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
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
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材料，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主要呈现了以下四个大的区域类型：
一是藏东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昌都卡若文化为代表。属于卡若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昌都卡若遗址外，还有昌都小恩达遗址、察雅县江钦遗址。这些遗址与卡若遗址的特点和面貌基本相同，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可见卡若文化在藏东区域有着较广泛的分布。
二是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以由拉萨曲贡遗址命名的曲贡文化为代表。除曲贡遗址外，属于曲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分别有贡嘎县昌果沟遗址、琼结县邦噶遗址、堆龙德庆区的达龙查遗址以及分布于曲水、达孜、墨竹工卡等地新石器遗址采集点。这些遗址与曲贡遗址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总体面貌与特点基本一致，它们均可以归入同一文化系统。可见，曲贡文化在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同样有较广泛的分布。
三是藏东南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雅鲁藏布江下游藏东南林芝地区的星云、居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若干新石器采集点为代表。
四是藏北及藏西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广泛分布于藏北、藏西及雅鲁藏布江上游的细石器及分部岩画和巨石遗迹遗存为代表，是一种典型的狩猎游牧型文化。
以上四个区域类型不仅构成了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总体面貌，也反映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已清楚地出现了区域性分化，即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上述四个区域类型，均清楚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与特点。
本文拟以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上述四个区域类型为基础，试对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主要面貌与特征、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做一讨论。
一、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及相互联系
首先，藏东区域类型同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卡若文化同曲贡文化的比较看，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于陶器系统与风格的截然不同：卡若文化的陶器器形以小平底和少耳为主要特征，不见圜底和圈足器。曲贡文化的陶器则是以圜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特征，完全不见平底器。此外，曲贡的陶器陶质细腻，器表光滑，制作较精并有磨花工艺；而卡若的陶器却无磨花工艺，陶质粗糙，制作欠精。但卡若的陶器纹饰繁复草率，复合纹样多，有彩陶，却绝不见曲贡文化中的绳纹、篮纹、篦纹等。其次，根据对曲贡遗址制陶工艺的实验研究，曲贡遗址的制陶工艺流程是坯体倒筑成型，先刮底，后刻划，再间隔磨光，最后在窑内渗碳[1]。而卡若遗址的陶器则采用正筑法成型，一般是从陶坯底部开始制作，或以泥条在平底边缘的上侧筑器壁，或在平底边缘的外侧筑器壁[2]。二者在制陶工艺流程上的这一差异，是造成曲贡陶器均为圜底器和圈足器，而卡若陶器则均为小平底器的主要原因。这种制陶工艺的不同，表明了两种区域文化类型在技术传统上存在差异。
从石器看，二者的差异也异常显著。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少而精，多偏刃器，以长、宽比值极大的条形斧、条形锛和刃部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钻孔石刀为典型，并有较多细石器，细石器占全部石器的10.8%。而曲贡文化却极少见磨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器中主要以大型的石磨盘为典型。
此外，据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卡若遗址中唯一可确定的饲养动物品种是猪[3]，而曲贡遗址可确定的饲养动物品种则有牦牛、绵羊和狗[4]。这种饲养动物品种的不同，足以显示卡若遗址的居民同曲贡遗址的居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明显差异，即曲贡居民的牧业水平与牧业成分要远远高于卡若遗址的居民。对于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的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二者不论在时代上还是在文化内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两支不同类型的高原史前文化。……卡若文化虽早于曲贡文化，二者却并没有直接的发展关系。[5]”
此外，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也与卡若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在陶器方面，昌果沟遗址的陶器以圈足器为主，不见平底器，器耳发达；陶色以黄、红为多；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种，泥质陶胎壁较薄，火候较高；以圜底带耳罐为典型器形[6]。卡若文化的陶器则均为小平底，不见圈足器，器耳不发达；以小平底的小口深腹罐为代表器形；陶色以灰、黄为主，均为夹砂陶，陶器火候不高。昌果沟遗址的磨制石器和细石器所占比例较少，而卡若遗址的磨制石器和细石器比例较大；此外，昌果沟遗址打制石器的器形和制法与曲贡遗址较接近，而与卡若遗址相差较大。
从藏东卡若文化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曲贡及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位于藏东澜沧江流域峡谷区域的卡若文化同西面雅鲁藏布江中游即西藏腹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不是一个系统，二者之间差异突出而共性较少，应属两种截然不同的高原史前文化。这就意味着一个事实：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藏东区域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的原始文化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反映两地的原始居民已经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们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群系统。
不过，西藏新石器时代，在藏东区域类型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之间，还存在一个区域类型，这就是以林芝地区若干新石器遗址和采集点为代表的藏东南区域类型。该区域类型主要以林芝地区的云星、居木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新石器采集点为代表。林芝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地理位置上恰好介于藏东区域与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之间。从目前林芝地区已发现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若干采集点来看，新石器时代林芝地区已普遍存在原始人群的活动当无疑义。而从林芝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若干采集点发现的陶器和石器特征来看，它们似乎兼有藏东与雅鲁藏布江中游两个区域类型的某些特点。例如，林芝的云星和居木等遗址中也均出土有卡若的典型器物穿孔石刀，二者的风格基本相似；另外，林芝地区发现的陶器也均为小平底，并流行刻画纹、绳纹和附加堆纹，这些特征均与卡若文化相同。另一方面，林芝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也明显可见到一些与曲贡文化相似的特点，如两者均出有泥质磨光黑陶，且泥质陶器的表面多进行磨光，这些特点为卡若所不见。另外，二者的石器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很少，陶器普遍有夹砂和泥质两种，这与卡若遗址的夹砂陶的情况亦完全不同。不过，尽管林芝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存兼有藏东与雅鲁藏布江中游两种区域类型的某些特点，但仍表现出一些区域特点：如林芝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和采集点目前均未发现细石器，打制石器以盘状器、敲砸器和网坠为主，陶器与卡若和曲贡相比极不发达，陶色以褐色为主等，这些均表现出一些与卡若和曲贡有别的区域特点。因此，将林芝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作为与藏东和雅鲁藏布江中游两个区域类型有别的一个单独的区域类型——雅鲁藏布江下游区域类型来看待是基本成立的。不过，从林芝一带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兼有藏东与雅鲁藏布江中游两种区域类型的特点看，该区域类型更多地呈现出藏东与雅鲁藏布江中游两个区域类型之间过渡性的特点。但是，从林芝区域类型的陶器风格主要为小平底系统来看，该区域类型同藏东区域类型的联系可能更紧密一些。
不过，由于林芝地区的遗址和采集点多数仅做过一些简单调查或试掘，多半未经正式发掘，且许多器物也出自采集，所以，目前对雅鲁藏布江下游区域类型的特点与内涵的认识仍十分有限，远不如藏东及雅鲁藏布江中游两个区域类型那样清晰。
在西藏新石器时代，与藏东澜沧江区域类型、雅鲁藏布江下游区域类型和雅鲁藏布江中游区域类型呈现了更大差异的则是藏北区域类型。藏北区域类型分布的地域极为辽阔，包括整个藏北及藏西地区。就考古文化而言，藏北区域类型一般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是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同时该区域内的一部分岩画、巨石遗迹亦当为同时期的文化遗留。这种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并包括一部分岩画和巨石遗迹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当属于高寒草原带典型的狩猎游牧型文化。从细石器在整个藏北区域有广泛分布且该区域普遍不见陶器来看，该区域的人群流动性较大，他们以细石器和小型石片为主要使用工具。从岩画记录的内容分析，他们当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缺乏定居并随季节而经常性地迁徙流动。从目前所发现的西藏细石器的分布范围来看，以细石器为主要生产和生活用具的狩猎游牧人群的活动地域相当大，除了藏北和藏西外，甚至在藏西南的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即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嘎、吉隆等地也发现不少单纯的细石器地点[7]。这些细石器地点同样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及大型打制石器，为藏北地区常见的“无陶器地点”。这说明，单纯以狩猎游牧为生计方式的人群不仅分布于藏北和藏西地区，其活动范围也曾到达了西藏西南部即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带。
虽总体而言，藏北区域类型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所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单纯的高原史前的狩猎游牧类型的文化，但在西藏西部西喜马拉雅周边地区也发现了个别的农业定居成分。如在阿里噶尔县丁仲胡珠孜遗址中，除细石器外，还同时发现30余枚陶片和一些打制石器，这是迄今为止在藏北及藏西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细石器、打制石器与陶器共存的遗址。该遗址中还发现一件彩陶片和纺轮残片[8]。陶器与纺轮的存在反映了定居农耕的面貌。所以，丁仲胡珠孜遗址反映藏北区域类型中，在某些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局部区域尤其是西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存在着游牧与农耕定居的某种程度的结合。这一点由阿里地区曾采集到一些零星磨制石器得到印证[9]。
从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呈现出的四个区域类型来看，至少有三个区域类型的面貌比较清楚，这就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区域类型，以曲贡文化为代表的西藏中部腹心地区区域类型和以细石器为主要文化遗存的藏北区域类型。三者不仅特色突出和鲜明，而且彼此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这清楚地表明，这三种区域类型乃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这三种区域文化类型代表了西藏新石器时代三个彼此不同的人群系统——藏东人群系统、西藏中部腹心地区人群系统和藏北游牧狩猎的人群系统。
至于介于藏东区域类型与西藏中部腹心区域类型之间的藏东南区域类型是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群系统，目前还不好下结论。尽管藏东南区域类型同时兼有其藏东和西藏中部两个区域类型的一些特点，但是由于该区域的材料目前尚欠充分和丰富，其遗址大多未进行系统和完整的发掘，且不少材料是得自于采集，所以其内涵与整体面貌尚不十分清晰，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工作。
二、西藏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就经济类型及社会面貌而言，新石器时代西藏的社会类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较为单纯的游牧狩猎型的社会，主要以藏北区域类型为代表。其覆盖的区域包括了整个藏北、藏西及雅鲁藏布江上游一带。另一类则是以定居农耕为主并兼有牧、猎、渔等多种生计方式的社会。后者覆盖的区域主要为藏东、藏西南及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并因所处环境、文化来源以及接受外界影响的不同而分别形成了三个不同区域类型：藏东区域类型、藏东南区域类型和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藏北较单纯的游牧狩猎型社会与以定居农耕为主的社会，两者的面貌存在着较大差异。从整个藏北地区基本不见居住遗址和陶器，而且细石器的分布地点十分广泛来看，藏北地区游牧狩猎型的社会显然应是一种游动迁徙性较大且人群活动比较分散的社会。首先，藏北地区因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干燥，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狩猎与游牧生计方式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背景之下，一般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也就是说，人群的聚集规模应相对有限，而是以较小规模和较为分散的人群活动为主。其次，狩猎游牧生计方式本身决定了迁徙流动乃是生存之必要前提。所以，新石器时代活动于藏北地区的狩猎游牧型社会，当以流动性大、人群活动分散以及社会的总体面貌与组织较为简单为突出特点。从藏北岩画的内容以动物、狩猎、畜牧、战争、演武、神灵崇拜、舞蹈、迁徙等为主要题材来看，这些当是藏北游牧狩猎人群社会生活之主要内容。根据藏北岩画中动物图像几乎占90%以上，而动物中最普遍的是牦牛，依次是鹿、羊、马、鹰、狗等，可知这些动物与藏北游牧狩猎人群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而牦牛（无论是野生还是畜养）则当是藏北人群最主要的食物与生活资料来源。从早期岩画牦牛动感强烈且多作为人们的狩猎对象，到晚期岩画牦牛多趋于静态化且与人的关系更亲近的现象，可能反映了在藏北狩猎游牧社会中人们从早期以狩猎野生牦牛为主逐渐向后期以畜养牦牛为主的变化过程。
不过，由于藏北区域类型的文化遗存单一，以细石器为主，岩画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往往难以准确判定时代，所以，对新石器时代以细石器遗存为代表的藏北狩猎游牧人群的社会生活面貌，我们还难以得出更多的清晰认识。
在以农耕和定居为主的社会中，其社会复杂程度则明显要高，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经济生活
以经济生活而论，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的原始居民均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卡若遗址发现了栽培作物粟（小米），曲贡遗址虽未发现谷物，但在与之相近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中却不仅发现了粟，还发现了青稞、小麦、豌豆等作物品种[10]。故发掘者推测：曲贡居民的栽培作物很可能是以青稞麦为主[11]。两个遗址中均出有许多打制的铲状器、锄状器、砍斫器、犁状器、敲砸器、磨制石刀、斧等锄耕工具。在藏东、藏东南及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新石器遗址中均普遍发现了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和研杵，说明当时谷物加工十分普遍，谷物应是人们的主要食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中部腹心地带拉萨曲贡、昌果沟和琼结邦嘎等遗址中不仅石磨盘、石磨棒出土量较大，而且这些磨具普遍形体较大，有的经过长时间的使用，磨槽深凹，磨棒也被反复使用。发掘报告认为：“这种磨具或可作脱壳和粉碎两用，当主要作粉碎之用。[12]”这一判断颇具洞见。既然在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栽培作物青稞，那么青稞就极可能是当时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而对于作物脱壳来说，青稞脱壳似较容易，并不需要以形体较大且笨重的石磨盘、石磨棒作为脱壳工具，因此，倘若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遗址中出土量较大的石磨盘、石磨棒是与青稞种植相对应的一种作物加工工具，那么，这种形体较大的石磨盘、石磨棒就应如《拉萨曲贡》发掘报告所言“当主要作粉碎之用”，即主要是一种用于将青稞进行粉碎的加工工具，正因为作粉碎之用，所以需要有较大重量与形体以便于加工。由此看来，尽管卡若遗址和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出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但两者的用途显然不一样，前者当用于粟的脱壳，而后者则可能是作粉碎青稞之用。这也说明西藏将青稞磨成粉状而食用的历史相当早，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在定居农耕社会中，除了农耕外，狩猎、渔捞和畜养也是重要的生活来源。
卡若遗址中发现的13种动物骨骼，经鉴定可确定为猎获动物的品种有狐、獐、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等[13]，不少兽类骨骼上还留有人工砍砸或切割痕迹，这些动物既作为肉食，也可供骨料和毛皮原料之用。卡若遗址发现的饲养家畜仅有猪一个品种。曲贡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骸骨，主要有白唇鹿、马鹿、鹿、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均为曲贡人的猎获动物。曲贡遗址的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表明当时有渔捞存在[14]。与卡若居民相比，曲贡居民的家畜饲养已达到很高水平。根据鉴定，曲贡居民的家畜品种有牦牛、绵羊和狗，比之卡若遗址的饲养家畜仅有猪一个品种来说，已有极大进步。根据曲贡遗址中的牦牛和绵羊数量极大，其骸骨在遗址各处堆积中均有发现并有不少经炭火烧烤过的羊骨来看，牦牛和绵羊很可能是曲贡人的主要肉食来源。
另外，从卡若与曲贡两个遗址的陶器器型均较为丰富，并有大量夹砂陶器存在，遗址中屡见用火痕迹，可以说明在当时西藏的定居农耕的社会中已有较成熟的熟食传统。
（二）聚落形态与社会面貌
对于新石器时代定居农耕社会的面貌，一些聚落性居处格局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卡若遗址中共发现28座房屋遗存。卡若的房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圜底房屋，二是半地穴房屋，三是地面房屋。
圜底房屋共发现10座，是遗址中较多的一类房屋遗存。这类房屋的特点是居住面下凹成圜形，火塘均位于房屋中央位置，在不少房屋中央发现遗留有灰烬堆。从这类房屋的中部略偏处多有一个大的柱洞和房外的柱洞均向内倾斜来判断，这类房屋的地面部分应是圆锥形窝棚式建筑。
半地穴房屋共发现12座，是遗址中最多的一类房屋遗存。这类房屋的房基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地穴，穴壁或垂直，或略向外倾斜。半地穴式房屋又分为草拌泥墙房屋和石墙房屋两大类。草拌泥墙半地穴房屋共有9座，多为早期的建筑，面积最大者24.5平方米，最小者仅5平方米，一般则多在11.4～16.4平方米。房基穴深30～64厘米，最深者达93厘米。石墙半地穴房屋多为晚期建筑，共发现3座，平面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这类房屋的面积一般较大，25.5～32平方米，穴深多在1米左右。
从以上房屋建筑看，卡若原始居民的房屋建筑主要是以圜底房屋和半地穴式房屋为主，这两类房屋的共同特点均是居住面下凹成半地穴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保暖和避风。这两类房屋的面积均不大，多在10～16平方米，火塘置于房屋的中央，说明当时人们的居住生活乃是以火塘为中心。据此来判断，卡若遗址很可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居住聚落，虽然我们尚不知道其家庭是血缘家庭还是对偶家庭，不清楚其家庭的具体内涵与结构，但从房屋的面积大多仅有10～16平方米来看，卡若居民的家庭规模显然不大，至多在4～6人，这可能是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居住格局，乃是卡若聚落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卡若遗址中还发现了6座面积较大的地面房屋，地面房屋面积一般多在20～30平方米。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面房屋中发现了一座面积达69.6平方米的大双室房屋基址，是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房屋。该房屋呈长方形，从居住面和房基柱洞的排列看，房屋从中间被分隔成了两间。这座大双室房屋至少有三点较为引人注意：一是它的居住面可分东、西两个部分，西部平坦，东部则为两个南北并列的圜底面。平坦的居住面厚25厘米，经过了较好的地面处理。圜底居住面的表层则为红烧土面，厚10厘米左右，表面光滑坚硬，呈姜黄色。这种房屋地面格局预示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反映一点，即此房屋的规格较高，且其使用功能可能较为多样化。二是在该房屋南部发现一处长2.38米，宽1米的灰坑，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此外，在该房基堆积中还出土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海贝、项链、成片的已碳化的粟类谷物灰壳及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的大量陶片。从这些来看，该房屋内的出土物不但种类十分齐全、丰富，而且其规格明显较高，特别是海贝、项链等物在当时应是较为珍贵的，而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成片的已碳化的粟类谷物灰壳，则说明该房屋中积藏的肉食和粮食相当丰富。三是房基内未发现明显的火塘，仅在房屋西部发现四处小砾石围成的圆圈，发掘报告中认为“估计可能就是烧灶的所在”，但显然尚不肯定。这或许说明，该房屋的使用功能很可能与一般房屋有异。
另外，在卡若遗址中还发现了1座面积仅有5平方米的房屋，房基深入地面下93厘米，是遗址中半地穴房屋中面积最小、地穴最深的一座房屋。该房屋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且品种齐全，共出土了12件完整的陶器（整个卡若遗址中可全部复原或大部分复原的陶器总数仅46件），还出土有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及少量的骨器。较为奇特的是，此房屋的地下竖穴部分还有一般房屋所不见的“井栏式”木框架围护结构，同时房屋内也未发现一般房屋均有的火塘和门。从上述迹象看，这座仅有5平方米、让人难以栖身的房屋似乎不像是一般用于居住的房屋，更像是一座专门用于储藏的建筑，故发掘报告认为它“可能为氏族公社用以储藏东西的建筑”[15]。
以上两座房屋建筑在规格、结构、出土物和使用功能上均与遗址中一般仅有10～16平方米的圜底或半地穴房屋明显不同。从诸多迹象看，它们很可能是卡若聚落中具有公共性质的建筑遗存。这或许可证明，在卡若的居民中已经有着具公共性质的氏族及社会组织存在，同时也不排除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卡若的居民显然并不是一个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社会，而是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公共性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对于卡若遗址居民当时抵御各种外来侵袭与自然灾害可能至关重要。虽然目前我们对卡若的社会组织面貌及具体内涵尚不清楚，但有两点基本可以确定：一是卡若居民的氏族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已较为成熟，不是处于萌芽阶段；二是卡若居民的氏族及社会组织应带有较大的公共性。这一点，从遗址中绝大多数房屋的规模、结构都较为一致，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情况亦可得到说明。
在曲贡遗址中未发现房屋建筑，故对其聚落居处格局不详。不过在琼结邦嘎遗址中也发现一座半地穴式房屋，该房屋的平面形制为圆角而近似方形，长宽约6米×6米，墙壁残高0.2～0.4米，用石块砌筑。屋内发现大小灰坑9座，这些灰坑均位于房屋中部或偏北的位置，且直接打破无文化堆积的生土层。邦嘎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是西藏中部腹心地区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这一发现同卡若遗址中的房屋建筑遗存相呼应。这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新石器时代，具有保暖和防风功能的半地穴式房屋，尤其是用石块砌筑墙体的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高原定居农耕人群所选择的主要居住方式。
（三）精神生活
在西藏的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农耕定居人群还是藏北狩猎游牧的人群，都产生了较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其精神生活大多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
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用途不明的两座圆石台和3个石围圈。圆石台均用大块砾石垒筑，中间用小砾石及碎石块填充，直径仅1.5～2米，高约0.25米。3个石围圈平面呈圆形，面积不超过6平方米，周围均为砾石垒筑的石墙。由于面积很小，又无柱洞、烧灶、门道和居住面等迹象，可排除住人的可能性。发掘者认为“圆石台、石围圈等可能和原始宗教信仰有关”[16]。这一判断很准确。其实，这种神秘的圆石台、石围圈极大可能是作祭祀之用。因为类似的遗迹在曲贡遗址中同样也有发现。在曲贡遗址的墓地中发现了6处石台遗迹，均分布于墓地南部，一般由数块或数十块砾石在地表摆放成单层的大体水平的台面，有的石块颜色一致，似经过有意选择。石台的面积约1平方米，其中最长者1.6米，最宽者0.9米。石台的平面形状略呈椭圆形。发掘者推测它们应与墓祭活动有关。其实，曲贡遗址中的6处石台与卡若的圆石台、石围圈颇相类似，故曲贡遗址的祭祀石台可看作是对卡若遗址中圆石台、石围圈之作用的极好诠释，即它们可能都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这也说明在西藏的新石器时代，以石块砌筑起圆形石台和石围圈来进行某种祭祀活动可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此现象不仅存在于藏东，也普遍流行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
新石器时代，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原始人群还普遍流行一种尚红的习俗。曲贡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许多涂抹有红色，涂红的石器约占整个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中还发现不少制作红色颜料的研色石盘、专门盛贮红颜料的小陶瓶等，可见红色颜料的用量十分可观。经鉴定，其红色颜料为赤铁矿粉，即赭石。在石器上涂红的现象不仅见于曲贡遗址，在昌果沟遗址中也有发现，昌果沟出土的石磨盘研磨面上也黏附着一层红色颜料[17]，同曲贡在石器上涂红的现象相同，可能是出于相同的观念所为。目前在藏东和藏东南地区尚未发现此习俗。因此，尚红极有可能是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农耕定居人群的一个普遍的习俗，此习俗很可能带有区域性。藏文文献在谈到西藏人种起源时，曾记载西藏人是由“猕猴种”与“赭面食肉之种”[18]两者的结合衍生而来。这里的“赭面食肉之种”即当指有“尚红”习俗的人群。从新石器时代西藏中部腹心地带人群已普遍存在“尚红”习俗来看，可以得出两个认识：一是西藏“尚红”习俗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二是“尚红”的人群即所谓“赭面食肉之种”当起源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
曲贡遗址中还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存。在遗址的两座灰坑中发现了人头骨，一座灰坑底部的一块巨石上放置了一个环切下来的人头盖骨；另一处是在灰坑底部的基岩上放置了一个年龄为45岁左右的女性的完整头骨及其他骸骨。发掘者将这两处遗存判定为入祭遗存，并认为在22座灰坑中就发现两例人祭遗存来推测，表明当时的人祭已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与人祭相对应，曲贡遗址中还发现牲祭遗存。在遗址的一座灰坑中埋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在遗址的地层中也出有一具完整的秃鹫骨架。另外墓祭遗迹中发现的较完整的马骨架也说明牲祭的存在。可见当时曲贡人已将狗、秃鹫、马用于了祭祀。与牲祭相对应，在曲贡遗址中还发现两件动物陶塑，一件是陶器上浮雕样式的猴面贴饰；另一件是陶器器盖上塑的鸟首，看不出是何鸟类。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猴、鸟（包括秃鹫）、狗、马等动物不仅与曲贡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而且很可能与他们精神生活与信仰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类似的祭祀遗址在西藏中部邦嘎遗址中也有发现。该遗址发现4个奇特的石砌坑壁的灰坑，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面积最大的有0.5平方米，最小的有0.2平方米。灰坑深0.1～0.25米，灰坑内出有兽骨、木炭、陶片等。这种用石料砌筑四壁的灰坑当时究竟作何用途现尚不清楚，从以石料砌筑坑壁来看，其地位和用途显然较为重要，很可能是与祭祀有关。调查者亦认为：“关于遗址所见石框坑，在无资比较的情况下，根据其形制和出土物我们可以看作祭祀坑。[19]”从与之邻近的曲贡遗址以灰坑放置人祭的骨骸来看，将邦嘎遗址中这4座灰坑看作祭祀坑完全成立。
曲贡遗址中还发现了土坑石室墓共29座，墓葬葬式主要有单人屈肢葬、二次葬和二次合葬3种。在全部墓葬中，可确认为二次葬的有23座墓，其中双人二次葬的墓有4座（3座为男女二人合葬，一座为男性二人合葬），屈肢葬仅2座，所以曲贡石室墓的特点是二次葬占有很大比例，占全部墓葬的90%略强。二次葬的人骨在墓中没有固定的摆放位置，一般是散置墓底，且大部分二次葬墓人骨不全，多仅见头骨和肋骨碎片。可见曲贡人普遍存在二次葬的习俗。
从西藏中部腹心地区曲贡、昌果沟和邦嘎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分别出现了“尚红”、人祭、牲祭和二次葬等遗存和文化现象来看，西藏中部腹心地区定居农耕人群的原始信仰及与此相关联的精神生活显然已相当丰富。从上述诸种现象看，他们的信仰和精神生活层面显然已产生了较为成熟的神灵、灵魂与鬼神等观念，并且这些观念已经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以及对死者处置等方面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或约束。
新石器时代，与西藏东部、东南和中部腹心地带定居农耕的人群相比，藏北地区狩猎游牧人群的精神生活同样呈现出相当丰富复杂的状态。目前在藏北地区广泛分布的岩画中，普遍存在大量的宗教性符号。这些符号主要有雍仲符号、树木图像、日月符号、塔图像、鸟图像等等。这些符号与图像广泛存在于各种内容和题材的岩画之中，尤其是经常出现在狩猎岩画之中，几乎绝大多数岩画画面中都有非常明显的带宗教色彩的符号与图像。这些宗教性符号与图像在狩猎画面中的大量出现，显然是为了表达岩画制作者的某种主要观念与愿望，或者说是反映了以狩猎游牧为生的人群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企求与期盼。与定居和农耕相比，狩猎和游牧的生计方式往往缺乏稳定的食物来源，觅食过程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是导致狩猎游牧人群需要不断迁徙流动以寻求生计来源的重要原因。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更易产生对支配其生活的某种不确定因素及神秘力量的企盼与祈求，亦更易产生对神灵的崇拜与畏惧。从这一意义而言，藏北地区狩猎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与宗教神灵的关系当更为密切。所以，在藏北地区宗教性符号与图像在岩画中普遍和大量存在，反映出藏北地区狩猎游牧人群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程度并不逊色于定居农耕为主的人群，而且就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而言完全可能在其之上。西藏的本教之所以发源于以狩猎游牧为主的藏北和藏西显然非出偶然，当与狩猎游牧生活状态中往往有着更发达的神灵系统、对神灵的膜拜更为强烈有极大关系。
三、西藏新石器文化与黄河、长江上游文化的关系
如果将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即放在整个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区域来看待，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和孤立发展的系统，而是一个同周边地区尤其是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同时代新石器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文化系统。
首先，在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区域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明显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与影响。
彩陶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其中尤以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最为发达。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彩陶，出土两件完整的彩绘陶器和27片带彩绘的陶片。发掘报告认为“卡若的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的磨光面上，无色衣，黑彩暗淡，容易脱落，这种情况与一种马厂类型（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的彩陶相似”[20]，故卡若的彩陶与黄河上游基本属同一风格类型。
卡若遗址中发现的作物粟（小米），也是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栽培作物。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粟发现于黄河流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21]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22]，距今8000年左右。此外，在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遗址中也普遍发现粟[23]。由此可见，粟应是当时黄河上游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故童恩正先生认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来。[24]”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因为选择什么样的农作物进行耕种，不但取决于其农业环境，而且也取决于他的石制工具传统乃至其生活用具类型等。粟这一黄河流域传统作物作为栽培品种出现于卡若遗址中，很可能预示了黄河上游地区人群的南迁，因为卡若原始居民不但栽种粟这一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他们的石器工具传统也完全呈现出北方类型。正如发掘报告所指出：“卡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的制造工艺……与仰韶、龙山文化的传统工艺没有大的出入，尤其是切割石料和穿孔技术，与庙底沟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马家窑文化基本一致。[25]”
此外，卡若文化的陶器、石器也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卡若文化的陶器以小平底占绝对优势，完全不见三足器，器形以罐、盆、碗、壶为多。而在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诸文化系统中，陶器同样是以平底器占绝对优势，不见三足器，器形同样以罐、壶、盆、碗为多。从一些典型陶器看，两者也十分接近。如“卡若陶罐的基本类型是小口直颈鼓腹罐，这与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中罐、壶的轮廓很接近。深腹盆和陶碗在马厂、半山文化中亦为常见者”[26]。另外，卡若文化中的特征性器物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以及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等，也都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物[27]。此外，卡若遗址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也是黄河上游地区的最常见的房屋建筑式样，同时二者在房屋地面的处理上也十分一致。这正如《昌都卡若》报告中所指出的：“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系统传统的居住形式，它见于兰州青岗岔、临夏马家湾等地。卡若某些房屋居住面的红烧土下有铺设木条的情况，这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24号房屋居住面下铺一层木板的情况相似。[28]”
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共同文化因素，说明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藏东区域类型同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对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29]。不过，从它主要不是表现为文化因素的相互渗透，而是突出和单向地表现为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在卡若文化中的大量存在来看，二者“有着共同的渊源”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新石器时代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区域类型可能是一个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直接渊源联系的文化系统。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卡若文化不仅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长江上游的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广泛联系。如横断山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石器均有长条形石斧、石锛和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陶器都为夹砂陶，器形普遍为小平底，缺乏三足器；房屋建筑有木骨泥墙房，早期为圜底式或半地穴式，后期出现了地面建筑。而这些特征也同时为藏东卡若文化所具备。所以，藏东卡若文化在总体面貌和风格上也与长江上游横断山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十分接近。故童恩正先生认为：藏东卡若文化与长江上游横断山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相似性，“这也许意味着它们都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分支”[30]。
在新石器时代，藏北地区代表狩猎游牧文化类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同样与甘青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存在密切联系。如在藏北地区的细小石器是以石片石器为主，多采用锤击法打片，二次修理不普遍，且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其器形主要为刮削器，这些特点同样为青海的拉乙亥和达玉台等地点发现的细石器所共有[31]。例如，藏北申扎、双湖发现的细石器与青海拉乙亥地点的细石器都是以圆体石核为主，次为扁体石核，石核类型主要有楔形、扁块形、圆锥形、半锥形、柱形和半柱形等，石叶主要是用间接压剥法产生，一般为长条形，少见尖尾石叶。不过，从总体看，青海的拉乙亥和达玉台两个地点的细石器在器形上较藏北申扎、双湖地区的细石器在面貌上要显得原始一些[32]。此情况预示着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是由青海地区向西传播和移动的可能。
此外，如果我们把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遗存放在整个东亚和西亚的范围中来考察，就可看到它与华北细石器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细石器主要形成了两个大的传统，即石叶细石器传统和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前者主要分布于中国、东亚及北美，后者则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33]；而藏北地区的细石器属于非几何形的石叶细石器传统，与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几何形细石器存在截然不同。所以，藏北地区的细石器主要属于东亚系统。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的起源地是我国的华北地区。因此，关于藏北石器文化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主流的意见是华北起源说，认为藏北地区的细石器是“从华北向西传播过程中，大概沿黄河上游也向南传播，一直到喜马拉雅山下的聂拉木县”[34]。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出现较晚，又缺乏更原始的器形，当是承袭了华北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遗存”[35]。二是“西藏细石器属于起源于华北地区、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的石叶细石器传统。[36]”因为藏北细石器的工艺技术和器形与华北地区的非几何形石叶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既然石叶细石器传统最早起源于华北地区，故西藏的细石器亦当源自华北地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仲巴、罗垄沟及雅鲁藏布江的中上游地区陆续发现一批细石器地点，这些地点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西藏细石器文化的认识，也使西藏细石器的内涵趋于复杂化。由于在上述地点中不仅发现了代表细石器早期特征的“船底形石核”，而且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因此，也有学者对过去流行的西藏细石器起源于华北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西藏细石器并不缺乏原始的类型，并存在着原始阶段遗存的分布，同时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还或多或少地与本地早期石器遗存有着某些传承性质的关联，因此提出：“西藏的细石器工业有可能产生于本土的石片石器的传统基础之上，‘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37]”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认为在西藏细石器中发现呈早期特征的船底形石核，并不足以否定“华北来源”说，恰恰证明了华北细石器向西藏的传播在时间上开始得更早且形态更为完备，因为“华北细石器和藏北细石器在工艺传统上和器形上几乎一致，前者在时代上比后者要早得多；加之青海拉乙亥和达玉台细石器在时间上、器形以及传播路线上都起到中介作用，所以藏北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无法否认的”[38]。
尽管藏北地区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藏南地区的细石器虽属非几何形的石叶细石器传统，但在工艺技术和某些器物类型上确与华北细石器的面貌有所不同。有学者经过比较后认为，藏南的细石器似乎更接近于华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例如在四川广元中子铺细石器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细石器，而该细石器遗存中的软锤技术、底边呈刃缘状的石核以及漏斗形石核等，都与藏南细石器中的同类器物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或文化亲缘关系。从总体看，藏南的细石器在工艺传统和某些器物类型上都与华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更为接近，并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的渊源[39]。故有学者认为：“卡若遗址对我们探讨西南石器传统向藏南传播的路线极富启示意义：即西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很可能由藏东进入藏区，然后沿雅鲁藏布江流域朝纵深方向发展。[40]”倘如此，则意味着藏东乃至藏南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细石器文化传统主要是由西南地区进入，并逐步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向西发展的。
所以，从西藏细石器文化内涵与面貌看，藏北地区细石器与华北黄河流域地区存在直接渊源关系，而藏南的细石器则与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从新石器时代西藏各区域类型的考古文化内涵看，目前仅有代表西藏中部腹心地区文化类型的曲贡文化与外部的联系相对较少，至少远不如藏东的卡若文化那么密切、广泛。尽管如此，曲贡文化也不是封闭发展的，在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粟同样应来自黄河上游地区，并很可能是经由藏东卡若文化传播到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另外，曲贡遗址中发现了18座用石块垒砌墓室的墓葬，发掘报告《拉萨曲贡》将其称作“石室墓”。虽然曲贡的土坑石室墓与川西、滇西及新疆的石棺墓有着较明显的差异，但正如发掘报告《拉萨曲贡》所指出：“这些石室墓或石棺墓分布在彼此邻近的中国西部地区，相互间的交流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4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曲贡遗址的晚期遗存中还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双肩石铲，双肩石铲是曲贡晚期遗存中的特色器物；而双肩石器多见于长江流域地区，特别是在川、滇一带有广泛的分布。曲贡晚期地层中出土的双肩石铲在形制和年代上均与川西地区出土的有肩石器接近。这表明，在曲贡文化晚期，西藏中部腹心地区与川西地区之间显然已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与联系。
四、西藏新石器文化与西喜马拉雅地区文化的联系
西藏新石器文化除了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外，还与周边其他地区尤其是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克什米尔一带的文化存在着交流与联系。
在今为印度所控的克什米尔河谷地带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鲁扎霍姆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在克什米尔河谷地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布鲁扎霍姆遗址中均出现了不少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出现了与藏东卡若遗址相似的文化因素。
例如，在克什米尔河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布鲁扎霍姆遗址中，发现了与卡若遗址相同的半地穴式房屋及长方形或半月形穿孔系绳石刀。石刀有长方形和半月形两种，无一例外均有穿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刀的钻孔乃是通过在石刀两侧对钻穿透形成，这种钻孔技术与昌都卡若文化中的穿孔技术完全一致。
另外，在克什米尔河谷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玉珠[42]。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任何史前遗址中几乎都不见玉器，玉器仅在东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在西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无论是藏东的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还是中部腹心地区的曲贡遗址、山南乃东钦巴遗址等都出土有玉器。据对曲贡玉器的鉴定，其属软玉。从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玉器而南亚次大陆的新石器遗址中普遍不见玉器来看，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玉器的源头当在西藏，应是西藏新石器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
此外，在克什米尔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栽培农作物有麦（Triticum Compactum and Triticum sphaerococum）、六棱带皮大麦（Hordeum Vulgare）和扁豆（Lens culinaris）三种。需要注意的是，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昌果沟新石器遗址中则发现了栽培作物青稞、小麦以及脱壳粟，其中麦类颗粒达3000多颗；而在藏东的卡若文化中则仅发现了栽培作物粟。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粟是普遍的栽培作物，卡若文化中的粟当来自于黄河流域地区。西藏中部腹心地带昌果沟遗址中的粟当来自于藏东，应是由藏东卡若文化传入。但昌果沟遗址中的栽培作物麦，却极可能是从克什米尔地区传入，因为目前已有充足证据显示，麦这一栽培作物品种乃起源于西亚地区，然后逐步向东传播进入东亚地区[43]。昌果沟遗址据14C年代测定，距今3500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的年代相当。所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克什米尔地区麦作农业很明显已向东传播进入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藏高原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44]”昌果沟遗址的材料显示，东来的粟作农业与西来的麦作农业两者发生交汇的地点乃是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即西藏中部腹心地区，发生交汇的时间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由此可见，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克什米尔地区之间存在较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不仅西藏新石器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出现于克什米尔地区，同时如麦作农业等也通过克什米尔地区传入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而且我们不排除两地之间可能存在远距离的贸易交流与往来。例如，在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遗址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中，曾发现一具呈典型蒙古人种特征的骨骼，为50岁左右的男性[45]。这是当时蒙古人种的居民存在于克什米尔地区的确凿证据。
对于克什米尔的新石器文化中存在的许多来自东亚地区的文化因素，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但他们更多地将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同华北地区相联系。考古学家奥尔欣（Raymond Allchin）曾指出，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中的半地穴房屋、穿孔石刀、骨鱼镖、葬狗等与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密切。正如印度考古学家Sankalia所言：“诚如奥尔欣指出的那样，半地穴、穿孔石刀、葬狗是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以骨鱼镖为代表的骨器工业也有可能源自中国北部。[46]”但是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向克什米尔河谷的传播目前尚未找到可靠的中间环节。尽管有学者认为其传播路线可能是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及一系列山口进入克什米尔地区，但迄今为止，在新疆并未找到与传播相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地区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解决克什米尔与东亚新石器文化之间的中间环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材料。主持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童恩正首先注意到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之间存在不少共性[47]。稍后，霍巍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与布鲁扎霍姆遗址的相似性的比较，提出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同中国西南山地新石器时代农业（特别是以卡若文化许多因素为代表）存在密切关联，因而提出半地穴房屋、穿孔石刀等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素向西传入克什米尔地区应有另一条路线，即经由西藏的传播路线，认为此路线是“由中国西南澜沧江流域西下雅鲁藏布江，然后逆江而上，由班公湖一带进入克什米尔”[48]。倘若如此，则西藏地区可能正是新石器时代东亚与南亚及西亚文化之间发生接触的一个重要交汇地带。也就是说，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由栽培作物所体现的东来的粟作农业与西来的麦作农业的交汇是一致的。深受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影响的藏东卡若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向西传播到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而克什米尔河谷的某些因素也向东传入雅鲁藏布江中游，这意味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位于西藏腹心地带的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可能正是东亚、西亚及南亚文化发生接触的重要交汇点。
2012年
Abstract
Relying on availabl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Tibet into four types, the eastern, central, southeastern, and the northern & southern. It discusses their human outlook,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ir close contact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surrounding areas. It believes that there were three major human groups on the plateau, including the eastern Tibetan human group, the central Tibetan human group, and the northern nomadic human group, all of them had, more or less, contact and exchange with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surrounding areas—the Yellow River and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the western Himalayan region. To some extent,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Tibet was the important intersection of the cultures from East, West, and South Asia.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65～266页，附录九：李文杰、黄素英：《曲贡遗址制陶工艺实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4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15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7]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仲巴县城北细石器地点》，《考古》1994年第7期。另参见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8]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文物志》第36～4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9]吕洪亮：《香港新石器时代斧锛生产系统的重建》，《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
[10]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3]黄万波、冷健：《卡若遗址兽骨鉴定与高原气候研究》，载《昌都卡若》附录，第160～16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卡若遗址首次发掘时未发现鱼骨，故遗址发掘者认为卡若遗址地处澜沧江边而无渔业，可能存在某种食鱼的禁忌。不过在新一轮的发掘中，在遗址中发现了鱼骨，由此证明卡若遗址的居民同样有渔业存在。卡若遗址新一轮发掘情况，资料尚未发表，承主持发掘的李永宪先生见告。
[1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4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7]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1辑）第2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索郎旺堆主编：《琼结县文物志》第11～1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39页、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1]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开封地区文管会：《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22]邯郸市文物保护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23]如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中就出土了一件内装粟粒的大陶瓮，这件大陶瓮按容积公式计算，可装粟66.9公斤。见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1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前者在甘肃大地湾遗址、东乡林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甘肃白龙江流域的巩家坪遗址、青海贵德县罗江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中均有普遍的发现。后者在甘肃兰州东乡林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和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中均有普遍的发现。
[28]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2]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青藏高原古代文明》第11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33]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2期。
[34]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2期。
[35]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3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考古工作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
[37]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西藏仲巴县城北石器遗存及相关问题的初步分析》，《考古》1994年第7期。
[38]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第17页，《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三秦出版社，2003年。
[39]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四川大学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第9～20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
[40]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2]G. Stacul, Excavation near Ghaligai （1968） and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Protohistorical Cultures in the Swat Valley, East and West, Vol. 19: 12, 1969: 44-91.
[43]徐廷文：《大麦的起源和分类系统研究进展》，《作物育种研究与进展》（第一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
[44]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傅大雄、阮仁武、戴秀梅、刘咏梅：《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农作物学报》2000年第26卷4期；傅大雄、徐廷文、冯宗云：《西藏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发现的古青稞（Hordeum vulgareL. var. nudum）》，《西南农业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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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48]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