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1990年9月，在西藏拉萨曲贡村发掘清理了一批古墓葬，这是近年来西藏考古的一个新的收获[1]。由于以往西藏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古墓葬材料十分缺乏，这批材料的公布，对于探讨西藏高原远古文化的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从墓葬中出土的一枚带柄铜镜，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首次发现之物，由此引出的一些相关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此的重视。
一
曲贡村石室墓中出土的这枚带柄铜镜，发现于曲贡遗址Ⅱ区M203的墓室北端中部。笔者1990年在西藏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间，曾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得以实地观察了这枚铜镜。该镜系铁柄铜镜，镜面圆形，板状，表面较光洁，略呈银白色，素面无纹饰。镜背向内凹入，镜周有一道微凸的边缘，出土时上附着有较多的氧化物。镜面直径9.3厘米，厚约0.3厘米，镜柄为铁质，柄首与镜面结合处出土时因锈蚀严重已断裂开来。铁柄长9.4厘米，直径1.4厘米，中空，壁甚轻薄，厚约0.3厘米（图1：1）。
对于这枚带柄镜的来源，原简报推测：“就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土的铜镜看，带柄镜出现的年代最早可至唐代，到宋代方多见，且皆为铜柄镜。M203所出铁柄镜是否为南亚次大陆某种古代文化的交流品，这里不便肯定。”
笔者认为，这种形制的带柄镜，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是可以断定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我国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从形制上来看，我国唐、宋以后出现的带柄铜镜，一般均具有这样一些主要的特征：
1.镜面与镜柄均系同体铸成，且皆为扁状铜柄。
2.镜背多见纹饰，极少素镜，纹饰的母题、风格与我国传统的具钮镜一脉相承，多为花鸟人物、珍禽异兽、神仙故事等内容。
3.镜面形制除圆形外，还有葵瓣形、菱花形等，并以后者居多。
4.宋以后的带柄镜常在镜背中心部位标有记铭、号铭文字[2]。
因此，总的来说，我国唐宋以后出现的带柄镜，其柄的起源过程中虽然不排除有接受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但就其反映出的总体文化面貌而论，仍然属于从我国传统的圆板具钮镜系统中演变而来的一种镜形。曲贡村墓葬中出土的这枚带柄镜，很显然不属于这一系统。
另一方面，带柄镜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辽阔的流行地域。据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古镜》一书介绍，早在前6000年的土耳其卡达尔弗克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已出有黑曜石制作的带柄镜。其后，在红铜（铜石并用）至早期铁器时代（约前3000—前2000）的伊拉克基什遗址、伊朗苏萨遗址、巴基斯坦的印达斯文明时期遗址中，均出有带柄青铜镜。进入铁器时代之后，这种带柄青铜镜的发现也相当普遍，兹略举数例。
中亚哈萨克斯坦塔斯莫拉文化（前7世纪—前3世纪）中，出土有带柄青铜镜，圆板，素面，下有条状柄（图1：2）[3]。近年来发掘的伊朗高原哈萨尼·马尔勒丘第4、7号墓葬中，在死者的脚部前方随葬有带柄铜镜，其形制特点是镜面中央向外略凸，遗址年代为前3世纪至3世纪[4]。另据报道，在阿富汗境内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亦发现有不少带柄铜镜[5]。1978年11月，在阿富汗靠近苏联边境的西伯尔罕地区发掘了一处贵霜王朝早期的墓地，其第3、5号墓中，出土有一些带柄青铜镜（其中5号墓所出为象牙柄镜）[6]。欧洲大陆拉特尼文化（前5世纪—前1世纪）遗物中，出土有带有线刻纹饰的青铜柄镜（图1：4）[7]，其柄部富于变化，其中有的为黄金柄。此外，在所谓“斯基泰文化”中，也有不少带柄铜镜出土，形制与曲贡M203所出的这枚带柄镜十分相似（图1：7）[8]。
图1 带把镜
1.西藏曲贡 2.中亚塔斯莫拉文化 3、6.新疆新源 4.欧洲拉特尼文化 5、8.新疆轮台7.斯基泰文化 9.云南宁蒗 10.四川巴塘 11.云南德钦 12.四川荥经
我国境内，近年来在西南、西北边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也陆续发现有这类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青铜镜，粗略翻检资料，得以下数例。
1.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Ⅰ号墓地M34，出土带柄铜镜1枚。镜面圆形、较薄，下接一长条形的柄，柄部略厚，柄端有一孔，通长14.4厘米、镜面直径8.9厘米、厚0.2厘米（图1：5）[9]。
2.群巴克墓葬Ⅱ号墓地M4出土带柄镜1枚。形制与上例相同，镜面圆形，柄为长条形，柄端有一小孔。通长14.2厘米、镜面直径9.5厘米、厚0.3厘米（图1：8）[10]。
3.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M4出土1枚。原简报定名为“铜烫斗”，不确。考其出土情况，它葬于墓底偏东北一成年女性头部右上方，出土时盖在一椭圆形的石臼上，臼内放有一节乳白色的粉质棒，为一种化妆用的颜料。因而，其用途应与女性梳妆有关的铜镜，而非“烫斗”。该镜形制同上两例，镜背中部稍向内凹，柄略弯曲，镜面为素面圆板，直径14.9厘米、厚0.4厘米，柄长10厘米、宽3.2厘米，柄端有一直径0.8厘米的小孔（图1：3）[11]。
4.铁木里克古墓群M6亦出土1枚。形制与上例基本相同，但镜面平直，未向内凹，镜面直径15厘米、厚0.6厘米，柄长8.3厘米、宽2.8厘米，柄孔直径0.6厘米（图1：6）[12]。原简报亦定名为“铜烫斗”，当从上例改定为带柄镜。
5.云南德钦永芝古墓葬出土1枚。形制为圆形镜面，短柄，方銎，镜面直径10厘米、柄长2.5厘米（图1：11）[13]。原简报定名为“铜饰”，同时又推测“似铜镜”。从其形制判断，当为带柄铜镜无疑。这一点，张增祺同志已经指出过[14]。
6.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M9出土1枚。出土时镜面已残破，从残存部分观察亦为素面平板镜，镜缘接一梯形小柄，直径约4.9厘米（图1：9）[15]。原简报亦定名为“牌饰”，当从上例改定为带柄铜镜。
7.四川荥经县烈太公社自强大队砖瓦厂战国土坑墓出土1枚。圆形，器扁平，带一短柄，柄上有穿孔。镜面为素面，镜背有四条凸旋纹，将镜背分成四部分，中心部分为多角太阳纹，其外第一圈饰五条鱼，每二圈饰7匹马，第三圈为一周由连续五边形构成的图案。直径7.5厘米（图1：12）[16]。原简报定名为“铜牌饰”，观察其器型与德钦永芝、宁蒗大兴镇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当改定为带柄铜镜。
8.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中，曾经采集到一件原定名为“铜牌饰”的残器（YG采）。器形为一圆形的素面平板。该镜上部虽残，但下部仍较完整，镜下缘接一小柄，直径5厘米、厚0.1厘米（图1：10）[17]。联系以上情况分析，当从上例改定为带柄铜镜。
综观以上带柄镜的形制特点，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所出现的带柄镜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这类带柄镜的柄部变化极为丰富，有圆条中空形、长条形、连环形、方形带銎形等，同时，既有与镜面同体铸成者，亦有采用其他材料（如象牙、黄金等）分制镜柄，然后再与镜面连接合成者。曲贡M203所出的这枚带柄镜也属于这种情况，只是柄部的材料采用铁制。而在我国内地带柄镜系统中，绝不见类似做法。其次，这一系统的带柄镜，镜背以素面平板者居多，少见纹饰，少数有纹饰者，其纹饰的主题、风格也与我国唐、宋以后的带柄镜迥异，更不见有铸刻出纪铭、号铭文字者。再次，其镜面形制多为圆形平板，未见有如我国唐宋柄镜中将镜面铸成葵瓣、菱花等形状的情况，而且前者远较后者轻薄，镜面厚度很少有超过1厘米者。因此，我们有比较充足的理由判断，西藏曲贡村墓葬以及我国新疆、云南等地古墓葬中所出土的上述带柄铜镜，不属于我国中原文化系统，而是属于西方带柄镜系统的遗物。仅从外观上来看，新疆所出土的带柄镜，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土的带柄镜形制如出一辙；曲贡M203出土的圆条形柄镜，形制上与“斯基泰文化”中的一些镜形比较接近；而云南、四川荥经所出的那种短柄、方銎，銎内似可另贯穿以柄的镜形，在西方系统的带柄镜中还比较罕见。是否可能是一种本地自铸的、带有地方变体性质的镜形，可以考虑。但观其风格，仍然源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镜，是大致不成问题的。当然，如前所述，西方带柄镜系统本身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相当广阔的流行地域，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带柄镜的发展演变的脉络目前也还不是十分清楚，因此这种比较还是相当粗略简单的。要详细探讨曲贡村墓葬出土的这枚带柄镜的来源，尚需结合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观察。
二
首先，是曲贡村石室墓的年代问题，须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是我们考察这枚带柄镜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
原简报推测，结合20世纪60年代迄今西藏区域内陆续发现的一批古代墓葬的材料来看，“曲贡村石室墓地年代其上限相对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在吐蕃时期，六七世纪”。这个年代上、下限之间的跨度，即使按照现下的认识，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放在距今约3500～3000年[18]，也似乎显得过于笼统了一些。所谓“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究竟晚到什么时候，简报中未做进一步的推测。但从简报文字中提及“遗址Ⅰ区有两座墓（M105，M109）打破了遗址文化层，此层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点来看，言下之意是紧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结合曲贡遗址Ⅰ区的地层来分析，被这两座墓葬打破的这层文化层，当为遗址的第3层，即上文化层，土色呈灰黑色，含沙量大，包含文化遗物较丰富；其下为第4层，即下文化层，土色浅灰，含沙量较大，遗物相对较少。发掘者是把这上、下两层文化层均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同时期遗存（即遗址的早期遗存）来看待的[19]。
图2 曲贡石室墓形制
1.A型Ⅰ式 2.A型Ⅱ式 3.A型Ⅲ式 4.B型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对曲贡遗址总体年代的认识。发掘人员已经注意到：“曲贡遗址的晚期遗存实际上已不属于新石器时代[20]。”至于遗址晚期遗存的文化内涵，因资料尚未公布，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已有消息透露，在遗址的早期地层内发现了一枚青铜古箭头，并推测这枚青铜箭头很可能产于西藏当地[21]。如果这一发现确凿无误，那么，曲贡遗址早晚两期遗存的文化性质，都有可能不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很可能均已进入到青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所以，在判断这批墓葬年代的上限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其二，即使维持目前曲贡遗址早期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认识，这批墓葬的年代上限也不一定接随其后，而不排除在相距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甚至在遗址已经废弃）之后，由另外一批居民群体迁徙于此，在此营建墓地的可能性。从墓葬中的出土遗物来看，与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差别很大，也表明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
笔者认为，判断曲贡这批石室墓的年代，必须结合以往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研究，结论才可能更接近实际。
曲贡村石室墓共有四种形制，原简报将其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其实可以合并为两种类型。为统一叙述之便，我们暂以A、B两型划分。
A型：竖穴式土圹墓，墓壁用不规整的石块垒砌而成，墓穴为浅平的竖穴式，平面形制因长宽比例及垒砌方式略有变化而可再划分为Ⅰ式（图2：1）、Ⅱ式（图2：2）、Ⅲ式（图2：3）。
B型：为一种具有竖井墓道式洞室墓雏形的墓葬形制，已有墓道、甬道和四壁略呈弯顶的墓室，如M219（图2：4）。
上述A、B两型墓葬变异较大，至少代表着早、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A型墓葬形制相近的，在西藏以往发掘的墓葬材料中有如下几批：昌都小恩达遗址内出土石棺葬（图3：1）[22]；贡觉香贝石棺葬M2（图3：2）[23]；拉萨彭波农场石穴墓（图3：3）[24]；乃东普努沟古墓群中的IM14、IIM7、IXM7、IXM等墓[25]，其中可分为竖穴石砌单棺（如IIM7）和竖穴石砌多棺（如XM15）两种情况（图3：4、5）[26]；乃东赞塘村墓群M32、M4527；乃东温区格桑公社结桑村石棺墓M1、M2（图3：6）[27]；1950年意大利人奥夫施莱特（Peter Aufcchnaiter）、哈利（Harrer）在拉萨东面辛多山嘴遗址所发掘的16座墓葬[28]等。
图3 西藏墓葬形制
1.昌都小恩达 2.贡觉香贝 3.拉萨彭波农场 4.乃东普努沟（a）5.乃东普努沟（b） 6.乃东结桑村
上述墓葬中年代较早者，可能包括有昌都小恩达遗址石棺葬和贡觉香贝石棺葬M2。前者仅随葬一件夹砂灰陶罐，后者出土有双大耳罐、双小耳陶簋等，均未出铜、铁等金属器，墓上未见封土遗存。关于香贝石棺墓群的年代，原简报定在战国、秦汉时期，但其中已包含有出青铜刀的石板墓，并出现头箱，这已是比较进步的因素。而M2这类用石块垒砌的墓葬形制更为原始，年代应属墓葬中最早者，或可早到春秋、战国。小恩达石棺葬的形制与香贝M2相近，年代大致亦应相当。而这批墓葬中年代较晚者，有拉萨彭波农场、辛多山嘴、乃东普努沟、赞塘村、结桑村等处墓葬，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墓葬中除了出土陶器，还伴出有铜、铁等金属器。其中的带扣具有断代意义。普努沟IXM7出土的一件铁带扣（IXM7：4），扣环为扁圆形，直径3.8厘米，扣舌较长，以扣环的后侧带轴，出土时扣舌已残，与扣环锈粘在一起（图4：1）。这种形式的带扣在我国多出土于北方地区，从东汉（鲜卑）时代起，直到辽、金时期都有发现[29]，如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图4：2）、内蒙古科左后旗（图4：3）、内蒙古巴林左旗（图4：4）等汉、唐墓葬和遗址中都有出土。另在普努沟IM14中，出土有一件铜带扣（IM14：1），由扣环、扣舌、扣身组成，扣环呈椭圆形，扣舌为一长条形，以扣环一侧为轴，扣身如长方形牌饰，上饰一周连珠纹，前端细长，中一长孔，向后弯回，将舌环及搭钩夹持其中，以铁钉贯穿相铆（图4：5）。此类带扣在我国中原、北方地区均有过发现，流行的时间也比较长，从汉代至唐代以后都一直使用（图4：7、8）。近年来在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口墓地M17中也有出土，14C年代相当于中原东汉前期（图4：6）[30]。因而，以普努沟为代表的这批较晚期的A型墓葬，年代范围大约上起东汉，下迄唐代（终吐蕃王朝时代）[31]。乃东赞塘村、结桑村等同类墓葬几无随葬品，但形制与普努沟相近，年代也当接近。
图4 带扣
1.西藏乃东普努沟 2.内蒙古陈巴尔虎旗（汉） 3.内蒙古科左后旗（唐）4.内蒙古巴林左旗（唐） 5.西藏乃东普努沟 6.新疆和静（东汉）7.陕西西安（唐） 8.山西鲁平（唐）
曲贡石室墓中的A型墓葬，与上述小恩达、贡觉香贝石棺葬形制上接近，具有这一类型墓葬早期较为原始的特征：如墓圹长、宽比例不稳定，墓坑浅平，墓壁砌石多不规整，显得简陋草率。出土器物除一件青铜带柄镜外[32]，未发现其他金属器伴出，陶器不仅出土数量少，而且皆为手制、素面，形制古朴，因而年代应与之大致接近或可能更早，有别于晚期墓葬。
此外，带柄镜在西藏邻近地区的流行年代，也可作为断代的参考。新疆轮台群巴克Ⅰ、Ⅱ号墓地的年代，14C数据为前950年至前600年，大致相当于中原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墓葬的年代，断在前400年至前250年，大致为战国时期；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葬的年代原简报推测“上限不早于春秋晚期，下限不晚于西汉，与祥云大波那相当，约为战国中期”；云南德钦永芝古墓葬的年代，原简报定在西汉早期，后来又有意见认为其上限在战国，下限不晚于西汉前期[33]；四川荥经烈太公社出带柄镜的土坑墓时代为战国；巴塘、雅江石板墓的年代为战国至秦汉之际。国外中亚、南亚次大陆等地铁器时代所出土的带柄镜，主要流行年代约上起前8世纪，下至3世纪；而发达的所谓“斯基泰文化”中的带柄镜流行时期则主要在前7世纪至前2世纪，在此之后遂日趋衰落。
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两方面的情况来考虑，曲贡石室墓地中以出土带柄镜的M203为代表的A型墓葬，下限应当晚不过汉代，似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较为合宜。
至于曲贡墓地中的B型墓葬，仅有M219一例。这类墓葬的比较成熟的形态可举西藏朗县列山墓地M27[34]、扎囊县结林区斯孔村墓地M5[35]、加查县邦达乡墓地M2[36]等，而且地表上已出现规整的封土，墓室垒砌较为规整，时代下限可能晚到8世纪至9世纪[37]。但曲贡M219显然尚处在这类墓葬的初始阶段，虽具穹隆式洞室墓之雏形，但十分原始粗朴，其年代应当比前者为早。但具体可早到何时，因缺乏出土物的比较，暂且存疑。
三
曲贡石室墓中所反映出的与西藏本地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本文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
曲贡墓地所出陶器，全部见于上述所分之A型墓葬、B型墓中未出有随葬器物。其特点是以圜底类的器物为主，耳、流较发达，器型有罐、杯、钵，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个别为泥质红陶，皆素面，手制（图5：1～6）。
西藏高原以往在墓葬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器物，大体上有三种风格面貌：一是以藏东贡觉香贝石棺葬为代表的器物群，以双大耳罐、长颈罐、陶簋等平底器为主，形制与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等地石棺葬出土的陶器接近（图6：1～4）。二是以林芝地区都普石棺葬为代表的陶器，特点是出一种小口束颈罐（图7：1～3）[38]。属于这一类型的，可能还包括有林芝云星、红光土圹竖穴墓中出土的陶器，当中有一种细口平底罐，与都普的小口束颈罐形制接近[39]。三是西藏腹心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中游广泛分布的，以往笼统称之为“吐蕃墓葬”的出土器物（如山南乃东普努沟墓群以及近年来在日喀则地域内发掘清理的大批墓葬），特点是以罐为主，多为圜底器，有耳、流，但耳为单小耳，未见香贝所出的双大耳罐。质地均为泥质或夹砂红陶，手制，几乎全为素面（图8：1～5、9）。其中，以一种口沿一侧带向上昂起的流的鼓腹罐最具特点。属于这一风格的陶器还包括拉萨辛多山嘴墓群、藏北安多芒森石棺葬[40]、扎囊县斯孔村M5、都古山墓葬祀祭坑K1[41]、山南泽当镇尼姑庙墓葬[42]等零星出土的器物（图8：6～8、10～15）。
图5 曲贡石室墓陶器
1.双小耳深腹罐 2.单耳钵 3.单耳罐 4.束颈鼓腹罐5.直腹钵 6.直腹单耳杯
曲贡出土的陶器与上述三种风格类型在陶质、陶色、器型等方面都有所区别。但比较而言，与卫藏地区腹心地带以普努沟墓地为代表的一类出土器物之间，似乎还可以看出一点渊源关系。例如，陶质上以夹砂红陶为多；器型上多为圜底器；尤其是曲贡M206所出的一件定名为“束颈鼓腹罐”的器物（M206：1），口沿一侧有向上昂起的流，这种风格，与卫藏地区后来的吐蕃墓葬所出的带流罐颇为相近。由此看来，曲贡石室墓很可能代表着西藏高原中心地区一种早期的墓葬类型，对于以后这一区域古墓葬的文化因素的发展传承，可能产生过影响。
图6 贡觉香贝石棺葬陶器
1.长颈罐 2、3.双大耳罐 4.陶簋
图7 都普石棺葬陶器
1.鼓腹罐 2.钵 3.小口束颈罐
图8 雅鲁藏布江中游墓葬陶器
1、7、13.带流罐 2、4.单耳圜底罐 3、11、14.圜底钵 5.单鋬圜底罐 6、8、12、15.单耳带流罐 9.三联罐鋬部 10.四联罐（1～5、9.乃东普努沟6、7、8、10.拉萨彭波农场 11.扎囊县斯孔村 12.藏北芒森 13、14.扎囊县都古村15.山南泽当镇）
以往，在对西藏高原所谓“石棺葬”的看法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其年代的上限与四川西北部石棺葬的下限大体衔接，二者在文化特征方面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而推测“四川西北部石棺葬建造者的后代与吐蕃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的联系”[43]。进而还有同志引申这一观点，提出卫藏地区的“吐蕃石棺葬”是四川西北部的石棺葬自巴塘经芒康、贡觉、察隅、波密一带进入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44]。现在看来，这些认识有调整的必要。
首先，将西藏高原以往出土的以石片、石块、石板等石料砌建墓室的墓葬一概称之为“石棺葬”，是不够科学的。因为这当中包括有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因素，简单地用“石棺葬”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势必造成文化内涵上的含混。例如，曲贡出土的这批墓葬，与四川西北部以石片或石板砌建棺室的土坑墓（即石棺葬）就有较大的区别；与后来如朗县列山墓地一类带有高大封土墓丘的石室墓也不能冠之以同一概念。曲贡墓葬发掘简报建议用“石墓室”这一概念来称呼，以表明其文化内涵的不同，是很可取的。
其次，根据以上的分析，西藏高原“以石为葬”的这类古墓葬，其文化系统及渊源关系也比较复杂。至少目前可以看出，除藏东贡觉香贝、藏南林芝都普一带的石棺葬可能与四川西北部的石棺葬有一定联系之外，其他地点所发现的石室墓，无论是墓葬形制、出土器物，都与川西北石棺葬有着显著的区别。曲贡石室墓的这批材料，从年代上来看与川西北石棺葬至少相当，完全有理由考虑是西藏本土起源的，适合于西藏高原自然、地理条件的，体现着当地土著居民早期丧葬习俗的一种墓葬形制。单纯认为西藏地区的石室葬（有同志称之为“吐蕃石室墓”）是由四川西北部一条路线传入的观点有失偏颇。
最后，还想提出一个关于曲贡石室墓所出土的这枚带柄镜的来源问题供大家讨论。
曲贡石室墓所出土的这枚带柄镜，其来源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西藏本地制造，二是通过与周邻地区的贸易、交换、贡纳或战争掠夺等不同方式直接获得。
西藏早期金属的冶炼与铸造，在藏文史籍中起源较晚。如《汉藏史集》记载，吐蕃时期茹拉杰和他的儿子拉如果噶当大臣的时候“驯化了野牛，将河水引入沟渠，将平地开垦为农田，又以木炭冶炼矿石，得到金、银、铜铁等金属”[45]；《西藏王臣记》载，在仲王和德乌两王朝时代，茹拉杰及其子两位大臣执事，“挖沟开渠，引水灌溉以及开垦草原，耕作农事，并采矿冶金炼出银、铜、铁三物”[46]，均已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事情。但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如前所揭，在曲贡遗址的早期地层中已发现一枚青铜镞，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据透露，这枚铜镞的形态较为原始，与遗址中出土的玉镞形状相同，发掘者推测其可能系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并由此推定距今4000年前后，曲贡居民已开始跨入青铜时代[47]。如果这一推定无误，那么，曲贡遗址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年代也大为提早。遗址墓葬中出土的这枚带柄青铜镜，自然也不排除为本地自制的这种可能。
问题在于，即使是西藏本土制造，这枚带柄镜的形制式样却并不一定也是源于当地，也不能排除其系仿照西方系统带柄镜的意匠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那么，进一步而论，这种文化因素的来源，当同西藏周邻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相关。
如上所论，这类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镜，在西藏北面的新疆，西面的中亚、南亚以及东面及东南面的四川、云南都有过发现，连同西藏在内，恰好连成一个半月形的分布带。笔者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既与古代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交往有关，或许也与间接的观念、意匠的传播有关。但无论何者，都显示出古代西藏与周邻文化间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至于这种文化因素传播的背景、方式及其具体的路线等问题，则有待于今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来逐步认识解决。曲贡村石室墓带柄铜镜的考古发现，无疑对此有着重要的启示。
1994年
Abstract
In September 1990, a number of ancient tombs were excavated at Qugong Village in Lhasa, which was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on the features of ancient culture on the Tibet Plateau. Especially the shanked bronze mirror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found so far on the plateau, it show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Tibet and its surrounding cultures.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37～21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日]江上波夫监修：《图说世界考古学（3）》第161页，《先史时代のョーロツパ》，福武书店，1985年。
[4][日]深井晋司：《ハシサニ·マルレ遗迹出土の突起装饰琉璃碗に関するー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6册。
[5][苏]B. N. 沙里尼特：《古代巴克特里亚的铜镜》，《苏联考古学》1981年第1期。
[6]V. I. Sarianidi. Zoloto Baktrii （Albom）. Leningrad, 1985，第55页，图版166，图版解说第24页。
[7][日]江上波夫监修：《图说世界考古学》（3）第143页，《先史时代のョーロツパ》，福武书店，1985年。
[8][苏]C. N.鲁金科：《斯基泰艺术——南西伯利亚和北蒙古的遗宝》，1952年，图178。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图一四：8，图二四：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图一四：8，图二四：1。
[1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文物》1988年第8期，图二〇、图二一。
[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新源铁木里克古墓群》，《文物》1988年第8期，图二〇、图二一。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图四：10。
[14]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第9期。
[1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16]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荥经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17]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18]这一年代一般是以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年代（距今5000～4000年）以及拉萨曲贡遗址的年代（以往的看法认为相当于卡若文化晚期，距今约4000年左右或更晚些）来划定的。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五章“结论”）第15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21]《西藏曲贡遗址发掘有一新发现》，《西藏日报》1991年9月27日第1版。
[22]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图六。
[23]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2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彭波农场洞穴坑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5期。
[2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2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乃东县文物志》第8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7]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乃东县文物志》第110页，图74，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8][意]奥夫施莱特著，杨元芳、陈宗祥译：《西藏居民区的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棺葬译文资料集》（内部发行），1985年。
[29]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图八：1，《考古》1990年第1期。
[31]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约9世纪中叶），封土墓葬开始消失，从主流上来说可以此年代作为西藏坟丘墓葬流行的下限。
[32]原简报未说明出土带柄镜的M203属何种形制，但从编号序列上看，显然属于本文所划分的A型墓葬。这一推断已由主持发掘的王仁湘同志所证实。
[33]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34]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3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扎囊县文物志》第164页。
[36]1991年度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试掘，资料待刊。
[37]根据列山墓地M130所出木炭标本14C年代测定数据，为775年±70年（经树轮校正），故可作为推断这一类型墓葬年代大致范围的参考。
[38]丹扎：《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39]王恒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
[4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藏北石棺葬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4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扎囊县文物志》第178页。
[42]1991年当地群众取土挖出，经西藏山南地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派员共同复查，证实系古墓葬所出，采集陶器3件，现藏山南文管会。
[4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文物》1985年第9期。
[44]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第133～1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45]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原名《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第8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6]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14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47]《拉萨曲贡遗址出土早期青铜器》，《人民日报》1992年1月2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