件，圆唇，平口沿，浅折腹，下收作平底，在盘内底部和口沿处有纹饰。口沿处一周突弦纹，折腹处一周阴刻弦纹，弦纹之间施一周锥刺圆点纹和由圆点组成的不规则波纹。盘底纹饰为范围较大、几何味浓厚的八瓣莲花图形，莲花中心为一圆形，中间是梵文“阿”字的种子符号，在符号附近填以锥刺圆点纹。八瓣莲花花瓣中均阴刻佛教法器图案，共同特点是在法器下方都是莲花台座。其法器为“八吉祥”，即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一组共8件图形。法器附近亦有密集的锥刺点纹。口径15.4厘米、高1.2厘米（图8）。
7．银饼2件，均为不规则圆形，一件直径4厘米、厚0.3厘米；另一件直径8厘米、厚0.3厘米，用途不详。
图7 银盘
二、年代与族属
图8 银镯
在这批金银器中，以银耳杯底部的双鱼纹最为典型，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同金代的双鱼镜较为相似，因此，有必要与金代的双鱼镜进行对比。金代的双鱼镜主要为圆形、圆钮。主题纹饰为双鱼。一般镜背布满水波纹，在镜钮两侧各有一鲤鱼，同向回泳，首尾相顾，逐浪嬉戏。双鱼鳞鳍清晰，摇头摆尾，造型生动逼真。
双鱼镜中有的铸有纪年铭识。河南南阳市博物馆馆藏两面双鱼镜都有“承安二年镜子局造”铭[1]。可以确知其为金代时铸造。其他如黑龙江、吉林、河北、内蒙古、甘肃等省均有出土[2]。
在中国传统图案艺术中，鱼具有生殖繁衍、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在封建社会，用“鲤鱼跳龙门”来表达祈求升官登仕的做法也十分流行。早在南北朝时就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河津一名龙门……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3]。在汉代铜镜铭文中也有以双鱼图案作为结句的。汉代铜洗上也出现了双鱼纹样。唐代出土的三彩器和金银器中发现有双鱼造型的双鱼壶以及龙首鱼身双鱼图案。例如，1976年辽宁省喀喇沁旗出土的两件鎏金银盘，盘心凸錾双鱼图案；双鱼相向回泳，鳍尾具备，但作龙首，双鱼之间置一火焰宝珠[4]。可见金代大量出现双鱼图是有历史渊源的。
互助所出银耳杯之双鱼，与上述金代双鱼图案相同，在年代上也应接近，此为理由之一。
互助金银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均附有锥刺圆点纹和锥刺卷云纹饰。在江西省乐安县发现的窖藏银器中的双鱼银盘，其边饰亦为锥刺卷云纹，与互助所出者相同，其时代为南宋，与金朝相对应[5]。
据以上两点，我们将互助县五下村出土金银器的年代断为金代。
三、银盘图像考释
互助出土金银器中，银盘图案均带有莲花，其为佛教图案是不言而喻的。金代佛教图像在我省是第一次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必要加以考证。
（一）八吉祥法器
法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又佛之说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辗转传入，犹如车轮。《行宗记·上》说：“法轮者，摧业惑故。”《维摩经佛国品》说：“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智度论八》曰：“佛转法轮，或名法轮，或名梵轮。”同二十五曰：“佛转法轮，如转轮圣王转宝轮。……转轮圣王手转宝轮，空中无碍。佛转法轮，一切世间天及人中无碍无遮。其见宝转者，诸灾恶害皆灭。遇佛法轮，一切邪见疑悔灾害皆悉消灭。王以是轮治四天下，佛以法轮治一切世间天及人。”
法螺，《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梵语商佉，译作珂贝，即螺贝。螺贝之声远闻，以喻佛之说法广被大众。又螺声勇猛，以表大法之雄猛。又吹螺而号令三军，以譬喻说法降魔。《法华经序品》曰：“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嘉祥法华经疏》曰：“螺鼓远闻之义，显大法有广被之能。”以上为显教之法。法螺但譬佛之说法，于佛事吹螺贝，今无行之者，惟密教徒用之。《不空羂索经》十八曰：“若加持螺语高望处大声吹者，四生众生闻螺声灭诸重罪。”
宝瓶，《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宝瓶，佛说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谓。”梵语称军持，尊称佛具法具之瓶器也，也叫华瓶、水瓶。《观无量寿经》曰：“有一宝瓶，盛诸光明。”又密法盛装灌顶誓水之用器。
白盖，《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白盖，佛说偏复三千净一切药之谓。”白盖为密教金刚界之白盖，胎藏界之赤盖，皆以白红之绢为所张之天盖也。饰以宝玉之天盖又称作宝盖，在佛、菩萨高座上悬挂。《维摩经佛国品》曰：“昆昆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精，与五百长者子，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即佛头上以避雨露风尘之盖，原系天人之供养，故云天盖，《礼赞》曰：“天来香盖捧，人去宝衣齐。”
宝伞，《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复众生之谓。”此物为五佛顶尊之第一，《大日经》说其在释迦如来顶上化作轮王形，顶有重髻之尊体，谓之佛顶尊。白伞盖者，佛之净德复一切之义也。黄色持莲花，上有白伞盖，号为异相金刚。《大日经疏》五曰：“如来五顶，第一白伞。”“白伞坚慧风镇定，常复如盖。”《大日经义释》七曰：“如则如来众相之顶，以白净大慈悲遍复法界。”译为白伞盖，与妄染不相应为白，遍复一切为盖，即如来藏心也。
金鱼，《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金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佛经中有阿弥陀佛为人济度人之说。释迦如来修菩萨行时，尝往海中见海中鱼，巨细相吞，自没足于海，大鱼得饱，小鱼得活。此菩萨魂神化为鲸鱼之王，身长数里。时海边饥馑，人民相食，鲸鱼乃寄身海边使肉食取之，以救饥馑之民。又佛念众生，譬之鱼母之念鱼子。《智度论》三十七曰：“以佛念故，而不堕落，譬如鱼子母，念则得生，不念则坏。”
莲花，《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青莲花，从牛粪中生，极香，是文殊所执者。佛以莲花喻妙法称妙法莲花经。《大日经疏》十五曰：“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能悦可众心，今秘藏中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花为最秘密吉祥。一切加持法门之身均坐此华台也。”
盘长，《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有的书上叫作吉祥结。俗称“万字不断”，因它是个卐形，但组织成盘曲的没有开头和结尾的图案。用来表示佛法回环贯彻，求无障碍。
以上是刻在八瓣莲花上的法器，我们谨做简单说明。
（二）“种子”与大日如来
Ⅵ型银盘中心的梵文字母即是种子。所谓种子，就是把佛和菩萨用梵文字母来表示，这个字母是密宗真言（即赞仰佛的咒文）中最重要的一字，认为由此一字可以生出无数功德，犹如植物的种子，因而称作种子。图形中的种子为梵文“阿”（音a）字，代表大日如来佛。
大日如来又称卢舍那如来、毗卢遮那佛，旧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卢舍那佛品》中说：
卢舍那如来，转清静法轮，一切法方便，如来云普复，十万国土中，一切世界海，佛愿力自在，普现转法轮。
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遍明之义，因而也称作大日如来。《大日经疏》曰：“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暗遍明之义也。然世间日则别方兮，若照其外不能及内，明在一边不至一边，又唯在昼光不烛夜，如来智慧日光则不如是，遍一切处作大照明矣。无有内外方所昼夜之别，世间之日不可为喻，但取是少分相似，故加以大名曰摩诃毗卢遮那也。”密宗金刚界与胎藏界（金刚喻如来秘密智慧，胎藏指佛的慈悲。爱育众生，犹如母与胎内之子）都以大日如来为主像。
根据密教传说，密教是由大日如来传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大日如来的内眷属，是诸执金刚的上首，居于金刚法界富，亲蒙大日如来的教敕而结诵传持密乘，成为传授密法的第二祖。释迦灭后八百年，有龙树出世，开南天铁塔而亲向金刚萨埵面受密乘为第三祖。龙传其弟子龙智，为第四祖。再过数百年，龙智七百岁，传付第五祖金刚智。金刚智便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的开元三大士之一。密教认为教法来自大日如来，为密乘第一祖，因此崇拜大日如来。佛教寺庙显宗神殿均以释迦牟尼为中心加以崇拜，而密宗殿则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加以崇拜。
（三）八叶莲花的象征
按密教之说，吾人心脏名肉团心，其形如合莲花，若修瑜伽观而三密相应，则开敷为八叶，于中胎及八叶显现胎藏界之九尊。《大日经疏》十二曰：
此心之处即是凡夫内心。最在于中，是汗栗驮心也。将学观者，亦于此处思莲花之形，所以者何，一切众生此心即是莲花三昧之因，以未能今开敷，故为诸烦恼所缠，所以不能自了其心如宝元相也。是故先当观此心处，作八叶莲花观，今开敷诸萼具足，于此台上思想阿字而在其中。何故须观八叶不多不少耶？此有二义。一者一切凡夫心处虽未能自了，然其上自然而有八瓣，如合莲花形。今但视照此心冷其开敷，即是三味实故。若视此心八叶之华，即得其理相应。此八叶者，四方即是代表四摄。四隅即表如来四智。此花本来无生，即是菩提心，当知一切法门，皆是从心所得也。
由此可知，八叶莲花实为胎藏界曼荼罗之第一院中台也。其中央阿字代表大日，四方之八叶为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之四佛，普贤、文殊、观世音、弥勒之四菩萨，合为九尊，是三密相应之时，吾人肉团心（心脏）开敷之相也。（图9）
什么叫曼荼罗？曼荼罗是梵语Mandala的音译，密宗图像之一，意为圆轮具足、聚集、坛城等，比喻大彻大悟的佛的境地，是将密宗佛、菩萨等尊像集中造出以备修法时供奉。其形式或圆或方，中央画本尊佛，本尊的四方四隅各画一菩萨，是为中院。中院周围画一、二层菩萨或护法像，成为外院。曼荼罗有立体形式，亦可平面雕刻（浮雕）或绘画。创作曼荼罗，要严格遵照本尊经轨中所规定的仪则，如依据《大日经》所绘制的是胎藏界曼荼罗，而依据《金刚顶经》所绘的金刚界曼荼罗，名为“普门曼荼罗”。以药师、弥勒、观世音等一尊主像为中心的曼荼罗，名曰“别尊（一门）曼荼罗”，如居庸关云台的尊胜佛顶曼荼罗。以经典或真言咒（种子）为中心的曼荼罗，名曰“经法曼荼罗”，如法曼荼罗、仁王曼荼罗、种子曼荼罗等。此外，还有以象征诸尊的法器、刀剑、手印等为中心的“三昧耶曼荼罗”。五下银盘中心为种子，应属于经法曼荼罗之类。（图10）
图9 中台八叶院配置图
1．大日如来 2．宝幢如来 3．开敷华王如来 4．无量寿如来 5．天鼓雷音如来 6．普贤菩萨7．文殊菩萨 8．观世音菩萨 9．弥勒菩萨
现存曼荼罗作品，较早的是唐代日本国求法高僧空海（弘法大师）于贞元（785—805年）年间，在长安请供奉丹青李真等人所绘的《胎藏界大曼荼罗》和《金刚界大曼荼罗》。胎藏界曼荼罗，以上方为东，中央为中台八叶院：大日如来居中，周围排列四佛、四菩萨。中台院周围排列四重外院，计有遍智院、莲花部院（观音院）、金刚手院（萨埵院）、持明院（五大明王）、释迦院、地藏院（地藏菩萨）、虚空藏院（虚空藏菩萨）、除盖障院（除盖障菩萨）、文殊院（文殊菩萨）、苏悉地院和外金刚部院，共绘十二院，也有绘十三院者。其中，释迦、文殊、虚空藏院相当于佛部，观音、地藏院相当于莲花部，金刚手、除盖障院相当于金刚部。金刚界曼荼罗又称九会曼荼罗，九会中有七会依据《金刚顶经·金刚界品》，有两会依据该经降三世品。九会曼荼罗以上为西方，以中央成身会为中心，上下左右各分成三等分，共为九会。这九会是：成身会（诸尊大曼荼罗），中央大日如来，四方四佛、十六菩萨，还有八供养菩萨、四摄菩萨、四波罗密菩萨、诸护法天和千佛等。三昧耶会（法物、手印），羯摩会（真言梵字），供养会，四印会（四波罗密），一印会（大日如来），理趣会（金刚萨埵），降三世会（降三世明王），降三世三昧耶会。此外，北京昌平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云台雕刻，西藏萨迦寺、白居寺的曼荼罗壁画，北京、承德、西藏等地的曼荼罗唐卡、雕刻，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曼荼罗壁画等，都十分珍贵。
由于在金银器上的曼荼罗图案以往没有发现过，互助银盘上的曼荼罗图形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佛教法器文物。
图10 胎藏界曼荼罗配置图
四、金银器发现的意义
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于公元12世纪初，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1123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率兵灭辽。1125年金太宗下诏伐宋，1126年围攻宋汴京，1127年4月灭北宋。同年5月，赵构在宋南京（商丘）即皇帝位，重建赵宋王朝；至夏六月，宋廷才顾及陕西事务，命钱盖为陕西经制使，又封唃厮罗后裔益麻党征为安化郡王，赐名赵怀恩（见《宋史·高宗纪》）。钱盖在设置湟鄯事上，认为经营青唐得不偿失，主张宋军撤出，寻一唃厮罗后裔，委任统治，为宋守边。宋廷对钱盖的建议当时未置可否。1128年金兵向陕西进攻，宋统治者料河湟地区难保，遂委赵怀恩“措置湟鄯事”，宋朝势力撤出了湟水流域。
两年后（1130年），金将宗弼（金兀术）南伐遇阻，就改变战略，集中力量攻宋西线，宋军失利，金兵攻下泾、渭、原、熙等州。1131年春，金兵占领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宋朝原在甘肃、青海的一些州郡“唯存岷州一州”，“余皆入于金”。自此，青海东北河湟地区归金所有。金继宋之后，统治了西宁、乐、廓、积石等州。但金对西宁、乐、廓等州统治的时间不长，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7月，西夏出兵攻占西宁州。次年9月，西夏遣使携带礼物去金国，金将乐州、廓州、积石州割让给了西夏。实际上金在青海湟水流域统治的时间仅有六年，正因为其统治时间短，所以这期间的历史文物一直未有收获。从此意义上说，互助县五下村出土的金银器印证了这一段历史，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五下出土金银器，带有浓厚的佛教密宗色彩，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金代佛教的流布。
至晚当隋唐之际，佛教即已传播到白山黑水之间。渤海佛教此时已盛极一时。金代幅员囊有渤海国旧土，虽经有辽一代将渤海移民大部南迁，但旧地仍有佛教之孑遗。金初，由于女真统治者大力推行“实内地”政策，大量契丹、渤海、汉人被迁至以阿斯河流域为中心的黑龙江地区，本已盛极于辽、北宋的佛教，空前迅速地在“金源”（金国的别称）内地传布开来。
据文献记载，早在金初天会元年（1123年），“金源”内地已有佛寺。《金史·太宗纪》载，天会元年十月“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金都上京城的名刹大寺有宝胜、庆元、储庆、兴元、兴王、光林等六处[6]。上自帝王、女真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有崇信。如金熙宗因太子济安生病，他临“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济安死后，他又“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7]。当时黑龙江地区佛教徒除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外，尚有女真宗室贵戚，所谓“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余男女内僧”[8]，举国上下“奉佛尤谨”[9]。有些高僧是来自西楼（辽上京、祖州一带）的汉族人。金上京故城西郊出土的“宝严大师塔铭志”记载，宝严大师本姓于（知其为汉族），辽宋出生于临潢府保和县。落发为僧后，自金初来到上京会宁府宣扬释教，于大定年间“圆寂”，门人为立塔纪念之。黑龙江地区一些金代城镇遗址，如金上京故城等每有金代铜佛和陶佛像出土。以往认为，三江平原金代墓葬出土的“玉雕飞天”既属佛教艺术品，又表明金代盛行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原并无二致，可以看作是甘肃敦煌、洛阳龙门及大同云冈石窟中的飞天的“北迁”。互助的发现证明，这一时期的密宗图像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从而弥补了文献和出土文物的不足。
青海互助出土的佛教密宗图像的金银器，为我们了解金代湟水流域的佛教历史，又一次提供了宝贵资料。金银器是我国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一种金属工艺品，无数金银工匠以惊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手艺，创造了具有优美的花纹、生动构图的金银器皿，将宋代的装饰艺术推向一个高峰，这些金银器，说它是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是毫不过分的。
本文线图由刘溥同志绘制，顺致谢忱。
1995年
Abstract
In 1974, Huzhu County Cultural Center discovered a batch of gold and silver wares in Shatangchuan Township, Huzhu Tu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uch issues like vessel shape, age, ethnicity, explanation of imag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It believes that these gold and silver wares provid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Huangshui basin in Jin Dynasty.
【注释】
[1] 崔庆明：《南阳市博物馆馆藏几件带有纪年的铜镜》，《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3] 《辛氏三秦记》，《二西堂丛书》。
[4]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
[5]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省乐安县发现窖藏银器》，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
[6] 据《宝严大师佛塔铭》，转引自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金史·济安传》。
[8] 《大金国志》卷三十《浮图》。
[9]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