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类型及相关问题
西藏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类型及相关问题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
大约距今4000年，西藏高原开始步入青铜时代。不过西藏高原的青铜时代情况比较特殊，尽管西藏高原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并不算晚，但其数量极少，及至青铜器普遍出现时，则又往往与铁器混同出现。由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无法明确加以区分，学者们无奈，只好以“金属时代”加以命名（前1000年至吐蕃帝国）[1]；有些学者也往往使用“吐蕃部落时期”（前800年至5世纪）来加以命名[2]，以冀更趋科学。不过我们这里依然坚持使用“青铜时代”命名，只是再将其细分为早期青铜时代和晚期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指距今4000年至3000年之间，以曲贡遗址为代表；晚期青铜时代从距今3000年至吐蕃（公元7世纪左右），以加日塘遗址为代表，晚期青铜时代也就是学者所说的“金属时代”或“吐蕃部落时代”。我们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晚期青铜时代不仅仅是某种新型技术和工具的出现，更重要的是游牧社会和游牧经济的出现。
青铜时代的西藏高原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经济形态。同样是在高原地区的安第斯山脉，可以确认的经济模式有四种：专一的饲养业、饲养兼耕作、专一农业以及农业兼饲养业[3]。不同饲养业经济的变体模式在今天的西藏高原也可以观察得到，即羌塘地区的游牧经济以及家庭或村落基础上的饲养业，被称作sa ma‘brog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牲畜季节性放牧至高海拔地区，与牲畜一起的尚有简单的农业。Drok pa是指纯粹的游牧人，而shing pa则是指基于村落的农人。目前西藏高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材料所能观察到的经济模式有两种：一是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农—牧业兼营的经济类型（早期青铜时代）；二是以加日塘遗址为代表的游牧—猎兼营的游牧经济类型（晚期青铜时代）。
一、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农—牧业兼营的经济类型
这一时期大致为距今3700～3000年，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存主要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琼结邦嘎遗址、贡嘎昌果沟遗址、拉萨河流域的堆龙德庆达龙查等遗址及曲水、林周、达孜、墨竹工卡等采集地点，主要分布于3600～3800米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曲贡遗址从1990年到1992年三年间分别进行了三次发掘，海拔3685米，发掘总面积为3187.5平方米，共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29座、祭祀遗址2处、祭祀石台6座，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4]。
曲贡遗址的出土遗物中，仍以石器为主要内容，石器仍是曲贡人的主要生产工具。曲贡遗址出土石制品1.2万余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95%以上。整理所观察标本1594件，其中打制石器1136件，占71.27%；磨制石器仅20余件，占1.5%；细石器51件，占3.2%，其余为涂色石、砺石以及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石器基本上是直接锤击打片的石片石器，少量的细石核和细石叶。报告者将石片石器分为敲砸器、砍砸器、切割器、刻刀、尖状器等十余种。这些石片石器——尤其是石镞和石矛头——采用石核预制技术，打片后便直接使用，很少二次修理。这种石核预制技术使我们联想到更新世晚期西藏高原细小石器中的勒瓦娄哇技术。石器中的磨制石器和玉器数量很少，但制作颇精，如梳形器的磨制。石器的穿孔技术也很熟练。
据《卫藏通志》所载，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化是公元2—3世纪才出现的，主要栽培作物为青稞等。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很小，大约不到全部可利用土地的10%[5]，而且受地形、水源、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难度很大。但是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高原河谷地带的农业起源不算太晚。雪域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4000年前。
曲贡出土大量的砍伐类石器，许多石器可以直接用于砍伐灌木丛进行土地垦殖。从地层孢粉分析结果看，灌木和小半灌木的植物孢粉占优势，说明当时生长着较为茂密的山林。出土的兽骨中鹿与麝的遗骸占有很大比例，这也都是山林灌丛动物，可见当时气候较之今天湿润，更有利于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的生长。孢粉中也可见到禾本植物的花粉，只是尚不能确定种属。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显然是用于谷物加工的。这些磨具体形较大，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磨槽深凹。磨棒也是长期用于或捣或研磨的加工，而遗留很多磨痕和敲击疤痕。
从地层上来看，曲贡遗址可分早晚两期，晚期所出双肩石铲是曲贡遗址晚期遗存中最富有特色的器物，在西藏地区也是首次发现。它是用较扁平的整块砾石打制而成，两面保留有砾石原面。双肩稍斜，柄部粗短，刃部呈舌状。双肩石器是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器之一，与西藏相邻的四川和云南很常见。云南地区的双肩石器主要发现于云县忙怀和麻栗坡县小河洞洞穴遗址[6]。云南发现的双肩石器与曲贡的同类器物在形制上有所不同，云南石器用石片制成，体形瘦小，柄部窄长，刃部较宽，年代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四川地区的双肩石器多发现于川西青衣江流域的雅安、荥经[7]、夹江、洪雅[8]等地。四川的双肩石器类型较多，有些与曲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其时代大约在商代[9]。曲贡出土的双肩石铲在年代和形制上均与四川雅安出土的同类器物很接近，故二者之间可能有着渊源关系[10]。
不过我们在此更为感兴趣的是双肩石铲作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双肩石铲与诸多典型的农业遗址发生联系这种语境下，所透露出的有关曲贡农业比之卡若更为进步的信息。这种双肩石器的使用方法是在枘或榫的部位安装木柄使用，或用作锄或用作铲，较之未安柄的石器，生产力由此而大大提高。双肩石器无论是横向安柄还是竖向安柄，均作为开垦土地或田间管理的农具使用。之所以在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多见[11]，与该地区植被茂盛有关。尽管曲贡尚未发现任何农作物，但由于类似双肩石器（与此相关的还有石铲和犁形器）的发现，可见曲贡农业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上比卡若大有进步，因为卡若尚未出现明确可以用于安柄的大型石器。只有当农业出现一定规模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双肩的或有段的用于安柄的大型石器才会出现。
曲贡遗址没发现农作物，但在比曲贡时代更早的昌果沟遗址中却已经出现了青稞。也就是说，在曲贡时代，西藏高原农业技术的发展已经由二棱大麦的祖本成功培育出青稞这一新品种（详后）。这是农作物对西藏高原干旱、寒冷和高海拔环境适应的结果，或野生植物对驯化过程适应的结果。无论如何，适应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长期过程；适应的完成，也就是新品种的诞生，便标志着一个发展的高度。所以对于西藏高原的农业发展史来讲，青稞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推定，曲贡时代的农业除了粟，应该也包括青稞。
就陶器而言，曲贡与卡若有着很大的区别，素以陶器类型学为标准的考古学家们据此认为：“曲贡文化和卡若文化之间，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点，但二者不论在时代上还是在文化内涵上，都有很大不同，它们是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两支不同类型的高原史前文化……一定还有一支在年代上与文化内涵上同卡若文化有更明显联系的新石器文化，它就是曲贡文化的渊源之所在。换句话说，卡若文化虽早于曲贡文化，二者却没有直接的发展关系。[12]”然而，曲贡与卡若遗址在石器的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之间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就打制技术而言，有一种在我国其他新石器文化中几乎不见的石核预制技术，表明了卡若和曲贡之间的传承关系。卡若遗址中也曾发现这种石核预制技术。童恩正先生曾敏锐地将其与欧洲的勒瓦娄哇技术联系起来[13]。不过卡若遗址出土的采用勒瓦娄哇石核预制技术制作的石器数量不多，而在曲贡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则广泛采用这种加工技术[14]。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实际上这种石核预制技术早在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小石器中便已经出现。在西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勒瓦娄哇石核预制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除在西藏高原临近的新疆地区和青海东部农业区也曾存在外[15]，我国其他地区则绝无仅有。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卡若与曲贡之间是否有传承或所谓的“直接发展关系”，仅以陶器类型学来确定的方法可能有失偏颇。从经济史或经济类型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卡若遗址中以猪为主的饲养业仅仅是一个辅助的经济门类的话，在曲贡遗址中畜牧业已经发展到足以与农业并驾齐驱的程度。曲贡遗址畜牧业发展的首要标志是驯养动物种类的增多，其次是数量的增多。遗址早期地层和灰坑中出土大量的动物骸骨，多为曲贡人当时的食余垃圾，杂有一些用火烧烤过的骨渣，也有一些制作骨器剩下的残料。这些动物骸骨大多比较破碎，虽然也能见到较为完整的骨架，但数量很少。经鉴定表明，驯养动物包括牦牛（Bos grunniens L.）、藏系大角绵羊（Ovis aries L.）、猪、狗等。在数量上较多的是牦牛、绵羊，遍布每个探方与灰坑；猪和狗的骨骸发现较少。比之野牦牛，曲贡出土的家养牦牛牛角较细，个体也较小，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家养牦牛的证据。
与人工种植青稞一样，牦牛与藏系大角绵羊的出现，也是西藏高原人工驯养动物适应性的标志。据目前研究，牦牛是由西藏高原的野牦牛驯化而来（详后）；藏系大角绵羊则系由野生大角盘羊（Ovis ammon L.）驯化而来[16]。我们知道，驯养吃杂食的猪和食草动物牛羊有着本质区别，猪是处在与人争食的地位，而牛羊不仅不与人争夺食物，而且还可给人类提供除肉以外的二级产品，如奶、皮毛、驮运、耕种等。所以饲养牛羊一类的动物，反映出人类饲养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
此外我们还应提及的是曲贡遗址出土的石墙房屋与石围圈等遗迹，这与曲贡人的放牧方式相关。这种石墙房屋与石围圈后来成为西藏高原东部青铜时代卡约游牧民族的典型遗迹特征，即便在现今的西藏草原地区，这种游牧民族的建筑遗迹也比比皆是。尽管新石器时代的猪也都是放养[17]，但与后来牛羊的放牧方式很不相同：猪可以早出晚归自己寻食，而牛羊放牧需要有专人照管，此间便包括草场寻找、规划与安排及其管理等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曲贡人小规模和小范围的放牧是不是季节性的游牧性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曲贡时期的畜牧业已远远发达于卡若时期。
造成由农向牧转变的重要因素是气候和环境。一方面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农业定居生活，造成人口扩张与资源分配不平均，人们逐渐向自然索取更多的资源与产品。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均发生由农业向牧业转变的普遍现象，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18]。我们以这方面研究较为深入的天水西山坪遗址为例，便可更进一步地了解人地关系及其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
天水西山坪遗址通过花粉、农作物和植硅石等农业活动生物指标记录研究，结合高精度的AMS测年数据，表明4650cal BP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针叶乔木特别是云杉林的突然消失和阔叶乔木（主要是栗）的扩张。这一阶段恰好对应了小麦、燕麦和荞麦的相继出现和粟、黍、青稞、大豆以及湿地作物水稻共同被栽培时期，禾本科和荞麦花粉的高含量也显示了农业活动强度大，先民通过砍伐和焚毁林木开垦土地，栽培栗子以获取更多的食物。然而对自然植被这一更改，却迅速导致了西山坪遗址的衰落和消亡[19]；大地湾遗址的情况更为典型：动物骨骼、骨器出土数量以及动物种群的数量不断下降，表明环境的逐步恶化。如二期鹿科动物的标本尚有2757件，而第四期发掘面积大于第二期，但鹿科动物标本只有1472件；第一期出土的苏门犀、苏门羚，不见于其他各期；第二期发现的虎、豹、象、猕猴等在第四期以后的地层中踪影全无。与此同时，急剧发展的是人口的数量和聚落的规模。聚落到第四期发展到最高峰时，占地50万平方米。第五期以后，居民大多生活在半山上。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森林的过度开发导致洪水的泛滥[20]。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表明，以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经济越发达，对周围乔木的破坏就越严重，对于那些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植被恢复能力很差的地区来说，情况尤为如此。
除农牧之外，狩猎在曲贡遗址中至少也是一个辅助性的经济类型。遗址中发现有鹿（Cervus sp.）、麝（Moschus moschiferus L.）、野猪（Sus scrofa L.）、藏野驴（Equus hemionus kiang Moorcroft）等几个动物种属，则应为当时曲贡人的猎获物。狩猎工具有细石叶、各种质地的箭镞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曲贡遗址H12出土一枚青铜箭镞，距今年代为3700～3500年。经检测，该铜镞为铜锡合金本地铸造而成。从铜镞的形制来看，是仿自扁平骨镞的造型，与中原夏商时期的铜镞相似。报告者据此认为：“生活在高原的藏族先民，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21]”此外，在几座灰坑中出土有鱼骨，说明捕捞业也是曲贡人所从事的经济门类。
二、以加日塘为代表的游牧兼猎的游牧经济类型
这一时期大致为距今3000年至公元7世纪。这种经济类型以加日塘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西藏北部和西北部4300米以上的高海拔草原地区。
加日塘遗址地处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的切隆多村，海拔4234米。该遗址在青藏铁路工程中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于2003年至2004年进行了三次发掘[22]。三次共发掘2902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石片、石片工具、钻孔石球各1件，磨制石器4件以及少量的陶片，2800余件；发现并清理火塘遗迹、灰坑遗迹各一处以及被称作“敷石”的遗迹两处。加日塘文化层的堆积共分两层，厚度不到30厘米，其内涵均为同一时期。据14C测年表明，加日塘遗址的年代距今为3200～2900年[23]。
尽管从遗址所出土的烧骨碎屑中无法辨认出动物种属，但从遗址所出土的细石叶、细石核和石片石器等考古学物证来看，加日塘遗址的居民主要是以纯粹的放牧为主和狩猎为辅的经济活动。目前发现的火塘和柱洞遗迹说明这些牧人应该是居住在中间用木柱撑起的简易棚屋里。而所谓的“敷石”遗迹，现在用途不明，但推测很可能与畜圈和放牧有关[24]。石器中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大多石片石器与其他遗址和时代出土的相同器类差别不大，不过加日塘遗址中出土的凹缺器、锯齿状器以及各种带有齿状的小型（3～4厘米）切割器非常引人注目，这应该与切割动物皮肉一类的生产活动有更多的关系。该遗址没有发现任何除工具外的人工制品，加之火塘与柱洞的简陋性以及其他遗迹的贫乏，正如报告者所推测，“可能是季节性往返迁徙的临时居住点”。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是游牧人的临时居住点。
遗址虽然出土有表现农业文化因素的陶片、磨石以及磨制石器等，但由于遗址的海拔高度，我们知道该遗址的居民不可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农业经济活动，但这并不表示加日塘遗址没有受到来自农业文化的影响，因为此时雅砻江、拉萨河等河谷低地农业经济依然占有很大比例。
我们不知道距今4000年前的曲贡人是否也利用海拔4000米以上的广袤草原来放牧他们的牛羊，无疑加日塘人已经这么做了。布兰廷汉（P. Jeffrey Brantingham）等人认为距今10000年前，以驯养动物为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牧人为了寻找牧草，开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4000米的高原地区。布兰廷汉和高星等学者认为最初的牧业有可能来自西藏高原的东北部地区，他认为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可能会为了寻求草场而直接从第二级（海拔3000～4000米）跳到第三级（海拔4000～5000米），而没有一个适应的过渡时间，并且这种跳跃有可能发生在距今12000～10000年间。事实上不管在哪个阶段，牧人都很有可能扩展到高原上资源最丰富的草场[25]。其实在这个时期，青藏高原东部的河湟地区，已经出现了专门化的游牧社会，亦即考古学上的卡约文化。与先前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相比，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牛、羊、马骨；遗址发现很少，出土的也只有柱洞和石块垒的灶，没有墙和屋顶，有些遗址还出土大量的羊粪[26]，很有可能是游牧部落的冬季居所。
从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中，我们发现在狩猎社会中有纯粹的食肉民族的存在，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世界上很少有纯食肉性的畜牧人群。学者们研究中亚的游牧社会时发现，一方面土著十分依赖黄油、奶酪、酸奶和肉，而另一方面他们从农人那里交换来的谷物中获取50%的卡路里摄入量[27]。所以我们推测，尽管加日塘是一个纯粹的以游牧和狩猎为经济活动的遗址，但加日塘与当时的农业集团之间仍有着交换与往来，该遗址出土的重石与磨石表明了这一点。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还不能推测加日塘经济模式的更多细节，不过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延续至今的西藏高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生活方式在加日塘时期业已开始。
三、青稞的驯化与出现
从汉文文献上来看，大麦引入中国，至迟应该在商代就发生了。我国最早关于麦类的文字记载，始于殷墟甲骨文（前13世纪）的“来”和“麦”，然后《诗经·周颂》有“贻我来牟”的诗句。学者们对麦、来、牟这三个字曾有不同的解释，对我国麦类的起源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其中对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它包括大麦、小麦和其他麦类，有时专指小麦或大麦。对“来”和“牟”的解释，至今仍有异议。最早解释“来，小麦；牟，大麦”的是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一书，后人也多沿《广雅》的解释。当前有关我国麦类的历史论著多数认为“来”是小麦，“牟”是大麦，然而古今文献也有二者相反或“来”“牟”本一物的看法。西汉毛亨在《毛传》中谓“牟，麦率用也”，可以理解为牟是麦的直率称呼、俗称或方言；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来牟是一麦二峰，即有双歧之麦”，视来牟为一物；石声汉在他所著《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中对“贻我来牟”的注释为“天赐我们以大麦（来）和小麦（牟）”，恰与《广雅》所释相反。究竟“牟”是大麦还是“来”是大麦，或二者是一物，学者们各执所见。据徐廷文等人考证，“来”为大麦，并认为藏语和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将青稞读为“nei”，而藏语中的“nei”即为汉语中的“来”[28]。张亚生等人认为藏语中“乃羌”（青稞）在卜辞中亦有出现，指羌人被商殷征服后向商殷纳贡之物，由此证明商殷时期，羌人向商殷纳贡的便是青稞了[29]。
根据《贤者喜宴》《红史》等藏文古籍记载，在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代，雅隆河谷已能“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为耕地……耕种庄稼之事始首于此”[30]。但考古材料证明，西藏农业的起源时间更早。1994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在贡嘎县昌果乡的昌果沟遗址发现大批农作物。在一个直径约1.6米、深1.65米的灰坑中（H2）出土了约3000粒古麦粒，主要是粟（Setaria italica，俗称“狗尾粟”）和青稞（Hordeum vulgare），其中4粒类似于小麦属（Triticum L.）四倍体、六倍体物种成员种子的碳化粒，而其中一颗已确认系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种子的碳化粒。此外还在另外的灰坑内发现一些似为青稞麦茎“节”部的碳化碎块，即青稞叶枕（叶片与叶鞘的过渡部位）的碳化物。该遗址经14C年代测定距今为3500年左右[31]。
不过鉴于西藏高原不可能是普通小麦的初生起源地，有些学者认为昌果沟遗址中的小麦“只能是混生于大、小麦的初生起源地——西亚。若非如此，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混生普通小麦的物种由来也很难解释。而由于混生普通小麦来西藏的载体只能是大麦，因而昌果混生普通小麦的发现同时也暗示了藏青稞不是本土起源的”[32]。因为中东新石器时代的大麦驯养是众所周知的事，特别是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这个地区被认为是距今9000年前大麦起源的唯一中心[33]，大麦被认为是通过种子交换而分别传播到东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方的[34]，并且这种传播的时间可以确定在公元1000年以后。许多国外学者与我国学者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青稞的驯化很有可能发生在西藏高原。1980年西藏高原发现了大麦野生祖本（Hordeum spontaneum），联系到高原上H. vulgare（本土的）完整的、被称作赤裸（驯养的）花轴（rachis）形式——与中东和印度完全不同的基因型的存在这一事实，有些学者认为西藏高原见证了早在5000年前便已发生的一个大麦本土驯化的过程。尽管学者们远未达成一致，而且争论颇为激烈，但有些学者相信这些证据已经足以将西藏视作大麦驯化的另一个中心[35]。
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前面的考古资料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个驯化过程所发生的时间。昌果沟发现的碳化大麦粒经14C断代时代为公元前1370年。这些麦粒尽管在最初的发掘时未能识别，但后来一组科学家在一个灰坑遗迹中又发现了一些高原野生大麦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灰坑遗址被曲贡文化所叠压，但昌果沟遗址发现的大麦、青稞却不见于曲贡文化[36]，曲贡文化从昌果沟继承下来的只有粟。昌都卡若遗址也只发现粟，不见青稞。根据昌果沟遗址的发掘来看，尽管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均不尽相同，但应介于二者之间[37]，从时间上来看亦复如此。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西藏高原青稞驯化的过程应该始于距今4000年前左右。
四、牦牛的驯化与出现
根据藏族古代传说，到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色时代，畜牧经济中方出现犏牛、骡子等杂交配种的牲畜；到了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论赞时代，驯养野兽为家畜，将野牦牛驯化为家养牦牛[38]。不过有关牦牛的记载，汉语资料似乎在时代上要早得多。《尚书·牧誓》载“右秉白旄”；《荀子·王制》说：“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说明先秦时期牦牛产品已成为与西部地区商品交换的内容之一。《吕氏春秋》中“肉之美者……牦象之肉”，说明牦牛自古也供肉用。而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西藏腹地拉萨的古代居民便已经驯化牦牛了。
从动物种类史的角度来看，牦牛是牛属，与野牛或欧洲野牛相似。不过与其最亲近的种属目前尚不清楚，有些地方显示出与黄牛（Bos）相近，有些地方则表明与野牛（Bison）相似，不过一般认为可能是黄牛的亚属[39]。遗传学表明牦牛与牛的分离至少发生在一百万到两百万年前[40]，这正是西藏高原隆起的时候。学者们对不丹、尼泊尔、蒙古和中国的驯养牦牛进行过DNA线粒体的检测，确定了两个不同的单组，由此推测一如其他黄牛以及有蹄类动物一样，经历了两次驯化。经分子钟检测，学者们估算出驯养牦牛与其野生源头的分化，应该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41]。不过目前有关牦牛最早的考古学资料是曲贡遗址出土的牦牛角，距今3700年[42]。
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当人们在高原地区定居之后，牦牛的驯化才变得至关重要。生物学告诉我们，牦牛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地区便生育不蕃了。由于有其他牛种的竞争，低海拔地区的人们一般不选择饲养牦牛，而牦牛正是3000米以上海拔地区最佳的饲养动物，人们若想长期定居高海拔地区，牦牛便是唯一的驯养动物。那么牦牛的驯养很可能发生在全新世中期西藏高原边缘的农耕与畜牧集团如宗日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注意到的，除了牦牛，所有中国西北部的饲养动物都被认为是在其他地方驯化的。这意味着各种动物——猪、山羊、绵羊、驴、牛以及马——都会像低地人一样地进化。这些动物也会像人一样存在生育不蕃的高原限制问题，直到它们完全适应高海拔环境。不过猪（一窝产6～12仔）和山羊（一窝1～3仔）会适应得快一些，因为它们是一胎多产。由于多产，这些家畜的存活率对于牛、驴、绵羊等来讲就会大大增加，这便使这些家畜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数量相对多一些[43]。不过，人类如果仅仅依靠二级产品如来自牛和绵羊的奶来替代肉食，这种限制将会被削弱。如果肉食的主要来源是这些饲养动物，那么饲养业的发展规模便缓慢一些。
此外，牦牛的驯养应该发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即出现了将来的需求大于现时猎杀的情形。当然，饲养大型动物的成本是增多了，特别是低生育力的话，驯养的获利是不可能超过现时宰杀的。由于巨型身躯和低生育力，野牦牛无疑应该属于猎杀行列而不是饲养动物。这样的话，饲养野牦牛应该便不仅仅是出于单一的肉类食用的需要。如是，我们便不得不考虑牛粪和驮运（我们称其为二级产品）、弱化风险以及为将来的长期计划等因素。对西藏高原的居民而言，其中二级产品如牛粪和驮运便是直接获益的东西。如果在皮和肉之外，饲养还可获得更多的二级产品，那么饲养便和狩猎一样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了。此外在全新世中期高原恶劣的环境中，驯养动物会使生活变得有保障。距今4500年前西藏高原的气候和环境是非常寒冷和严酷的，而这样一种减低风险的行为应该是确保生存的手段之一。
全新世中期的末尾，游牧人开始在高原的草原地区进行季节性地放牧羊群。高原游牧羊群开始于何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晓，但中国西北部驯化羊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羊已经驯化了；距今6000年前，在高原边缘地区出现了农牧混合经济的人群有了驯化的黄牛[44]。高原上出现畜牧羊群应该刺激了野牦牛的驯化，牧羊人可能在高原上遭遇到野牦牛，也可能捕获或驯化过单个的野牦牛。从历史文献上来看，这些牧人有可能是羌人。驯化过程也可能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牧人将捕获的野牦牛卖给低海拔地区养殖家牛的农人，而农人则将野牦牛与黄牛一起养殖，这不仅驯化了野牦牛，而且通过野牦牛与黄牛的交配产生了犏牛（藏语称“dzo”）。
五、马的驯化与游牧社会的出现
所谓游牧社会，简单地说就是“逐水草而居，不常厥所”的游动生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只强调了“牧”，而忽略了“游”。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两者同样重要，因为游动迁徙不仅仅让牲畜在各种季节中都能利用环境资源，同时也是牧人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以及利用更大外在资源的手段[45]。从畜牧到游牧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模式的革命，在这场变革过程中，马的驯化并作为骑乘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汤因比曾经说：“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46]”俄罗斯学者库兹明纳也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离不开马，牧人们骑着马才能控制大量的牲畜群，并且利用远距离的草场。在马作为骑乘的文化形成之前，游牧是不可能实现的[47]。
有关马的驯养的最早考古学材料出自俄罗斯南部草原。在距今4200～3700年前的德雷夫卡（Dereivka）遗址中，曾出土大量马的骸骨，学者们由此推断马的驯养至少始于公元前五千纪[48]。公元前2000—前1800年，高加索地区的古人群已知将马作为骑乘。在叶尼塞河流域，属于阿凡谢夫（Afanasjevo）文化的几个遗址中，也曾发现马作为坐骑的遗迹。这种考古文化遗存的年代，被估计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49]。在更接近华北的阿尔泰—萨彦地区，马最早作为骑乘的考古学证据被断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50]。2009年3月，Alan K. Outram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最早带
具和挤奶的马》一文。介绍了他们的课题组在哈萨克斯坦波泰遗址（Botai Culture）发现距今5500年的驯化马的情况。考古人员对波泰遗址出土的马的骨骼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马的脚骨与青铜时代已驯化的马相似，而与同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野马不同。某些古代波泰马的头骨还揭示了这些马牙齿上有戴马嚼子的印记。通过采自波泰陶器碎片的同位素数据分辨出来的来自马奶的油脂，考古人员甚至还能确定这些马是在夏季被挤的奶。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在出土陶片上提取到了可能是马奶脂肪酸的有机物残留物。以往研究证明，人类在将牛、绵羊和山羊驯化之后不久，很快便开始了乳制品的利用。若果真在波泰遗址陶器表面提取到马奶类残留，无疑应该是马被驯化的直接证据[51]。
不过马被驯化，甚至被作为骑乘，仍然不能说明就是用于游牧。学者们推断马背上的游牧生活至少到公元前一千纪的初期才形成规模。
根据先秦时期文献来看，夏人已经驯养了马。《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尚书·甘誓》：“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礼记·明堂位》：“夏后氏骆马黑鬣”；《诗·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等等，都说明夏代马已经是驯养动物了。不过考古资料显示马在中国作为坐骑，其时代要晚得多。在华北地区，约公元前1300年以后，马的驯养与利用才逐渐普遍。虽然殷墟小屯等遗址中已发现马具及马车，但在长城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马具（马衔、马镳）约出现于西周晚期。而且，最早阶段的马具表现出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的马具，仍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52]。因此，在长城内外地区，马被利用为坐骑可能要晚到公元前800年左右，此后才逐渐流行[53]。无论是欧亚大陆马的驯养与利用的发展序列以及马具的形态及其渊源，都证明马的利用在中国出现较晚，而且深受南西伯利亚草原骑马文化的影响。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已知最早的游牧人群，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东欧及中亚一带。南俄草原的一些人群，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也开始过着游牧生活[54]。公元前8世纪侵入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更是以游牧著称[55]。在阿尔泰地区，考古发掘显示，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这儿已出现从事游牧经济的人群。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这时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动物纹饰主题早已出现在中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因此草原游牧的技术与观念，也可能在此时影响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业化的游牧业的产生[56]。
文献中有关西北地区的专业化的游牧业，至少在春秋羌人时期还看不到。《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无弋爰剑在秦厉公时（前580—前573年），由秦国亡归诸羌中，其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有些学者据此认为羌人到春秋时还未必有专业化的游牧业[57]。不过这种对“非我族类”带有偏见式的描述，我们或许应该更多一些保留态度。专业化的游牧业到了汉代，便可见诸文献的字里行间了。《汉书》中记载，公元前61年，当河湟各羌人部落结盟准备对汉军作战之时，负责羌事的赵充国和酒泉太守辛武贤分别阐述自己对何时击羌最合适的看法。辛武贤上奏建议七月从张掖、酒泉出兵攻击青海湖附近的羌人，其中说道：“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这里的“畜产为命，今皆离散”，便是游牧性质。以牲畜为生的羌人七月正是分散成各个小的群体，分别寻找水草的时候，没有战斗力，此时攻击羌人，肯定能“夺其畜产，虏其妻子”。而赵充国主张正月击羌，因为冬末初春之际是羌人的马最羸弱的时候。通过对这些记载的分析，王明珂认为羌人已经开始从事专业化的游牧业了[58]。
考古学材料显示在卡约文化（前3700—前600年）的中期，便已出现了专业化的游牧经济与社会。卡约文化早期阿哈特拉类型墓葬中尚有殉猪习俗，但在晚期便不见猪殉葬，几乎全部以马、牛、羊代替[59]，前面我们谈到的青藏高原东部河湟地区的莫布拉遗址[60]和湟源大华中庄卡约墓地[61]即为此例，迪·科斯莫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由较安定的混合农业向游牧业的转变[62]。在西藏高原，除前面讨论的加日塘遗址外，青铜时代的游牧遗址发现得极少，不过墓葬倒是数量不少。同样，这些墓葬出土的考古学材料也向我们透露出游牧社会的文化特征。
西藏高原的史前墓葬大抵为石构墓，包括石棺墓、石丘墓等等，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晚期。尽管早在距今3700～3500年的曲贡遗址便出土一枚青铜箭镞，但西藏高原青铜器的普遍出现则来自石构墓葬。西藏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石构墓是隆子县石棺葬，根据人骨的14C测定，其距今年代为3000～2500年[63]，最早有关马的考古学材料也出自这个时期[64]。昌都香贝石棺墓M4的石棺盖板上，出现了人为放置的马牙与马骨[65]。1999年，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札达县境内的东嘎遗址区墓群、皮央格林塘墓地和皮央萨松塘墓群的部分墓葬进行了考古试掘，共发掘墓葬26座，一处列石遗迹和一处殉马坑。该墓群的14C年代为距今2700年[66]。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马作为骑乘的考古学材料，西部阿里石丘墓出土有铁马掌[67]。由于没有14C年代，根据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将其年代确定在“吐蕃部落时期”[68]。以此推论，西藏高原专业化的游牧社会至少在青铜时代晚期便已经出现。
2012年
Abstract
There are two economic type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of the Bronze Age in Tibet, the economic type of farming and herding（the early Bronze Age） represented by Qugong remains, and the type of nomadism and hunting（the late Bronze Age） represented by the lcags-ri-thang Site. As early a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or the early Bronze Age, the ancient residents in the hinterland of Tibet had started to domesticate wild yaks. And according to the speculated time of horse domestication wit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t is evident that a specialized nomadic society already appeared at least in the late Bronze Age.
注释
[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考古》1985年第9期。
[2]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第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3]M. S. Aldenderfer, Modeling the Neolithic on the Tibetan Plateau, D. B. Madsen, F.-H. Chen, X. Gao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pp. 151-165.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土壤》第273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
[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麻栗坡县小河洞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2期。
[7]魏达议：《雅安石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乐山市考古调查报告》，《考古》1988年第1期。
[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杨复兴：《试论怒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双肩石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3]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5]王博：《乌帕尔细石器遗址调查报告》，《新疆文物》1983年第3期。在这篇文章提到的苏勒塘巴俄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与细石器，尽管调查者没有提及勒瓦娄哇技术，但文中所描述的石核修理技术即为勒瓦娄哇技术。青海东部的大通县田家沟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中，也普遍存在勒瓦娄哇技术，参见汤惠生：《青海大通田家沟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石器的研究》，《史前研究》2003年卷。勒瓦娄哇石核预制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沿用到青铜时代的情况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也可能存在，不过目前尚无考古资料证明。
[16]周本雄：《曲贡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37～24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7]Zeuner, Frederick E.,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3, p. 262.
[18]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与“唐汪文化”的新认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青海考古五十年论文集》第91～9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霍巍：《论卡约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95～151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97年。
[19]李小强、周新郢、周杰：《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中国科学》（D辑）2007年第7期。
[20]郎树德：《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古》2003年第6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2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2]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53～12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本文所引加日塘资料均来自该书，不再一一注出）
[23]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0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Mark Aldenderfer and Zhang Yinong, The Prehisto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 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1950,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18, No.1 2004,。
[24]这种“敷石”遗迹在处于公元10世纪以后的那曲察秀塘等地也多有发现，只是规模稍小，而且常常在遗址中发现马、牛和狗的头骨，其上有古藏文墨书，明确表现出遗址的祭祀性质。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25～15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这种“敷石”遗迹在史前澳大利亚也多有发现，被认为与宗教仪式和祭奠相关，参见J. Mulvaney and J. Kamminga, Prehistory of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9, p. 26。
[25]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D. B. Madsen, F. H. Chen and X. Gao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pp. 129-150.
[26]高东陆、徐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
[27]M. Goldstein, C. Beall, Changing Patterns of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m, W. Leonard, Crawford eds., Human Biology of Pastoral Popu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1-150.
[28]徐廷文、冯宗云：《从来牟的释义谈中国栽培大麦起源问题》，《西南农业学报》2001年第1期。
[29]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30]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31]傅大雄、阮仁武、戴秀梅、刘咏梅：《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作物学报》2000年第7期。
[32]傅大雄、阮仁武、戴秀梅、刘咏梅：《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作物学报》2000年第4期。
[33]J. L. Molina-Cano, E. Igartua, A-M, Casas, M. Moralejo, New Views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Barley, G. Slafer, J. L. Molina-Cano, R. Savin, J. Aruas, I. Romagosa eds., Barley Science: Recent Advances from Molecular Biology to Agronomy of Yield and Quality, New York: Food Products Press, 2002, pp.15-30.
[34]R. Von Bothmer, K. Sato, T. Komatsuda, S. Yasuda, G. Fischbeck, The Domestication of Cultivated Barley, R. von Bothmer, T. van Hintum, H. Knupffer, K. Sato eds., Diversity in Barley （Hordeum vulgare），Amersterdam: Elsevier, 2003, pp. 9-27.
[35]J. L. Molina-Cano, E. Igartua, A-M Casas, M. Moralejo, New Views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Barley, G. Slafer, J. L. Molina-Cano, R. Savin, J. Aruas, I. Romagosa eds., Barley Science: Recent Advances from Molecular Biology to Agronomy of Yield and Quality, New York: Food Products Press, 2002, pp.15-30.
[36]傅大雄、阮仁武、戴秀梅、刘咏梅：《西藏昌果古青稞、古小麦、古粟的研究》，《作物学报》2000年第4期。
[37]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简告》，《西藏考古》1994年第1辑。
[38]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第3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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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S. J. Olsen, Fossil Ancestry of the Yak,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Domestication in Tibet,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142, 1990, pp.73-100.
[42]周本雄：《曲贡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3]M. S. Aldenderfer, Modeling the Neolithic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 B. Madsen, F.-H. Chen, X. Gao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pp. 1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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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6]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第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7]E. E. Kuzmina, Origins of Pastoralism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M. Levine, C. Renfrew, K. Boyle eds.,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Cambridge, U. K: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 203-232; J. Prusek, 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 B. C., Dordreeht, 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48]D. Y. Telegin, Dereivka, A Settlement and Cemetery of Copper Age Horse Keepers on the Middle Dnieper, J. P. Mallory ed., V. K. Pyatkovskiy trans, Oxford: B. A. R., 1986; M. Levine，Dereivka and the Problem of Horse Domestication, Antiquity, 64, 1990, pp. 727-740.
[49]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eiden: E. J. Brill, 1985, pp. 6-20; Simon J. Davis,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4.
[50]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2～143页，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6年。
[51]Alan K. Outram, Natalie A. Stear, Robin Bendrey; Sandra Olsen, Alexei Kasparov, Victor Zaibert, Nick Thorpe, Richard P. Evershed, The Earliest Horse Harnessing and Milking, Science, March 6, 2009, 323（5919），pp. 1332-1335.
[52]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与马镳略论》，《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53]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其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都容易驯服。与铜器的功能和类型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牛、羊、猪、狗、鹿，还有前所未见的马（参见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与邻境同期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54]Mikhail P. Gryaznov,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New York: Cowles Book Co., 1969, p. 131.
[55]P. Aalto, The Horse in Central Asian Nomadic Cultures, Studia Orientalia, 1975, 16, pp. 4-7.
[5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2～143页，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6年。
[57]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
[5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69、1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9]高东陆：《略论卡约文化》，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许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初探》，《青海省考古学会会刊》1993年第3期。
[60]高东陆、许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约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1期。
[61]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62]N.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5-46.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19），《考古》1992年第7期。
[64]学者们认为，对于游牧遗址的判定，马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参见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2003年第2期。
[65]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6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67]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68]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第3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