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联系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四川的西部，相邻着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由于南北流向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急流割裂成深邃的大峡谷，使得川藏两地间历史上的交通极其困难，充满险阻。因而，对于远古时期的川藏文化联系，史籍记载及考古资料也都十分匮乏。近年来，西藏与四川相继取得了不少新的考古收获，拓展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的线索。

一

西藏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经不断有过发现，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打制石器地点，经研究者初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已公布5处，即：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1]这批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如：石器类型中，石片石器占有很大的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制，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的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遍^[1]。所以，基本上可以将西藏旧石器归于黄河流域华北旧石器系统来看待。

1990年，在西藏雅鲁藏布流域上游的吉隆盆地附近，新发现了两处旧石器地点。其一位于吉隆县城之南哈东沟北侧的哈东淌，海拔4070米；其二位于吉隆县城西北烈士墓地北侧，海拔4120米。这两个地点均位于吉隆河左岸的二级阶地上，其沉积类型属于更新统湖相沉积，阶面高出现河床30～40米。从这两个地点的地表共采集石制品80余件。种类包括石器、石片及石料。石制品原料为湖相沉积物中常见的扁平砾石。岩性为灰岩，色呈灰黑色。石器种类大多为砍砸器，极少刮削器，亦不见石片工具及相应的石核，石片多为修理废片且数量极少。制作方法均由整块砾石直接打击边缘而形成表部，修理方法为直接锤击法，多向一面加工，具有刃角偏大、形体厚重的特征。这批石制品标本虽然都系采集自地表，但除表面遗有较深的风蚀沟槽外，不见因水流冲磨或地层变化而形成的磨蚀痕迹。^[2]初步对这批石器进行观察对比，发现它们虽然也具有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所带有的一些共性，如其打制技术以锤击法为主，修理方法多见单面反向修理，并以石锤直接修理为主等，但同西藏以往所发现的旧石器遗存相比较，则更多地体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些显著的地方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制作石器的原料多为砾石，而少见石块；石器的形态以砾石石器为主，而少见石片石器；石器组合以刃角偏大、形体厚重的砍器为主，其次为刮削器，而不见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他类型。

这些地方性特点，与华北系统的旧石器已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表明西藏的旧石器工艺传统似乎并非都源出于黄河流域。相反，在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晚期文化传统却可以找到不少相似的文化因素。

属于西南旧石器时代晚期传统的遗址目前已经发现较多，如云南元谋四家村、宜良、呈贡、丽江；贵州水城硝灰沿、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六枝桃花洞、安龙菩萨洞、威宁草海；四川汉源富林镇，铜梁，资阳人B地点、资阳鲤鱼桥、石虾子、沙嘴、黄鳝溪等处；其地质年代基本上均属晚更新世。根据这些资料，有学者大致将其划分为云贵高原区、黔南低山区、四川盆地区、川西高原区四个区域性文化。^[3]而西藏吉隆新发现的这些旧石器，与上述四个区域中的前30个区域均有着某些相似因素，如均盛行以砾石作为制造石器的原料；石器的类型均较简单，锋刃器的刃角偏大，均存在有相当比例的用砾石粗糙打成的砍器（包括砍砸器、砍斫器等），而不见华北系统中多见的矛头、标枪、箭镞等生产工具中杀伤野兽的捕猎工具。这种相似性，可以从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上来加以考虑。

根据哺乳动物群和孢粉组合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在更新世时均处于热带和亚热带，^[4]而西藏高原在当时也并非如同今天这样干燥、寒冷。尤其是位于北纬28°线附近的吉隆盆地，在上新世时，当地尚为潮湿炎热的热带气候。在上新世的地层中有吉隆三趾马、大唇犀、小古长颈鹿等森林草原型喜热动物群化石，孢粉分析含有柚木、棕榈、栎、藜科、雪松等亚热带型植物。^[5]当时喜马拉雅山的平均海拔为2000米左右，而吉隆盆地海拔仅约1000米，直至第四纪以来随着青藏高原大面积隆升，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上空的暖湿季风，才逐渐使吉隆盆地的气候趋于干冷，但至少在更新世时，这里的气候及自然条件都仍然完全适合人类居住生存，并且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差并不太大。不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东南亚和我国西南石器时代文化时都提出在林木茂盛的地区人们有可能利用有机物（如竹、木、骨、角、蚌等）制造的工具（如木制的掘土棒，竹制的标枪、箭镞、割刀、索，藤制的圈套等），来代替包括标枪、矛头、箭镞等在内的杀伤野兽的石质锋刃器以及尖状器、雕刻器等获取根茎的石质挖掘器。^[6]而由于伐取林木或加工其他有机质工具的需要，也使得粗糙的砍器显得相对发达。笔者认为，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西藏吉隆旧石器之所以具有与西南旧石器工艺传统某些相似因素的原因，或许也是适用的。如果再进一步推论，西藏旧石器传统中至少有某些支系（如藏南吉隆所代表的支系），其渊源并非来自华北地区，而是属于南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系列，尤其与西南地区关系密切，大致上均为同一生态环境系统下发生、发展起来的远古人类文化。

二

西藏细石器遗存的考古新发现，与旧石器的情况颇有相同之处。西藏高原自20世纪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相继在藏北黑河、申扎、双湖，后藏聂拉木、阿里日土、普兰等地发现过细石器^[2]。以往的看法，也多认为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主要根据是认为西藏细石器形态均较成熟、典型、出现年代较晚，其中缺乏原始的器型，与西藏旧石器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1990年，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的仲巴、萨嘎、吉隆、昂仁县及日喀则市等地，新发现了30多处细石器地点，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达数千件，极大地丰富了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内容。这批细石器的原料以硅质岩类的燧石为主，另有水晶、黄玉、玛瑙等质地。石制品种类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石片、石器（含石叶工具）等。^[7]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在四川北部重镇广元市附近的中子铺遗址，也采集和发掘到大批细石器标本，^[8]数量约1万件，^[9]这两批细石器标本，根据已发表的简报与笔者对实物的初步观察比较，也有着不少相同的因素。例如，在打片方法上，既有使用间接法打片和压片，同时也有部分标本使用直接锤击法剥片；石核的类型以楔形、锥形、漏斗形为主，均不见典型的船体石核，柱形石核中缺乏典型的细长柱形，而以一种斜底的柱状石柱比较多见；楔形石核中底边刃较多见；带刃的不规则小石片数量很多，直接可作为工具使用等等。

西藏所发现的细石器标本均系采集自地表，而四川广元中子铺细石器遗物存出于堆积层，从而提供了判定细石器遗存年代的可靠依据。据中子铺的四个14C数据，遗址的年代距今7000～6000年，^[9]为判断西藏雅鲁藏布流域细石器遗存的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

以往在南海西樵山、云南元谋盆地也曾零星发现过细石器。^{[10] [11]}其中，也具有不多与西藏四川这批资料相似的因素。如元谋盆地与细石器共存的，还有较大的石片石器。与元谋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剥片方法中除用间接剥片法外，还采用了类似于“砸击”法的直接剥片法；出现了“靴形”刮器、小三棱尖状器，以及一类可供直接使用的小石片（其与刃缘相对的边侧较厚硕，以利夹持或镶嵌）。这些特征显示出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存在着一支独立发展起来的区域性细石器工艺传统，而不能简单地以华北为起源中心的“传播论”来加以解释这一大批细石器资料，为论证中国西南或许也曾经有过一个以细石器为重要特征的文化时代积累了材料。王仁湘同志认为广元中子铺“是一个独具特点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它很可能代表了四川盆地及盆周地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8]，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藏与四川远古文化的联系或许也有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同其他边远地区古文化一样，西藏与四川对于南部中国早期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将会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

三

西藏高原经过较大规模正式考古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主要为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12] [13]}卡若与小恩达文化性质相同，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而处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遗址，过去一直也被认为是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根据最近公布的1990年、1991年度发掘情况，在遗址的下层地层中发掘出一枚青铜镞，系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下层的年代经14C测定距今3700年，^[14]因此，曲贡遗址的性质，有可能不再属于新石器时代，而已经跨入早期青铜时代。

1991年夏季，在雅鲁藏布中、下游流域及其支流拉萨河流域的曲水、贡嘎、朗县、林芝、墨脱、堆龙德庆、林周、达孜、墨竹工卡、当雄、隆子等县又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或采集了大批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2]结合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和最新调查发现的这批新石器时代遗存来看，与四川的新石器文化之间，也可能发生过一些文化上的联系。

关于卡若文化与我国西南澜沧江以东、川西高原和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原始文化的联系，笔者曾指出：四川西昌礼州、云南元谋大墩子、云南宾川白羊村等遗址中所见的磨光石环、凹背弧刃半月形穿孔石刀、条形石斧、石锛等器型有可能是受到卡若文化的影响所致，四川大渡河流域汉源县狮子山遗址磨制石器中的梯形石斧、陶器中以罐、盆碗（钵）为主体组合方式、四川岷江上游理县汶川等地的磨制条状石斧和石锛也均接近于卡若遗址的同类器物，不排除是吸收了卡若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15]

最近新发现的上述新石器时代遗存表明，某些与卡若文化及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原始文化相似的文化因素，如打制石器中的盘状砍斫器、磨制石器中的长条形石斧等，在更靠近西藏腹心地带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仍有露头。联系到以前在林芝和墨脱地区的云星、居木遗址以及加拉马采集点发现的磨制石器中，也发现过极富地方性特征的凹背弧刃半月形穿孔石片以及穿孔石器，长条形的石锛、石凿等，出土的陶器种类为罐、钵、盘均为平底器等特点来考虑，^[1]使人感到包括卡若文化在内的西藏东部澜沧江流域、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原始文化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向西渗透、传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笔者曾经根据克什米尔的考古发现推测，卡若文化有可能沿着雅鲁藏布流域向西一直传播，影响到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Bruza-hom）文化，^[15]现在看来，这一推测仍然能够成立，只是尚有待将来在更靠近西部的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发现两点间的中间环节来加以证实。

不过，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特征差异也比较突出。很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始居民群体的存在，已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那些与四川新石器文化的某些相似因素，只表明两地间可能发生过程度、范围不同的文化影响或传播、交流；同时，除卡若遗址之外，近年来在西藏中部地区调查发现的一些以流行圜底陶器、石臼形研磨器为特征的石器文化遗存，与四川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已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这或许是由于时代早晚，也可能是由于文化类型的不同所致。

四

战国秦汉以来，西藏与四川这两个紧相毗邻的地区文化上的联系仍然存在。在西藏东部边缘芒康、贡觉等地发现的一批石棺葬，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出土的双耳陶罐、陶簋等，与川西高原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面貌相近。从地理环境上来看，芒康、贡觉位于南北流向的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之间，江水北接青海，中经四川，南抵云南，自古以来便是南北间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地带，从南、北两个方向上都容易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但是西藏腹心地带与四川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何文化上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可寻。最近，西藏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

1990年，拉萨附近的曲贡遗址中发掘清理了一批古墓葬，在M203的墓室北端中部，出土了一枚带柄青铜镜。这枚青铜镜镜面为圆板状，素面下端带有一铁柄。^[16]这件带柄青铜镜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是属于西方所流行的带柄镜系统，其形制特征或创意均系外来，应当属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17]

富有意义的是，这类带柄镜，在四川地区也曾出土过，只是以往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中，曾经采集到一件残“铜牌饰”（YG采），为圆形的素面平板下方带有一小柄，直径5厘米、厚0.1厘米。^[18] 1981年，四川荥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中，也出土有一件“铜牌饰”（M1：1），圆形，一面为素面，直径7.5厘米，另一面有四条凸旋纹，将牌分成四部分，中心部分为多角太阳纹，由内至外分别饰有鱼、马和连续五边形所构成的图案，带一短柄，柄上有穿孔。^[19]过去都定名为“铜牌饰”。事实上这类铜器在中亚、西亚、南亚地区是古代十分流行的镜形，当改定为“带柄镜”。

类似的器型，在云南德钦永芝古墓葬、^[20]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中也曾有过出土，^[21]以往亦定名为“铜牌饰”，实际上都是这类带柄铜镜。我国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柄镜都出土于新疆地区，可早到西周至春秋。^[17]西藏、四川、云南出土的带柄镜时代大致在战国秦汉时期。因此，笔者估计这很可能是由新疆通过西藏高原和四川，向南传播到云南的一种外来文化因素。^[17]

在巴塘、雅江石板墓中，一方面其葬具、葬式和出土器物基本上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属于同一系统；另一方面，墓葬所出土的铜镯又同于凉山喜德县拉克公社大石墓所出Ⅱ式铜镯，^[22]管状珠亦为大石墓常见之物。铜剑则与巴蜀铜剑相似。而荥经烈太战国土坑墓中，与带柄镜伴出的，还有巴蜀文化的印章，汉式的削刀、印章等物。这显示出由西藏高原经川西高原的这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已经影响到邻近地区，看来与巴蜀文化也发生过交流。

类似的情况，还有蚀花料珠。蚀花料珠这种器物，夏鼐先生对其年代和地理分布曾做过论述。^[23]据英人培克研究早期（公元前2000年）的蚀花料珠，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印度河文化遗存，西可至埃及的阿拜多斯（Abydos），北可达伊朗西部的泰培·希萨（TepeHissar）；中期（公元前300—200年）的地理分布更为广泛，西边是罗马时代的埃及，南达印度南部，东北面到我国的新疆，以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呾叉始罗发现最多。新疆出土的蚀花料珠均属这一时期。后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十三号墓和江川李家山二十四号墓中^[24]也发现过类似的器物，时代为战国末年至西汉中期。过去，由于缺乏中间环节，有人推测这种器物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由印、缅传入滇、蜀地区的。^[25]

事实上，西藏高原也是这种蚀花料珠出土相当密集的一个区域。在西藏高原早年出土的墓葬中，曾经大量发现这种器物，藏族群众把它称之为“喜”（Gzi），既有椭圆形，也有圆珠形，上蚀黑、白、棕色的条纹，或圆斑眼形纹或者虎皮斑纹等纹样。西藏传说都认为这种料珠是来自伊朗，不是本地制造的。^[26]最近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隆子县及林芝地区出土的石棺葬中，也发掘出土了这种带有黑色条纹的蚀花料珠。

四川地区也曾经在古墓葬中出土过这类器物。如1954年在四川巴县冬笋坝船棺葬四十九号墓中出土有两颗蚀花料珠，圆形中有穿孔，球面蓝色并嵌饰有黄、白色眼形纹；1978年重庆南岸区马鞍山西汉墓中，又出土了两颗蚀花琉璃珠。其一径长2.8厘米，圆形有贯孔，球面底为黑色，上有白色圆点纹构成的菱形方块，方块内为白蓝色眼形纹；另一颗则仅蚀白色圆圈纹，^[27]因而如同带柄镜的传播路线一样，这种蚀花料珠由新疆经西藏高原，由东向南传至四川、云南这条交通路线，也是同样值得考虑的。

五

除以上所论之外，西藏“大石文化遗迹”的考古发现与蜀文化中的“大石崇拜”现象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20世纪20年代，曾由外国探险队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发现过独石、石圈和列石等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28]最近在后藏昂仁、萨嘎以及贡嘎县的羊卓雍错湖畔，经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几处大石文化遗迹，类型包括带有中心“祭台”的石圆圈、独石以及长阵列石等。

而在古蜀国所留下的文化遗迹中，“大石遗迹”在川西是一个重要内容。其种类包括有墓石、独石（如石笋、武丁担、石镜、天涯石、地角石、支矶石、五块石等）、列石等，以往在文献上和实物上都多有反映，^[29]此不赘述。

需要考虑的是，过去有的学者推测这类“大石文化”是从西方传入，北道取中亚大陆入内蒙古，由东北再经朝鲜以至日本，南道经印度。沿海经亚洲东南部向大洋洲东行。四川处于两道之间，大石文化的输入或由南道经云南北上，或由北道经甘肃南下。^[30]但是事实上，云南、甘肃的考古调查却并没有发现过这种文化现象。倒是西藏与四川所发现的大石遗迹却有着诸多的相似性，构成了中国西南部“大石文化”的主体。这种相似性，联系到以上所论的川藏间自古以来地理上、文化上的关联性，当不是偶然的巧合。只是目前由于两地的“大石遗迹”在年代、性质等问题上都还不是十分明确，要找出它们之间文化上的内在联系，还需做更深入的工作。

六

综上所论，归结到一点，西藏和四川自远古时代始，便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未曾间断，还不断得到发展，为唐以后西藏与四川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周以来，历经两汉以迄隋唐，西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有被称之为“西羌”、“羌”等古代民族的活动。《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而任乃强先生等一批学者在论及古羌人与古蜀族的关系时，也曾经主张古蜀族是原居住在康、青、藏高原上的古羌族向四方低地迁徙的过程中，其中一支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之后所形成的“蜀山氏”。而所谓“蜀山”，正是指蜀山氏之居岷江左右之山。古蜀族得名于蜀山氏，其后遂发展为蚕丛、鱼凫、开明各氏。^[31]这个观点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考古发掘材料的支持，但却是值得重视的。蜀文化是一支有着相当发展水平的地域性文化，其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近年来广汉三星堆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已足以证实这一点。但在其文化渊源上，确实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有学者提出应该在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之中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当然也是正确的意见。在这样的立足点上，笔者认为也不妨将目光再放开一些，同时也注意到周边地区与四川远古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与交流，这样便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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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about the ancient Sichuan-Tibet cultural contact are very poor. In recent years, Tibet and Sichuan have gained a lot of new archaeological harvests, exte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and provided some valuable new clues, which proves that Tibet and Sichuan may have different degree of cultural connec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注释

[1]A.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B.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C.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D.贾兰坡、黄慰文，等：《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A. 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1972年第1期；B.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C. 刘泽纯，等：《西藏高原马法木湖东北岸等三个地点的细石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