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甘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甘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王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地处祖国内陆，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甘肃是中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也是探索和解决许多史前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重大学术课题的关键地区。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工作，甘肃省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甘肃考古工作的历史回顾
甘肃考古工作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950—1978年、1979年至今。
（一）第一阶段
19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国家的“考察队”、“探险队”相继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初，这种活动达到高潮，甘肃也是这些外国探险家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中发现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安特生、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贝格曼等人。1923—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境内调查了大约50处古代遗址，收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并采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将甘肃的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他把前三期划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归入早期青铜时代，将六期的绝对年代定在公元前3500—前1700年之间，并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对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甘肃也是国内开展旧石器考古工作较早的地区之一。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等人在陇东庆阳辛家沟和赵家岔进行发掘，发现了石器。虽然石器的数量很少，但却是首次采用现代地层学方法发掘所得的遗物，这也是我国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
1906—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安西、玉门、金塔及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和发掘了汉长城和烽燧遗址，获得汉简1500余枚，这些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的汉代简牍。
1930—1935年，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在甘肃西部等地发现了一批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瑞典人贝格曼考察了金塔境内的部分汉代长城和城障。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的一些田野考古学家也曾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其中尤以夏鼐和裴文中的贡献最大。1943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45年4月，夏鼐对临洮寺洼遗址进行发掘，命名了马家窑文化并确定其相对年代，还对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沙井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关系做了探讨，推测寺洼文化的族属应是氐羌族。1945年5月，夏鼐在对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进行试掘时，发现墓葬填土中有仰韶文化的陶片，从而从地层关系上证明了马家窑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的错误观点。同年5—10月，夏鼐和阎文儒等在河西走廊地区调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金塔汉长城和烽燧，获得汉简48枚。他们还发掘了敦煌佛爷庙湾的魏晋墓以及老爷庙的唐代墓葬，在甘肃境内首次发现了画像砖墓。另外，还在民勤发现了重要的沙井文化遗址。
1947—1948年，裴文中等人考察了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河西走廊的史前遗址，在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调查23处，在渭河流域调查67处，在西汉水流域调查24处，在河西走廊调查了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遗址。通过调查这些遗址，获得了有关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的丰富材料，对进一步认识甘肃史前文化的面貌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还有巴尔姆格伦（N. Parmgren）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半山马厂时期的随葬陶器的研究，他区分出了半山与马厂两类陶器，并得出“马厂彩陶花纹大都脱胎于半山，而逐渐演化”的结论。
（二）第二阶段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甘肃田野考古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甘肃省文管会和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主要承担田野考古工作，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对甘肃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得甘肃省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时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陇东的庆阳、平凉地区，后来又发现了巨家源、楼房子、刘家岔、寺沟口、黑土梁、郝白东沟、牛角沟、合子沟、桃山咀、南峪沟等地点。通过对刘家岔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确定了姜家湾和寺沟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其余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76年，在泾川牛角沟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这一系列的发现丰富了甘肃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填补了甘肃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
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是这一时期开展最多的。在洮河、大夏河、泾河、渭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经过科学发掘的就有几十处。在临洮马家窑、武山石岭下、天水罗家沟等遗址中发现了马家窑类型、石岭下类型、庙底沟类型之间的叠压关系，从地层上证明了三者之间的早晚关系。在永靖马家湾遗址发现了马厂类型的半地穴式房屋；在永昌鸳鸯池墓地发现马厂类型墓葬打破半山类型墓葬的地层关系；在永登蒋家坪发现了马厂类型叠压马家窑类型的地层关系；以及对景泰张家台、东乡林家、广河地巴坪、兰州西坡、曹家嘴、雁儿湾、花寨子、青岗岔、土谷台、白道沟坪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这些都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出土的粟、稷、白菜籽等植物种子对农业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了马厂类型的制陶作坊，出土了搓成条形的泥条及研磨颜料用的研磨盘和调色碟等。
齐家文化的重要发现有秦安寺咀坪、永靖大何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广河齐家坪等遗址和墓地，发现了齐家文化的白灰面居址、男女合葬墓、祭祀遗址等。
关于青铜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通过对永靖张家咀和姬家川遗址进行的发掘，揭示了辛店文化张家咀和姬家川类型；根据东乡唐汪川山神遗址出土的陶器，提出了“唐汪式陶器”的概念。1957年，依据在山丹四坝滩发现的陶器，提出的一支全新的青铜时代文化——四坝文化。1976年，在玉门火烧沟发掘的312座四坝文化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铜器，这是甘肃发现早期铜器最多的一个地点。在玉门都马发现了都马文化，它晚于四坝文化。根据在平凉安国镇发现的寺洼文化资料，划分出了“安国式陶器”。
在泾水、渭水、西汉水流域发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百余处，包括西河滩遗址，灵台白草坡、洞山、景家坪西周、春秋墓葬和车马坑，平凉四十里铺战国墓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西周铜器、玉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
在武威、兰州、酒泉等地发掘了汉代墓葬500余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1972—1976年，对居延甲渠侯官、第四燧、肩水金关的发掘，了解了侯官、障燧、关等军事建制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新出土的2万枚汉简，是当时全国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在磨咀子发现了《礼仪记》简、《王杖》简、医方药简、优待宗室诏书简和大量木器、丝织品、漆式盘等重要遗物。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铜车马俑和奔马；上袁家墓地出土了秦代铜权，上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秦二世元年诏文。
在永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等地发现了一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以画像砖墓和壁画墓最具特色。重要的发掘有嘉峪关新城魏晋画像砖墓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墓，丁家闸壁画墓中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大型墓室壁画为我国首次发现。
唐宋及以后各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较少，发掘的遗迹主要有：秦安杨家沟唐墓，出土了精致的三彩俑；陇西仁寿山南宋建炎二年李泽夫妇合葬墓，墓室为彩绘的仿木结构及反映现实生活的砖雕。在漳县徐家坪发掘了元代和明代汪世显家族墓，元墓为仿木结构，墓室四壁为砖雕“二十四孝”和鹤鸟、花草；明墓多四壁涂白灰，其上绘有墓主人像、出行图、归来图以及山水花卉等大幅壁画。
石窟寺考古也得到了全面发展。此时，加强了对莫高窟石窟艺术的整理和研究，新发现了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并进行了全面勘察，在炳灵寺169窟内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墨书题记和大量西秦造像与壁画。同时，对庆阳北石、玉门昌马、酒泉文殊山、肃南金塔寺、马蹄寺等石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勘察，对莲花寺、宝全寺等小型石窟进行了调查。
（三）第三阶段
随着专业考古队伍的充实和扩大，以及与中央科研单位和高校的通力合作，甘肃田野考古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的第二次全省文物普查，基本上弄清了甘肃境内各类文物的分布状况，共发现各类文物点13000余处。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以及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进一步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和领域。
旧石器时代考古从陇东黄土高原扩展到甘肃中西部。在东乡王家、庄浪双堡子和长尾沟、肃北霍勒扎德盖等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王家的年代为距今14490年±150年，长尾沟的年代为距今27100年±600年。在武山县鸳鸯镇骨头沟发现了距今38400年±150年左右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在长尾沟发现了人类额骨化石。
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由对遗址的小规模发掘走向大面积揭露。1978开始，对大地湾遗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发掘，首次在渭河上游地区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建立了甘肃东部地区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文化序列。在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及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西和、礼县、徽县等地也发现了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在西山坪还发现有北首岭下层遗存叠压大地湾一期的地层关系，丰富了甘肃境内前仰韶文化的内涵。
通过对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武山傅家门、庆阳南佐、平凉侯家台、武都大李家坪、宁县董庄、礼县高寺头等遗址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扩大到白龙江流域。在大地湾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宫殿式房屋和地画，在傅家门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卜骨和祭祀坑，在庆阳南佐遗址也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房址和水稻。对大李家坪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初步认清了白龙江流域和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差别。
在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和武都大李家坪、武威塔儿湾和五坝山等地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存，使我们认识到马家窑类型的地域差别。对康乐边家林墓地和张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为我们提供了马家窑类型向半山类型过渡的新资料。马厂类型的重要考古发现有永登乐山坪、兰州徐家山东大梁、天水师赵村等。
通过对镇原常山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常山下层”遗存的概念，提供了探索齐家文化起源的新文化遗存。在该遗址和侯家台遗址还发现了齐家文化的窑洞式房屋。对卓泥也儿遗址的发掘，获得了一批齐家文化晚期的新资料，这类遗存既有齐家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孕育了寺洼文化的因素，可能是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的一个新文化类型。对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批齐家文化的遗迹和遗物，从其陶器特征上看是受到了客省庄文化的影响。
围绕四坝、辛店、寺洼、沙井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征的各青铜文化所进行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共清理、发掘以上各类文化遗存的墓葬1160余座、遗址700平方米。对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和火烧沟墓地的第二次发掘，为了解四坝文化的面貌、内涵及分布提供了新资料。对临夏马路源、永靖莲花台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早于张家咀类型。对庆阳九站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以单耳乳状袋足鬲等器型为代表的寺洼文化的地方类型，遗址中典型的周文化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陶器共存，否定了寺洼文化是先周文化来源的可能性。在永登榆树井发现的沙井文化墓葬，扩大了沙井文化的分布区域。对永昌三角城遗址和蛤蟆墩、柴湾岗、西岗等墓地的发掘，首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了沙井文化的聚落和墓地。
另外，对甘谷毛家坪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为东周秦文化和戎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
1979年以来，在平凉、庆阳、天水等地共清理和发掘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墓葬、车马坑200余处（座），丰富了这一地区两周时期的文化内涵。庆阳地区的春秋、战国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的具有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特征的青铜短剑、刀、矛、鹤嘴镐及青铜牌饰等可能是当时游牧于这一带的义渠、乌氏等民族的遗物。对崇信于家湾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周文化在甘肃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墓地的年代上起先周，下至西周末年，在编年序列上相互衔接。
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及圆顶山春秋时期秦人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的13座秦墓和1座汉墓中，出土了秦代竹简470枚、木版地图7幅及汉代纸质地图残片。
汉简是研究汉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此时在甘肃境内共发现20000余枚汉简。1990—1992年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悬泉置为传置性质（驿站）的遗址，开创于武帝元鼎至征和年间（公元前111—前92年），至魏晋时期废弃，前后延续220余年。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及其附属建筑构成，其内发现简牍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及墙壁题记等重要遗物。简牍的内容广泛，有诏书、官府文书、法律和司法文书、各种簿籍、信札、文化典籍、邮置和邮书及其他史料。麻纸共460余件，其中写有文字的汉纸9件、晋纸1件。墙壁题记为王莽时期的月令诏书。
1979年开始对河西汉塞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对秦长城的部分地段进行了调查。
魏晋至十六国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高台、民乐、武威、崇信等地，共发掘墓葬近1200座，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其中，对敦煌祁家湾墓地的发掘，为敦煌地区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年代序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敦煌佛爷庙湾墓地、酒泉西沟墓地以及高台骆驼城墓地都发现了西晋时期的画像砖墓；在崇信于家湾墓地发现了前赵时期的墓葬，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资料的空白；在玉门毕家滩墓地发掘的53座土坑墓，不同于河西走廊其他地区的同时代墓葬，出土有晋律注残件、衣物疏、丝织品等重要遗物。
唐、宋、元、明时期的墓葬多为零星发现。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的唐代砖室墓，墓室和甬道均铺模印花纹砖，纹样有莲花、缠枝葡萄、玄武、神兽、“胡人牵驼”、“骑士出行”等。在酒泉西沟发现的唐代砖室墓，有仿木结构及伎乐、骑士、十二生肖等模印砖。在天水发现的带有屏风的石棺床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在武威青咀喇嘛湾清理的7座吐谷浑王族的残墓中出土的墓志，是研究唐代吐谷浑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2—1993年，在对武威塔儿湾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批西夏瓷器和作坊遗迹，为研究西夏制瓷工艺提供了新资料。在亥母洞发现了泥活字西夏文佛经和《音同》残页，其中佛经是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
1999—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武威白塔寺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主要清理发掘白塔寺的塔基。白塔即为藏传佛教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灵骨塔。该塔是西藏归属祖国的历史见证，对研究白塔寺的历史及藏传佛教具有重要意义。
以敦煌研究院为中心的莫高窟佛教艺术考古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他们提出了甘肃诸石窟的创始年代在十六国北凉时期，否定了过去认为河西石窟开创于北魏或更晚的观点，修正了“凉州石窟”的概念。另外，他们通过对莫高窟北区的发掘，发现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大量僧房窟、禅窟等，出土了汉文、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佛经、西夏文字典、丝织品、彩塑佛像、菩萨、唐卡等；还通过对甘肃境内中、小石窟的调查，编写出版了《河西石窟》、《陇东石窟》、《炳灵一六九窟》等著作。
二、50年来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很不平衡，多集中在陇东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石器原料都以石英岩为主，打片以锤击法为主，也采用砸击法，未见修整台面。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石片石器占很大比例，第二步加工粗糙，可能与汾河—丁村系关系密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打片仍以锤击法为主，偶尔也使用砸击法，以单面加工为主，打片时很少对石核进行修理。石器形制多不规整，从文化面貌上看，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个体较小，在器物组合中刮削器占极高比例，尖状器仍是主要器型，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属以峙峪文化为代表的小石器传统。此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已扩展到了甘肃中西部地区和河西走廊。刘家岔遗址很可能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黄土高原西部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陇东到陕西东部区域内石器风格十分接近。
（二）史前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展，史前文化的新发现也不断涌现，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1.建立了各地区的区域文化发展序列
史前文化的分布可划分为以泾河和渭河流域为主的甘肃东部；以洮河、大夏河、黄河中上游为主的甘肃中部；以白龙江和嘉陵江及其支流为主的陇南地区及河西走廊。中部地区为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的序列；陇东地区为大地湾一期遗存—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常山下层”类型遗存；河西走廊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四坝文化及河西走廊东段的马厂类型—沙井文化的序列；陇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为大地湾一期遗存—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的发展序列。由于地域性文化序列的建立，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就存在着一个文化由东向西传播的过程，半坡类型只到甘肃东部，庙底沟类型分布范围已越过甘肃中部，抵达青海东部，而马家窑类型则抵达河西走廊东部，马厂类型的分布已到了河西走廊的西段[1]。对半山、马厂彩陶的综合研究也表明，自仰韶文化后，确实存在着人群的西进和彩陶的西渐过程[2]。
2.甘肃境内的史前文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对单一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得到深入开展
马家窑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甘青地区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在仰韶文化西渐过程中融合当地其他文化因素形成的。它是由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也可称为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相互联系和发展的阶段组成。马家窑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为甘肃中部，西抵酒泉，东达陇山东部，南至白龙江上游，可分为以雁儿湾、西坡、王保保城为代表的三期，不同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其中以小坪子和边家林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具有从马家窑类型向半山类型过渡的特征。马家窑类型的相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半山类型主要位于甘肃中部，西端可达河西走廊的永昌，东界在陇山西侧的渭河—葫芦河流域，北到景泰。李水城对半山类型的彩陶、编年及时空结构做了详细的研究，他把半山类型分为五期，认为从第三期开始，各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并推测半山类型的红彩和锯齿纹可能和鄂尔多斯高原存在一定关系[3]。半山诸墓地可分为墓组和墓群两个层次，随葬同系统陶器的墓地遵循相同的葬俗。墓地、墓群、墓组的层次划分，反映出血亲家族、氏族和胞族血亲集团的存在[4]。半山类型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300年。
马厂类型分布在甘肃中部及河西走廊，最西到达酒泉。据研究表明，马厂类型可分为四期，分布地域以第三期为最大，第四期仅限于湟水下游及兰州附近。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马厂类型的势力范围不断遭到蚕食和侵削，并迫使马厂类型大规模进入河西走廊[5]。马厂类型尚处于父系社会的初级阶段，保留着较多的母系残余，为单偶制婚姻和亲属关系及财产父系继承制[6]。马厂类型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
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别，各地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差异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些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为以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甘肃境内分布最广的一支史前文化，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由常山下层或菜园一类文化遗存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东面吸收了客省庄文化，西面吸收了马家窑文化的诸多因素，形成了东西部齐家文化各具特色的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的过程。齐家文化处于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畜牧业和制铜业是其经济基础。齐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齐家文化的去向仍是个极复杂的学术课题，它可能孕育并分化出多支地域性文化。
继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之后，甘肃境内发展起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多支小规模、相对独立的地域性青铜时代的文化，并且都与马厂类型及齐家文化存在一定的关系。
其中，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的中西部，是由河西马厂类型的过渡类型发展变化而来的，它与河西马厂类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并且从齐家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四坝文化可初步分为五期，14C测定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四坝文化的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式，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和生态环境的差异，一类偏重于农业，另一类偏重于畜牧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跨入青铜时代，而社会发展阶段仍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其族属当与羌人有关[7]。
辛店文化在甘肃境内主要分布于洮河和大夏河流域，目前所知东到渭河上游的甘谷、庄浪一线，北到兰州附近的永登、榆中一带。它是齐家文化晚期文化因素分化发展的结果，同时它还吸收了同时期马厂类型遗存的部分文化因素，可分为山家头、姬家川、张家咀三个发展阶段。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流，唐汪式陶器只是张家咀类型遗存的一部分陶器。辛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夏代晚期、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年代为距今3600～2600年[8]。
寺洼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甘肃境内的洮河中上游地区，东到泾河上游，北到葫芦河流域，南抵西汉水流域。寺洼文化的起源应与齐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对卓尼也儿和纳浪乡遗址的调查，使我们找到了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的新线索。寺洼文化可分为寺洼山、栏桥—徐家碾、九站三个类型。寺洼文化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与周文化发生过接触，可以肯定寺洼文化的晚期阶段与先周文化、周文化同时并存，它们在地域上相互交错，内涵上相互影响，但各自又独立发展。寺洼文化在泾、渭河上游地区和周文化长期并存后，在春秋初年趋于消亡，西汉水流域的寺洼文化在末期出现了以铲形袋足鬲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能与早期秦人有关。寺洼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商代中期到春秋初期[9]。
辛店文化分布于民勤、永昌、金昌三县、市境内，是河西走廊东部的一支土著文化，它的相当一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当地的原始文化，同时还受到了董家台类型、四坝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并且与渭河上游的一些土著文化也发生过接触。辛店文化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前789年[10]。
总之，甘肃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文化面貌也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大地湾一期到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的文化面貌，都与陕西关中地区比较一致；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此后，一直到齐家文化时期，甘青境内存在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主流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齐家文化之后，随着经济形态的改变，文化的发展也呈现了小型化、多元化、独立化和一元多子的发展态势，经济形态的转化阻碍了文化的发展，社会发展也渐趋落后[11]。
3.聚落形态的研究随着大地湾、南佐等遗址的发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甘肃仰韶文化的聚落前期大多数安置在小河岸边，后期随着防卫的需要，把聚落设在较高的半山腰上，一般高出河面70～80米。聚落由住房、防卫设施、经济性设施、公共设施和墓葬组成。仰韶文化前期的聚落形态为凝聚式、向心式的，面积一般在5万平方米左右，内部有明确的划分。聚落内部实行独立性或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制，反映了胞族—氏族—家族—对偶家庭的社会组织结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布局虽然基本上还是凝聚式的，但不再是内向式的，出现了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聚落，聚落内部不但有明确的划分，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房屋的建筑技术也不断发展，大地湾一期为圆形半地穴式房屋，仰韶文化时期发展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地面起建的房屋，开始使用掺料礓石的砂浆和以料礓石烧制的水泥和木骨泥墙，出现了大型宫殿式的公共建筑和分间房屋。常山下层时期在陇东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起了窑洞式房屋[12]。
4.环境考古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系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葫芦河流域开展了环境考古调查，填补了甘肃地区这一领域的空白。自大地湾一期开始，考古学文化分布空间日趋扩大，到常山下层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又开始下降，而离河高度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上升，至齐家文化时期达到顶峰。人类活动的范围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齐家文化时期最大。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开始变干、变冷，导致植被由森林向草原过渡，引起了建筑方式和经济生活的变化，此时畜牧业的成分由南向北逐渐增强，表现为居无定所，家畜骨骼多见[13]。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甘青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向多元化和小型化分裂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倒退。
5.甘肃是我国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
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合范浇铸的含锡青铜刀，刃部经轻微的冷锻或抢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该遗址出土的铜渣经鉴定为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遗物。永登蒋家坪和酒泉照壁滩、高苜蓿等地分别出土了马厂类型的铜器，前者为青铜，后者为红铜。
齐家文化的铜器在武威皇娘娘台出土30件，其中13件经测定均为红铜，该遗址处于齐家文化早期；在永靖秦魏家和广河齐家坪出土的铜器中有铅青铜、铅锡青铜和锡青铜。铜器的制作有铸有锻，种类也增加了。
四坝文化出土的铜器最多，火烧沟墓地200余件、东灰山遗址15件、干骨崖遗址48件，另外在安西鹰窝树、兔葫芦等遗址也采集到了铜器。经测定，有红铜、砷铜、锡青铜及多元合金。其中，四羊青铜杖首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镶嵌铸件。铜器的加工工艺除冷加工外，还有热锻和铸造工艺。东灰山出土的铜器均为砷铜，砷的含量在1%～6%之间。东灰山的铜器全部热锻成形；干骨崖铜器有锻有铸；火烧沟仅4件为锻制，其余均为铸件，这种技术上的差异可能是由时代、人种、资源、社会和经济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四坝文化的铜器沿袭了马厂类型的传统，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在其西进的过程中，又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强烈影响，冶炼工艺大致经历了纯铜—砷青铜—锡青铜的演变过程。从矿物学和当地矿藏资源分析，四坝文化的砷铜是通过冶炼当地含砷的共生矿得到的[14]，但也有可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三）汉代考古及秦文化研究的突破
在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了两类遗存，A类遗存属西周时期的秦文化，将对秦文化的认识上推到西周时期；B类遗存是以铲形袋足鬲等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陕西宝鸡、宁夏固原是它分布的边缘地带，它与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戎人有密切关系[15]。
《史记·秦本纪》载，远在商代晚期，秦的祖先就已“在西戎，保西垂”。王国维考证其地即今天水地区和西和、礼县一带。礼县大堡子山和永兴乡赵坪村圆顶山的发掘，揭示了两周之际秦人在甘肃东部的崛起及秦陵初创时期的形制。大堡子山墓群以秦公夫妇陵墓为中心，春秋早期到晚期的墓葬200余座排列有序，一般坐西朝东，普遍使用殉人，经鉴定殉人的骨骼特征与甘肃史前时期的居民相同。其中发掘了大型墓2座、车马坑1座、中小型墓9座，出土的鼎、簋等器物上有“秦公作铸”的铭文，虽然对墓主人有庄公、襄公、文公等不同认识，但确定其为早期秦公墓[16]。经调查发现，在天水地区及西和、礼县周围还存在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贵族墓地和平民墓葬。
通过对简牍的研究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分清了简牍的源流、形制、分类及简牍中的符号、习惯用语和常用语。通过对里程简的研究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基本确定了汉代自长安至敦煌的邮驿路线和驿站的建制、结构。驿道可分为南道、中道、北道。南道由今临洮、临夏、积石山渡黄河进入青海，再出扁都口进入甘肃民乐，经张掖、酒泉、玉门、安西至敦煌；中道为自今兰州始经河口北渡黄河，越乌梢岭，经武威、永昌在山丹县峡口和南道汇合；北道出肖关至今固原，向西北经海原、靖远渡黄河，经景泰、古浪，在黄羊镇西与中道汇合。
长城的调查也取得了较大收获。甘肃境内存在有五个时期的长城，即秦长城、汉长城、魏晋长城、唐长城和明长城。战国秦昭王筑长城以抵御匈奴，长城起于今临洮县北三十里望儿嘴，沿东峪沟北岸山梁逶迤东向，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进入宁夏，自宁夏彭阳进入甘肃，经镇原、环县、华池入陕西境内。长城以黄土版筑而成，充分利用自然地理形势，据险设防，因险致塞，沿线有烽燧和城障。汉武帝在河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始了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对河西汉塞的兴筑和河西四郡的建置是分段进行的，共经五次修筑得以完成。此外，南山（今祁连山）北坡，为防备羌人，亦筑有障塞烽燧。汉长城（汉塞）东起兰州市河口的黄河北岸，西至敦煌榆树泉以西，北经金塔、金关沿黑河进入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主要功能是阻遏匈奴的南下，维护中原通往西域驿道的安全，保障河西驿道的后勤和屯戍士卒的粮食供给。其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酒泉以东乌梢岭以西的塞防结构以堑壕为主；酒泉以西以堑壕和墙垣相结合，普遍设置“天田”，有“悬索”、“虎落”等防御性结构，还广泛利用自然地形作为屏障；汉塞的配套设施有障、坞、燧、关等，要冲之处多置关隘，重要的有玉门关、阳关、肩水金关、悬索关[1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长城沿线的一些坞堡门外开始出现曲壁，应是以后瓮城的雏形。
（四）西晋初年至西凉时期的墓葬发展序列
这一时期盛行族葬和祔葬，家族墓流行以沙砾垒堆茔圈。墓葬绝大多数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地表有丘形或覆斗形封土及墓道隆埂，也有少量的竖穴土坑墓。大型墓多有以砖或土坯砌筑的门楼式照墙，流行方形单室墓，亦见大型双室、多室和小型刀把墓，还发现带有天井墓道的墓葬。
流行随葬斗瓶，多成对使用，头、足部各置一个。双室墓的前室为葬尸场所，后室最初作为祔葬之用，后仅为象征，甚至作为庖厨之所，与中原汉文化的“前堂后室”的传统不同。墓葬以前凉为界，前后有较大的差异。
另外，还有画像砖墓，分布在以酒泉、嘉峪关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部和以敦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两地墓葬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两者的共同特点是门楼式照墙均饰以复杂的仿木结构彩绘砖雕，象征坞堡。敦煌地区以墓葬照墙为主要施画区域，兼及墓室内壁，均为一砖一画的小砖画，题材以“四神”、“河图”、“洛书”、“天禄”、“凤”、“羽人”、神禽灵兽等祥瑞为主，并流行历史名人与故事，世俗生活的画面较少，总体上充满神秘的仙幻色彩和典雅的文化气息。酒泉、嘉峪关地区则以墓室四壁为主要施画区域，兼及照墙，除小砖画外，还有大面积壁画，题材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和庄园生产等社会生活场景为主，神怪灵异所占的比例极少。技法上多以墨线勾勒轮廓，以平涂法填彩，部分使用了晕染和铁线描法。河西地区的画像砖墓的基本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都与中原地区的汉魏传统壁画一脉相承，从文化性质上说仍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范畴。
敦煌地区的画像砖的内容还有一部分与佛教有关。画像砖中的白象、莲花藻井装饰都是佛教文化的反映。同时，画像砖的艺术也影响了莫高窟佛教艺术，两者在画面的描绘和形象塑造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莫高窟洞窟窟顶的覆斗形造型是沿用汉魏以来河西地区墓室顶部的传统做法。
三、甘肃考古工作的展望
经过近100年的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和几代学者的努力，甘肃考古已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课题等待解决，我们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1.继续对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探索
在陇东地区对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人类化石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再寻找新的遗址和地点；加强对甘肃中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的调查工作；建立甘肃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重视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
2.积极开展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探索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地理环境上，甘肃可分为陇东、陇中、陇南和河西走廊四个区域，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文化变迁的作用明显，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地区，也是研究文化演化过程中环境因素作用的理想场所。将来的研究工作中不仅要重视整体环境的研究，还要重视对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的研究。
3.开展农业起源的调查与研究
在甘肃东部地区发现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这里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都较适合早期旱作农作物生长，具备了早期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今后，要在这一地区进行系统的调查，寻找与农业起源相关的遗存。
4.完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谱系和时空框架
甘肃虽然已基本建立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分区，但还不完善，对个别史前文化的起源、演化和类型的划分仍不清楚，需进一步加强对史前文化谱系的研究，建立完整的史前文化变迁的时空框架。同时还要关注对史前聚落的研究，探索古代氏族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探讨甘肃地区小规模独立发展的文化群体与中原地区大规模分布的中心文化所经历的道路的异同。
5.进行研究及探索
开展史前文化居民体质特征和史前文化族属的研究，探索史前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民族迁徙。
6.加强对早期冶铜和冶铁工艺的研究
甘肃出土的早期铜器以时间早、数量多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四坝文化出土的砷铜，是来自于西方的因素还是当地起源的，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对研究冶铜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铜器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今后要加强对河西地区和其他地区金属矿藏和古代冶炼遗址的调查和研究，探讨这些地区的早期冶铜工艺与中原地区的异同，以及其与半月形文化分布带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关系。
7.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河西地区就已和西域有文化交流，还与北方游牧文化及西伯利亚有广泛的联系。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传统就与中亚地区相同。同时，砷铜、小麦的起源也都与西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骞通西域以后，甘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一直到北宋，商旅和使节们在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和科技带到了西方。因此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
8.注重对游牧文化的研究
从青铜时代开始，甘肃史前文化的经济形态经历了由农耕向游牧的转化，自春秋战国到元代，河西走廊一直是匈奴、月氏、羌、吐谷浑、回鹘、吐蕃等民族游牧和西迁的必经之地，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研究目前仍比较欠缺。当务之急是界定游牧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表现形态，以利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9.深化对周、秦文化的研究
周文化和秦文化的起源仍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近几年通过对礼县的发掘和调查，对秦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后要加强寻找秦人的早期城址和秦公墓地，探讨甘肃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周、秦文化与诸戎文化的关系。
10.加强对汉代简牍、汉塞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由于气候条件适宜于简牍的保存，甘肃境内有数量丰富的秦、西汉、西晋等时代的简牍、帛书等，这些简牍涉及内容广泛，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整理和研究这些简牍资料的同时，结合对汉塞、丝绸之路古道和驿置的研究，可全面探讨和复原当时的历史。
11.开展对河西走廊城址的调查
河西走廊留下了大量从西汉到宋、元时期的城址，这对研究西北地方城市的变迁、边塞地区城镇的功能和军事设施具有重要意义。
12.展开对中小石窟的全面调查和研究
甘肃境内已发现石窟170处，除有著名的莫高窟、麦积山和炳灵寺等大型石窟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型石窟，这些石窟的开凿时代从十六国时期到明代，延续时间长。在对大型石窟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要全面展开对中、小型石窟的调查和研究，并弄清佛教的传播路线。
13.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运用遥感、遥测技术和GPS定位、GIS系统，对古遗址和城址进行调查和研究。开展动植物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研究，为考古学研究获取更多的信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漆木器、陶瓷器、金属器和丝毛织品等出土文物的保护。
2003年
Abstract
Gansu is one of the regions in China where field archaeological work started the earliest. Since the 1950s, archaeology in Gansu Province has greatly developed with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a series of researches. These include the basic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al developmental sequenc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 Age, the discovery of dukes’ graveyard of the Qin Dynasty and of bamboo scripts and wall inscriptions of the Han Dynasty. Obvious progress has also been made in grotto archaeology, the survey of and study on cemeterie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Great Wall. In the future, Gansu archaeology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by perfec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e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 Age,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and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and by further studying on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ethnicity,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cultural exchange, the Zhou and Qin cultures and other priority subjects.
注释
[1]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2]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张弛：《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墓地的若干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1期。
[7]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8]张学正、水涛，等：《辛店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9]A.水涛：《关于寺洼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B.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C.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姜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A.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B.谢端琚，等：《黄河上游原始文化居住建筑略说》，《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李非，等：《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14]A.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B.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C.潜伟，等：《古代砷铜研究综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年第12卷第2期。
[15]A.水涛：《关于寺洼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B.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C.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姜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6]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17]吴礽骧：《河西汉塞研究》，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