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肖永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 海西地区吐谷浑、吐蕃时期墓葬的分布与研究状况

位于柴达木东部边缘的青海海西州地区曾是吐谷浑的领地，也是吐蕃势力最早入驻青海的前沿，这一地区吐谷浑、吐蕃时期的遗存分布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柴达木东南边缘的柴达木河（上游称作托索河）、察汗乌苏河、沙柳河以及德令哈附近的巴音郭勒河流域及宗务隆山南麓。墓葬主要分布点有：都兰热水血渭、热水卢斯沟、热水直尕日、英德尔羊场、科肖图、夏日哈河北村、香日德镇、香加乡的莫克里、沟里、黑山、德令哈的郭里木乡夏塔图、蓄集保日毯、蓄集根艾日格、蓄集爱里斯太、布格图阿门、木河尔尕秀、水泥厂北、巴格希热图、闹哈图、宗务隆阿再沟、燥河沟、怀头他拉镇阿奇特沟等地。目前已发现墓葬的总数在1000座以上，近20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热水、直尕日、科肖图、夏日哈河北村、香日德、香加乡莫克里、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夏塔图地区的墓葬进行正式的发掘，共清理墓葬约100座，其中都兰热水血渭、卢斯沟、直尕日地区发掘的墓葬约60座，这些正式清理发掘的墓葬大多数已被盗掘过，完整保存的墓葬极少，给以后墓葬的整理研究带来诸多的问题。

目前在墓葬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这些墓葬的族属判定，以都兰热水墓葬族属为例，许新国、汤惠生、霍巍、阿米·海勒、王尧、沈睿文、谢佐、毛文柄、程起骏、刘树军、三木才等先生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关于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尚存在较大的异议，大致有以下观点，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都兰热水墓葬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的邦国遗存，一部分人认为是吐谷浑遗存，一部分认为是吐蕃在与唐王朝征战时期的后方基地，其主体当属来自西藏本土的吐蕃人［含苏毗（苏波）、同羊羌］。另外，在德令哈郭里木出土的棺板画研究方面，许新国、霍巍、林梅村、程起骏、仝涛等先生分别提出不同的看法，有“吐谷浑说”、“吐蕃说”、“苏毗说”、“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邦国说”等几种不同的意见。造成上述现象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对迁徙到青海以后的早期吐谷浑的文化特征尚不十分明确造成的，其根本原因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相对滞后所引起的，特别是对早期吐谷浑的遗存缺乏科学的考证，一是城址，二是墓葬形制，三是典型陶器。笔者认为，对于墓葬族属的认定要以年代明确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先确定年代再判定族属。在墓葬族属判定上要注重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演变规律去探求渊源关系，并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即文献中有关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文化特征应与考古遗存所显示的时间范围及文化特征相吻合。

2 对青海地区吐谷浑、吐蕃时期墓葬进行树木年轮研究的设想和基本条件

1998年，笔者初次参加都兰香加乡莫克里吐蕃墓葬的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每座墓葬均大量采用祁连圆柏或筑墓室或做棚墓盖顶，这些原木树皮完好，树径较粗，一般在20～60cm，每座数量在20～80根不等，是理想的树木年轮研究资料。树木年轮的数目表示树龄的多少，年轮的宽窄则与相应生长年份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在干旱年份树木生长缓慢，年轮就窄，反之则宽。同一气候区内同种树木的不同个体，在同一时期内年轮的宽窄规律是一致的。如果一段树干内层的一段年轮序列同另一段树干外层的年轮序列一致，就说明二者有过共同的生长期，生长年代能够相互衔接。因此，只要能找到适当的木材标本，就可以通过“交叉定年”的方法一直衔接到远古时期，建立起该气候区的年轮年表。[1]从考古发掘中得到的同种古树木年轮与已建立的年系表相比较，从而可以确定其年代，如果树皮保存则可以精确到每一年；如果每座墓葬内能够保存一定数量的古木，就可以建立起都兰地区的树木年系表，进而确定每座墓葬的具体年代，也就有了该地区墓葬的确切编年，这样也就用不着对墓葬的形制及出土器物进行烦琐的分形定式和分期了；如果每座墓葬的年代已确定，就可以使墓葬年代与历史文献资料对应起来，树木年轮在吐蕃墓葬研究中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对都兰地区的吐蕃墓葬进行树木年轮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其他地区苦于理想树种不能大量保存，如果没有大量的古木样本，年系表的建立就缺乏基础资料，如果树木年轮标本数量不足也会影响年系表的准确系即可靠性。由于都兰地区气候干凉，使得构筑墓室的祁连圆柏得以完好的保存，大量的吐谷浑、吐蕃时期墓葬中的祁连圆柏为年系表建立提供了足够的实物标本，这是其他地区不能做到的。另外都兰地区的莫克里，科肖图、乌兰县的牦牛山、德令哈的蓄集、格尔木的大格勒等地均存在现生祁连圆柏林，树种同莫克里、热水、英德尔羊场及夏日哈、郭里木、蓄集等地的墓葬中使用的树种一致，而且在墓葬的分布附近范围一般均有现生祁连圆柏林。这些现生林有的年轮数达到上千年。现生树种和墓葬使用原木均为祁连圆柏，如果现生树木的年轮和吐谷浑、吐蕃时期墓葬中的古木年轮叠加起来，可以上溯到3000a B. P. 左右。

3 树木年轮的初步定年结果

2000年为了弄清热水一号大墓周围的小型墓葬形制，按照所里的安排，笔者负责对热水北岸南岸卢斯沟地区的被盗墓葬进行清理，共清理墓葬33座。由于这些墓葬均遭到数次盗掘，现存原木较少，有的墓葬已无原木残存。在发掘过程中对保留有古木的10座墓葬内残存的椁木和棺木进行了采集，每根原木均截取圆盘并以墓葬为单位进行了编号，共采集圆盘30个，在7座墓葬中取到7个带有髓心和完好树皮的样本。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展开对海西地区祁连圆柏树木年轮的研究，省考古所主要负责提供墓葬中的年轮标本，先后采集了都兰热水、莫克里、德令哈蓄集、夏塔图等地的发掘墓葬及被盗墓葬中所遗弃的树木年轮，同时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都兰地区的莫克里、科肖图、乌兰县的牦牛山、德令哈的蓄集、格尔木的大格勒等地采集现生祁连圆柏的年轮标本。通过交叉定年先后建立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的树木年系表[2]和柴达木盆地东北部3500a树轮定年年表，[3]确定了一系列墓葬的确切年代和几处墓群的年代下限。由于所采集的树木圆盘大多带有树皮，“在取到的样本中有的圆柏可以看到用斧头加工的痕迹，木材表面有清晰可见的木材结构形成的花纹，斯克威格鲁伯（Schweingruber）认为，如果存在这种现象，说明加工的是湿的、新鲜木头，亦即木材是现伐现用的”，[4]所以用来建墓的祁连圆柏是被砍伐的当年用来建墓的。00DRXM10（2000年都兰热水血渭10号墓）墓葬的建立年代为611年；00DRXM21墓葬的建立年代为685年；00DRXM14墓葬的建立年代为691年；00DRXM19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13年；00DRXM3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32年；00DRXM23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53年；00DRXM8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84年；[4]99DRNM3的建立年代是784年；[5]郭里木乡夏塔图1号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57年；德令哈夏塔图2号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56年；夏塔图3号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90年；夏塔图4号墓葬的建立年代为785年或晚于785年。[6]另外，对德令哈巴音郭勒河流域及宗务隆山南麓多处被盗墓葬中遗弃木棺及墓椁年轮进行了采集和定年，基本确定了这些墓葬的年代下限。它们分别是：德令哈尕海镇巴拉尔（BLE）树轮年代跨度477B. C.—319A. D.；德令哈戈壁燥河沟（ZHG）树轮年代跨度331B. C.—408A. D.；德令哈怀头他拉镇阿奇特沟（AQT）树轮年代跨度80—413A. D.；德令哈闹哈图（NHT）树轮年代跨度758B. C.—461A. D.；巴格希热图（BGX）树轮年代跨度412B. C.—492A. D.；德令哈水泥厂北（SNC）树轮年代跨度376B. C.—592A. D.；德令哈蓄集根艾日格（GARG）树轮年代跨度58B. C.—601A. D.；德令哈布格图阿门（BGT）树轮年代跨度1468B. C.—603A. D.；德令哈蓄集爱里斯太（ALST）树轮年代跨度150—653A. D.；德令哈蓄集保日毯（BRT）树轮年代跨度97—740A. D.；德令哈宗务隆阿再沟（AZG）树轮年代跨度22—781A. D.；德令哈木河尔尕秀（MHG）树轮年代跨度874B. C.—793A. D.；[3]上述各地树木年轮跨度的上限代表所采集的这些墓葬中最早初生的一根古木的初生年代，年轮跨度的下限是这些墓葬中最晚死亡的一根古木的死亡年代，个别古木因在木棺制作过程中削去了表皮，其墓葬的实际年代应稍晚于树木年轮的下限，但一般不会相差太远，古木年轮的下限基本上代表了该区墓葬年代的下限（见图）。

4 定年结果在墓葬族属判定中的应用

史学界一般将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弃国走凉州的历史事件作为吐蕃灭吐谷浑的标志，实际上吐蕃对青海不同地区的控制是有先后次序的，对于青海西部地区的统治应该早于这一时期，我们暂且以663年吐蕃灭吐谷浑的时间为界将这批墓葬分为吐谷浑和吐蕃统治时期。

4.1 吐谷浑时期的墓葬及其族源浅析

从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看，能够明确处于吐谷浑时期（663年以前）的墓地有：德令哈布格图阿门、德令哈巴格希热图、德令哈闹哈图、德令哈水泥厂北、德令哈怀头他拉镇阿奇特沟、德令哈戈壁燥河沟、德令哈蓄集根艾日格、德令哈蓄集爱里斯太。［都兰热水定年为611年的00DRXM10，由于其墓葬形制同该地区其他7座吐蕃时期的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将其归于吐蕃墓葬。德令哈尕海镇巴拉尔的年代下限为319年，一般认为吐谷浑在青海建立政权以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国名是在叶延（329—351年）时期，所以该墓地的可能与当地早期的诺木洪文化有关。］这些地区的墓葬未经正式的清理发掘，墓葬总数不详，定年的标本均来自被盗墓葬中遗弃的棺木或椁木。笔者仅对其中的4处墓葬进行了调查。

德令哈闹哈图，墓葬年代的下限为461年，共发现4座，地表有石堆墓标，没有封土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有木棺，从侧板判断为梯形木棺，木棺侧板上下及两侧均有榫卯结构，有挡板，棺长240cm、高38cm。

德令哈巴格希热图，墓葬年代的下限为492年，共发现3座，墓葬被盗，不明确有无石堆墓标，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梯形木棺，有的木棺两端有榫卯结构，有的两端内侧刻槽，用来镶嵌挡板。

图 德令哈地区经过树轮定年的墓葬分布示意图

德令哈水泥厂北，墓葬年代的下限为592年，共采集两座墓葬，墓葬被盗，不明确有无石堆墓标，竖穴土坑墓，墓内残留有棺板，由于棺板被抛弃时间较长，棺板上的彩色画迹已基本消失殆尽，仅残留模糊墨迹，画风草率，可辨图案有马、奔鹿、牦牛、羊等个体动物形象和马上射鹿的涉猎场面，墓葬附近有木质车轮残段和泥质灰陶片。

德令哈布格图阿门，墓葬年代的下限为603年，共发现3座被盗墓，均有石堆墓标，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东西长200～220cm、宽140～160m，内置木棺，有的为双人合葬墓，有泥质灰陶罐及铜器残片。

上述吐谷浑时期的墓葬的主要特征为：地表有石堆作为墓标，竖穴土坑墓穴，均使用木棺，从个别保存较好的木棺结构来看，主要为梯形棺。结合地区的区域历史和文化遗存来看，其墓主人可能与吐谷浑人以及吐谷浑统治下的白兰羌人有关。

德令哈尕海镇巴拉尔的墓葬年代下限为319年，表明在吐谷浑到来之前，这里存在着更早的民族。周伟洲先生等多数学者认为都兰—巴隆一带在西周至汉代为白兰羌的居住地，[7]“白兰是我国古代西部一个古老的部族。在中国历史上，白兰虽然没有正式建立过政权，但其在其他民族所建政权的统治下，前后绵延了1000余a。中国史籍最早记载白兰的名称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白兰为吐谷浑所统治，唐初吐蕃兴起，又为吐蕃所征服，一直到元代白兰之名仍见于史籍。”[7]关于白兰地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周伟洲先生为代表的柴达木东部边缘说，[8]另一种是以李文实为代表的果洛说。[9]目前看来，仅依据粗疏的文献资料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需要结合两地的文化遗存来考察。在果洛一带至今尚未发现处于西周到汉代的文化遗存，而都兰巴隆一带的塔里他里哈、塔温塔里哈、琉璃瓦和香日德的下柴科、科尔等地的诺木洪文化的遗存则可以和白兰的时间及地望相对应。从近几年的考古调查来看，诺木洪文化遗存在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德令哈地区的尕海周围及玛尼特口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以正式发掘过的塔里他里哈遗址为例，该遗址堆积共分7层，从第5层采集的毛布经树木年轮校正后的14C测定年代为2905a B. P.±140a B. P.，[10]诺木洪遗存以地上堆积为主，主要生产工具有斧、钺、刀、镞等青铜器和斧、锛、凿、镞、杵、球、纺轮等磨制石器和细石器等；骨器有骨制的铲、匕锥、针等；生活实物有毛织物和木器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陶。陶器的器型有罐、缸、盆、碗、杯等；主要纹饰有彩绘、压印纹、席纹、布纹、篮纹、堆纹、刺纹、弦纹、小圆圈纹等。[11]诺木洪文化遗存从地望及时代上和白兰羌相吻合，有人认为诺木洪文化被称为是卡约文化的西部类型，其早期阶段基本与东部地区的卡约文化并行发展，其晚期遗存的时间下限尚不明确，但晚期遗存中已经有了土坯砌墙的房址及圈栏。从文献资料来看，吐谷浑兴起后白兰曾长期处于吐谷浑的统治下并成为吐谷浑的一支重要群体，其中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早期（大约是从吐谷浑吐延到视罴在位时期，经历了60多a的时间），白兰成为吐谷浑的政治中心，吐谷浑王也就成为白兰王，以后虽然吐谷浑的政治中心先后转向沙洲及青海湖地区，但是吐谷浑一直把白兰当作其保身立命的根据地，每遇强敌进攻则退保白兰，文献中有四保白兰。[12]（398年视罴保白兰，417年树洛干保白兰，445年慕利延保白兰，460年拾寅保白兰）说明长期以来吐谷浑对白兰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只是在隋唐时期随着吐谷浑势力的衰落白兰得以独立并逐步壮大，直至656年被吐蕃12万大军所灭。

“吐谷浑”原为人名，乃慕容鲜卑首领慕容涉归之庶子、慕容廆（285—333年在位）之庶长兄。[13]西晋太康至永嘉年间（3世纪末—4世纪初），吐谷浑率众西迁。[14]“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15]329年，吐谷浑孙叶延建立政权，以祖父之名为姓氏，亦为国号和部族名。吐谷浑疆域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县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达青海湖一带。鼎盛时辖地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且末县；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毗邻。由于吐谷浑自身实力的衰盛以及其周边政治势力的强弱变化，吐谷浑的疆域及其政治中心也曾经不断地变化，吐谷浑在青海的政治中心先后经历白兰、沙洲及青海湖三个时期，[12]虽然吐谷浑在青海地区存在了长达350a的统治时期，但是由于其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所导致的疆域及政治中心的不断变迁，因此保留在青海境内的吐谷浑早期的文化遗存相对较少而且分散。从海西地区的区域历史来看，白兰羌由于长期处于吐谷浑的统治之下，其文化发展失去了独立性，已经融入了吐谷浑文化体系。

4.2 吐蕃时期的墓葬及其族属浅析

从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看，属于吐蕃时期（663年以后）的墓葬有：都兰热水血渭、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德令哈蓄集保日毯、德令哈宗务隆阿再沟、德令哈木河尔尕秀地区的墓葬。上述吐蕃时期的墓葬按地域可分为都兰热水地区和德令哈巴音郭勒河中上游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墓葬形制有着一定的区别，其墓主人的主体应分别讨论。

都兰热水地区是青海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吐蕃时期的墓群，有墓葬165座，正式清理发掘的墓葬60余座（含热水直尕日及卢斯沟）。热水地区的墓葬分布集中，大型及大中型墓葬在墓群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墓葬一般由封土堆、墓道、墓室及周围的祭祀坑组成。封土堆根据墓葬的规模大小有别，大型墓一般用覆斗形封堆，中小型墓一般用馒头形封土堆，封土中一般夹有石块、牛羊骨骼和沙柳枝条。在墓室周围的地表以上封土堆以下一般有平面呈等腰梯形的石砌边框，个别石砌边框上还有用手制的球形土坯垒砌的墙体，无论墓葬形制大小这种梯形石砌边框都在热水地区的墓葬中都普遍存在。墓道一般为斜坡状通向墓室，大型墓葬一般为多室或双室墓，中小型墓葬单室；从年代确定的几座墓葬来看，早期墓葬的墓室四壁一般用石块砌成，晚期墓室四壁则多用祁连圆柏首尾搭扣横平垒砌而成。早期墓室底部铺石，晚期墓室底部铺木，几乎所有墓室的顶部均用祁连圆柏作为棚木封顶，棚木之上再压一层大型石块，有的墓顶正中插一根插木，插木一直通向封土堆的顶部。墓葬周围一般有长方形或圆形的祭祀坑。多数墓葬无葬具，少数墓葬使用无盖板的棺箱，也有近方形木框棺，系用直径约20cm的柏木首尾刻槽相互搭扣而成，亦无盖板。德令哈地区吐蕃时期的墓葬从总体上来看，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大型及大中型墓葬，墓葬的等级不高。以郭里木地区的墓葬形制为例，墓葬上方存有高约1.5m的封土，2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形制，墓室均为长方形单室，长4m、宽2.5m左右，均有长方形斜坡式墓道。其中一座为木椁墓，另一座系竖穴土坑墓，但用柏木封顶。2座墓葬木棺均较完整。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土坑墓为迁葬墓。迁葬墓形制较为特别，是先将零散的骨架装于一小棺内，然后将小棺整个放在大棺中……2座墓葬中均见有殉牲习俗。合葬墓在木椁的两侧殉有完整的马和骆驼各1匹；迁葬墓在封顶的柏木上放有零散羊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座墓3具木棺的四面均有彩绘。其中棺挡头绘有四神、花鸟，棺侧板绘有狩猎图、商旅图，以及赞普、赞蒙（王、后）为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职贡图。[16]都兰热水与德令哈巴音郭勒河中上游地区的吐蕃时期的墓葬整体结构基本相同，均是由封土、墓道、墓室组成。两地的差异主要在于：热水地区的墓葬封土周围普遍存在梯形石砌边框，而同一时期的德令哈地区的墓葬均不存在。

这种分布于墓室周围，而压于封土之下的石砌边框在西藏地区比较常见，最早见于西藏西部皮央格林塘、萨松塘墓群，根据测定的14C数据，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秦汉时期，在西藏则相当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史籍所记载的各“小邦”时期。墓葬的地望在象雄范围之内，象雄是一支主要活动在西藏西部和北部的部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通过长期的战争与征伐，象雄逐渐兼并诸部落形成与吐蕃、苏毗三足鼎立的势力较大的部落集团之一。“象雄”在汉文史书中也有记载，唐以来的文献典籍中多称其为“羊同”或“女国”。7世纪以后，松赞干布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国，象雄被其所灭，被纳入吐蕃版图，从此消亡。据文献记载，象雄王国的本教、语言和文化，对后来的吐蕃文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7]格林塘、萨松塘等地墓葬同热水吐蕃墓葬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地面以上墓室周围有石砌边框，石砌边框压于封土之下，墓葬周围有小石圈祭祀坑，以屈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火葬，墓葬中使用朱砂“涂朱”。以羊头为主的肢骨殉葬，随葬品中多见铜泡、桦树皮残块等遗物。

在西藏的山南地区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浪卡子县查加沟发现一座墓葬，该墓大部已被洪水冲毁，地表无明显的封土痕迹，但有用直径20cm左右的砾石围砌的梯形边框，据其残存部分估算，砾石边框的长度为7m左右。石砌边框的中央原有一边长2m、高0.35m的方形砾石堆。发掘者推测该墓时代可能早至2000a B. P. 前后，似属于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的遗存。[18]

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朗县东嘎乡的列山墓地，是典型的吐蕃墓葬，据14C测定，其年代在7世纪左右，该墓地有墓葬200余座，大型墓葬占三分之一。墓葬一般由封土、墓道、墓门墓室四大部分组成。封土周围一般有方形夯土围墙。墓葬基本形制和构筑方法类似都兰热水墓葬，只是墓室顶部以石块叠涩成穹隆顶。墓顶留有方孔，孔中插有刻制讲究的空心槽木，“供死者出入”以求“灵魂不死”。这种封堆中的插木见于热水00DRXM8、98DLM19等保存较好墓葬。列山墓地共有长方形殉马坑28条，其中M113（树木年轮校正后的14C测定为公元775a±70a）前有5条平行的殉马坑，共殉马45匹，墓葬形制及殉马方式酷似都兰热水1号大墓。墓葬陶器基本上被盗墓者破坏，仅见几片陶片，陶片夹砂红陶为主，饰篮纹，此外随葬有木钵、木盆、木罐及梭形木器、桃核等，墓底撒有石灰。[19]

西藏山南乃东县的普努沟墓群[20]被认为是山南地区吐蕃墓葬的典型代表，故称其为普努沟类型。该墓地共有吐蕃时期的墓葬323座，封土均有石砌边框，平面呈等腰梯形。此外，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21]扎囊县斯孔村墓群、都古山墓群等地的墓葬封堆周围均存在着石砌边框，这种石砌边框多以等腰梯形为主。

西藏地区吐蕃时期的墓葬同都兰热水地区的墓葬对比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较多，从墓葬的形制结构来看：墓葬一般由封土堆、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在墓口外围周围地表以上封土以下多有等腰梯形的石砌边框。从埋葬习俗上看多采用屈肢葬。大型墓葬周围一般有长方形或圆形祭祀坑，墓葬的规模大，祭祀坑的数量和规模越大，殉马、牛、羊、狗等动物，个别墓葬有殉人的现象。在墓室顶部正中插有通向封土顶部立木，墓室底部一般撒有石灰，或有用朱砂“涂朱”的现象。随葬品种常见割裂的马、牛、羊骨。木器比较发达，多见木碗、木勺、木罐、梭形编织器、处理皮制品用的木刀、桦树皮箭囊，避邪用的桃核等。金属器多见铜泡、铜带扣、铠甲、箭头及小件金银饰品等。都兰热水地区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与《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中记载的吐蕃本教丧葬仪式是相一致的。[22]另外，《旧唐书·吐蕃传》关于吐蕃的埋葬习俗是这样记载的：“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23]我们以00DRXM11为例对照文献说明，M11为中型墓葬，该墓已被盗掘，墓葬由墓道、墓室、封土堆、殉葬坑组成。斜坡式墓道位于墓室北侧，在墓道口有一方形殉葬坑保存完好，坑内殉葬一成年男性和一匹马。墓室为近方形竖穴，四壁以石块垒砌，墓室上的棚墓已被破坏，无法通过树木年轮定年。墓室外围四周均有等腰梯形的石砌边框，南北边框正中各有宽约1m的缺口，这种梯形石砌边框位于墓室开口以上而压于封土之下，所以“墓上起大室”应该就是指修砌的梯形石砌边框。由于该墓被盗，未见封土堆正中的“杂木”，但这种“插杂木”的习俗见于该墓地00DRXM8、98DLM19等保存较好的墓葬。

通过树木年轮定年我们知道，都兰热水年代明确的墓葬共8座，其中7座墓葬的年代介于685—784年之间，这些墓葬除99DRNM3因仅揭露局部封土而不明确其有无石砌边框外，其余墓葬均带有石砌边框。郭里木夏塔图年代明确的墓葬共4座，年代介于757—785年之间，而夏塔图墓葬均无石砌边框。石砌边框是这两地的吐蕃时期墓葬的最明显的差异，显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时代或贫富原因造成的；从树木年轮定年结果看，两地的墓葬年代有一段共时期，从都兰热水墓葬看，石砌边框不仅存在于早期墓葬也存在于晚期墓葬，小型墓葬带有石砌边框，大中型墓葬也有，所以石砌边框很可能是一种族属标志，从石砌边框渊源关系来看，显然来自上文所述西藏腹地的秦汉时期早期吐蕃文化。带有石砌边框的吐蕃时期的墓葬可能属于来自西藏地区的吐蕃人群及其后裔（含同羊及苏毗），德令哈地区不带石砌边框的墓葬则属于留驻于海西地区的“土著”吐谷浑人。如果说热水墓地属于吐蕃征服后的吐谷浑邦国的话，这一区域应当大量存在7世纪中叶以前的吐谷浑时期的墓葬，但从热水墓葬定年的结果来看，仅有一座墓葬为611年，而且这座墓葬形制同其他的晚期吐蕃墓葬基本一致。从历史文献来看，吐蕃在7世纪初进入都兰地区也是很有可能的。太宗贞观八年（638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率同羊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资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24]“其后赞普亲自出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人，岁输供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收归辖下”。[25]当然，都兰热水墓地也存在许多吐谷浑文化的因素，例如，最常见的小口展沿罐是辽东、内蒙古一带慕容鲜卑（吐谷浑的前身）的常见器型，陶器器表所饰的波浪纹和戳印纹也是辽东、内蒙古一带慕容鲜卑的陶器的常见纹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民族间正常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造成的，相互接触的民族在短时间内容易接受对方的生产、生活用具乃至于文字和语言，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其旧有的婚姻及埋葬习俗。

从整体上看德令哈地区墓葬属于一个大的墓群呈东西向带状分布，分布区域恰好位于青海丝绸之路的“北路”路线上。墓葬年跨度从4世纪到8世纪晚期，吐蕃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巴音郭勒河中上游一带，吐谷浑时期的墓葬则分布于巴音郭勒河下游及宗务隆山南麓地区。从年代来看整个墓群没有大的时间缺环，西部墓葬的年代较早、东部的年代较晚，墓葬的建立存在着由西向东发展的过程。其早期至晚期均使用木板棺作为葬具，从德令哈市水泥厂北墓地（年代下限为592年）和郭里木乡夏塔图墓地（墓葬年代下限为784年）的棺板画的渊源关系看，该地吐蕃时期的墓主人的主体可能仍为当地的“土著”吐谷浑人。

综上所述，海西地区树木年系表的建立为该地区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科学的断代标尺，通过树木年轮定年使具体的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为海西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利用树木年轮定年首先解决了海西地区的墓葬年代问题，根据定年结果我们确定了一批明确处于吐谷浑时期的墓葬，为早期吐谷浑遗存的研究找到了重要线索。从都兰热水吐蕃时期墓葬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来看，都兰热水墓葬的主体是外来吐蕃人群（含同羊、苏毗），墓葬封土中的梯形石砌边框是吐蕃族属的重要标志。德令哈巴音郭勒河流域及宗务隆山南麓是吐谷浑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这一区域的4—8世纪的古代墓葬遗存的主体应是吐谷浑人，位于巴音郭勒河流域的郭里木、蓄集地区的吐蕃时期的墓葬和附近宗务隆山南麓的公元4—7世纪的墓葬遗存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2008年7月

参考文献

[1] 王树芝. 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J]. 考古与文物， 2004（6）.

[2] 王树芝. 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J]. 考古与文物， 2004（6）.

[3] 邵雪梅，王树芝，徐岩，等. 柴达木盆地东北部3500年树轮定年年表的初步建立[J]. 第四纪研究，2007（4）.

[4] 王树芝. 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J]. 考古与文物， 2004（6）.

[5] 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等. 都兰吐蕃三号墓的精确年代——利用树轮年代学研究方法[C]//文物科技研究：5.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 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等. 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J]. 考古，2008（2）.

[7] 周伟洲. 西北民族史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8] 周伟洲. 西北民族史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9] 李文实. 西陲之地与羌藏文化[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 吴汝祚. 略论诺木洪文化[J]. 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3）.

[11] 青海省文管会，中科院考古所青海队. 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J]. 考古学报，1963（1）.

[12] 李文学. 吐谷浑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历史系，2007.

[13] 房玄龄. 晋书·卷九十，吐谷浑传[M].

[14] 周伟洲.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J]. 西北史地，1983（2）.

[15] 房玄龄.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西戎传附吐谷浑传[M].

[16] 许新国.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 中国藏学，2005（1）.

[17] 姚军，霍巍. 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J]. 考古，2001（6）.

[18] 强巴次仁，刘世忠. 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J]. 考古，2001（6）.

[19] 西藏文物普查队.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M]//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藏考古：第1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20]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队. 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J]. 文物，1985（9）.

[21]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G组M1殉马坑清理简报[J]. 文物，1985（9）.

[22] 褚俊杰. 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J]. 中国藏学，1989（4）.

[23] 沈昫，等. 旧唐书，吐蕃传[M].

[24] 欧阳修，宋祁，等. 新唐书，卷208[M].

[25]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ing results by dendrochronology, the author divides the tombs excavated at Reshui in Dulan and Delingha in recent years into Tuyuhun Period and Tubo Period. By analyzing the tomb owners’ nationalities according to historic relationship of tomb styles and document literatu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whether there is a trapezoid stone frame in the sealing mound is the key symbol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immigrant Tubo people and the conquered Tuyuhun in Western Qinghai area. Therefore it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ain body of the tomb owners at Reshui in Dulan should belong to the immigrant Tubo people and those at Delingha to the conquered Tuyu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