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1]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横断山脉地带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是指我国西南部一系列由并列的南北走向的高山大河所构成的地理区域，大体上包括今天的藏东及川西、滇西北。也有学者曾用“六江流域”（即大体上均呈南北流向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大渡河、雅砻江、岷江）这一地理概念来对其加以涵括。打开一幅中国地图，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个地貌地理特征，在中国版图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些南北走向的高山大河之间形成的无数条河谷限制和规定着古代人们的移动路线与空间，在东西方向很难越过那些高耸的雪山和深切的河谷，所以历史上许多古代民族（或称之为族群、部族、氏族等）都只能沿着这些南北走向的河谷迁徙活动，有的在不同的河谷择址定居，与原有的土著民族不断发生相互间的文化上的融合和种族上的糅合，从而产生新的复合型民族和新的复合型文化。这些古代民族及其文化一方面具有自身不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在其文化的底层和基部又保留着许多原始的共性，从而引起民族学家格外地重视，将自然地理上“走廊”这一概念与人文地理结合起来，称这个地带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走廊”。直到今天，横断山脉地带仍然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汉、藏、彝、傈僳、苗、纳西、傣、羌、白、佤、独龙、怒、景颇、拉祜、哈尼、布朗等众多民族，也正是因为历史上这一地带所居栖活动的两大主体民族——藏与彝影响与作用最为显著，所以也有学者径称其为“藏彝走廊”[2]。
从考古学上加以考察，有不少现象可以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便已经通过这条走廊发生过频繁的交流，彼此间的影响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发生，如同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可分出八个之多的文化或遗址类型。它既有本地文化的特征，也有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和东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3]。进入到战国秦汉时期之后，来自北方的草原文化因素甚至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的某些文化因素，也有迹象表明通过这条传统通道进入到我国西南地区[4]。汉代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叙及这一区域的古代民族时，常以“以十数”来言其繁多，这当中既有当地土著的农业与游牧民族，也包括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其种族及其分支极为复杂，文化面貌各有异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很不平衡。以往考古学界对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曾有过涉及[5]，但尚未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一些考古新发现，对先秦两汉时期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做进一步的归纳整理，进而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区域早期文化交流的若干片断。
一、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
（一）农作物种属
位于横断山脉最东端的澜沧江流域，曾经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发现过著名的卡若遗址，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属，根据1978—1979年两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农作物种子鉴定结果，仅见粟，而不见今天西藏高原普遍种植的青稞、大麦等作物。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青稞在西藏高原的种植历史也很悠久，位于拉萨河谷的贡嘎昌果沟遗址中曾出土有炭化的青稞颗粒[7]。2002年，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昌都地区文化局再次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其中出土的作物种属由西南农业大学傅大雄教授做了进一步的鉴定，其结果仍然只见粟类一种，而不见其他作物[8]。这个现象表明，昌都卡若遗址原始居民曾经以种植粟为其生业。
粟，上古时也称为“稷”，为一种禾本科狗尾草属作物，四川俗称其为小米。粟是一种旱地粮食作物，主要种植在黄河流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粟的遗存。卡若遗址中出土粟，应当是受到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后来在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9]、汶川萝卜寨汉代石棺墓[10]等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粟，表明其沿着横断山脉已经南下至四川盆地边缘。《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云：越嶲郡川中平地“宜黍、稷、麻、稻、粱”，说明至少在唐以前川西南一带不仅已有粟类作物的种植，而且粟类还是当地的主要作物品种之一，这个过程应有相当长的一个发展历史，其来源应当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
粟沿着横断山脉地带的传播，不仅有由甘青地区南下的迹象，还有线索表明其向西进入到雅鲁藏布江下游一带。今天西藏林芝一带仍有粟的种植，当地居民十分形象地称其为“鸡爪谷”[11]，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考古材料可以进一步探讨其进入到这一地区始于何时，但显然这一作物种属的向西传播同样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不仅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粟米向东南亚传播的中介地点，就现有资料而言，很可能是四川西部高原。介于黄河流域与东南亚之间的我国南方诸省低湿地带，如江汉平原、四川盆地、滇东盆地、广西盆地等，传统作物都是水稻。……因此可以推知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东端（川西高原实际上是此高原的一部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种植粟米，这可能是筰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东南亚的粟米种植，可能是此种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12]。
（二）器物与居址
主持卡若遗址发掘的童恩正先生曾经注意到：在澜沧江以东、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的诸原始文化中，可以追见卡若文化的部分因素[13]。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一种磨制的长条形石斧或石锛，长宽比值较大，断面略呈方形，除卡若遗址之外，在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14]、云南元谋大墩子[15]、洱海宾川白羊村遗址[16]等处都有发现；一种半月形的石刀，其刃部开在弓背处，以及一种弧背凹刃的双孔石刀，在卡若遗址和上述滇西高原遗址中也均有过出土。
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其纹饰多见绳纹、刻画纹、压印纹的剔刺纹等。此外还发现有彩陶。澜沧江流域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的磨光面上，无色衣，易脱落，这种情况曾见于黄河上游马厂类型的彩陶[17]。最东端的岷江上游新近发掘的营盘山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器，但却是以细泥红褐陶为主，饰陶衣，磨光，施黑彩，图案以几何纹为主，另有一些简单的动、植物纹样，发掘者认为很明显这是受到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影响所致[18]。这处遗址的年代据推测距今为5500～5000年，要略早于卡若遗址的年代，其分布范围已查明在川西高原的松潘、黑水、理县、汶川等地[19]。宋治民先生认为[20]，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岷江上游的彩陶并未沿着岷江顺流而下进入到成都平原，而是向西到达大渡河流域的丹巴罕额依遗址和汉源狮子山遗址[21]。笔者基本赞同这个意见。上述考古发现说明，大致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受马家窑文化南下的影响，彩陶文化在西起澜沧江、东至岷江这样一个广阔的走廊地带，通过不同的河谷传播，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还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早年童恩正先生曾经观察到：“在马家窑文化系统中，比较繁缛的彩陶图案，如涡纹、连弧纹、连勾菱形纹等，在卡若的陶器中都以刻划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加饰的方法有别，但在图案母题上，两者仍比较接近”[22]。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云南西南部的耿马县石佛洞遗址作了发掘，从中出土的陶器也以刻划、剔刺、压印等手法模仿涡纹、连弧纹、水波纹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做法与卡若遗址极为相似[23]，这种做法也同样暗示着由于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南下，其影响范围可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而是直抵横断山脉的南端——滇南地区。石佛洞遗址便有可能处在这种影响所扩散范围的南缘。
此外，在个别器型上，卡若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造型别致的双体陶罐（编号F9：46），形体似双兽对立，器表饰刻画纹和黑色彩绘。无独有偶，这种形制的双体陶罐在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大窑石棺葬[24]、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25]中也曾有过出土，其间的联系也十分引人注目。
房屋建筑的式样在卡若遗址中早期为圜底式或半地穴式的木骨泥墙房屋，后期出现了石砌的地面建筑，前者曾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与卡若遗址大体年代相当的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中较为普遍，这一建筑式样除卡若遗址之外，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洱海宾川白羊村遗址中有过发现；而后一种石砌建筑在川西和滇西高原各古代民族中也十分流行。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渡河流域的丹巴县发掘出土的中路罕额依遗址，房屋均为石砌建筑，与卡若遗址后期的建筑式样如出一辙[26]。这种石砌“碉房”的建筑传统后来一直为居住在西藏高原和川西、滇西北的古代民族所承袭，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将其称之为“邛笼”。
（三）埋葬习俗
在埋葬习俗上，历来的研究者多已注意到，横断山脉地带均流行石棺葬俗。从以往考古发掘简报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其中分布最为密集的是岷江上游地区[27]，此外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滇西北高山峡谷区均有所发现[28]。最新的一批考古资料也显示出石棺葬这种葬俗在这一地区分布极其广泛。2002年，在与藏东昌都卡若遗址相距约1公里处的热底垄新发现了一处石棺葬墓地，墓葬由石板或石块拼砌而成，长约1.5米。死者采用屈肢葬式，墓葬中出土有一柄弧背曲刃铜刀，这类小铜刀过去在北方草原文化中较为常见，表明其有可能是通过甘、青地区传入到藏东[29]。以往在藏东的昌都贡觉香贝和小恩达遗址中也出土过石棺葬[30]，此次新发现的热底垄石棺葬很可能与之属于同一系统。
在澜沧江—金沙江流域，除过去见诸报道的德钦永芝、纳古、石底等处石棺葬[31]外，据报道近年来又在迪庆境内先后发现30余处石棺葬地点，发掘出近百座石棺墓葬[32]。这些石棺墓葬包括中甸的尼西克[33]、奔多、东旺、比吓、雨崩等多处地点，以迪庆境内的德钦、中甸分布最为密集。墓葬形制系选用当地的石灰岩、沉积岩等不规则自然平整石板砌建棺室，石板多直立排列，头宽足狭。死者葬式主要有侧身屈肢葬和直肢葬两种，其中尤以侧身屈肢葬居多。出土器物中最具特点的是弧背、凹刃、柄扁平的铜刀、山字格的青铜剑以及饰有涡旋纹的双耳陶罐，此外还有铜饰牌、铜管饰、铜杯、绿松石串珠、骨串珠、骨片、石箭镞等器物，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征。
现在看来，在横断山脉地带的南、北两端，都发现有一批早期的石棺墓葬，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区域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及其与西北、西南古代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位于横断山脉北端的甘、青地区的石棺葬年代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甘肃景泰张家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墓地中就曾发现过石棺葬[34]，青海民和马厂垣簸箕掌台等地也发现过属于辛店文化的石棺葬。高东陆、吴平等曾撰文介绍过青海境内发现的这批石棺葬，其形制为石板拼砌而成，在棺底也发现人骨架下铺有一层青石板，随葬器物以双耳彩陶罐、双耳素面陶罐等为其特征。由于青海民和发现石棺葬的这些地点与甘肃省仅一河相隔，因此他们推测这类石棺葬“估计在甘肃境内也应有所分布”[35]。正是由于西北地区发现的石棺葬年代很早，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倾向于将横断山脉地带的石棺葬都与之相联系，认为其可能系西北地区氐、羌系民族南下所遗留下来的古代遗存[36]。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横断山脉最南端的滇西高原同样也有大量石棺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分布在金沙江中游的一批石棺葬。这些墓葬多位于河流旁山间盆地边缘地带的山丘、缓坡和台地上，墓地依自然地形而建，石棺的建造方法是在地面先挖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然后在坑底四壁和底部镶砌铺盖石板，有的在坑底沿四壁挖槽植入石板后，底部再铺石板，放入尸体后，顶部盖以石板，随葬品仅见石器和陶器两种，未见金属器。石器中以制作精致、通体磨光的斧、锛、镞等最具特色。云南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地区石棺墓地附近常有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发现，如永仁菜园子墓地和元谋大墩子墓地所出器物同该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器物在质地、形制、种类、制法等方面基本相同，遗址和墓葬中所出的石斧、石锛和陶瓶等则完全一样；这表明石棺墓主人与当地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主人之间联系紧密”[37]。因而也有学者据此否认横断山脉地带的石棺葬为氐、羌系民族的遗存，认为“横断山区的石棺葬当是古代该地区一个规模较为庞大且分布地域辽阔的土著族群所遗留，而这个族属，正是横断山区的古代夷人”[38]。
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从而提出了许多值得今后做更为深入研究的、颇具启发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不仅发现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在东北地区也有发现，分布的地域极为广阔，通过随葬器物所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很驳杂，很难说这些石棺葬就一定是循着某一特定的路线，采取“从某地传播至某地”的单线传播模式，而完全有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和发生起来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采用石棺葬俗的原始居民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处在生产力与生活技术都相对落后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生活在多山多石的山地民族，死后以石为棺，实属自然。过去曾有学者根据上述这种单线传播的理论，将西藏高原古代的石棺葬也纳入传统的“氐羌”说中加以解释，认为西藏地区的石棺葬是由四川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向西传播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笔者就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第一，西藏石棺葬的考古发现，证明其同样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不存在由于年代上的早晚关系，从而谁传播影响到谁的问题；第二，从目前西藏石棺葬的分布地域上来看，在中部、北部和东部都有分布，从墓葬中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各具特点，并非是一种单一的、一源的文化遗存。因此，归结起来讲，笔者认为“西藏石棺葬中，固然曾有可能受到过古代西北文化的若干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种当地土著民族的葬俗，是在西藏高原本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39]。童恩正先生曾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概念来概括包括石棺葬文化在内的从东北至西南边地一些相同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同时他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推测，这当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40]。就目前在横断山脉南、北两端以及其西端的西藏中部隆子、曲松等地发现的这批史前时期石棺葬的文化面貌来看，其间的差异性远大于其间的相似性，所以各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有到了青铜时代之后，游牧民族较之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迁徙移动的能力和需要，在横断山脉的石棺葬当中才出现了更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以讨论。
那么，在史前时期横断山脉地带的埋葬习俗中，我们能否从中窥见考古学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迹象呢？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囿于传统的所谓“石棺葬文化”，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发掘资料的话，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寻。
青海的考古学工作者曾经注意到，在青海地区卡约文化的墓地中，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墓葬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被称之为“乱骨葬”（也有称为“二次葬”、“二次扰乱葬”、“割体葬”者）的埋葬习俗。这类墓葬“总的特点是乱，但是乱的部位、乱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的大部分骨架完整，部分散乱；有的骨架则全部零乱不整，或堆放在墓室一角，或高低不一，散见于墓室各处和填土之中。乱的部位以上肢为多，一般从头部开始。具体扰乱部位的分布情况是这样：肩部以下完整的20座，腰部以下完整的29座，股骨以下完整的96座，胫骨以下完整的125座。……此外，扰乱的主要对象似乎还集中于头骨、髋骨、骶骨、肩胛骨和四肢骨这些较大的骨骼”[41]。他们将这种习俗的几种主要的埋葬方式归纳为：“1.头骨和右半身散乱，左半身完整，作仰身直肢葬；2.头骨与上半身零乱，下半身完整，呈仰身直肢状；3.头骨与右上半身零乱，而下肢与左半身完好作仰身直肢状。另外，有的骨架全部散乱。”[42]青海地区这一奇特的埋葬习俗还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墓地中。1977年，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40多座单人葬和合葬墓，30多座为俯身葬，其中出现了无头葬和下肢完整、上肢扰乱的俯身葬以及全身扰乱葬等不同的葬式[43]。
这种二次扰乱葬不仅见于青海境内的卡约文化墓葬，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的M52、M76、M48、M86、M63等座墓葬中，墓主人的骨架的上部也都经过人为的扰乱。这些被扰乱过的墓葬有实行单人葬的，也有实行合葬的。就葬式而言，有侧身屈肢葬，也有仰身直肢葬。从扰乱的部位看，多集中于骨盆以上的骨骼，有的仅动头骨[44]。甘肃省寺洼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过部分骨架零乱的现象，如徐家碾的M80[45]。
上述迹象表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这一奇特的乱骨葬习俗显然是从齐家文化（甚至更早的文化类型）中继承发展起来的[46]。青海地区直到汉代的一些墓葬中，仍还可以发现这一习俗的流传。如在青海上孙家寨汉晋墓中，还仍然沿袭了这种扰乱骨葬式。其中的M127“墓主人锁骨、肩胛骨、盆骨及四肢完整，基本保持原状。胸部凌乱不堪，为二次葬所致。头骨置于下肢骨之间”。发掘者认为：“这种葬式不见于中原等地的汉墓中，而在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中却很常见。显然，上孙家寨墓地这种二次扰乱葬是承袭当地的传统习俗。”[47]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中也保留着这种骨架零乱的二次扰乱葬式，发掘者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汉墓从未见过，而在青海地区的汉墓中较为普遍。这显然是一种羌人的葬俗，因为这种葬俗在青海省境内齐家、卡约、辛店文化甚至于更早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渊源。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汉化程度很高而风俗习惯略与羌同的诸胡的墓葬”[48]。这些观察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引人注目的是，地处横断山脉地带的西南地区一些史前墓葬的埋葬习俗，与甘青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如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出土的19座竖穴土坑墓中，葬式可分为仰身断肢、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侧身屈肢、俯身屈肢与母子合葬7种，其中的“仰身断肢葬”有7座，被认为是“大墩子遗址的独特葬式之一”，特点是“掩埋时将人的下肢或上肢砍断，倒置于胸、腹部位或盆骨两侧，脚掌多在肩部或胸前”；其中的“仰身直肢葬”中有的墓葬缺上肢（如M3），“仰身屈肢葬”中的M7缺右下肢，“母子合葬”中的M9“成人的右手、右腿被砍断”[49]。此外，该墓地中还发现瓮棺葬17座，这种葬俗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墓葬中也很常见。
位于横断山脉中部的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的墓葬形制也为竖穴土坑墓，但却多挖在岩石上。葬式有单人葬和合葬。发掘者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M26、72、81、126、145、42、19墓主脚端，各有零乱的人骨一堆，能鉴别的有头骨、肢骨、肋骨、盆骨、牙齿等碎片。这种情况与晋宁石寨山M8、21和江川李家山M2、11相同”[50]。此外，墓地中共计有20座单人墓葬为“二次葬”，人骨不全，仅有头骨、肢骨、肋骨等。其中有两座被称之为“肢解葬”的墓葬与黄河上游的葬式相同。其中一座为M134，死者系青年女性，“下肢从膝关节处肢解，胫骨置于股骨。上肢从肘关节处肢解，桡骨、尺骨置于头部”；另一座M203死者系成年女性，“下肢从膝关节处肢解，胫骨置于股骨。上肢从肘关节处肢解，桡骨、尺骨置于胸部”。此外，M54则为一座青年男性的墓葬，系无头直肢葬。该墓地的合葬墓中有俯身直肢葬与堆骨合葬、侧身断肢与堆骨合葬等葬式。根据上述考古现象，墓地的发掘者已经相当敏锐地观察到：“鳌凤山土坑墓同甘青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其中的双耳陶罐、随葬猪下颌骨、男女合葬等习俗外，“各种不同葬式，如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合葬和二次葬等亦与齐家文化几乎完全相同。鳌凤山土坑墓的解肢葬与齐家文化的身首分离葬俗（秦魏家M60）似有同样含意”[51]。
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甘青地区的这种特殊的葬俗是“不分性别，也不分贫富”[52]的，这就意味着它应当是一种与某一民族有关的特殊埋葬习俗。俞伟超先生也曾经指出：“卡约墓以乱骨葬，特别是上身扰乱、包括砍头的乱骨葬为特色，但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当然，仰身直肢葬的数量也占相当比例，这显然是继承了湟中地区的齐家文化而来的。……如果从葬式的变化过程来看，似可认为屈肢葬和乱骨葬本来都是起源于甘青地区原始文化的一种葬俗。[53]”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葬俗与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同前文所说，才有学者明确提出这应当“是一种羌人的葬俗”。横断山脉地带史前文化中出现的这些与之相似的文化因素，显然是受其影响所致，与古代羌系民族的南迁很可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横断山脉地带的土著民族开始进入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金属器的使用标志着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和与自然力相抗争的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们的远程迁徙活动较之史前时代也大规模地展开。考古材料反映出，这个时期沿着横断山脉的高山河谷，来自北方的诸多文化因素相继出现在西南地区。在中国考古学界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张增祺先生，他在《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一文中曾经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云南青铜文化中发现了不少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遗物，其中包括：动物纹牌饰、双环首青铜短剑、曲柄青铜短剑、弧背青铜刀、卧马纹装饰品、立鹿、马饰、带柄铜饰（镜）、金珠与金饰片、双耳陶罐、和田玉、有翼虎银带扣、狮身人面形图案、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铜啄式兵器等。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斯基泰文化；有的是我国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还有一部分是受了以上两种文化的影响，由当地民族改制和创新的”[54]。
笔者曾经对上述遗物中的带柄铜镜和双环首青铜短剑做过一些专题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遗物均有可能是通过横断山脉地带由北方草原甚至更为遥远的中亚一带传播到了西南地区，从而支持张增祺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虽然目前还难以肯定这种文化的传播者一定是“斯基泰文化”）。下面对笔者的研究结论择要加以说明。
（一）关于带柄铜镜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带柄铜镜主要发现在我国新疆、西藏、川西北、滇西高原地区[55]。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A型：圆板形镜面，镜背素面无纹，镜体下缘带一长条形的手柄，其特点是镜面与手柄之间无明显的界线，系一次性合铸而成。镜柄的末端多有一穿孔，形状各异。如新疆轮台群巴克一号墓地第三十四号墓出土的带柄镜、群巴克二号墓地第四号墓出土的带柄镜、新疆新源铁木里克第六号墓出土的带柄镜等都属于此类型。
B型：圆板形镜面，镜背素面无纹，在镜体下缘稍有凸起，在凸起部分带有穿孔，估计可能是用来铆接镜柄的。如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第五号墓出土的一面带柄铜镜，镜体的下缘正中凸起，上有三个穿孔，中间的孔径略大，直径0.7厘米，两边的孔略小，直径0.2厘米，其中一孔满是铁锈，疑为铆钉的遗迹，可能出土时镜柄已经脱落不存。另外如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第六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原简报称之为“铜牌”）边缘突出，上有一穿孔；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出土的一面铜镜一侧的边缘上有3个小穿孔，很可能原来均系用于固定镜柄的，后来镜柄锈蚀脱落，只残存这些小孔。从镜柄易为锈蚀脱落这一点推测，此型铜镜当时所安装的可能都是铁质手柄。
C型：圆板形镜面，下带一短柄。与上述两型铜镜不同之处在于镜柄与镜背更富于变化。其中如西藏曲贡石室墓地出土的带柄镜，圆板形镜面下接一铁手柄。云南德钦永芝墓地中出土的一面带柄镜，镜面圆形，镜面的下缘有一略呈扁圆形的柄座，下接一短柄，柄的横截面呈方形，柄座上面有复杂的纹饰。云南祥云县检村一号墓出土的一面带柄镜镜面呈圆盘状，下缘接一方銎短柄。四川茂汶县别立、勒石村石棺墓中出土的带柄镜呈圆板形，镜下缘带一短柄，圆形銎，镜背面饰有几何形的纹饰图案。四川荥经县烈太公社自强大队砖瓦厂土坑墓中出土的带柄镜带一短柄，柄上有穿孔，镜背上饰有太阳纹、鱼纹、马纹及几何形等纹饰。
笔者的初步研究结论认为：“仅就现有的材料而言，可以勾勒出这种带柄铜镜传播的大致走向：从中亚一带进入到塔里木盆地边缘，进而沿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传入西藏的西部地区，再通过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河谷进入到四川西北与滇西高原地区，恰好形成一条状如半月的传播带。而最先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可能主要为A型与B型带柄镜——这也是中亚一带最为常见的镜型；进入西藏与云南、四川境内之后，在形制上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出现了C型带柄镜，这种镜型从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很有可能与当地原有的青铜文化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交融。[56]”
（二）关于双环首青铜短剑
双圆饼形剑首的青铜短剑，在中国西南地过去曾多有发现。最早注意到这类考古材料的是长期从事西南地区民族考古的汪宁生教授，他指出：“我国从内蒙古到辽东半岛、南至长城一线的广大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别具风格，它们和远在云贵高原上的石寨山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北方青铜器中一些典型器物，在石寨山文化中仍可找到痕迹。内蒙古、河北一带发现一种青铜短剑，剑首作双圆圈状或饰双圈纹，过去称‘鄂尔多斯式剑’，这种剑在永胜九龙潭曾发现多件。[57]”后来，童恩正教授在《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一文中，将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剑分为“巴蜀系统”与“西南夷系统”两大体系，提出在西南夷系统的云南洱海地区曾出土过一类青铜剑，“茎端为双圆饼状，此式剑不见于中原地区，在西南其他地区亦未发现，但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剑’中则有与之相似者”[58]。其后，在他的另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又再次引证道：“（云南）德钦纳古所出茎首为双圆饼形的短剑，是长城以北战国时代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高浜秀《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型式分类》一文中的FⅠ式、FⅡ式、GⅡ式、GⅢ式均属此类。[59]”
就目前材料来看，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此类青铜短剑的地点主要有：四川凉山盐源县境内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短剑，发现地点为盐源县干海，现收藏于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笔者曾观察过其中的两柄，一柄编号为A135号，短剑为直刃剑，柄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剑茎的格与剑首部的纹饰用连珠纹连缀成的三角形纹样，在三角形的外周同样饰以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连珠纹。另一柄编号为A91号，除柄的格首部稍狭外，与前者形制别无二致[6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远在西藏最西部的札达县皮央村墓地中，也曾出土过一柄与四川盐源所出极为相似的青铜短剑，这两个地点发现的青铜短剑的形制、纹饰和风格如同姊妹，如果不加以仔细辨识，很难加以区分[61]。
出土这类青铜短剑较多的另一个地点是滇西北高原，可举下述几例为代表：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采集到的一柄青铜短剑为长三角形，中起圆柱形脊，下端饰以三角形纹，无格，茎扁平，茎首为双圆饼形[62]。云南剑川鳌凤山墓葬出土的Ⅰ型剑，茎较扁平，上饰圆圈纹或回形纹，无格，茎首为双圆饼形，剑身呈长三角形，柱脊，后端饰三角形纹[63]。滇西洱海地区永胜县金官区在修建龙潭水库时，曾出土这类双圆柄首剑25件，这是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64]，据描述其茎部为扁平的长条形，其上布满同心圆纹，茎首为双圆饼形，内有同心圆纹线。云南西北部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M5近棺顶处的填土中曾发掘出土过一柄铜柄铁剑，形制也为双圆饼首，但与上述各例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为铜柄铁剑，其二柄为镂孔扭辫状，无格[65]。此外，据张增祺先生介绍，云南陆良县板桥一带也曾发现过这种双圆饼形首的铜剑，外形和云南传统的青铜短剑不同[66]。
关于这类青铜短剑的来源，显然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从其在西南地区的分布情况推测，有极大的可能是同前文所述的带柄铜镜一样，也是通过横断山脉走廊从青藏高原或西北地区传入川西和滇西北高原的。
（三）石棺葬文化中的共同文化因素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所谓“石棺葬文化”一词的学术内涵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可能采用石棺为葬，但其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却有可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很难用笼统的“石棺葬文化”这个术语来加以涵盖；因此，对这一术语或概念加以修正已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按照现下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理解，所谓“石棺葬文化”，主要是指以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石棺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如果基于这一认识来加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与之相似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因素的确可以从横断山脉地带不断发现。
笔者在上文中对不同地域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石棺葬做过简略的分析，认为它们很有可能都是在各地独立起源发展起来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进入青铜或早期铁器时代之后，横断山脉地带使用石棺葬俗的这些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相互交流与互动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明显大大超过了史前新石器时代。在不同地域但大体相同时期的石棺葬中，出现了更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双耳陶罐和青铜双环首式短剑、山字格铜柄铁剑、铜泡饰、铜牌饰等具有浓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点的器物在石棺葬中的频繁出现。以石棺葬中出土的双耳陶罐为例，在横断山脉的不同流域都有出土，虽然形制各异，质地也各有优劣，但却往往表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因素，如带有宽边的大耳，耳部的一端连接罐口，另一端在其腰、腹间；罐腹多饰螺旋纹，有的在螺旋纹中附有突起的乳丁纹，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晚期的石棺葬与早期石棺葬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明显加强了，原先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石棺葬文化，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发展体系，另一方面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彼此之间通过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更多的共性。在这种表象后面所隐藏的，应当是不同的古代民族之间所具有的远程迁徙移动能力的不断加强这一史实，而这种迁徙移动的主要通道和走廊，从石棺葬文化的分布与文化特征上来看，则主要应当是在横断山脉地带。
三、先秦两汉时期横断山脉地带承担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主体民族集团
利用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进而探讨与之可能相关联的古代民族，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因为考古学文化的背后，都隐含着古代人类的活动；而每一支考古学文化，总是历史上由某一个民族所创造出来的。但在具体实践上，这种研究模式也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古代和近代民族都比较复杂的地区，一种文化的特征往往会出现在几个相近的民族中（如族源或分布区域相近等）；同样，几种文化特征又可能集中在人口众多、分布范围较广的一个民族中。另外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的文化遗物暂时找不到它们的主人，也有的古代民族又难以确定其文化内容。[67]”因此，要用考古材料来确定古代民族的族源、族系，须得十分谨慎。就目前材料来看，要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横断山脉地带的西南古代民族——与迄今为止所掌握的考古材料相互对应，显然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但是，如果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再联系考古材料的特征及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加以考察，笔者认为从中寻找到一些主体性的民族集团（或者借用现代民族学的术语将其称之为“语族”或“语支”）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系统的民族集团。如前所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甘青地区以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等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便已经不断开始进入横断山脉地带。约在公元前5—前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发生了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活动。由于当时匈奴的入侵，使原居于甘青高原的氐羌系民族或被匈奴征服，或流离失散，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沿着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南迁至西南地区。由于氐羌系统民族集团的南迁，从而在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出现了诸如“石棺葬文化”这样一些与西北甘青地区考古文化因素有关的观点，在以往学术界曾经是一种占据主流的意见。从本文所归纳的不同时期横断山脉地带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也还仍然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动摇和否定，古代氐羌系统的游牧民族集团，应当是横断山脉地带承担考古学文化间交流互动的最为重要的主体民族集团之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氐羌系统的游牧民族集团自身的分布地域辽阔，支系极其复杂，南迁入横断山脉的时间、迁徙的河谷及路线也各不相同，所以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往往也各有异同。在所谓“六江流域”不同河谷通道中出现的石棺葬文化因素既具有某些共性，也具有某些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石棺葬文化中的双耳陶罐，它们在保持其来自西北高原甘青考古学文化主体因素的同时，往往又产生出各个支系不同的变异性特点，这是今后考古学界应当加以更多注意和进一步分析的一个课题[68]。四川和云南的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川西和滇西北高原的石棺葬多系氐羌系白狼人的遗存，还有意见将今四川西部盐源、木里和云南丽江、宁蒗等地的摩沙夷也归入南迁的氐羌系民族的一支，认为其也是行石棺葬的民族，后来成为纳西族的先民[69]。这些意见均可备一说。
另一个民族集团应当是本身就生活在横断山区的土著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由于自身的扩张，也有过从北向南或者从南向北的迁徙移动，因此其中的一些支系很容易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尤其要加以认真分析的。居住在澜沧江流域的“昆明”（后由澜沧江流域迁入洱海区域），因其早期以畜牧业为主，也是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生活，所以以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学者均认为其当系从甘青南迁的氐羌系民族[70]。但云南学者张增祺先生认为：“其实，澜沧江河谷的‘昆明蛮’并非甘青高原的古羌人，而是云南的土著民族”[71]。他进一步解释其与古羌人的区别在于：
他们虽说“随畜迁徙，毋常处”，但其放牧方式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古羌人不同。前者是根据横断山脉气候和动、植物均作垂直分布的特点，每逢春、夏季间将畜群赶往气候凉爽的山区或半山区，秋、冬季又回到温暖的河谷地带……他们并不是和古羌人一样“依随水草”而“毋常处”（因为当地无论山区和河谷均有丰富的水和草），而是根据气候变化，不断更换他们的放牧场所[72]。
对于这些早年便生活在横断山区的土著民族集团，近年来也有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有关西南古代民族的史料记载，将其冠之以“夷系民族”的称呼加以区别[73]。如《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
笔者认为，这类夷系民族与南下的氐羌系民族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迁徙移动方向并不像后者那样有着比较固定的南下路线，而是向着四面八方迁徙。以“夷系民族”中的“昆明蛮”为例，早在青铜时代，他们便不断向四周扩张，向北的一支沿澜沧江河谷向滇西北延伸；向南的一支则沿澜沧江而下，很可能已到达横断山脉的南端；而向东的一支则有可能进入洱海区域[74]。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他们一方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如铜鼓、铜锄、有肩铜斧（钺）等，另一方面随着与南下的氐羌系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的接触、交流与互动，也出现了诸如山字形格青铜剑、触角式青铜短剑等具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青铜兵器。
第三个在横断山脉地带起过重要作用的主体民族集团，笔者认为其或可称之为“胡系民族集团”。在先秦两汉时期，他们主要是指“起源于北方沙漠草原地区一些游牧部落而言，主要是指匈奴、东胡（乌桓、鲜卑）而言，先秦之时，也往往称北狄”[75]。位于横断山脉北端的甘青地区，在秦汉时期由于受匈奴压迫，大月支西迁，其余部进入南山，有的来到青海湟中，称为小月支，与羌人杂处，深受羌人文化的影响，故有“月支胡”、“湟中胡”等别称。俞伟超先生指出，据两汉书的记载，大概还有一支匈奴的别部，称之为“卢水胡”者，也曾到达青海湟中[76]。《华阳国志》记载，当时四川西部的汶山郡“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白兰峒、九种之戎”[77]。《后汉书·冉駹夷传》载：汶山之地“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黄石、北地卢水胡”。稍晚的三国西晋时期，据《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记载，“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徙之繁县”。又《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条下也记载，晋泰始十年，“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称这一事件为“今胡夷相残，戎虏之常，未为大患”。这里所称的“胡”与“夷”，当属不同的民族。其后，当晋刺史皇甫晏将兴兵讨伐汶山白马胡之时，“胡康水子烧香言军出必败”。由此可见在汉晋时期，与岷江上游相接的西北地区已有大量“胡系民族”存在，他们不仅与当地的“夷系民族”常有争端，而且其中一部分胡人还可能迁入汉族地区，与汉族杂居。从上述文献资料推测，这些“胡系民族”最初进入岷江上游的时代，还理应早于这一时期。从考古材料上来看，在岷江上游牟托一号石棺墓中，除出土有巴蜀、中原系统的青铜器外，也出现了明显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一些器物，如三叉格铜柄铁剑、剑茎首部折向一侧的铜剑、铜联珠饰等。宋治民先生将其归入属于“胡系民族”的“戎狄”文化当中[78]，这是很有眼光的看法。
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出现的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是由这些“胡系民族”集团传播而来。至于通过北方“胡系民族”为中介、通过横断山脉这条“民族走廊”带来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文化因素这种可能性，从笔者前面所分析的带柄铜镜、双环首青铜短剑等个案研究的结果来看，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只是囿于目前考古材料还十分有限，我们还难以勾勒出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与互动的具体轮廓而已。
四、结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横断山脉地带从考古学文化上反映出，这里既有当地从史前时代发展起来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的遗存，也有不同时期通过与西北、西南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交流互动遗留下来的考古遗存。这种交流与互动的关系，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们很可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河谷交通路线、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与规模，如同波浪式地向前不断推进的。由于考古材料本身的局限性，我们能够从中窥见的，仅仅不过是一些历史残留的碎片而已。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破碎的残片，也仍然能够从中折射出这个区域历史上曾经出演过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移动与融合交流的浮光掠影。近代意义上的藏彝“民族走廊”，正是在这条千百年前便已经由无数各族先民早已凿通的传统通道的基础之上，才最终得以形成的。
2005年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study has proved that many phenomena show frequent exchang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betwee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of China through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rea or the so-called Tibetan-YiCorridor as early as in the ancient times. Starting from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grassland culture factors from the north and even from the more distant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also entered southwest China through this corridor.
注释
[1] 本文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专项基金资助。
[2]这个名称最早是由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有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回顾可参见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2003年，成都（打印稿）。
[3]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4]参见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的西亚文物》。两文均收入其所著《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5]利用考古材料对横断山脉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者不多，据笔者所见有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但此文主要探讨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问题。另在童恩正先生主持撰写的《昌都卡若》考古报告的结语中对此有所涉及，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7]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8]2002年考古发掘情况目前尚未正式公布，资料正在整理。
[9]四川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荥经县文化馆：《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10]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此系四川大学考古系李永宪同志见告，特此致谢。
[12]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
[13]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14]林向，等：《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15]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7]童恩正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个现象，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2～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0年。
[20]宋治民：《再论蜀文化的渊源》，《成都文物》2003年第3期。
[21]马继贤：《汉源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2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石佛洞遗址最初于1983年试掘，此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沧源、耿马两县境，处于澜沧江支流小黑河上游，多系洞穴或岩厦遗址。以往的调查发掘情况可参见A.吴学明：《石佛洞新石器文化与沧源崖画关系探索》，《云南文物》1989年总第25期；B.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云南考古文集》第41～5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新近的发掘情况系王仁湘先生于2003年11月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披露，正式材料尚未公布。
[24]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县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25]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关于该区石棺葬文化的情况可参见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28]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9]此处石棺葬墓地系2002年9—11月由四川大学考古系调查发现，并清理了其中5座墓葬，有关材料尚在整理中。
[30]A.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B.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文博》1992年第6期；C.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31]A.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B.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C.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32]张跃华：《迪庆石棺墓葬》，《迪庆日报》2001年11月16日。
[33]东旺·琪岭培楚：《中甸尼西石棺墓发掘记》，《中甸县志通讯》1988年第2期。
[3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35]高东陆、吴平：《青海境内发现的石棺葬》，《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4年第6期。
[36]A.李绍明、李复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B.周锡银：《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四川岷江上游的历史文化研究》第76～9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37]周志清：《滇西石棺墓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成都文物》2001年第3期。
[38]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第25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39]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59～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0]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41]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
[42]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
[4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4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第6期。
[46]尚民杰：《关于青海考古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青海文物》1987年第3期。
[4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14～15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48]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等：《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汪家庄汉墓》，《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3年第5期。
[49]阚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50]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51]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52]李国林、卢耀光：《卡约文化的葬式》，《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
[53]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54]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201～2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55]近来有材料表明，战国时代长城地带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本文所述的B型带柄铜镜。参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56]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57]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
[58]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9]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60]此系笔者赴西昌考察期间，蒙凉山州博物馆刘弘馆长厚意提供的资料。据刘弘先生见告，西昌盐源境内近年来发现的此类青铜短剑总数已达20多柄，资料有待公布。
[61]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62]见《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插图。
[63]阚勇，等：《云南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64]参见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注释4引，《考古》1983年第3期。
[6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66]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2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67]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3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68]在2003年“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已看到刘弘先生拟定的有关西南地区出土双耳陶罐研究的论文提纲，期待其有进一步的成果问世。
[69]A.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B.张增祺：《“摩沙”源流考略》，《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8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0][日]白鸟芳郎著，朱桂昌译：《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原载《石棚》1976年第10号，译文载云南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译丛》。
[71]张增祺：《“昆明”说》，《云南文物》1982年总第12期。
[72]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民族与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1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3]蒙默：《西南民族研究论集》第168～19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74]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民族与文化》，《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1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5]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76]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77][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95页。此据刘琳校注本，巴蜀书社，1984年。
[78]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