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
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
沈志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青藏高原是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其范围在中国境内是指由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和横断山脉围合而成的区域，包括今西藏和青海两省区全部，以及新疆、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区的一部分[1]。
高原内部耸立着一系列高大的山脉，高山上常年积雪冰封，山体海拔大多在5500～6000米；山脉之间为起伏平缓、面积广阔的高原，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原和盆地；崇山峻岭间奔流着众多湍急的河流，黄河、长江、怒江、澜沧江等均发源于此。
昆仑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的藏北高原大部、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上游高原、阿里西部高原及藏南高原等为寒冷地区，是最主要的天然牧区。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下游河谷平原和藏东三江流域河谷平原，为温暖和温凉地区，是高原最主要的农业地区，能种植青稞、小麦、甜菜、马铃薯等喜凉作物[2]。青藏高原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差异。除了少数海拔较低处，大部分地区可以分为三个垂直带，从下而上依次为：高原寒温带（海拔低于3400米，有农业、林业）、高原亚寒带（海拔3400～4800米，只有牧业）、高原寒带（海拔4800米以上，为无人区）[3]。
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传统，对于这一地区的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4]。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使得我们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发展序列以及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本文即以该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这一地区的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青藏高原史前地理环境与古人类活动
青藏高原的隆起是近几百万年以来亚洲大陆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不仅决定了高原自身的环境变迁，而且对亚洲甚至全球的环境变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全新世以来，青藏高原的湖泊、冰川、冻土、沼泽和植被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揭示了青藏高原全新世环境变化和干湿、冷暖波动的序列，对这一地区古人类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高原湖泊
进入全新世以后，随着青藏高原后期的加速隆升，环境变得更加干燥和寒冷，高原湖泊总的趋势是普遍退缩，水体逐渐缩小，水位下降，一些湖泊被解体，外流湖泊封闭变为内陆湖泊。与此相伴的是湖水水质咸化，含盐量不断增加，化学沉积过程开始，甚至发展到盐湖阶段。据研究，青海湖自距今1万年前以来水位下降了100米，龙木错湖面下降了近70米；藏南一些湖泊下降了10～20米，羊卓雍湖也在此时与沉错和巴纠错分离，由外流转为内流；藏北高原封闭的内流湖在距今9000年前开始逐渐发展为盐湖，如扎仓茶卡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成盐，至距今3000年出现石盐沉积[5]。
高原湖泊在全新世也发生一些阶段性的变化。据研究，在距今8000～7000年期间，一些湖泊又不约而同地发生扩张。这种扩张的高湖面大致延续到距今3000年前后，以后又开始退缩，退缩后的低湖面持续至今。这些高原内陆湖泊一致地反映出全新世气候变化的三个阶段，即距今10000～8000年的早全新世低水位期、距今8000～3000年的中全新世高水位期和距今3000年以来的晚全新世低水位期[6]。青海湖的古环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7]。
（二）冰川
第四纪时期地球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冷暖变异，使青藏高原经历了多次冰期和间冰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多次考察了西藏和川西高原地区，对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遗迹做了不少研究[8]。
根据周尚哲等人的研究，中国西部千年尺度的冷期（冰进）在全新世中有距今8300年、5700年和4000年三次。从冰川的进退上也反映出全新世气候有温湿、干冷的阶段性变化[9]。从总的变化趋势看，青藏高原各山地的冰川明显从末次冰期的终碛垄普遍向后退缩，这是进入全新世的重要标志之一。
青藏高原的冰川进退也随着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在早全新世，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气候缓慢转暖，相应地，山地冰川的退缩也比较缓慢，有些地区往往可以见到末次冰期的终碛后面有数道退缩型的终碛，即为此期的产物；中全新世是冰后期最为温暖的时期，高原上冰川曾经普遍强烈消融退缩。在藏东、藏南地区的山顶面上广泛分布的冰斗冰川和小型山谷冰川，此期几乎全部消融殆尽，只残留着形态保存十分完整的冰斗、槽谷以及冰斗湖等侵蚀形态；晚全新世气候再度转冷，青藏高原的冰川普遍前进。在藏东南海洋性冰川发育地区，冰川前进摧毁了谷坡下部的森林，在冰川槽谷两侧形成齐整的修剪线。在喜马拉雅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其他一些高山区，这次冰进也都很普遍，在地貌上表现为形态完整的终碛垄[10]。
另据研究，当时珠峰北坡的绒布冰川曾经前进到达绒布德寺附近，且其冰川前进主要表现为冰舌厚度的增大，冰舌厚度较今厚40～60米，同样卓奥友峰的加布拉冰川较今厚100～200米[11]。
（三）冻土和沼泽
青藏高原在全新世时期冻土十分发育，在高原的广大地区几乎都有冻土分布。全新世早中期是冻土退化消融时期，如藏南大部分地区和藏北流水作用强烈的大河河谷底部都成为消融区；中全新世由于气候波动，有些地方形成一些融冻褶皱层；在晚全新世，高原永久冻土重新扩展，分布范围远较全新世中期为大，随着冰川范围向南及低处推进，导致藏北较高地区新冻土的形成，但是总的范围不大[12]。
泥炭一般被视为古沼泽沉积，除藏北高原外，在高原宽谷湖盆中往往都有分布，尤其在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以及黄河、长江的分水岭地区，普遍发育有数十厘米至数米厚的泥炭层，其中在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南侧4500米左右的高原宽谷中尤为分布[13]。根据泥炭沉积物分析并辅以14C测定结果研究，高原上泥炭沼泽的发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全新世为泥炭沼泽开始发育时期；据现有资料，这一时期的泥炭沉积发育范围较小、厚度不大，常与沙砾交替沉积。据此推测，早全新世时期气候尚较寒冷，气候环境温湿，气温、降水大体与现代相似，沼泽植被发育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全新世为泥炭沼泽普遍发育时期；这一时期的泥炭沉积遍布高原的宽谷盆地，厚度较大，反映了当时气候较以前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较今高出3℃～4℃。在高原平浅的洼地中水分充足，有利于喜湿植物大量繁殖，但是气温并不高，仍有利于植物残体的积累。晚全新世为气候降温变干、泥炭沼泽衰退时期；有些地区已经停止了泥炭发育，有些地区泥炭中含泥砾物质显著增加，变为沙砾夹泥炭的互层沉积。泥炭沼泽这种普遍衰退的现象，反映了这一时期气温开始降低，降水相对减少，气候变干、变冷[14]。
（四）植物和动物
在末次冰期的沉积物中往往孢粉较少，并且也以蒿属为主的大量耐旱的草本植物占优势。进入早全新世时期，植被得到发展，孢粉含量逐渐增多，木本成分有所增加，有松、云杉等，但仍以菊科和蒿属等草本花粉占优势；中全新世时木本花粉比例进一步增加，其总数已经达到50%左右。斯潘古尔湖和扎仓茶卡的各个沉积剖面均以距今7500～3500年之间的沉积物中所含孢粉最为丰富，种类最多，而且木本花粉的比例也最大，主要有松属、桦属、榛属等；草本植物以蒿属、莎草科、菊科、禾本科等中生和温生植物花粉为主。可以推测出中全新世时期森林上线已经上升到海拔4500米左右的高原面上；晚全新世时期木本孢粉比重又较前显著减少，草本花粉占绝对优势，有些地方甚至达到80%～90%。在扎仓茶卡距今3000年以来的沉积物中，孢粉种类及木本孢粉比重显著减少，草本花粉种类增加，并且以旱生成分较多，植被类型已经逐渐向现生的类型过渡[15]。
全新世时期青藏高原的动物群为适应环境也产生一定的变化。据考古发掘材料，昌都附近的卡若遗址中有鼠兔、鼠、狐、猪、獐、马鹿、狍、牛、藏原羚、青羊、鬣羚等11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绝大部分是猎获动物，反映了昌都附近的当时动物群的面貌。这些兽类都是现生种，但是有些种类（如獐、马鹿、鬣羚）在今天的昌都附近甚至青藏高原上几乎已经没有它们的足迹，如今它们只生活在长江流域和低纬度地区。可见，动物群变化反映了距今5000年前的西藏气候比今天温暖一些[16]。
（五）古人类活动
在人类历史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主要时期。考古发掘材料表明，从远古时代起，高原腹地的西藏西部、北部及青海玉树一带就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1956年7月，在青海省南部靠近西藏的沱沱河沿岸、霍霍西里等地的通天河上游及其支流河谷两岸阶地，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17]。以后又相继调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在青藏高原所调查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主要分布在西藏的那曲、申扎、双湖、日土、定日、吉隆、聂拉木等县境内和青海西部的海西州等地，相对集中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18]。1974年11月到1975年2月，在西藏东部林芝地区采集到石器、陶片、动物残骨等遗物，同时还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19]。这些调查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早期高原人类活动的图景。
不过，这些遗址大多是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联合考察队工作人员所发现的，石制品绝大多数为调查采集所得，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目前经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只有青海省海西州的小柴达木湖遗址1处。
小柴达木湖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镇东南小柴旦盆地内。1982年经调查发现，1983年、1984年又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1998年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遗址进行发掘。通过对出土的打制石器和附近地点采样所做14C年代测定以及对所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性质的分析，可知这是一处距今3万年左右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这是青藏高原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石制工具不仅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人类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对研究当时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及环境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
今天的藏北高原和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大陆性高原气候，其特点是多风少雨，低温干燥，气温日差较大，植被稀疏，小柴达木湖为咸水湖，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根据地质学家考察，由于气候的变化，小柴达木湖在晚更新世时期，出现过多次的咸水与淡水的交替。当气候转暖、湖水淡化时，古人类就由他处迁入此地，依山傍湖，采集野生植物、猎取山上和草原中的动物为食。
二、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
中国考古学迄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用大量不可辩驳的实物资料证明了青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辽阔的青藏高原是藏族、羌族等各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迄今为止，这一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几乎遍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按照青藏高原的气候与地貌特征，以及调查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特征，大致可将青藏高原地区划分为四个区域：青藏高原腹地；青藏高原东北地区；青藏高原东南地区；高原南部地区[21]。
（一）青藏高原腹地
青藏高原腹地包括藏北高原（也称羌塘高原）、阿里高原、青南高原和柴达木盆地等地，行政区域包括西藏的日喀则西部、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以及青海省玉树、海西和果洛等自治州。
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址以细石器遗址为主。在西藏地区，细石器主要集中于西藏西部（大体包括日喀则西部、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申扎、双湖境内的18个地点[22]。
青藏高原的细石器遗址绝大多数未进行考古发掘，目前经过正式发掘的细石器遗址只有青海海南州贵南县的拉乙亥遗址。从出土的石器和遗迹现象分析，当时可能还没有农业，人们以采集和狩猎维持自己的生存[23]。
除细石器遗址以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北部等地又发现了多处岩画。岩画的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狩猎、畜牧、战争、神灵和宗教崇拜，以及舞蹈、部落迁徙等场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藏高原狩猎业和畜牧业的起源与发展[24]。
（二）青藏高原东北地区
青藏高原东北地区包括青海省东部和甘肃省西南部的环青海湖、河湟谷地和祁连山地东部地区，行政区域包括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和海南、黄南、海北等自治州，甘肃省甘南自治州等。
在这一地区，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基本建立了脉络清晰、持续不断的文化谱系，即以马家窑文化（距今为5000～4000年）、宗日文化（距今为5600～4000年）、齐家文化（距今为4200～3800年）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以卡约文化（相当于夏代末期至春秋中期）、辛店文化（相当于夏代末期至春秋战国，与卡约文化年代基本一致）、诺木洪文化（早期距今2900年左右，下限则较晚，可能到汉代以后）等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25]。
（三）青藏高原东南地区
青藏高原东南地区主要是指藏东、川西和滇西北的高山峡谷区，行政区域包括西藏东部昌都、林芝地区，四川西部阿坝、甘孜州，以及云南迪庆自治州等。
这一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是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主要分布于藏东澜沧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同属卡若文化的还有昌都县的小恩达遗址和烟多遗址[26]。
（四）青藏高原南部地区
青藏高原南部地区是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东西长、南北窄的长形地带，即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为中心的藏南谷地，行政区域包括西藏的拉萨市、山南和林芝地区。
这一地区是青藏高原水源丰富、光热条件良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藏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这一地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是曲贡文化，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还有拉萨市的德隆查、山南地区的邦嘎和昌果沟遗址，以及分布在林芝地区的林芝、墨脱两县的新石器考古遗存[27]。
三、狩猎经济与青藏高原家畜饲养业的起源与发展
畜牧业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农业生产部门。在畜牧业出现之前，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
（一）青藏高原细石器遗址反映的狩猎经济
细石器遗址在青藏高原有较为广泛的分布，除昌都卡若、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有典型的细石器标本以外，在藏北、藏西、藏南以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遗存。一般认为大多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遗存。
这些细石器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于藏北高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藏北申扎、双湖境内的18个地点[28]。
藏北细石器文化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大多分布于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藏北地区。
一般而言，细石器文化分为两个方面，即几何形石器文化和石叶石器文化。几何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等地，其特点是从圆形石核上打制出大小不一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器。石叶石器文化则广泛分布于中国、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地区，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核上打制出不同形状的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文化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华北地区，青藏高原的细石器无论从类型还是加工技术都与我国东北、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体系。
青藏高原的细石器遗址绝大多数未进行考古发掘，目前经过正式发掘的细石器遗址只有青海海南州贵南县的拉乙亥遗址[29]。
拉乙亥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共和盆地的中部。1980年进行发掘，揭露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的灶、坑50余座。所出遗物以石器为主，有石核（分楔状、舌形、柱形和锥形等）、刮削器、尖状器、石锤、石片、石叶等；以细石片居多，占石器总数的90.4%以上，均为打制石器。石器的加工技术除直接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以外，还出现了琢修技术。骨器有骨锥、骨针等3000余件。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有环颈雉、鼠兔、沙鼠、喜马拉雅旱獭、羊、狐的骨骼以及少量鸟蛋皮化石，可以认为是当时人们的主要捕食对象。在出土的动物骨骼上发现敲砸和火烧的痕迹。从出土的石器和遗迹现象分析，当时可能还没有农业，人们以采集和狩猎维持自己的生存。
（二）青藏高原史前岩画反映的狩猎和畜牧经济
除细石器遗址以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北部等地又发现了多处岩画。岩画的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狩猎（岩画表现狩猎的形式有骑马追猎、围猎、徒手擒获猎物等）、畜牧（主要有牦牛、羊，还有马、鹿、狗、鹰等；有人们牵赶着牲畜随部落迁徙，骑马牧人对牦牛实行“领牧”或在牛群间的“散牧”以及“赶牧”等；还有表现牧人居住的帐篷、圈养牲畜的栅栏等）、战争及演武（岩画中多武士形象，有的头戴头盔、身穿铠甲或长袍，手持盾牌、刀、长矛等，骑马对峙或对刺）、神灵和宗教崇拜（崇拜的对象有日、月、星、植物和巫师等），以及舞蹈、部落迁徙等场面[30]。据研究，岩画的年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大体相当于青铜时代的前期（即吐蕃以前的时期，属于公元前的遗存）。这一时期的岩画，属于形成时期，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那里也是青藏高原岩画的主要分布区[31]。
（三）新石器时代时期的狩猎业和畜牧业
卡若遗址虽然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全部特征，但却仍然是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且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32]。打制石器有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细石器有较多的船底形石核、锥形石核、柱形石核与石叶等，均具有较强的地方特征。卡若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饲养的家猪，另一类是猎获的鼠兔、獐、马鹿、牛、藏原羊、青羊等。从卡若遗址中出土有粟的遗存和牛、猪等动物骨骼，以及有关的农业生产和渔猎的石器、骨器等工具来看，当时已经从事农业生产，兼有饲养家畜和渔猎等生产活动。
在拉萨曲贡遗址中也同样出土了打制石器和细石器，而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以锤击打制的占绝大多数，并以石片石器为主。打制技术成熟、工艺简练。打制石器主要类型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钻、石凿等。石器中还包含少量细石器，多为细石叶。细石器在石器中所占比例很小，制作技术虽还存在，但似属可有可无，已经是细石器使用的末流。
曲贡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为青稞，饲养的家畜有牦牛、绵羊、狗等，狩猎业也很发达。牦牛和绵羊数量较多，其骸骨在遗址各处堆积中都有发现。当时驯养的家牦牛牛角较细，个体也较小，这是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家牦牛证据。现今分布在亚洲中部的牦牛，都源于西藏地区，确切地说，源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区。绵羊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型很大，当系西藏野生盘羊驯化而来。出土不少烧烤过的羊骨和牛骨，说明藏绵羊与牦牛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
藏绵羊与牦牛这两种高原家畜的遗骸在曲贡遗址的出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说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青藏高原地区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另一方面也表明藏族先民对世界畜牧的发展曾经做出伟大的贡献。
除了农耕和畜牧，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石矛头、石镞、骨镞、铜镞等重要的狩猎工具，以及出土的白唇鹿、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大量动物骸骨，说明狩猎还是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鱼骨，当是人们食用拉萨河中鱼类的证据，表明捕捞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
四、采集经济与青藏高原史前种植业的起源与发展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青藏高原的史前农业主要发生在三个区域：高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和南部地区。而高原东北地区受黄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影响比较大，其史前农业发展历程基本一致。比较独特的史前文化在高原东南地区和南部地区，目前比较清晰的史前文化是东南地区的昌都卡若文化和南部地区的拉萨曲贡文化。
（一）卡若文化时期的种植业
卡若遗址中的磨制石器少而精，多偏刃器，有石斧、石锛、石刀、石凿、石镞等，其中以穿孔石刀、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条形石斧和条形石锛等最具特色。骨器有锥、镶嵌细石叶的刀梗，以及精制的骨针等。陶器以砂质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陶；纹饰以刻画纹、锥刺纹、附加堆纹为主，发现少量黑色彩绘，花纹多为几何形；器型以罐、盆、碗为组合，均小平底，流、耳不发达。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炭化粟米及大量动物骨骼。
遗址中发现28座房屋基址，分为圜底、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此外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地面石墙、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遗迹，并有一处烧火痕迹。
从卡若遗址中出土有粟的遗存和牛、猪等动物骨骼，以及有关的农业生产和渔猎的石器、骨器等工具来看，当时已经从事农业生产，兼有饲养家畜和渔猎等生产活动[33]。
经14C年代测定并校正，卡若遗址年代为距今5500～4700年。要维持如此长期的定居生活，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固定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刀、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农作物是粟。
同属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海拔3200米，面积约20000平方米。1986年发掘，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迹3座、灰坑1处、窖穴5处、石棺墓葬1座，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其中石棺墓葬棺室系用天然砾石叠砌而成，葬式为侧身屈肢葬。陶器类型多样，主要有罐、盆、碗等，纹样繁多，以刻画纹为主。从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来看，小恩达遗址属于卡若文化，只是比卡若遗址有明显的进步，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对于探讨藏民族的起源，西藏地区早期与黄河流域等地的文化交流，以及建立和完善卡若文化的类型和序列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曲贡文化时期的种植业
青藏高原种植业主要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发展。雅鲁藏布江的河源地段水源充足、牧草丰美；其中游干流及主要支流拉萨河、年楚河的中下游河谷组成宽阔的“一江两河”地区，地形平缓，耕地连片，是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最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藏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这一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是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属于曲贡文化的遗址还有拉萨市的德隆查、山南地区的邦嘎和昌果沟遗址，以及分布在林芝地区的林芝、墨脱两县的新石器考古遗存[34]。
曲贡文化因拉萨市北郊曲贡村附近的曲贡遗址而得名。1984年，发现曲贡遗址并进行试掘，1990年又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有石器、骨器、陶器和铜器。石器分为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而以大型打制石器为主；在许多石器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并运用了多种穿孔技术，主要器型有石锛、石刀、石镞、重石、石磨盘、石磨棒等。骨器多以动物肢骨为材料制成，锋刃多数磨制很精，主要器型有锥、针、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还出土了一枚扁叶形青铜镞，表明曲贡文化已经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
曲贡遗址的陶器是主要的生活用具，当时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手制轮修制陶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等方面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以圜底器为主，不见平底器。
曲贡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为青稞，饲养的家畜有牦牛、羊、狗等；狩猎业也很发达。经14C年代测定并校正，曲贡遗址年代为距今3700～3450年。
昌果沟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一处洪积层上，海拔3550米，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1994年，在遗址的大型灰坑的烧灰中发现了一批古青稞和古粟的炭化粒，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史前青稞遗存，同时发现的还有2个中空的青稞茎秆的炭化筒及其碎片。另外，在所收集的近3000粒炭化古麦粒中发现了4粒类似于小麦属成员的炭化古麦粒，其中1粒经确认属于普通小麦炭化粒，还发现了裸燕麦、豌豆等种子的炭化粒。由此可见，青稞是昌果沟遗址古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同时又栽培有相当数量的粟[35]。
邦嘎遗址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海拔3900米，遗址呈条状形分布，现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2000年9—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及山南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考察与发掘。出土的石器中，磨盘、磨石和用于研磨的工具仍占有一定比重，其他还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等。部分石器发现有“涂朱”现象，这种现象与雅碧河谷地区先前发现的史前遗址拉萨曲贡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出土的“涂朱”石器有一定的相似性。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骼，经初步判断大多为羊的骨骼。
通过对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邦嘎遗址的发掘，以及对拉萨曲贡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昌都卡若遗址、阿里地区史前遗址的对比、综合研究，可以确认青藏高原，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河谷地带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勤劳的土著居民生存，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他们应当就是现代从事农耕经济和农牧兼营经济的藏族的先民[36]。
五、结语
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水源主要是冰雪融水。水面资源丰富，是世界有名的高原湖群，大小湖泊1000多个，占全国湖泊面积的48.4%。卡若遗址靠近澜沧江，至今渔产丰富，但是在遗址中并未发现钓钩、鱼镖、网坠等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这是与西南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同之处。
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是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这里的原始种植业也是以旱地作物为主。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作文化的影响[37]。在较早期的卡若文化中，出土的农作物只有粟，表明其受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到了曲贡文化时期，青稞已经栽培，同时粟的栽培也已扩展到了西藏腹地主要农区的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使得昌果沟遗址成为西藏第一处青稞与粟共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38]。
2011年
参考文献
[1] 拉巴. 西藏农业起源初探[J]. 西藏研究，1985（2）.
[2] 尚民杰. 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J]. 农业考古，1987（1）.
[3] 吴汝祚. 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农业[J]. 农业考古，1990（1）.
[4] 徐旺生. 西藏原始农业初探[J]. 古今农业，1994（2）.
[5]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 昌都卡若[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拉萨曲贡[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Abstract
The vast Qinghai-Tibet Plateau, 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unit,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It is the place of origin and major living place of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Prehistoric sites show that as early as 4,000 or 5,000 years ago, early human settlers on the Plateau had gradually given up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turned to crop growing, livestock raising and fishing. Livestock husbandry is the oldest agricultural branch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ajor livestock being yak and hog. Crop-growing on the Plateau is similar to that on the Loess Plateau in North China, major crops being dry crops such as highland barley, wheat, foxtail millet and pea. In the initial stage, crop-grow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illet farming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Later, it may also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wheat-farming culture in West Asia.
注释
[1]一般将青海省境内日月山以东的河湟谷地划归黄土高原地区，但是考虑到地貌特征、民族分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本文所指的青藏高原地区也包括了青海省东部地区的河湟谷地。地势呈“三大阶梯”是中国地貌最基本的特征，青藏高原地处中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第3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孙颔，等：《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与区域发展》第60页，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一般来说，青藏高原的文明进程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比，要显得滞后一些。因此，关于这一地区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新石器时代，而是延伸至青铜时代甚至早期铁器时代。关于青藏高原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农史界和考古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拉巴《西藏农业起源初探》（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吴汝祚《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农业》（载《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载《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等等。另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曾雄生《中国农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以及《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等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有相关论述。总体而言，多为区域探讨或者论述较为简略，比较系统全面总结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的论文尚不多见。
[5]陈克造，等：《青藏高原的盐湖》，《地理学报》1981年第1期。
[6]孙鸿烈：《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第134、13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7]杜乃秋，等：《青海湖QH85-14C钻孔孢粉分析及其古气候古环境的初步探讨》，《植物学报》1989年第10期。
[8]A.李炳元、王富葆、张青松，等：《西藏第四纪地质》第80～87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B.杨逸畴、李炳元、尹泽生，等：《西藏地貌》，科学出版社，1983年；C.李吉均、郑本兴，等：《西藏冰川》第258～276页，科学出版社，1986年。
[9]周尚哲，等：《中国西部全新世千年尺度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10]孙鸿烈：《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第137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11]王富葆：《一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初探》，《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2），地质出版社，1985年。
[12]王家澄、王绍令、邱国庆：《青藏公路沿线的多年冻土》，《地理学报》1979年第1期。
[13]王富葆：《青藏高原全新世气候及环境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14]孙鸿烈：《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第139～14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15]李炳元、王富葆、张青松，等：《西藏第四纪地质》第80～87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16]黄万波：《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8卷第2期。
[17]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18]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19]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20]刘景芝、王国道：《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8日。
[21]青藏高原北部和西部所发现的细石器遗址，有学者认为属于中石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现为行文方便计，我们将其归入新石器时代进行论述。
[22]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23]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4]青藏高原的岩画，除主要发现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日土、革吉、改则、札达等县，那曲地区的文部、申扎、班戈、那曲、索县等县以外，在日喀则地区的定日、拉萨市的定雄、山南地区的贡嘎、林芝地区的墨脱，以及昌都地区的八宿等县也有所发现。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五十年述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2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霍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
[27]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第9期。
[28]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29]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0]青藏高原的岩画，除主要发现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日土、革吉、改则、札达等县，那曲地区的文部、申扎、班戈、那曲、索县等县外，在日喀则地区的定日、拉萨市的定雄、山南地区的贡嘎、林芝地区的墨脱，以及昌都地区的八宿等县也有所发现。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31]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229～2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33]A.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B.霍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
[3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第9期。
[35]傅大雄，等：《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作物学报》2000年第4期。
[36]李林辉：《山南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初步认识》，《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1年第4期。
[37]曾雄生：《中国农学史》第4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38]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粟碳化粒的发现》，《四川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