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地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1997年，笔者在四川大学主持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西藏及周边地区考古与艺术报告会”上，有幸聆听了这项考古发掘的主持者——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研究员的报告，了解到曾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都兰吐蕃墓地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收获[1]。会后，承蒙许新国所长的盛情相邀，笔者和四川大学考古系的李永宪教授陪同与会的美国友好人士托玛斯·普瑞茨克尔（Thomas J. Pritzker）先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考古人类学教授马克（H. Maker）博士等一行，在许新国先生的导引下，赴青海省都兰县对这批墓葬作了实地考察，并参观了收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的一批重要的考古出土遗物，其中包括一具墓葬中出土的木乃伊和大量丝绸品的残片。
通过这次会议及会后的参观考察，引起了美国友好人士托玛斯先生的极大兴趣，据闻后来他慷慨解囊资助了1998年在该处墓地的一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2]，这次发掘距离这处墓葬的首次发掘时间已经相隔多年。
瑞士籍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Amy Heller）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女性学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国西藏及其相邻地区的考古与艺术研究，曾发表过多篇相关的论文。她受托玛斯先生的委托，曾亲临青海都兰考古发掘现场了解有关发掘情况。《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3]，便是她综合有关资料写成的。笔者曾经在国内学术刊物上也读到过一些关于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发掘出土资料的研究论文[4]，但可能由于内容所限，其中所透露的信息远不如阿米·海勒博士此文所涉及的资料丰富。不仅如此，或许由于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上，中外学者之间存在不同之故，后者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对都兰出土文物所作的不同角度的比较观察，更有不少新意。她在文中提到的一些现在流传于国外的实物材料，过去在国内也难以见到。阿米·海勒是笔者的一位老朋友，我们曾经多次在一些国际藏学会上有过交流。所以当她把这篇论文及一些相关的照片资料寄送给笔者，在我读过之后，感到有必要将其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对于她在文中所涉及的若干相关问题，笔者也有一些相同或者不同的认识。本文可以算是一篇读后感，也是一篇引玉之作，以期引起中国学者对此的关注并加以更为深入的探讨研究。
一
据不久前正式公布的资料，在青海都兰县境内已先后调查、发掘出数千座相当于唐代吐蕃时期的墓葬，其中部分墓葬的分布区域已达果洛州的玛多县。这些墓葬的发现使青海的考古学者认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而其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5]”吐谷浑国内还建有多个小城，后期发展成为都城。目前经过考古调查的吐谷浑城址有位于今海南州共和县的铁卜卡古城[6]，以及新发现的天峻县加木格尔滩古城[7]。这两座古城与吐谷浑王都的关系还尚无定论，有的意见认为共和县的铁卜卡古城即为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之所在[8]，而都兰县则为吐谷浑城之所在[9]。可见共和、都兰等地作为吐谷浑故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吐谷浑原系辽西慕容鲜卑中的一支，后因与慕容部其他支系的纷争迁出辽东向西转移，其迁出的时间据考大约是在西晋太康四年至十年间（283—289年）[10]。在鲜卑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当中，吐谷浑是在青海境内建立起来的、历时最长的一个。吐谷浑部落先是在塞北的阴山地区游牧，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他们离开这里向南迁移，越陇山抵达今甘肃、青海交界处。其后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吐谷浑在青海一带建国，有意见认为“约在其第二代可汗吐延即位时，即329年。”[11]立国之后，其国便以吐谷浑为其号，在藏文史书中还将其称为“阿柴”（也写作“阿豺”）[12]。吐延在位之时，据有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四川西北一带，据称其国力最盛时疆域东起甘南川北，南抵青海南部，西至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的若羌、且末，北至祁连山一带。由于吐谷浑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成为唐与吐蕃在河陇地区反复争夺的要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了吐谷浑与吐蕃之间交往的史实。如在其P. T. 1288《大事记年》中，便数次提及吐谷浑[13]：
……赞普墀松赞巡临北方，吐谷浑与汉属之……与吐谷浑二地纳赋。及至羊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赞普驻于“扎”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
及至猴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庚申，公元660年），赞普驻于墨竹·吉介。大论东赞（仍）在吐谷浑。是为一年。
及至鸡年（唐高宗龙朔元年，辛酉，公元661年），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在吐谷浑。是为一年。
及至猪年（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公元663年），赞普驻于南木东，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是为一年。
及至牛年（唐高宗麟德二年，乙丑，公元665年），赞普驻于悉立之都那。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是为一年。
及至虎年（唐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6年），赞普驻于悉立之下都那。大论东赞自吐谷浑境还。于悉立山颈部患痈疽。是为一年。
上述吐蕃敦煌文书中提到的吐蕃大论“东赞”即禄东赞，与松赞干布为同宗，出身于吐蕃显赫的噶氏家族，其连年前往吐谷浑，正与汉文史书记载的吐蕃此时连年向吐谷浑发动进攻有关。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至此吐谷浑亡国，前后历时330余年。670年大非川之战后，吐蕃则完全占控吐谷浑领地。
其后，吐蕃为了统治吐谷浑，仍保留了吐谷浑的部落组织，以后这些部落组织便成为吐蕃的“附落”。留居青海的这部分吐谷浑人按照许新国先生的意见，“仍保存着自己的可汗和自身的政治建制，有着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组织结构，作为吐蕃的邦国而存在[14]”。
从敦煌吐蕃文书中反映出，在吐蕃对吐谷浑完成军事占领之后，的确对其残部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控制和利用。如上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年》还记载：
及至蛇年（唐高宗总章二年，己巳，公元669年），赞普驻于悉立之都那，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是为一年。
及至牛年（中宗嗣圣六年，太后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年），赞普驻于辗噶尔之塘卜园，赞蒙墀邦嫁吐谷浑王为妻。
及至猴年（中宗嗣圣十三年，太后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年）……大论钦陵于吐谷浑之西古井之倭高儿征吐谷浑大料集。
及至兔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丁卯，公元727年）赞普以政务巡临吐谷浑。……冬，赞普牙帐驻于“交工纳”，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达扎恭禄三人为大伦。吐谷浑诸部之大部均颁与赏赐。
及至狗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甲戌，公元734年）冬，（赞普）牙帐驻于札玛之翁布园，于岛儿集会议盟，征集吐谷浑之青壮兵丁。
这些记载表明，吐蕃一方面将吐谷浑纳入其统治体系内，作为其向外扩张势力的兵员和赋税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又通过联姻、赏赐等手段，笼络吐谷浑民众和上层贵族，这就客观上为吐谷浑的“吐蕃化”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背景。
如同阿米·海勒博士观察到的一样，都兰的这些古墓与西藏吐蕃时期的封土、封石墓葬具有很多共性，例如都流行圆形、方形的封土；均流行屈肢葬、二次葬和火葬；均流行在墓地举行殉牲祭祀的习俗，尤其是以完整的马作为殉牲的做法更为相似。笔者曾实地考察过热水的一号大墓，它那巨大无比的封土墓丘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其单体墓丘的规模而言，可以说丝毫不比山南琼结的藏王陵墓逊色[15]。从都兰古墓的内部结构上看，两者之间也多有相似性。从阿米·海勒描述的情形可知，其墓室均位于封堆梯形石墙的正中下方，均为竖穴形制，墓室采用砾石砌壁，上方用柏木盖顶，围绕主室有多个墓室。这些墓葬的基本构造和西藏吐蕃时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封土、封石墓相同[16]。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是都兰的古墓中出土了一些古藏文的木简和木牍（即阿米·海勒所称的写有古藏文的“木片”），另外在部分木器和盖木上也书写有古藏文。因此，这就进一步反映出都兰古墓与吐蕃之间在文化上的这种联系性。
在一些藏文史籍中，也保留着一些吐蕃与吐谷浑文化交流的线索。如《汉藏史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传说：吐蕃早期王系中有所谓“中丁二王”，即仲年德如与达日年色父子。达日年色出生下来即为瞎子，后来仲年德如留下遗言说：只有请来吐谷浑的医生，才有可能治好你的眼睛。后来瞎眼王子如其父言，果然从吐谷浑请来医生在早期吐蕃宫殿雍卜拉丹的房顶上为他治好了眼睛。“他睁开眼睛时看到吉雪（指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莫日山上盘羊在吃草，因此得名为达日年色（意为“看见虎山上的盘羊”），被立为王。[17]”《汉藏史集》还记载说，仲年德如生前曾娶琛萨鲁江为妃，因她的食物，仲年德如得了一种怪病，所以父母、王后二人与大臣涅·塘邦央杰都曾活着住进坟墓里[18]。
有趣的是，按照西藏古史的传说体系，这个时期也正是吐蕃王族开始兴建大型坟墓的阶段。如仲年德如之父为赤涅桑赞赞普，死后其坟墓建在一个名叫“顿卡达”的地方，为没有装饰的平土堆。达日年色死后也将其坟墓建在顿卡达地方，位置在赤涅桑赞墓的左上方，形制相同[19]。所谓“顿卡达”，藏文意为“顿卡溪口”或“敦卡沟口”，现已查明，这个地点即为西藏山南琼结县境内距离藏王墓不远的另一个陵墓区所在，现名为“东嘎”，为吐蕃王陵中年代较早的东陵区，主要埋葬吐蕃早期的君王（赞普）；而西陵区即著名的藏王陵墓，埋葬有自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王朝各代赞普[20]。由此看来，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吐谷浑便已经与吐蕃有着密切的往来，医术高明的吐谷浑医生被请来专治吐蕃赞普的疑难疾病。顿卡达陵区的存在也并非传说，而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勘测证实的实例。因此，吐谷浑早在吐蕃立国之初墓葬制度始兴之时，便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认识和了解到吐蕃的陵墓制度概况。
吐谷浑虽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却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接受了汉文化的不少影响。《晋书·吐谷浑传》、《魏书·吐谷浑传》等均记载说，吐谷浑仿汉制“建官多效中国”，初期的官号有长史、司马和将军等，唐代还增加了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号，男、女的服饰也颇同中原北方的汉族。
从都兰墓地发掘出土遗物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具有吐蕃文化的浓烈色彩，另一方面却又带有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如墓葬中出土有唐代的“开元通宝”铜钱、汉式铜镜和大量汉地制造的杯、碗、盘等漆器，丝织品中的绝大多数为中原汉地所织造，其质地与纹饰都是唐代常见的（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仅18种为中亚或西亚所织造[21]），部分木器和织锦上还书写有汉字。这种情况，同吐蕃本土西藏腹心地带墓葬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风格的确有很大的不同。目前青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发现于都兰热水的吐蕃时期墓葬应当属于接受吐蕃文化影响的吐谷浑贵族或王室的墓葬。这个意见我认为与文献记载所透露的吐谷浑的文化面貌大体上是相一致的。
由于出土遗物提供的信息有限，我们无法得知都兰古墓群中规模最大的热水一号墓墓主的确切身份。文献记载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部众在吐蕃攻灭其国之后，则向唐王朝请求内附，唐朝将其安置于鄯州，后又迁于灵州，已不在吐谷浑故地。所以可以基本排除墓主为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部众的这一支的可能性。如同阿米·海勒博士所描绘的那样，这座墓葬的规模的确十分壮观，高达数十米，墓边呈梯形，各边的边长也都在数十米以上。那么，其墓主的身份地位是相当显赫，联系上文所揭的吐蕃历史文书来考虑，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这样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为墓主是吐蕃所封立的“吐谷浑小王”之类的王室贵族；一种可能性为下嫁吐谷浑的吐蕃公主；还有一种可能性为已投降归顺吐蕃的吐谷浑原王室残部；再有一种可能性则为受吐蕃支配的吐谷浑军事首领等等。囿于目前有限的信息量，我们还难以下结论，只有留待今后更多的考古资料出土或发现之后才能作出准确的结论。
二
通过阿米·海勒博士的介绍，我们还得知在青海都兰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遗存。其中，大宗的遗物是各类丝绸残片。上面已经提到，据发掘主持者许新国先生的判断，这些丝绸品中有18种可能为中亚、西亚所织造。许新国认定，出土的西方的织锦中，以粟特锦的数量较多，其中还有一件为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据称这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22]。
在唐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粟特人可能是当中数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外来民族之一。粟特人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中国古籍中常称其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Sogdiang，即索格底亚那，今乌兹别克斯坦）。粟特人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对中西交通作出过重要贡献[23]。汉唐之间，他们沿“丝绸之路”大批移居中国，在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都曾经发现其移民聚落[24]，散布十分广泛。唐代长安城内也有大量的粟特人，有姓名可考者如康氏、安氏、曹氏、石氏、米氏、何氏等[25]。都兰墓地中出土的这些粟特锦，可能是粟特商人为转销中亚、西亚而专门织造的织锦。
西方的文物中还发现有粟特的金银器，对此许新国曾有过论述[26]。从阿米·海勒博士的描述来看，都兰热水墓中还出土有一件奇特的器物：“一只银质珠宝箱被埋藏在那里，它看上去是准备用来装sarira（一种纪念品）的。虽然有一部已被压碎，就像是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再造的，但考古学家们相信这是来自粟特的工艺品。这只遗骨匣的形状和尺寸都使我们想到已经被挖掘出土的粟特银制遗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银遗骨匣。[27]”她所描述的这件器物的出土地点，是在都兰一号大墓墓前的殉马沟中。根据这个线索，笔者查找到都兰墓葬的考古发掘主持者许新国文中提到的一件所谓残损木器。在其《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一文中，记载了一件“残损木器上的镀金银饰”，这件银饰“出在一号大墓一号殉马沟中部，出土被封石压住，有残碎木片共出，像是一件木质宗教祭祀容器上的装饰物，应作为同一个体看待。[28]”这件“木质宗教祭祀容器”，是否就是阿米·海勒提到的那件“遗骨匣”？二者是否本为同一器物？很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在中亚粟特人的埋藏习俗中曾流行一种被称之为Ossuary的纳骨瓮，用来收藏天葬后的骨骸[29]。前苏联学者卡斯塔尔斯基曾在中亚撒马尔汗地区泽拉夫善河上，卡塔库尔干附近的比雅乃蛮，发现过这类纳骨瓮的残片。后来，在我国新疆地区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纳骨瓮，1997年日本学者影山悦子曾撰文对此作过论述[30]。都兰出土的这件器物的性质如果真为阿米·海勒推测的“粟特遗骨匣”，它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史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这件器物本身。因为关于西藏古代天葬习俗的产生，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其很可能是受到来自中亚古代民族葬俗的影响所致，尤其可能受到中亚“拜火教”原始天葬习俗的影响[31]。粟特受拜火教的影响甚深，也流行一种古老的天葬习俗，将死者的遗体置于“寂没之塔”上，待动物将其肉体食尽之后，再将余下的骨骸收纳于Ossuary之内。假若在都兰热水墓中果真出土有性质与此相同的粟特属的遗骨匣，那么对于这个地区古代宗教及其不同葬俗的流行状况，可能就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了。但在资料没有完全公布的情况下，目前这还只能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并在今后加以充分注意。
阿米·海勒文中还提到在青海都兰科肖图墓地中曾出土有石狮，现收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她的观察十分细致，一方面她认为这种在墓前立石狮子的丧葬习俗与西藏本土的藏王墓等大型墓地的做法相同，另一方面她又注意到：“如果比较一下都兰石狮像和雅隆河谷藏王陵墓前的石狮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的不同之处。两者卷曲于侧腹后背的尾巴和胡须都相同，但鬃毛却有很大的区别。”
狮子并不产于中国，其来源应是西域。狮子的出现在中国史籍当中始见于先秦文献，但当时并不称之为狮子，而是称之为“狻猊”。出自战国时期汲冢墓中的《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这里所称的“狻猊”据林梅村的研究，认为该词的词源应来自于斯基泰语（也称为“塞语”），汉语的“狻猊”一词“大概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Ivanal（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32]。从新疆考古发现的塞人墓地中，曾相继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文物。其中1983年在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一个“高足承兽方盘”，盘上的对兽为狮子形象，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批先秦时期的塞人文物，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狮子形象[33]。其后新疆阿拉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地中也发现一件对狮的“高足承兽方盘”，与之共出的还有狮子纹的金箔饰件。这件高足承兽方盘通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的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两兽，均为狮形，鬃毛卷曲，带有双翼[34]，与巩乃斯河出土的那件方盘形制和饰兽都很相似。此外，前苏联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战国时期的塞人王族墓中也出土有许多狮子纹饰[35]。学术界还有意见认为新疆出土的这类青铜高足承兽方盘可能是用以祭祀的祭台，与塞人所崇奉的祆教拜火祭祀习俗可能相关[36]。这些考古材料无疑都支持了林梅村“狻猊”一词源于斯基泰人（塞人）的观点。换言之，中亚斯基泰人（塞人）应当是狮子入华最早的传播者。
但发展至唐代，其间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的文化融合，狮子图案的使用已被汉民族所普遍接受，与先秦和汉代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吐蕃本土较高级别的墓葬中，如山南琼结藏王陵墓、拉孜县史籍缺载的查木钦墓地中，都曾发现过石雕狮子[37]，这些石狮仅从造型上来看，与中亚、西亚各地发现的墓前石刻有相似之处，但如果从整个墓地的布局、墓前石碑的树立、墓丘封土的形制等各方面综合加以考虑的话，笔者认为还是受中原唐陵制度的影响更为强烈。都兰吐蕃时期墓地中石狮的出土，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其与吐蕃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也可以说明其最终是受到唐代陵墓陵前立石人、石兽习俗的影响。唐代乾陵在陵墓前立有唐王朝周边各国赴丧使节的石人像，表明像吐蕃、吐谷浑这样的国家都可以通过遣使来朝等各种不同的渠道了解到唐代帝王的丧葬仪制，并加以仿照。笔者手头有阿米·海勒博士寄来的她所拍摄的都兰出土的石狮的照片，从体量上看，该石狮要小于西藏山南琼结藏王墓地前所立石狮，而与西藏拉孜查木钦墓地出土的石狮相似，表明它们彼此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别。藏王墓前的石狮应是吐蕃最高统治者的陵前标志之一，而青海都兰、拉萨查木钦墓前的石狮，则品级要低一等，相当于吐蕃贵族、王公、各邦国君主一级的墓前标志物。
青海都兰墓葬出土的钱币中，从阿米·海勒的文章中看，没有提到有外域钱币。但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却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实物资料。2000年，青海乌兰县城20公里以外考古发掘的大南湾遗址中，发现墓葬、祭祀遗址和房基遗址等[38]。墓葬的形制与吐蕃本土发现的石丘封土墓极为相似。在房基当中出土有金币1枚、银币6枚，其中金币两面均有图像和铭文，据考古发掘简报描述：“正面是王者的正面半身像，头戴有珠饰王冠，两耳部各坠有一对小吊珠耳环，上衣系交领外衣，褶皱处用连珠纹式的小点来表示。左侧为一圆球，其上立十字架，右侧为NVSPPAVC字符。背面图案为带双翼天使立像，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着圆球，圆球上立十字架，图像右侧环绕有AAVCGCE字符。”银币6枚共分为四式，基本特点正面均为王者肖像，王者多戴冠，有的在冠上饰以新月、圆球图案，背面多为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火焰两侧有的饰以新月和五角星纹饰。据初步判断，这枚金币为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时期所铸，而银币则可能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的不同时期。如前所述，乌兰与都兰县历史上都是吐谷浑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些出土材料有力地证明，青海在吐谷浑控制时期以及吐蕃占领吐谷浑后，其与外部的联系都一直没有中断。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早年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四川北部的岷江上游北上至甘肃、青海，再转至西域各国的所谓“河南道”论之甚详：“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和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籍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然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颇大的作用。[39]”由于南北朝时期青海地区主要为吐谷浑所控，所以国外学者也有称这条路线经由青海一段为“青海道”或“吐谷浑道”者[40]，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显著。唐代吐蕃占领吐谷浑故地之后，这条道路所发生的变化和实际状况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从上面所列举的青海近年来出土的各类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考古材料来看，如同许新国先生所言：“这样多的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文物集中于此，充分说明青海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很难想象财富仅仅来源于吐蕃进行的战争和掠夺。我们认为，这些物品的绝大多数应是吐蕃与中原、中亚、西亚进行贸易的结果。出土文物证明，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青海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七、八世纪，其与东西方贸易的规模之大也是前代无法比拟的。那种认为青海丝绸之路只是辅助线路，七、八世纪吐蕃占领后衰落不振、隔绝不通的观点应予以纠正。”[41]笔者对这一意见基本赞同。以往我们对于青藏高原古代交通史的研究与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研究相比，尚显薄弱，青海吐蕃时期墓葬考古的新进展，无疑将大大促进这一研究的纵深发展。可以期待，这条高原古道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地位，通过这些考古材料的研究，必将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三
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葬中，还出土有与当时丧葬祭祀仪式有关的遗物。如阿米·海勒提到的科肖图墓地中发现的两个书写有古藏文经咒的骆驼头盖骨，还发现有在羊的肋骨、肩骨上书写古藏文或绘制图画的迹象。笔者手头有阿米·海勒寄给我的两张照片，为两个动物的头骨，可能就是她文中所提到的那两件骆驼头盖骨。在骨头的头顶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用黑色线条绘制的藏文经咒和图案：其中之一为三重圆形图案，中心一重绘有一双手交叉的立像，立像头顶有两条发辫向外飘荡，双手交叉于胸前，两腿屈立，其外围一重有八个三角形的花瓣，每个花瓣内均书写有古藏文字母，最外一重为圆形，当中也书写有藏文咒语。另一件头盖骨也分为内外三重同心圆式，中心一重绘有站立的人物，形象与前述相同，其外周共有两重同心圆，圆内书写有藏文经咒。这个资料过去从未见诸报道，如果阿米·海勒提供的情况可靠的话，它对于我们认识都兰吐蕃时期丧葬活动中的某些特殊仪轨将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笔者认为，这类动物遗骨很有可能与吐蕃本教丧葬仪轨中用作“墓穴厌胜”的肢解仪式有关。在吐蕃本教的丧葬仪轨中，常剖解各种为死者献祭的动物。如褚俊杰在其对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关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的解读与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吐蕃时期从事专门丧葬职业的本教法师均精通一种仪式化的献祭礼仪，在这个礼仪中要剖解各种动物作为贡奉给死者的牺牲。这种仪式反映的内容通常是十分古老的，在佛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史籍记载中已难以见到。如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中记载，在丧葬仪式进行过程中，“葬仪高潮——杀牲、剖刺放血，牵来动物。
剖解羊、宰杀马”[42]；“要宰的羊只算法是：四角墓室献四只羊，八方坟场献四只羊……对于死者来说，最先挖的小孔穴，最后挖的墓穴等等，朝下抛填土至多只能三次。马、牦牛以下都按大小先后献上，不可错乱”；“为招魂，为救治病灾而屠宰牲口，只能把牲口砍成十二块，加上头共为十三块，再多就过分，再少就不够用[43]。在西藏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中，也有肢解动物随葬的大量实例可与文献材料相互对照[44]。我推测都兰科肖图墓地中出土的这两件骆驼头盖骨，可能是在剖解动物之后，本教法师施行“墓穴厌胜”法术而绘上的经咒图案，其具体的含义有待于资料正式公布之后，结合墓葬本身的情况再加以考证。
都兰吐蕃时期墓葬的动物殉祭习俗，还反映在墓地前挖掘出数条动物殉葬坑，杀殉大量马、牛、羊动物祭祀死者的遗迹上。阿米·海勒博士指出，这一习俗不仅见诸于《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通典》、《文献通考》等汉文文献史料的记载，也与西藏考古发现的墓前殉祭遗迹具有共通的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吐谷浑在墓葬制度方面，受吐蕃文化的影响甚深，甚至不排除也有专业的本教法师由吐蕃前往吐谷浑从事职业的丧葬活动，从而才留下来这些重要的遗迹现象。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米·海勒还提到，在都兰科肖图的墓地中，发掘出土有一种小泥模塑像——藏语称其为“擦擦”（tsha-tsha），这也是过去未见披露的新材料。遗憾的是对这种擦擦的形制，在她的文中未作进一步的介绍。关于都兰出土擦擦的情况，过去在一些论著中也曾有所涉及，但均未正式公开发表。据国内学者介绍称，在都兰县的一座塔基中曾出土过七种擦擦，“这座塔与数十座吐蕃时期的墓葬被发现，从塔基上堆积的土层和塔的建造材料分析，是和吐蕃墓葬同时期的”。这七种擦擦的式样计有脱模覆钵式圆雕塔、手捏尖锥状小塔、按印浮雕小塔、按印浮雕莲花手观音、按印浮雕坐佛以及按印梵文经咒等[45]。不知两者所言是否同为一事。
“擦擦”这种泥模塑像起源甚早，与佛教的传播有关，主要源于印度的模制佛像。据唐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记载：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46]。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
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堵波，总聚于内，帘修供养[47]。
这种印度称之为泥“制底”（Kotya）的泥模佛像，随着佛教的传播，流传甚广。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石室藏书中曾发现用“佛印”印成的“千体佛”，这种佛印很可能便是这类泥模，向达先生认为其年代当系唐代遗物[48]。另在晚唐敦煌写卷中也发现数篇《印沙佛文》记载制作模制泥佛像的情况[49]。汉地唐长安等地也曾发现过数十种不同题材的泥模佛像，泥佛后背中有“永徽”“元和”等年号[50]。
吐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这种泥模佛像可能相应地也传入西藏。今天在西藏各地均可见到这种藏语称之为“擦擦”的泥模佛像的制作与流行。但是，由于西藏考古工作开展较晚，至今在西藏本土尚未发现年代明确的唐宋时期的泥模佛像或泥塔。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对此十分关注，并对主要从西藏西部地区收集到的一些遗物做过年代排比的工作[51]，不过从收集品的绝大多数来看，年代最早的也只可推到公元11世纪前后。
如果都兰发现的“擦擦”真如阿米·海勒所称，是出土自吐蕃时期的墓葬当中的话，那么这很有可能是属于吐蕃文化系统的最早的一批的擦擦实物。这批具有明确出土地点和考古层位关系的擦擦，对于我们认识吐蕃时期这类模制泥像的发生与流传等情况，无疑有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可喜的是，在本文前面所提及的近年来青海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的乌兰县大南湾遗址第2号墓中也出土有三件“陶擦擦”，可分为三式，均系泥模制作，捏制或烧制而成，擦擦的中间有一圆形的泥饼，上面模压出梵文经咒[52]。从其形制与经咒来看，具有明显的早期特点，其年代很可能应与都兰发现的同类遗物大体相当[53]，当属吐蕃时期的遗物。
综上所述，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葬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于认识青藏高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该地区考古文化的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状况，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我们期待着这批资料能够由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尽早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史价值。
2003年
Abstract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ubo cemetery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ubo Dynasty, having aroused wide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offers brief comments on an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the cemetery, with the review of Amy Heller’s On the Grave of Tubo Regine Period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and newly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Qinghai Province.
注释
[1]周静：《第二届中国西藏及周边地区考古与艺术学术报告会侧记》，《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
[2]此次发掘是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进行的，但有关此次发掘的具体情况尚未见诸正式报道。
[3]译文参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5]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年第12期。
[6]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城——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
[7]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年第12期。
[8]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城——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辩》，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9]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第87、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第87、8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1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14]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年第12期。
[15]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16]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6～87、8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1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6～87、8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19]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6～87、8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20]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另见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21]许新国：《都兰热水发掘吐蕃墓葬：青海丝绸之路发现珍贵文物》，《青海日报》，1984年1月30日。
[22]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
[23]芮传明：《粟特人对中西交通的贡献》，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第327～33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2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胡人迁徙与聚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2～14页，三联书店，1962年。
[26]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27][瑞士]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8]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
[29]林悟殊：《中古琐罗亚斯德教葬俗及其在中亚的遗风》，《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30][日]影山悦子：《论新疆出土的Ossuary》，《オリコソト》，第40卷（1）。
[31]霍巍：《西藏天葬风俗起源辨析》，《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
[32]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88、8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33]穆舜英等：《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4]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21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35]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88、8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36]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88、8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37]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38]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39]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40][日]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像》，《佛教艺术》第218号。
[41]许新国：《都兰热水发掘吐蕃墓葬：青海丝绸之路发现珍贵文物》，《青海日报》，1984年1月30日。
[42]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43]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44]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5]张建林：《藏传佛教擦擦概论》，《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4·擦擦》，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46][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第三十一“灌休尊仪”条下。
[47][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M]。
[48]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49]谭蝉雪：《印沙·脱佛·脱塔》，《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50]陈直：《西安出土隋唐泥佛像通考》，《现代佛学》1963年第3期。
[51]张建林：《藏传佛教擦擦概论》，《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4·擦擦》，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5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鸟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53]原简报认为其年代最晚可到公元11世纪，笔者认为可能为唐代遗物的可能性较大，详细论证将另文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