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
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
汤惠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树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与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接壤。距自治州首府结古镇南约20公里处，有一条贝纳沟。沟深约3公里处的北麓崖壁上，镌有九尊形制特殊的浮雕佛像，并建有殿宇一座，被称为文成公主庙或大日如来佛堂。在佛像两旁的崖壁上，勒有兰扎体古藏文和汉文佛经，相传是吐蕃大臣吞弥和文成公主手书[1]。这些经文由于年深日久，字迹漫漶不清，殊难辨认，而九尊浮雕佛像则由于历史上多次修葺，加之有殿堂遮蔽风雨，显得一如新制。
对于此处摩崖，最早1957年赵生琛在《文物参考资料》上报道过；1988年聂贡·官却才旦等同志又在《中国藏学》（藏文版）上考释了佛像两旁的藏族石刻。然而上面两篇文章对九尊佛像并未做多少描述，对其年代亦未做深入的考证。其次，这两篇文章均未提供图片或线图，以致读者无法见到这些吐蕃早期摩崖的风貌。
1984年，笔者在玉树地区普查文物时，在距贝纳沟石刻东北约9公里处的勒巴沟沟口，调查了另外两处吐蕃早期的线刻佛教摩崖。勒巴沟的两处线刻摩崖与贝纳沟石刻有着密切的关系，均与文成公主进藏和汉藏关系史有关。故此，我们将这几处石刻放在一起讨论和考证，以就教于同仁和方家。
一、贝纳沟石刻
当地群众传说，贝纳沟的九尊佛像和藏文经《普贤行愿品》为文成公主进藏途经此地时命人雕刻；此后，金城公主假道此地，命人为浮雕佛像修盖殿堂一座，以蔽风雨[2]。此外，当地还流传着关于文成公主教民耕稼、安设水磨等诸多传说。
与这种传说相应的历史记载，似乎也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和松赞干布撰写的《嘛呢宝训》以及后来的《安多政教史》都提到这一点。例如：“尔时，汉女公主同诸蕃使已行至邓马岩，曾于岩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七肘，《普贤行愿品文》两部。”又云文成公主至康之白马乡，开荒种田，安设水磨，等候噶尔两个月[3]。
许多学者认为上面提到的“邓马岩”（有些文本译作“丹玛岩”）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县[4]，或今之玉树[5]；而上面所提到的“白马乡”即今天的玉树巴塘地区[6]。事实上藏史中所提到的“邓马岩”应在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仁达乡的丹玛岩。该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发现了与贝纳沟岩刻内容相同的佛教摩崖[7]。该地点摩崖内容与题材均与藏文文献记载相符，足以证明察雅县的丹玛岩应是史料中所谓的“邓马岩”。因为文成公主进藏并没有走川藏线，所以丹玛岩石刻并非文成公主所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进行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贝纳沟石刻。贝纳沟浮雕造像共九尊，我们逐一描述如次——
大日如来佛：主像，位居正中。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在狮子仰莲座上。头束高发髻，戴三瓣法冠，大耳垂肩。身着对襟翻领胡服，袍饰为由龙纹、忍冬云纹和摩尼珠纹组成的团花。团花之间有方胜、摩尼珠作为填充纹饰。背光和头光饰以火焰纹和十字宝相花纹。
其他八尊浮雕均为立像，为八大随佛菩萨。上排从左至右顺序为：第一位是弥勒，头束高桶状发髻，戴三瓣法冠，手持宝瓶，身着红底对襟翻领胡服，服饰为由莲花和摩尼宝珠组成的团花；第二位是虚空藏，基本造型与上同，手持宝剑，身着黄底翻领胡服，服饰为四出云纹团花；第三位是普贤，造型、服饰与上同，手持莲花；第四位是金刚手，其造型、服饰与弥勒同，手持金刚杵。下排第一位是地藏，基本造型与上同，身着绿底由瑞鸟衔花组成的团花胡服，手持一茎并蒂莲花；第二位是观世音，造型与上同，身着黄底胡服，服饰八达晕团花，手持宝瓶；第三位是文殊，造型、服饰与上同，手持一茎并蒂莲花；第四位是除盖障，造型、服饰与地藏同，手持海螺。八大菩萨均有顶部锐尖的桃形头光（图1）。
这九尊雕像经后来历代修复和重绘，其原始面貌几近丧失。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我们无法得知这些雕像于什么时候进行过什么样的修葺，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造型特征和彩绘中看到后世修复和重绘的痕迹。例如：现在主佛和菩萨头上的高桶状发髻并覆以法冠的头饰是13世纪藏传佛教的艺术特征[8]；大日如来背光中水波纹状的芒线则又是明代流行起来的装饰；诸像服饰上的团花和袍服下摆的水脚是清代盛行的图案。现在雕像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泥塑，是20世纪80年代对雕像最后一次维修和重绘时塑上去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佛和各个菩萨的藏文名称，也是这次修复时重新刻上去的。
尽管后世历次修复对石刻的原貌破坏不少，但其基本造型仍带有明显的唐代或吐蕃早期风格。首先是主佛与诸菩萨身上与后来藏传佛教造像风格迥然不同的服饰。这是流行于吐蕃早期和唐代中晚斯的对襟小翻领胡服。这与敦煌莫高窟第144窟《观无量寿变》壁画中的吐蕃舞人所穿的服装颇为类似，而后者是可以明确断代为吐蕃时期的作品。大日如来身下的仰莲狮子座，也是我们断代的一个标准。这种仰莲狮子座盛行于前弘期早期。此处的两只狮子呈现出明显的吐蕃早期的特征：颌下有须，前后肢饰以鬣毛，尾巴从腹部的一侧翻卷上来，头上的螺旋卷鬃毛一直铺到肩部（螺旋卷鬃毛有明显的后世修复痕迹）。与此可资对比的是琼结县松赞干布墓前的石雕狮子，那是一件吐蕃早期遗留下来的保存完好的艺术品。
不过在贝纳沟石刻中，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的造型、手中持物及位置的安排，与后来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同类主题有很大区别[9]。据玉树州结古寺名僧桑杰嘉措在《大日如来佛记摩崖释》中的解释，八大菩萨在贝纳沟石刻中的排列是按汉式唐代惯例侍立于主佛两侧[10]。
图1 玉树州贝纳沟大日如来佛与八大菩萨浮雕
虽然这种说法为推测之言，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贝纳沟石刻与后期的造像艺术确有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大日如来佛即为文成公主，而八大菩萨则为公主之侍女[11]。这种说法显然欠妥。尽管文成公主进藏时的确途经此地，但该处石刻雕像不可能是文成公主所为，更不可能是文成公主和其侍女的雕像。如此规模宏大的石刻摩崖绝不是文成公主在此逗留的两个月期间所能完成的。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贝纳沟同时还发现了一块后人撰写的有关造像的题记勒石，上面明确记载了造像的年代和原因。尽管从未有人对此题记提出明确的怀疑，但从许多学者在谈及贝纳沟石刻时不愿提及或引用此题记[12]，甚至根据自己的需要删改题记内容[13]的做法来看，不少学者对此题记有疑问态度是至为明显的。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题记的内容与藏史资料和当地民间传说不相吻合。虽然这个题记的年代晚于贝纳沟石刻造像，但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下文中我们将谈及的丹玛岩石刻也有后世题记，这是青藏高原佛教摩崖造像中仅有的两处题记，而这两处题记则又能相互证明彼此的真实性。
现在我们将贝纳沟石刻的题记译文移录如下[14]：
狗年，浮雕众佛像并一切写壮士行愿等赤德祖赞在位时为供养众生之业，方丈大译师益西洋制、工匠方丈钦昂则、嘉桑与华旦及所有工头皆圆满竣工。上方众力士于峭壁雕刻佛与诸壮士并三宝所依之身像，一切众生见之，触之，膜拜之，思念之，则福泽与彻悟，用祝赞普父子及一切众成无上菩提。
赤德祖赞生卒年代为公元680—755年（从《贤者喜筵》说），题记云石刻为祝赞普父子长寿而制。据藏史记载，赤德祖赞与南诏妃赤尊所生的儿子绛察拉木早夭[15]，而他的第二个儿子是与金城公主所生的赤松德赞。据《敦煌文书》、《西藏王臣记》和《新唐书》的说法，赤松德赞正是生于马年（742年）[16]。从题记中“祝赞普父子长寿”的行文来看，“子”当指赤松德赞，那么这里的马年当为公元742年无疑。赞普得子，普天同庆，勒石以志，以垂永远。题记中强调此石刻为祝赞普父子长寿，证得无上菩提，恐怕这与赤松德赞后来大力弘扬佛法是分不开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藏区的佛教摩崖和洞窟都没有题记，因为题记是汉传佛教造像的传统。所以这里的题记可能暗示着石刻与汉藏往来有关。具体地说，可能与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之子和贝纳沟为文成公主驻跸地有关。丹玛岩石刻题记中提到唐蕃会盟，当然亦与汉藏关系史有关，而且丹玛岩也是藏史资料中提到的文成公主驻跸地[17]。此外，两处石刻中均有汉文经文，在丹玛岩石刻题记中还有汉人勒工的名字。由此我们以为此两处石刻是专为唐蕃往来有关的事件而作，故有汉传佛教造像传统的题记。
根据题记，丹玛岩石刻也是为祝赞普长寿而作。我们在此根据恰白·次旦平措的译文，将丹玛岩石刻题记抄录如次，以资对比：
猴年夏，赞普赤松德赞时[18]。封比丘为政教宰相，并赐金符之下官衔，王妃庆木氏勒姆等众和洛屯丹大臣尚卓苏当（让）夏、囊伦□伦赤松兴多等为扶政，与初见（初盟）之事□者蕃廓益希央及比丘达洛旦德凯朗嘎宁布央等为赞普之功德及众生之福，刻佛像及祷文。总仆没为俄欧寺乃旦郎曲热与司桑布白、雪勒贵（勒工）懂马岗及汉黄鹂曾、华豪景等，对此赞赏亦获同等之福。
益希央在“越”、“蚌”及“勒”、“颇乌”等亦广写，□者为比丘仁多吉。对此佛像及深具神力之文礼供者，祈愿必成转世于天界。若恶言戏谑，即得疾病等诸恶果，永世堕入恶趣。法典亦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故谁也莫作讥毁戏谑。[19]
藏学家们考证，此处“猴年”应是公元804年，为赤德松赞在位时期[20]。“对于参与唐蕃合盟者们专门在此地雕刻佛像和经文、祈求赞普敬事，功业昌隆，众生安乐，其目的是为了顺利实现汉藏团结、天下太平的盟约。”[21]
不过丹玛岩石刻在造像风格上与贝纳沟石刻差别较大，尽管两者均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丹玛岩石刻中间为大日如来，龛楣及四周为头戴五佛冠、结游戏坐的八菩萨[22]。丹玛岩石刻已经表现出成熟的藏传佛教造像特征了。
我们知道，大日如来佛和八大菩萨是密宗最主要的崇拜对象。在中原地区，这种一佛八菩萨的密宗造像形式流行于盛唐至宋代；在藏区，这种造像盛行于前弘期早期。八大菩萨被密宗认为是举行灌顶或修炼时的归场证盟者，而这种属于密续部的藏文经典最早出现于松赞干布之后。在赤松德赞时期，莲花生大量翻译和推广了密宗理论[23]，从而使这种一佛八菩萨不仅在赤松德赞时期盛行起来，并且在造像方面，也逐渐趋于程式化或“藏密化”。
也许这段历史背景能够解释为什么贝纳沟石刻和丹玛岩石刻尽管在时代上仅差半个世纪，而在造像风格上两者却有诸多不同，因为在两者之间，正好差一个藏传佛教艺术的变革时期，即赤松德赞时期。
至于为什么在玉树和丹玛岩两处刻凿有汉传佛教传统的题记造像，这可能与这两处均为藏籍文献中提到的文成公主驻跸地有关。
二、勒巴沟石刻
勒巴沟石刻位于贝纳沟石刻东北约8公里处的勒巴沟沟口。勒巴沟坐落在通天河畔，沟深约10公里。勒巴沟两边山坡的崖壁上凿有许多明清以来的佛教造像。沟内各个时期的玛尼石刻也比比皆是。同贝纳沟一样，勒巴沟之所以成为佛教石刻的集中地，是因为当地藏族人相信文成公主是从这里渡过通天河进西藏的。同样，此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当地群众把二牛抬扛式的犁至今仍叫作“文成公主”，他们认为是文成公主把犁从这里传入藏区的[24]。此外，雕镌在勒巴沟沟口的《文成公主礼佛图》和《三转法轮图》这两幅吐蕃早期石刻似乎也证实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们现在来介绍并考察一下这两幅线刻图。
图2 玉树州勒巴沟吐蕃早期线刻《文成公主礼佛图》
《文成公主礼佛图》 画面的右边是释迦牟尼立像。释迦袒上身，立于仰莲座上，双脚外撇呈一字形，左手置胸前持莲花，右手施与愿印。项饰蚕节纹，大耳垂肩，广额丰颐，头束高发髻，上置宝严，身后有圆形火焰头光和拱形火焰纹龛门，其上镌以华盖。释迦的右边刻有四个朝佛的形象：第一个是侍童，头顶梳螺髻，作跪状，双手捧一香炉；第二个形象头戴吐蕃时期的塔式缠头，身着对襟小翻领胡服，双手捧钵，身体前倾作献礼状；第三个形象为一女性，头梳前倾的双抱面髻，身披无领大氅，双手持莲花；第四个亦为侍童形象，身披对襟翻领胡服，手执莲花（图2）。
很显然，这是一幅礼佛图。释迦右侧的第一和第四个形象为侍女或侍童，这两个形象无须多加讨论。第二个着吐蕃装的是松赞干布。他头上的塔式缠头和对襟翻领胡服是吐蕃早期的典型服饰。松赞干布在这幅图中的造型与其在布达拉宫法王洞中的造像在风格上几乎相同。既然明确了第二个形象，那么第三个汉家女的形象当为文成公主无疑。释迦牟尼和松赞干布的造像均为藏式风格，而其他形象则为汉式造像风格。这种区别的本身不仅说明该石刻所表现的是唐蕃联姻，而且还说明其时代较后来那些将文成公主“藏化”的造像要早。此外，还能证明这幅作品时代较早的两点是：第一，传统藏传佛教艺术中松赞干布的塔式缠头上都有一个佛头，而此处没有；其次，松赞干布作为法王，在后来的造像艺术中均作为佛和菩萨一样处在主供位置，而此处却处在朝佛位置。这种朝佛构图和安排的本身，便是汉式佛教造像的传统。
关于文成公主进藏的道路问题，历来看法不一，最主要的有三说。第一说认为文成公主由今天的川藏公路入藏，即由西安出发，经宝鸡、天水、文县、松潘、金川、丹巴、康定，渡长江，经玉树入藏抵拉萨[25]。既然从川藏线入藏，便不可能经过玉树。第二说认为文成公主由今之青藏公路入藏，即从西安出发，经西宁、日月山、倒淌河、都兰、格尔木，逾唐古拉山，过黑河而抵拉萨。第三说认为文成公主是由甘、青、藏一带藏族世代通称、自古沿用的“入藏大道”（亦称入藏朝佛大道）入藏，即经天水、临洮、兰州、乐都、西宁、日月山、切吉、温泉，从果洛抵黄河源，由清水河、子曲桥东逾唐古拉山而入藏[26]，此间途经玉树地区。在玉树境内通往西藏的道路很多，其中从称多县经结古、巴塘由子曲的“入藏大道”，被认为是文成公主途经之地；另一条由称多县经玉树、安冲、结隆至子曲入藏大道，为唐代设驿官道。据陆耀光先生的看法，所谓“唐蕃古道”是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文成公主入藏的道路和唐蕃双方之间的正驿大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路线未必相同，不能相提并论[27]。
虽然我们可以肯定文成公主是由上述第三说的“入藏大道”进藏，即经由玉树地区，但我们无法肯定这幅《文成公主礼佛图》是否为文成公主假道此地时命人所刻；因为没有题记和明确的断代依据。不过正如我们刚才谈过的，其时代应该较早，大约在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时期，因为与这幅作品相毗邻的《三转法轮图》中的仰莲狮子座，为我们提供了这幅作品下限的断代依据。
《三转法轮图》 这幅作品刻凿在距《文成公主礼佛图》左方约5米的崖壁上。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手施转法轮印，结半跏趺坐在双层仰莲狮子座上（即狮子下面又置一仰莲座）。释迦发束高髻，上置华严，颈饰蚕节纹，袒上身，身后有顶端为锐尖的火焰纹桃形头光。在释迦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结跏趺坐的佛像。左边的佛像已残，右边的与中间的释迦造像相似，只是莲台下无狮座，双手合十置胸前，头光无光焰纹。画面最上部有四个合十交脚菩萨像，均有圆形头光（一者已残）；画面左下方为四个手合十的牛头或蛇尾人形象；右下角为豹、牛、象、鹿等动物形象（图3）。
这幅石刻所表现的应是三转法轮。《过去现在因果经》云：
图3 玉树州勒巴沟吐蕃早期线刻《三转法轮图》
尔时世尊观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语之言，……当佛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阿若憍陈如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虚空中八万那由他诸天，亦离尘垢，得法眼净。尔时地神见于如来在其境界而转法轮，心大欢喜，高声唱言，如来于此转法轮。虚空天神即闻此言，又生踊跃，展转唱声，乃至阿迦腻吒天。诸天闻已，欣悦无量，高声唱言：如来今日与波罗奈国鹿野苑仙人住处，转大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所不能转。尔时大地十八相动，无龙八部于虚空中作伎乐。天鼓自鸣，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宝幢幡盖，歌呗赞叹，世界之中，自然大明……
由此来看，中间的坐像应为如来佛，旁边和上部的为众菩萨，左下角为天龙八部中的诸天。上引经文中虽未提到图中右下角的动物形象，但它们应该是佛教中的诸有情。
对于三转法轮，汉传显宗与藏传密宗的解释略有不同。
显宗认为“三转法轮”为释迦在鹿野苑最初说法讲四谛，从不同角度讲了三次，故名[28]。据唐代义净所译《三转法轮经》载：初转名“示相转”（示转），即肯定四谛，为苦、集、灭、道四谛；二转名“劝相转”（劝转），指出四谛在修行实践中的意义，云苦谛“应知”，集谛“应断”，灭谛“应证”，道谛“应修”；三转名“证相转”（证转），证明自己已达到修行的要求，说苦谛“已知”，集谛“已断”，灭谛“已证”，道谛“已修”。又据《俱舍论》卷二十四解释：“云何三转十二行相？此苦圣谛，此应遍知。此已遍知，是名三转。”
藏密认为佛陀三转法轮为鹿野苑初转四谛法轮；灵鹫山为声闻须菩提、舍利子等阿罗汉、菩萨等众转大乘不共法之无相法轮；在摩罗耶山和广严城等地为正义部、正见部、圣义部等四部侍从及无数菩萨说大乘共同、不共之法，转胜义法轮。[29]
显密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理解勒巴沟石刻颇有意义。我们知道，无相法和胜义法是中原禅宗所强调的内容。密宗关于三转法轮的不同说法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尚不清楚，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受禅宗的影响是无疑的。根据史料，公元8世纪中叶之前，禅宗在西藏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只是在拉萨僧诤之后，禅宗才全面退出了藏族地区。在拉萨辩论会上，禅宗的天相与胜义法曾是一个争论的焦点[30]。后来尽管禅宗在官方意义上退出了藏区，而事实上禅宗顿门之说的许多观点却被融合到藏密中去了。如果说勒巴沟岩刻的《三转法轮图》表现的是演胜义之法，那么这幅作品便对汉藏文化交流史更富意义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幅石刻中的仰莲狮子座，因为这是我们断代的依据。我们在讨论贝纳沟石刻时已经谈到，这种仰莲狮子座是西藏前弘期早期佛教中的造型[31]。图中的狮子座大部分已残，只剩左边小半部分，不过这已足够让我们恢复它的原貌。参考同期同类佛教造像，尤其是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的狮子座造型[32]，我们得知这种狮子座有上下枋，并且中间有一竖柱把上下枋连接起来呈工字形。这种有上下枋的狮子座就目前藏区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应出现在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时期，而盛行于赤松德赞时期。这种形式的狮子座后来逐渐演变成叠涩的须弥座，两边的狮子形象也越来越小，至明清时期，便变成小幅雕塑或绘画出现在束腰上[33]。另外，主题也不再限于狮子，出现了其他种类的佛教生灵和图案，如七政八宝、鹿、鹰、花草及护法神等。
石刻右上方的几个结跏趺坐的菩萨腹部被绘成涡纹状，这也具有吐蕃早期佛教艺术的特征。在后来的坐式袒身造像中，这种涡纹状的腹部逐渐演变成两道平行的弯曲横线，下面垂一条弯曲的竖线，或圆括号状的腹部。晚清以后的藏传佛教艺术中，由于很少再出现袒身的坐式形象，所以以前那种对腹部的描绘便逐渐消失了。
三、小结
勒巴沟口的这两幅石刻，从制作技术和造像风格以及风蚀程度来看，均为一致，故我们认为是同时期的作品。这两幅石刻或为文成公主驻跸此地时命人所刻，或为文成公主途经此地之后，人们勒石以志。无论怎样，勒巴沟石刻对于文成公主进藏路线问题的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从勒巴沟石刻和贝纳沟石刻的人物服饰和仰莲狮子座的造型来看，两者的时代也相去不远，或为同一时代。勒巴沟石刻、贝纳沟石刻以及昌都丹玛岩石刻都是唐代汉藏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资料。
贝纳沟和丹玛岩石刻是藏族地区吐蕃时期为数极少的有年代题记的摩崖造像。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相信对藏族古代宗教史、佛教艺术以及汉藏关系史均会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贝纳沟和丹玛岩石刻有年代题记，但对古代藏历记年的解释尚有不同的看法，加之勒巴沟的石刻我们只能通过内容和类型风格分析加以断代；所以此文有关玉树地区古代摩崖的讨论与分析，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引起同仁方家的注意，参与讨论。
1998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in details, the inscriptions at Beinagou and leb-khog in Yushu, Qinghai Province, and believes that they are coeval according to their making technology, style and degree of wind erosion. They are also precious materials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Tibet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Tibetan ancient religion and Buddhist art.
【注释】
[1] 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等：《玉树》第5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309～31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 索南坚赞普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73、11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邓柯县已于1978年撤，其地分别划归石渠县、德格县。——编者注）
[5]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309～31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6] 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邓柯县已于1978年撤，其地分别划归石渠县、德格县。——编者注）
[7]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8] 宿白：《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藏文佛籍《造像度量经》中描述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的造像为：“中央如来部主毗卢如来：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入右拳内把之，而二巨指并竖，二食指尖相依，谓之最上菩提印。具标识者，则二手等持无量寿佛，去其宝瓶而安金轮是也。八大适子者：一、大智文殊菩萨（杏黄色，帜、宝剑或梵夹，收卷亦可）；二、大慈弥勒菩萨（色同上，龙花树枝或军持）；三、大悲观音菩萨（白色，莲花）；四、大行普贤菩萨（红或浅蓝色或白色，如意宝）；五、大势密主菩萨（绿色，金刚杵）；六、大力空藏菩萨（蓝色，剑）；七、大愿地藏菩萨（黄色，鲜果）；八、大勇除障菩萨（白色，宝瓶）。”转引自李鼎霞：《佛教造像手印》第3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10]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309～31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 赵生琛等：《青海古代文化》第12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 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等：《玉树》第5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第309～31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 谢佐等：《青海金石录》第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原文为古藏文，谢佐汉译。
[15]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73、11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l989年。
[16] 另一说认为赤松德赞生于阳金马年（730年），但此说基本上已被否定。参见《西藏王统记》注580；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第12～1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 事实上文成公主不可能既经过丹玛岩，又经过玉树。丹玛岩属川藏线，玉树属青藏线，而文成公主所经过的应是后者。
[18] 原文有误，应为赤德松赞。原文的拉丁文转写为“Khri lde srong brtsan”。
[19]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0]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1] 恰白·次旦平措：《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马林：《仁达摩崖刻石考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2] 陈建彬：《关于西藏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图版16：1，《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3]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第23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 汤惠生：《共饮一江水——藏族文化系列谈之二》，《群文天地》1992年第2期。
[25] 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邓柯县已于1978年撤，其地分别划归石渠县、德格县。——编者注）
[26] 陆耀光：《唐蕃古道考察记》第24、173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
[27] 陆耀光：《唐蕃古道考察记》第24、173页，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
[28] 任继愈：《宗教词典》，三转法轮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29]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第27～2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0] 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第136～209页、第404～4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31] 狮尾从一侧反卷上来的有上下枋的狮子座，目前就已知资料来看，只有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仁达丹玛岩石刻和青海玉树地区这两处石刻。而这几处石刻中两处有题记为吐蕃早期的作品，没有题记的乃甲切木石窟亦被认为是吐蕃早期作品，参见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2] 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3] 张建林等：《古格故城》壁画彩版，文物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