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迁与宗日遗存发展的关系

陈洪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宗日遗存是因为1994—1996年在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发掘而辨认出来的，并给予过“宗日文化”的命名。[1]通过初步的分析研究，其时间、地域和特征已经基本清楚，即大致与马家窑文化同时，以共和盆地为中心，流行俯身直肢葬习俗，使用紫红彩鸟纹、折线纹图案的夹砂乳白色陶器。因为任何遗存都是一定环境下的产物，文化环境往往是在短时段内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自然环境则是一种长时段的决定因素，限制着历史的进程并且规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理解一种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就必须把它放置到所处的环境中进行全面的考察。针对宗日遗存，我们要关注的环境因素包括它所分布的区域以及甘青文化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变迁过程，以图寻找出这种遗存出现和发展的原因。

1 环境因素及其变迁

甘肃、青海地区按照自然地貌划分，有三种大的类型：甘肃东部属于黄土高原，青海大部属于青藏高原，甘肃西部属于蒙新荒漠。由陶器和葬俗分析我们得知，甘青文化圈的分布区是甘肃中西部和青海东部，在这个空间范围上，东面是贺兰山—六盘山—陇山一脉，西面则是诸多山系分隔，南面是山，北面是沙漠，其中还划分为若干个小区。a．东起陇山西止乌鞘岭，包括甘肃中部的天水—兰州—洮河一线，青海省东部湟水下游的民和县以及黄河沿岸的循化、化隆两县。这一地区属于略呈支离破碎样的侵蚀性黄土丘陵地貌，[2]为中温带亚干旱气候区，有黄河从偏北部穿过。黄河及该区域内的主要支流洮河、湟水、大夏河、渭水等河的两岸，一般发育有面积较大的一、二、三级阶地，黄河地段有时候甚至有六级阶地。[3]b．东起湟水的老鸦峡，西止湟水的湟源峡，包括青海的西宁市以及乐都、互助、大通、湟中诸县，属于侵蚀的黄土塬地貌，为中温带亚干旱气候区与青藏高原亚干旱气候区的交接地带。湟水两岸比较开阔的地点就有至少两级阶地发育，其支流也有较大面积的阶地存在。c．东起黄河松巴峡西到同德县巴沟入河口，包括青海贵德、贵南、共和、兴海、同德诸县，属于青藏高原区的侵蚀山地地貌，为高原亚干旱气候区；东部是贵德小盆地，其余属于青藏高原内部断陷形成的共和盆地；黄河从这一区域中心蜿蜒而行，沿岸的宽阔处有发育比较好的三级阶地，支流的下游一般也有台地发育。d．甘肃西部东起乌鞘岭，西止玉门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地区，属于冲积和洪积地貌，为中温带亚干旱气候区，有黄土断断续续的分布，并在武威—民勤至酒泉—张掖间形成了三个小平原。[4]这四个小区在甘青史前文化大区里面又是相对封闭的：a、d之间被乌鞘岭分隔；a、b之间只有狭窄的河谷相连；a、c之间是较宽的中山山地，贵德至尖扎间则是陡峭而漫长的黄河峡谷；b、c间是青海南山和拉脊山；b、d间是祁连山脉。a区与其他的三个小区间还能有较为方便的交通联系，b、c、d小区之间则是被高山所阻（图1）。

图1 甘青自然地貌分区示意图

a．甘肃中部区；b．湟水中游区；c．共和盆地区；d．河西走廊区（比例：1∶4666000）

综合湖泊水位、冰川进退以及黄土古土壤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学者总结，中国西部全新世气候变化首先呈现出一个“三步曲”图式，即7500～3500a B. P.间的气候最适宜期及两头的相对寒冷期。在此背景下穿插了许多次的气候波动，以8300a B. P.、5700a B. P.、4000a B. P.、3000a B. P.、2000a B. P.、1000a B. P.、200a B. P.共七个冰进期为代表。[5]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各个文化基本都在气候最适宜期之内，只是6000a B. P.和4000a B. P.的两次短暂寒冷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依据黄土和古土壤包含物分析，大致能够看出当时的环境状况。6000～5000a B. P.、4700～4000a B. P.间湿热同步的气候适宜期内，a小区内森林获得了优越的生存条件，[6]兰州马衔山3560m高度剖面该时期孢子花粉显示，有较多种类的阔叶乔木存在，特别是喜湿的椴树花粉含量达到8.2%，反映暖湿气候下树木数上升。[7]c小区的共和盆地形成了80～100cm厚的古土壤层，孢粉组合显示当时的植被是较湿润的草原环境。[8]兰州地区森林植被的维持需要至少有700～800mm的年降水，青海湖高水位的保持也需要青海东部年降水达到600～700mm，竺可桢先生推算仰韶最适宜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1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9]这种森林草原或湿润草原的气候环境，比当地现在的情况好得多，这就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4000a B. P.前后开始了一个新冰期阶段，气候环境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化。有的研究者推断这次寒冷期持续了大概200a，[10]平均气温低于现在1～2℃，比上一个最适宜期低3～4℃，降水量明显减少，这是一次比较剧烈的气候变化事件。黄土高原古土壤明显停止发育，风沙活动加剧，被黄土地带草原和荒漠草原所覆盖。河西走廊地区的山谷冰川向前推进。青海东部地区湖泊水位下降，共和盆地的贵南县地层显示出孢粉中麻黄属达到78.21%，相反禾本科仅有17.36%，植被景观为荒漠草原。[11]这是对农业经济的重大打击时期。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黍和粟。这两种古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马家窑期）和兰州青岗岔遗址的房子中（半山期），柳湾墓地马厂期的墓葬里也随葬有粟。[12]粟俗称谷子，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旱地作物之一。谷子比较耐旱，但是喜温，生育期要求平均气温达到20℃左右，温度和日照是谷子生长的重要因素。因为产量不高，现在北方地区也不再作为主要食粮生产，只是因为熬粥这一辅助食品的需要才没有被完全淘汰。新石器时代人们种植的谷子，对种子的优选改良可能尚处于初级阶段，性状特点当接近于野生品种，加之耕作技术简单粗放，因此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就会更大。在6000～4000a B. P. 间温湿的气候最适宜时期，自然环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淮河以北地区，水热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谷子生长的需要。农业经济就能够得以长期稳定发展。而到了4000a B. P. 前后的寒冷期，湿度和雨量同步减少，则能够种植谷子的区域就会随之减少，偏西部分恐怕就很难再有适合种植的条件了，人们的经济生产就需要有一个转变，这就是畜牧业发展起来的基础。

2 遗址数量及其地区性分布

遗址的数量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反映当时的人群密集程度。一个人群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迁徙，留下不同的遗址，而一个遗址也可能先后生活着不同的人群，这就使得遗址数量并不能与人们群体一一对等。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上，遗址的数量还是与人群的多少密切相关的，当然遗址的大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食物生产量会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那么土地的人口承载数量也会随之上下波动。我们看到青海东部地区仅有河谷间的冲积台地适宜种植农作物，面积都不是很大，很容易就会达到土地利用率的极限，在史前时期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下，可供使用的土地应该更是容易被广泛开发利用的。在目前的考古学资料条件下，我们统计某一个地区的遗址数量变化，来作为人群数量变化的表现形式，尽管不是很准确，估计也不会在大的趋势上有什么差错。

我们的数量统计主要依据是文物普查材料。目前甘肃省的文物地图集还没有出版，地方普查资料难以看到，故在此仅对青海省东部的几个地区进行统计。湟水中游地区我们选择乐都县、大通县为代表；湟水下游只能选择民和县；黄河两岸选择循化县、化隆县、尖扎县、同仁县；青海省海南州的贵德县、贵南县、共和县、兴海县、同德县全部统计。发表了文物调查报告的，我们直接引用数据，[13]没有发表调查报告的，我们就以文物地图集的登录计数，[14]统计结果做成下表（表1）。

表1 青海省东部各县史前时期遗址数量统计表

注：①仅标明是马家窑文化而没有指出是哪一期的遗址，没有统计在内，因此海南州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数量偏少。②唐汪式陶器没有单独列出来，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共出的不再重复统计；单独的唐汪式陶器在民和县的计入辛店文化，其余各县的计入卡约文化。③海南州各处遗址凡是我们重新调查过的，就以调查时候的文化性质为准，原来贵德县的马厂类型遗址不再存在。

从这张统计表已经可以看出，越是偏东地区时代早的遗址数量越多。为了比较起来更方便，参照前面的自然环境的分区以及文化特征的异同，我们把大通、乐都两县合并为湟水中游区即前面的b区；民和县作为湟水下游区即前面的a区；贵德、贵南、共和、兴海、同德五县合并为共和盆地区即前面的c区；循化、化隆、尖扎、同仁四县合并为黄河两岸区，实际上是a、c间的过渡地区；同时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同处青铜时代，从表中已经能够看到分布上辛店文化东多西少的特点，因为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也把两者合并，如此做成青海东部各区遗址分布表（表2）。

表2 青海东部各区遗址分布统计表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图2是按照每个时期遗址数量在各自区域内的比例绘制的，图上显示黄河流域两个小区基本一致，湟水流域也是大致相同，呈现同步变化曲线；而两个流域之间却是有着较大的差距。马家窑期各地都是初始阶段，在史前文化遗址中所占的比例也都不是很高，但是四个小区大致差不多；到了半山期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下降趋势，考虑到甘青大部分地区的马家窑类型与半山类型之间陶器特征连接不是很紧密，那么这种遗址数量的减少现象或许对应着的就是气候环境的一次变化，已有研究者指出过4700a B. P. 前古土壤的发育有一个低潮；[15]到了马厂期，黄河流域遗址数量继续低迷，而湟水流域则出现一个高峰，在气候环境接近的条件下，分道扬镳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共和盆地没有马厂类型遗址，黄河两岸数量无法与湟水流域相比，或许就是与宗日遗存的崛起有关；到了齐家期，与湟水流域比例下降相反，黄河流域却有所上升，四个小区有趋于接近的倾向，这就是齐家文化覆盖了各个地区的体现吧；进入青铜时代，黄河地区异军突起，湟水流域却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在环境剧变之后农业经济难以维持而畜牧经济得到发展的结果。唯有湟水下游这一片依旧保持农业的区域遗址，其比例下降到了最低位置，就是一个证据。

图2 各区遗址数量比例变化曲线

图3 各区遗址分占各期比例变化曲线

其次，在地区分布上，按照各个地区遗址数量在每一期内的比例绘制成图3。从图中能够看出共和盆地区在马家窑文化中始终处于主要地位，马家窑期占总数的46.8%，半山期占62.5%，马厂期占73.7%，即使到了齐家期也还是占到总数的60.1%，只有到了青铜时代才衰落下来。黄河两岸和湟水中游区在马家窑文化里面所占的比例同步下降，马家窑期尚有较多的数量，到了马厂期已经是寥寥几处而已，齐家期开始回升，青铜时代成为中心。湟水下游区各个时期占据的比例变化不大，只是马厂期起略微增多一些而已。

时间空间结合分析，遗址分布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遗址总量方面的时间波动，二是黄河与湟水两个地区所占比例的变化（图4）。第一个特点显示的是半山期的低值现象，与4700a B. P. 前后的一次气温下降或许有密切关联；另外，也许有遗址调查时候文化性质确定不准的影响，因为半山时期的兰州区与柳湾区有所区别，调查记录上经常出现发现半山类型旋涡锯齿纹、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等的记载，而经发现柳湾区半山类型旋涡锯齿纹不如兰州区发达，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半山式陶器没有辨认出来；齐家期有一次轻微的数量下滑，或许是与气候变化、延续时间有关系；至于青铜时代遗址数量的剧增，则是因为这个时期延续时间较长并且多数遗址偏小的结果。第二个特点也就是两个流域所占比例变化的现象，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宗日遗存在黄河上游崛起的影响，因为马厂时期遗址总数上升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黄河岸边遗址数量的比例反而降到了最低，当时由于宗日遗存迅速发展使得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北移，过去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马厂期重心北移的现象，[16]只是没有以宗日遗存作为原因罢了；也有可能是许多宗日遗存没有被区分出来而划入了青铜时代，这同时就成了青铜时代黄河流域占据绝对多数的一个因素，当然，在环境恶劣的时候，黄河上游的畜牧经济优于湟水下游的农业经济，才是两个地区比例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图4 黄河流域所占比例变化曲线

3 宗日遗存的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的分析

宗日遗存是一种农业文化，是马家窑类型时期东部农业文化向西发展的结果，是以转为农业定居的土著民为主体的人群的物质遗留。它的出现和发展与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因为农作物种植除了必备的土壤，还要有适宜的水热资源，因此降水、气温、日照、无霜期等条件就是不可或缺的。根据现有的观测资料以及调查数据，甘肃中部和西部日照充足、地势平坦，但是无霜期短，缺乏足够的降水，只有发展灌溉农业才可以达到粮食的自给，而靠天吃饭的地区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17]青海东部地区的水热条件大致与甘肃中部相当，但是只有河谷台地才能有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壤条件，无霜期也更短，是一个气候敏感带，也是一个经济方式多变地区。据地方志记载，青海省的海南州只有贵德盆地的农业自汉代以来一直保持下来，而共和盆地即使在河谷地带也是时断时续，现今的农业村落几乎都是清末回民起义时从东部循化、化隆二县被驱赶过来的，[18]宗日遗址所在地的班多村和卡力岗村就仍然保持着在化隆县时候的村名。鉴于宗日遗存分布的自然环境特点，它的农业兴衰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气候变迁，二是人口压力。

共和盆地最初的农业文化就是马家窑类型中晚期遗存，时间在5000a B. P. 以前，正是进入第一个气候最适宜期后千年左右的阶段。这次大面积扩散的首要原因是气候转变，原本荒凉的共和盆地在高温多雨的滋育下，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另外一个原因当是人口压力，东部地区在环境好转之后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人口肯定会迅速增加，而狭窄的河谷地带是不能承担过多的食物消费者的，因此他们必须逐步向外寻找发展空间，终于有一部分人沿着黄河进入了共和盆地（与现今居民来自循化、化隆的移民路线一致）。外来人群进入后，展示了自己的经济优势，才会吸引当地的土著狩猎采集民转化为农业定居民，从而创造了宗日遗存。同样还是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宗日遗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马家窑文化从黄河谷地驱赶到了湟水谷地和河西地区。调查数据显示的马厂期遗址在湟水迅猛增长，黄河地区却急剧衰减，是因为以前没有分辨出宗日遗存（宗日式陶器晚期很难分辨），并不是黄河流域出现了人群空白，相信以后的工作会有所发现。

宗日遗存尽管在整体上与马家窑文化一样属于定居的农业文化，但是还有一些自己的细微特点，例如细石器数量比较多，装饰品随葬比较普遍。宗日遗址东四台地的文化层里面就出土了很多细石器，羊曲遗址的试掘也得到了一组细石叶和细石核，而细石器则与食物构成中肉食占有较大比例有关。至于随葬装饰品的多少，可以理解为财富的体现方式，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群的游动性，因为定居民不会像游动者一样将大部分财富带在身上。共和盆地的农业区仅限于河谷的狭窄地带，而翻出河谷就是大片的草原，现在还是重要的牧场，当时无疑会有很多的动物资源可以利用。宗日遗存的创造者主体本来就是源自土著狩猎采集民，那么细石器与装饰品两个特点或许说明它的经济生活中狩猎所占比例要大于东部的马家窑文化。而与环境有关的狩猎成分较多，可能对于宗日遗存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指农业向畜牧业的转化。

宗日式陶器在中期之后，随葬品上表现出了明器化倾向，器物变得小而简陋；实用器制造也趋于粗糙，彩陶比例降低，颜色变红，质地酥软。这是一种在马家窑文化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变化，是什么原因还不好说，可是陶器质量下降显示了人们对它的不重视。这是不是与谷物储藏量减少有关？游牧的起源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可是共和盆地地区的经济有三个阶段是明确的，也就是拉乙亥文化的狩猎采集经济——马家窑文化、宗日遗存的农业经济——卡约文化的畜牧经济。因为宗日遗存的人们有狩猎的传统，又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可利用，那么会不会在定居的农业经济里面慢慢发展出畜牧业呢？宗日遗址发掘的动物骨骼还没有鉴定，是我们探讨的障碍，但是宗日式陶器晚期有简陋趋势，与畜牧为主的卡约文化陶器或许有一些渊源，表现在夹砂红陶瓮、罐、碗三类，甚至底部外撇与卡约陶器的假圈足也不无相似之处。宗日遗存与卡约文化间还有齐家文化相隔，而这一地区的齐家文化除了可以辨认出双大耳罐，其陶器整体面貌、经济生活方式还近乎一无所知，有待于以后的继续工作。

宗日遗存的产生目前可以基本说明白，是环境适宜时候由东部进入因素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区性遗存，但是它的结束还不甚明了，原因在于齐家文化尚不清楚。既然不能确定齐家文化里面也有宗日式陶器存在，目前只能说是齐家文化的侵入结束了宗日遗存，但陶器的简化趋势早于齐家文化进入，则可以说齐家文化只能是宗日式陶器终结的外因，而自身变化才是内因，是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构成有了新的变化。宗日遗存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气候敏感带上，又有产生发展畜牧的条件，后继者的青铜时代遗址数量迅猛增加超越了湟水流域，覆盖面更为广阔，到达了无法维持农业生产的草原（图4）。这些迹象隐隐显示宗日式陶器衰亡的原因中有畜牧化因素，畜牧化使得陶器不再那么重要，才会出现自身特征消失的现象。如此看，在宗日遗存的文化过程中，环境始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因素。

2004年6月

参考文献

[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98（5）；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 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J]. 考古，1998（5）；格桑本，陈洪海. 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 西北师范学院，地图出版社.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M]. 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

[3] 潘保田，李吉均，等. 兰州地区黄河阶地发育与地貌演化[M]//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等. 中国西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4] 刘东生. 中国的黄土堆积[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5] 水涛.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6] 唐少卿，伍光和. 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变化的若干问题[J].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1）.

[7] 汪世兰，徐齐治. 马衔山地区全新世孢粉组合特征及古植被的演变规律[J]. 兰州大学学报，1988（2）.

[8] 胡双熙，等. 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区栗钙土的形成与演化[G]//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 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9]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10] 任振球，李致森. 行星运动对气候变迁的影响[J]. 科学通报，1980（11）.

[11] 胡双熙，等. 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区栗钙土的形成与演化[G]//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 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2] 严文明. 史前考古论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3] 王国道，刘国宁. 循化县古文化遗址分布概况[J]. 青海文物，1987（3）；孙鸣生. 海南州共和县、兴海县考古调查简报[J]. 青海文物，1992（7）；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同仁县考古调查简报[J]. 青海文物，1990（4）；青海省考古研究所. 尖扎县考古调查简报[J]. 青海文物，1990（4）；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等. 贵南、同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J].青海文物，1990（4）.

[14]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15] 曹继秀，等. ¹⁴C年代频率曲线与黄土高原西部及其毗邻地区晚期冰期以来的气候变化[G]//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碳十四年代学组.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六.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

[16] 李伊萍. 半山、马厂文化研究[G]//苏秉琦. 考古学文化论集：三.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17] 水涛. 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8] 青海省贵南县志编纂委员会. 贵南县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Abstract

Any remains are products of certain environments, among which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both of vital importance. The Zongri Culture was identified and named by the excavations of Zongri Site in Tong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from 1994 to 1996.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o understand Zongri Culture include its distribution area,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Gansu-Qinghai cultural area and its change process, so a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Zongri remain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