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
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1]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传佛教密教图像的解读及其历史背景的探索，是考古学与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近年来在西藏西部佛教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一些新出的藏密题材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新调查发现的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石窟当中，绘有多种佛教密教系统的曼荼罗（Mandala）壁画，其中除有过去较为多见的金刚界曼荼罗题材，还发现了一些较少发现的曼荼罗题材[2]，本文拟对此略做介绍和探讨。
一
所谓“曼荼罗”，是梵语“Mandala”的音译，也译为“坛城”、“坛场”、“中围”、“坛域”等，在藏传佛教（藏密）中称之为“金科”。关于曼荼罗的一般含义，有“圆轮”、“圆坛”、“发生”、“攒摇”、“精醇”、“坚固”、“聚集”等不同的释义，概括而言，它是将密宗的佛、菩萨等尊像按照一定的仪轨规定集于一方，供修法时供奉。同时，在曼荼罗方形与圆形相结合的图案中，也反映着佛教密宗对世界和宇宙观的认识。曼荼罗起源于印度，最初是一种作法用的土坛，据《密宗要旨》记载：“坛者积土于上，平治其面，而以牛粪涂其表，使之巩固。于此坛上管宗教之神圣行事，尤其为阿阁黎授戒于弟子时，或国王即位时，于此上行之”[3]。按照仪式的规定，这种土坛在修法结束时要予以破坏，所以在印度已找不到这种土坛的遗迹。
随着佛教密宗传入西藏高原，各种曼荼罗也开始在西藏流行起来，其表现形式十分丰富，既有绘在藏语称之为“唐卡”的卷轴画上的曼荼罗，也有用木版刻印的曼荼罗，还有用彩沙平面堆塑成的立体曼荼罗，以及绘制在寺院壁画中的曼荼罗，等等。其中绘在唐卡上的曼荼罗和壁画中的曼荼罗为其大宗，保存的时间也相对较为久远。从今天残存的梵文经典以及藏文文献所反映出的信息来看，根据印度后期密教新的典籍派生出的各种曼荼罗图像可达百种以上，形制极其复杂繁多，而这些曼荼罗又几乎全部流传到西藏，为西藏佛教密宗所吸收融合。绘制在石窟壁画中的曼荼罗，同绘制在寺院殿堂中的曼荼罗功能相同，但过去却发现较少，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批宝贵的研究资料，其中有两幅曼荼罗图像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比较特殊。
一幅壁画发现于象泉河流域的卡俄普石窟内。该窟的曼荼罗图像，绘制在窟内的北壁（后壁）、西壁和东壁，其中北壁所绘曼荼罗以金刚杵为界道，将其圆形的内坛城划分为九格，各尊像的布局、身色与侍从诸尊均符合密教金刚界曼荼罗仪轨[4]。而西壁和东壁所绘曼荼罗图像的构图、尊像与配置方式则与北壁完全不同，其中尤其是东壁所绘的一幅曼荼罗，是以中央三重同心圆式的莲花圆轮构成，在其内配置以不同的尊像与侍从[5]，其布局特点初看起来颇似日本密教（东密）中“胎藏界曼荼罗”的布局特点。
无独有偶，类似的这种曼荼罗图像曾发现于西藏西部的帕尔嘎尔布石窟K1内。在该窟的东壁上，也绘有一幅与卡俄普石窟东壁构图特点几乎完全相同的曼荼罗图像[6]。笔者在整理帕尔嘎尔布石窟资料时，已经注意到这幅曼荼罗图像不同于过去在皮央·东嘎等处石窟内发现的金刚界曼荼罗[7]，但囿于相关知识的匮乏而无法加以定名，仅仅只对其做了图像学特点的描述，意在姑且存疑，恭候识者指正[8]。后来，罗炤先生针对这幅曼茶罗图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9]，给予笔者很多有益的启示，同时也促使笔者在整理资料时进一步关注这一问题。
按照罗炤先生的意见，帕尔嘎尔布石窟东壁所绘的这幅曼茶罗图像，“不是密教金刚界的曼荼罗，而应当是胎藏界曼荼罗”。同时他也指出：“9世纪初由惠果传给空海、由空海带回日本的唐密—东密胎藏界曼荼罗图，其中台八叶院与帕尔嘎尔布石窟K1的胎藏界曼荼罗图有很大差别：第一，毗卢遮那佛的头形、发式、服饰、手印完全不同……；第二，东密胎藏界曼荼罗毗卢遮那佛面向西，其下方为阿弥陀佛，上方为宝幢佛，而K1的胎藏界曼荼罗方位完全相反；第三，没有第二圆轮中的八尊三昧耶宝。此外，图十三中台八叶院外面的诸尊，也与东密胎藏界曼荼罗图完全不同”。
那么，既然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差别，上述这两幅新发现于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曼荼罗图像题材，是否可以定名为“胎藏界曼荼罗”呢？我认为还有必要结合和利用前人调查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此再做一些探讨。
二
由于迄今为止在西藏西部的佛教考古调查资料中，还没有发现与上述帕尔嘎尔布、卡俄普石窟壁画中类似的那种曼荼罗图像，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与其相邻的周边地区去搜寻线索。
从宗教和文化上来看，与西藏西部相邻的尼泊尔、不丹以及拉达克、克什米尔等地，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历史上都受到过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至今也还是藏传佛教流行的地区，所以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喜马拉雅文化圈”[10]。由于这种文化上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在这些区域内还保存着较多的曼荼罗图像遗存，与西藏西部的曼荼罗图像年代、题材都较相近，可做一些比较。
尼泊尔境内有关曼荼罗的资料，大多集中在首都加德满都盆地的佛寺中。近年来日本学者对此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调查与研究，认为这些作品基本上属于公元13至18世纪中期尼泊尔的马拉（Malla）王朝时期。从他们所公布的材料来看，加德满都一带的曼荼罗题材主要流行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其四周分别配置阿閦、宝生、阿弥陀、不空成就如来的金刚界曼荼罗。此外，西藏西部东嘎一号石窟中发现的以文殊为本尊的“法界语自在曼荼罗”在尼泊尔也有发现，如加德满都的哈卡·巴巴尔、库瓦·巴巴尔、布·巴巴尔等著名的佛寺中，都还保存着这种曼荼罗的壁画[11]。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调查资料来看几乎不见胎藏界曼荼罗的遗存[12]。
拉达克境内密教宗曼荼罗壁画保存较多。从近年来日本高野山大学、种智院大学等组织的学术调查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其题材也主要流行金刚界曼茶罗[13]，据研究这些曼荼罗主要依据《初会金刚顶经》、《恶趣清净轨》等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后期密典绘制，多属于密教金刚乘系统的曼荼罗。如与西藏西部紧相毗邻的印度河上游斯丕提（Spiti）地区，阿契（Alchi）、塔波（Tabo）、那科（Nako）等佛寺中所绘制的曼荼罗图像，与西藏西部发现的曼茶罗图像多具有相似的艺术风格，但其中大部分曼荼罗题材也多为金刚界曼荼罗，不见胎藏界曼荼罗出现。
从上可见，在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胎藏界曼荼罗图像并不流行。与上述西藏西部两幅曼荼罗壁画在尊像的配置方式、各尊像的姿势、印相等方面较为相近者，据笔者初步翻拣资料，可举出克什米尔境内阿契寺（Alchi）松载殿（Sumtsek）内的一幅曼荼罗图像[14]。这幅曼荼罗图像的构图方式亦为三重圆轮，圆轮的莲瓣内绘以尊像、三昧耶宝等，其中心圆轮绘出主尊像，一面二臂，结转法轮印；其周围第二重圆轮为以莲瓣做成的八幅轮，其中各绘出八佛顶各自的身色、持物与印相，只在一叶莲瓣内绘有一女尊像；第三重圆轮内各尊像与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上述两幅曼荼罗图像最为近似，也是绘四佛及四菩萨。四佛的布局及手印特点分别为：主尊下方（前方）佛像结触地印，南方（右方）佛像结与愿印，西方（后方）佛像结禅定印，北方（左方）佛像结无畏印。另在四佛之间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方绘制四菩萨像。这一布局特点与上述西藏西部的两幅曼荼罗相同。初看上去，阿契寺松载殿的这幅曼荼罗壁画似乎与胎藏界曼荼罗的布局方式相似，但如果细加考察，两者之间实际上仍有较大区别。
第一，如按东密（日本密教）胎藏界中台八叶院的诸尊像配置，其中心圆轮主尊像应为大日如来，所结印相当为智拳印。但松载殿内这幅曼荼罗的主尊却是释迦佛像，结转法轮印，头形、发式、装束与东密胎藏界的大日如来都不相同。
第二，在东密的胎藏界中台八叶院曼荼罗构造中，围绕主尊大日如来的四方佛的配置方式应为西方（亦即主尊面对的前方）为阿弥陀佛、北方（主尊左方）为天鼓雷音佛、东方（主尊后方）为宝幢佛、南方（主尊右方）为开敷华王佛。但实际上松载殿这幅曼荼罗的布局从各方佛像的印相、姿势上看，阿弥陀佛却是居于主尊的后方（西方），其下方（前方）为东方阿閦佛、南方（左方）为宝生佛、北方（右方）为不空成就佛，整个方位与东密的胎藏界曼荼罗正好相反。
第三，四佛之间的四菩萨像按东密胎藏界中台八叶院的构造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四方依次当为观音、弥勒、普贤、文殊四大菩萨像，但松载殿四大菩萨像的布局似乎并未严格按照这一仪轨执行。
日本学者对阿契寺松载殿内这幅曼荼罗图像的考订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他们将其定名为“释迦曼荼罗”，认为在三重圆轮的方形外围四角、第四重各边四角上可以辨识出四供养以及坛城门内呈忿怒相的四摄卫，各边绘有贤劫十六尊像，其性质仍然可能属于《金刚顶经》系统的曼荼罗。据介绍这类曼荼罗图像在阿契寺松载殿内的西壁、新堂中央、大日堂的东壁均有遗存[15]，表明其并非孤例，曾在与西藏西部相邻的这个区域内有所流行。
阿契寺松载殿内这幅曼荼罗图像与西藏西部佛教石窟中新发现的两幅曼荼罗壁画在构图、尊像配置、诸尊像头冠、服饰、印相、姿势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所不同，一是后者的主尊可以确定是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而不是释迦佛像；二是两者在四佛间所配置菩萨的手印与姿势也不完全相同。不过，如果将其与东密胎藏界系统的曼荼罗中台八叶院诸尊像相比较的话，我认为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仍远较东密胎藏界曼荼罗更为亲近一些。换言之，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新发现的这两幅曼荼罗图像的性质，很有可能不是日本密教（东密）和汉地密教（唐密）中流行的胎藏界曼荼罗，或者至少说它们是属于与东密或汉密系统不同的另一类曼荼罗图像，不能用东密或汉密文献及图像学的概念来加以比定，而必须考虑寻找新的判释途径。
三
就密教曼茶罗的一般知识而言，汉地以及由汉地传至日本的密教曼荼罗图像，可以分为金（刚界）、胎（藏界）两大部类，其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前者主要依据《金刚经》、《金刚顶经》，后者主要依据《大日经》等密教文献[16]。汉地密宗创始者“开元三大士”所传授的金、胎两界密法当中，善无畏、一行传授的是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而金刚智、不空所传授的是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后来汉密东传日本后形成“真言密教”，从中国同时接受了金、胎两部密法，在日本遗留下来不少曼荼罗图像。
但是，印度和藏密的曼荼罗却不仅限于金、胎两部。从历史发展的线索加以梳理，西藏佛学大师布顿（1290—1364年）曾将印度后期密教和藏传密教系统的经典划分为四部，即事续部、行续部、瑜伽续部、大瑜伽续部（无上瑜伽续部）[17]。其中后两部经典均不见于日本密教。近年来日本学术界的田野调查表明，虽然在东印度一带曾经调查发现过《大日经》系统的胎藏界大日如来图像[18]，但在与西藏西部相邻近的拉达克一带的佛寺中，却没有发现过这类图像，而主要流行的是根据瑜伽续部、大瑜伽续部（无上瑜伽续部）经典绘成的曼荼罗图像[19]。如上文所揭阿契寺五座殿堂内的曼荼罗，据日本学者调查研究结果所示，大部分为《初会金刚顶经》、《恶趣清净轨》两系曼荼罗，这两系经典均属瑜伽续部。其中《恶趣清净轨》系的曼荼罗布局特点是以一切智大日如来（汉译普明）为中心，将金刚界曼荼罗中的四波罗密菩萨换成了佛眼、摩摩枳、白衣、多罗等四明妃[20]。著名的日本密教图像学家赖富本宏已经注意到，佛眼等四明妃在日本流传的“现图胎藏界曼荼罗”的遍知院、金刚手院、观音院当中均能识出，围绕一切智大日如来的恶趣清净四佛在印相、名称等各方面都与胎藏界系相近；因而在《初会金刚顶经》系中被称为“释怛特罗”的《恶趣清净轨》当中，已经能够观察到许多胎藏界系曼荼罗的要素，他认为这一点对于探讨《恶趣清净轨》与金、胎两部曼荼罗在源流演变上的关系是颇具深意的[21]。但是，尽管如此，它与汉密和东密的胎藏界曼荼罗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上面我们曾经谈及，在与西藏西部相邻的尼泊尔、克什米尔、拉达克一带，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胎藏界曼荼罗，究其原因可能正是由于所据经典不同这一根本性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根据日本学术界对拉达克现存佛寺壁画中的曼荼罗图像的调查与分类研究，其中属于瑜伽密教曼荼罗的主要有金刚界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罗、释迦曼荼罗、法界语自在曼荼罗、般若波罗蜜曼荼罗等种类；属于无上瑜伽曼荼罗的主要有“父怛特罗系曼荼罗”、“母怛特罗系曼荼罗”、“不二怛罗系曼荼罗”等三系曼荼罗[22]，但却迄今为止尚未见过类似汉密和东密胎藏界曼荼罗图像资料被发现的报告。
如前所述，西藏西部不仅在地域上与尼泊尔、拉达克等地相邻近，在宗教文化发展进程上也具有密切的联系，拉达克阿契寺各殿堂壁画的年代与西藏西部近年来发现的早期石窟大体上相同[23]，由此推测它们所依据的密教经典也应当是大体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上述历史背景成立的话，西藏西部石窟曼荼罗的系统应主要是依据后期密教的瑜伽续部、无上瑜伽续部经典所绘，我们只能从这类部类的密教经典和图像学仪轨中去寻找识读的依据，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过去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从这样一个认识基础出发，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本文所讨论的这两幅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所绘的曼荼罗图像，笔者拟提出一些线索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探讨。在属于后期密教《恶趣清净轨怛特罗》的《普明曼荼罗》图像中，有着与前者相似的诸多因素。按照日本学者立川武藏的研究意见，认为所谓《恶趣清净轨怛特罗》是对《初会金刚顶经》第二章《降三世品》的解释，据此绘成的曼荼罗中的本尊为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汉译普明），在尼泊尔一带曾有此类曼荼罗流传，主要使用在丧葬仪式上，以免除死者堕入地狱[24]。分析对照这一曼荼罗图像，其基本的构图是三重圆轮，中央绘毗卢遮那佛（普明），着佛装而非菩萨装，手结智拳印、发式为螺髻；第二重圆轮内未绘图像；第三重圆轮为八莲花瓣组成，每一花瓣内绘有一尊像，共为四佛四菩萨。四佛均着菩萨装，面对主尊的佛像（下方、前方）手印为触地印，南方（右方）佛像结与愿印，西方（后方）结禅定印，北方（左方）结施无畏印，另在四佛之间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方绘制四菩萨像。圆轮与方形坛城的四角上各有一波罗蜜，方城外周共配置二十尊供养菩萨（贤劫十六尊及四供养），方城四门内配置有四摄卫菩萨，这一布局特点与上述西藏西部的两幅曼荼罗基本相同，尤其是主尊及四佛的方位、姿势、印相、服饰几乎完全可以两相对应[25]。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在《普明曼荼罗》图像中，其第二重圆轮内未绘出各尊的三昧耶宝，四佛之间配置的四菩萨像身姿、印相等与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这两幅曼荼罗图像有所不同。但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契合度最高的可比资料，若这一观察无误，则是否可以考虑将西藏西部新发现的这种曼荼罗题材比定为后期密教《恶趣清净轨怛特罗》中的《普明曼荼罗》之类的图像，而不是将其比定为日本东密或汉地唐密中的“胎藏界曼荼罗”图像。
由于笔者学识所限，涉及的密教图像学知识极为肤浅，谬误之处期待识者指正，以便推动我国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步。
2007年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ibetan Buddhist and Esoteric Buddhist images and the study on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study. In the newly-discovered Kaepu Grottoes in Zanda County, there are Mandala murals of a variety of Esoteric Buddhist systems. Apart from the common theme of Vajra-dhatu Mandala, less common Mandala theme is also found. This paper off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matter.
【注释】
[1] 本项研究获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研究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研究基金资助。
[2] 有关这个地点的资料参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年第6期。
[3] 李冀诚、丁明夷：《佛教密宗百问》第73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
[4] 有关这个地点的资料参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年第6期，图7。
[5] 有关这个地点的资料参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年第6期，图15～19。
[6]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图 13。
[7]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8] 参见原简报第54页对东壁曼荼罗图像的描述。
[9] 罗炤：《关于西藏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一幅壁画》，《文物》2004年第11期。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原简报正文中并未对此幅曼荼罗定名，附图上的定名属于排版校对上的文字错误所致。
[10] [日]赖富本宏：《曼荼罗の鉴赏基础知识》第82页，日本至文堂，1996年。
[11] [日]立川武藏：《曼荼罗の神タ》第150页，东京ありな书房，1991年。
[12] [日]高野山大学インド·ネバル学术调查事物所编：《第一回高野山大学ラマ教文化调查团报告书》，昭和五十年。
[13] [日]种智院大学密教学会インド·チベツト研究会编：《第一回ラダツク调查团报告书》，昭和五十年。
[14] Roger Goepper.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 The Sumtsek, Boston, 1996, p. 218.
[15] [日]インド·チベツト研究会：《チベツト密教の研究——西チベツト、ラダツクラマ教文化について》第194页，永田文昌堂，1982年。
[16] [日]石田茂作监修：《佛教考古讲座》第四卷《佛像·密教系图像佛》，雄山阁，1978年。
[17] 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第302～324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18] [日]佐和隆研：《オリツサの佛教遗迹》，《佛教艺术》第136号。
[19] [日]赖富本宏：《インド·ラダツク地方ラマ教美术调查报告》，《佛教艺术》第123、125页。
[20] [日]赖富本宏：《インド·ラダツク地方ラマ教美术调查报告》，《佛教艺术》第125、44页。
[21] [日]赖富本宏：《インド·ラダツク地方ラマ教美术调查报告》，《佛教艺术》第125、44页。
[22] [日]インド·チベツト研究会：《チベツト密教の研究——西チベツト、ラダツクラマ教文化について》第186～203页，永田文昌堂，1982年。
[23] 关于阿契寺松载殿的年代，据该寺寺志记载，该寺中的五座殿堂均建成于西藏西部古格王国早期大译师仁钦桑布时代。但从遗存的壁画、题记等综合断代，其实际建立的年代除2号殿堂三层堂（即松载殿）和3号殿堂大日如来堂可能早到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初期之外，其余的三座殿堂年代都可能建成于12至13世纪。参见[日]インド·チツベト研究会《チツベト密教の研究——西チベツト、ラダツクラマ教文化のについて》第56～57页，永田文昌堂，1982年。
[24] [日]立川武藏：《曼荼罗の神タ》第168页，东京ありな书房，1991年。
[25] [日]立川武藏：《曼荼罗の神タ》第168页，图264，东京ありな书房，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