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
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
吕红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喜马拉雅是青藏高原与亚洲大陆中部山结地带相连接的极高地区，包括现今中国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西北部。平均海拔约4500米，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属干旱内陆亚洲的腹心地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即便在当代，仍相当封闭，同时也是旧大陆史前考古了解最少的区域之一。尽管现今西喜马拉雅区域分属四国，种族与宗教信仰颇为复杂，边界冲突不断，但在历史记载中，这一高山地区则有着紧密联系，并与西藏早期历史进程密切相关[1]。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西藏西部做了一系列调查发掘，陆续发现了一批吐蕃以前的遗址，揭示出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面貌与西藏腹心地带和西藏东部颇为不同，值得作为一个独立区域来研究[2]。庆幸的是，喜马拉雅山地的早期文明进程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近年在尼泊尔北部、印度西北部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其中不乏与西藏西部的考古材料年代大致同时的遗存。考虑到广义的西藏西部曾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特殊区域，上述材料适宜做整合讨论，有助于揭示西喜马拉雅山地早期文明及人类在相对地理阻隔区域的文化互动，故本文尝试以西藏西部近年发现的早期墓葬为中心[3]，打破目前国家疆域藩篱，对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做综合考察（图1）。
图1 西藏西部遗址分布示意图
一、重要墓地
（一）西藏阿里高原
西藏西部目前共有六处墓地[4]可初步确定属早期金属时代[5]，集中分布在日土、札达、噶尔，即习惯所称的“阿里西三县”，除日土阿垄沟墓地外，其余均处于象泉河流域。为方便讨论，先将材料依次介绍如下。
1.阿垄沟墓地[6] 位于阿里日土县境内，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时发现并试掘。墓地处于阿不兰热山沟侧的冲积扇上，海拔4400米。据估计，墓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墓葬总数约百座，均为石丘墓，葬式复杂。由于气候干燥，部分尸体呈木乃伊状，其上附有织物残片。石丘墓的大石块上发现有岩刻，这是目前西藏考古中岩画与墓葬共存的极少例证之一。
2.卡尔普墓地[7] 位于札达古格故城东约1公里处，1998年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考古队调查试掘。这处墓葬以木棺为葬具，随葬青铜器、羊骨、陶器等[8]。资料尚未完全发表，2007年夏笔者曾在札达县托林寺内的札达文物陈列室见到墓地出土的陶器和部分发掘图片。
3.皮央·东嘎墓地[9] 1999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在皮央·东嘎遗址（以古格王国时期的佛教遗存为主体）调查期间，试掘了东嘎遗址第V区内的朗布钦、皮央遗址内的萨松塘、格林塘三处墓地。据调查有近百座墓葬，清理其中墓葬26座（包括残墓2座）、殉马坑1座、列石遗迹1处。三处墓地均位于象泉河支流东嘎河、皮央河的山前台地上，海拔约4100米。东嘎朗布钦、皮央萨松塘墓地的墓葬均为地表有石堆的石丘墓，墓框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而以长方形数量居多。皮央格林塘墓地则不仅有墓葬，还发现有殉马坑和列石等遗迹，墓葬的形制除了竖穴土坑墓，尚见穹隆顶洞室墓。上述三处墓葬出土物的种类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器以及竹木器，而以陶器居多。就遗物种类和数量而言，这三处属于西藏西部地区最为丰富的一处。
4.格布赛鲁墓地[10] 位于象泉河北岸的一条山谷中，山谷两侧为典型的札达土林地貌，墓葬分布于山沟两侧的山前阶地。在墓地所对的西侧阶地发现石砌房屋遗址。据现场调查，地表分布有若干大小不一的石堆，以方形者居多，个别因水流冲毁暴露出墓室，距地表深1至2米。墓地未经考古发掘，仅地表采集多件陶片及两件青铜饰件，陶器类型与皮央·东嘎遗址出土的接近。
5.故如甲木墓地[11] 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象泉河北岸“穹隆银城”遗址西侧的山脚本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又称古鲁加寺墓地、故如甲木寺墓地）。2005年因偶然因素暴露，寺院僧人对随葬文物做了收集，随葬遗物包括“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木器（如马蹄形木梳、长方形木案、木奁、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器、镀金银片、铁器等。2012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墓地做了清理，出土黄金面具等遗物。据初步披露消息，墓葬为洞室墓，以石块砌成方形墓圹，内置方形箱式木棺，骨架保存较好，但葬式已不可考。
6.曲踏墓地[12] 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西约2.7公里曲踏沟坡地上，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抢救清理。发现两座洞室墓，深埋于晚期沙石下。墓室平面为长方形、方形，葬具为长方形箱式木棺，随葬遗物有金箔面具、青铜短剑、铁箭镞、木器、方形带钮石盒以及夹砂褐陶圜底罐、夹砂褐陶单耳带流壶等。
此外，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四川大学考古系在“穹隆银城”附近调查发现了四处墓地，规模较大[13]。结合近年发现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可以确定以“穹隆银城”和古格故城为中心的象泉河谷是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主要分布区，且文化面貌相似之处甚多，对细化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的分期至关重要。
（二）尼泊尔穆斯塘北部地区
早在1985年，尼泊尔西北部的早期考古遗址已有报道[14]。1990年，德国考古学家西蒙斯（A. Simons）对位于穆斯塘地区的卡里甘达基（Kaligandaki）河上游的楚克潘尼（Chokhpani）墓地做了试掘，并测得一批14C数据，表明这些遗址的年代远在佛教传入以前[15]。1991—1995年以西蒙斯为代表的德国科隆大学与尼泊尔古物局合作，发掘了卡利甘达基河谷的楚克潘尼（Chokhpani）[16]、米拜克（Mebrak）和普泽林（Phudzeling）三个遗址[17]。与此同时（1991—1999年），以胡特尔（H-G. Huttel）为代表的德国考古研究院与波恩大学也联合在这一地区展开考古工作，在卡利甘达基支流木定克河谷发掘了三个遗址，即克本尼（Kagbeni）、宗（Dzong）、琼嘎（Khyinga）[18]。2010年，美国考古学家马克（Mark Aldenderefer）与尼泊尔古物局合作再次进入尼泊尔穆斯塘北部展开考古调查，发现了桑宗（Samdzong）墓地，出土箱式木棺、金面具等重要遗物[19]。上述遗址年代跨度较长，自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十五六世纪，遗迹类型包括居址、墓葬、碉楼等。其中以下四个墓地可确定为早期金属时代。
1.楚克潘尼（Chokhpani）墓地[20] 位于穆斯塘地区卡利甘达基河谷左岸，是穆斯塘地区最早发现的考古遗址。最早于1980年代由尼泊尔考古学家提瓦尔（D. N. Tiwar）发现，在已经破坏的洞穴里采集了黄铜、青铜人体装饰品和陶器。1992年，西蒙斯等对该遗址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从三座洞穴墓葬中清理出尸骨21具，出土一批重要遗物。
2.米拜克（Mebrak）墓地[21] 米拜克遗址除居住类别的岩洞外，尚有一部分洞穴属于墓葬。其中尤以63号墓最为引人注目。墓葬利用一处天然洞穴，以箱式木棺为葬具，属于多人合葬墓。随葬品多为装饰物，如多种形制的贝珠、肉红石髓珠、玻璃珠组成的项饰以及纺织物、皮革品、木碗和竹笛等物。由于喜马拉雅山地的干燥气候，棺木、有机质随葬品以及尸体都保存完好。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对干尸及遗物进行了系统研究，表明墓主人属于蒙古人种，而且极有可能从西北方向的中亚地区来到穆斯塘[22]。
3.琼嘎（Khyinga）墓地[23] 1998年德国考古队在穆斯塘琼嘎遗址第一期的墙基下发现一丛葬坑，长4米、宽1.9米，里面有25个个体，殉葬19匹马及大量牲畜，出土物具强烈的中亚色彩。这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可惜资料公布欠详，无法展开讨论。
4.桑宗（Samdzong）墓地[24] 2010年，在专业登山队的帮助下，美国考古学家马克与尼泊尔古物局合作在穆斯塘北部地区中尼边界展开调查。在桑宗村附近确认了一批岩洞葬，其中一个岩洞葬中有骨骼27具，大部分骨骼上都有切割痕迹，葬具为彩绘箱式木棺，出土较多陶器、铜器和铁器以及大量珠饰，并发现一件金箔面具。
（三）印度西北部
1.拉达克列城墓葬[25] 1914年，弗兰克（A. H. Francke）曾提及在现属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列城附近清理一处墓葬，墓框为石砌，墓葬中的颅骨15～20个，随葬品包括一批陶器和铜器，多数已破碎。出土铜饰件达上百件之多，包括椭圆形的管珠、装饰各异的扣饰、铃形佩饰、镜、容器残片和少量铁器，另外还有类似希腊罗马的玻璃珠。据说还出土一种喇叭口形的金饰[26]。
2.金瑙尔聂桑（Nesang）墓地[27] 1995年，印度考古学家辛格（A. K. Singh）等在印度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地区清理一批石棺葬。墓葬位于萨特累季河（在西藏境内称为象泉河）左岸海拔约3000米的台地上。据辛格描述墓葬均为石砌墓室，出土器物除了一些可能属铜杯的残片，别无所获。但从当地了解到，墓中随葬器物包括不少陶器。辛格详细测量了墓葬出土人骨，并认为墓主属于雅利安人种的“达尔德（Dard）”人。
3.金瑙尔卡纳木（Kanam）利帕（Lippa）墓地[28] 2011—2013年，印度考古学家那提（K. P. Nautiyal）、班特（R. C. Bhatt）等在金瑙尔地区的卡纳木村、利帕村（接近中印边境的什布齐山口）清理了两处石棺墓地，发掘其中的墓葬3座。在卡纳木一座石棺葬中出土红陶圜底双耳陶罐、铁器和铜短剑；利帕的两座石棺墓中出土数件滑石珠。据两位学者调查，自什布齐山口沿萨特累季河向下游方向，石棺葬分布较集中，绵延约20公里。金瑙尔地区处于中印边界，历来是喜马拉雅地区商贸交通要道，这一批墓葬应是印度西北边境最靠近西藏的古代墓葬。
4.库蒙马拉日（Malari）墓地[29] 早在1960年，安格拉瓦尔（D. P. Agrawal）就已在北阿坎德邦的查莫里（Chamoli）区马拉日村发现了十几座被当地村民破坏的墓葬，据了解均为石棺葬。海拔约3800米，属库蒙喜马拉雅地带，靠近中印边境的重要通商口岸尼提山口。据了解，墓葬原为石头围起，里面尸骨多为完整土葬，有二次葬，随葬陶器多为红褐色，圜底带把手或流，另有一些铜三角叉状物以及马具，还有殉马墓。印度考古学家将上述墓葬的年代定为公元前5世纪至前1世纪，并认为与塞人有关。1983年、2001年，印度考古学家那提亚（K. P. Nautiyal）、班特（R. C. Bhatt）等在此区域发掘了一批墓葬，出土陶器和铜器，并发现金面具和殉马坑[30]。据描述，这批墓葬均为石棺墓，葬俗以屈肢葬和二次葬为主，随葬陶器以红褐陶为主，一些陶器带器耳，并刻画几何装饰纹样，有少量黑彩红陶。
二、年代序列
西喜马拉雅地区积累的考古资料较为稀少，缺乏有效的周边对比材料，使考古遗存年代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14C测年，这也是将不同地区的材料一并讨论的前提。本文研究的上述三个区域都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14C数据，尤其是德国考古学家在穆斯塘地区积累的数据多达二百多个，为进一步讨论各区域之间考古遗存相对早晚关系提供了便利。以下依据本文涉及的几个主要墓地的测年数据做初步讨论。
（一）阿里地区
在阿里地区，14C测年主要集中在皮央·东嘎遗址早期遗存。目前仅有三个测年数据（均以木炭为样本，经过树轮校正），年代距今2400～2000年。这当中，DVM6（Beta 134690）和PGM6（Beta 134692）年代相当，数据显得较为古老，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200年之前；而取自显示聚落遗址DVF1数据（AA34861）则年代相对稍晚，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200年之后。提示出皮央·东嘎早期遗存的持续年代较长，不同地点的遗存之间有相对早晚。目前看来，居址稍晚于墓葬。但考虑到居址和墓葬所出陶器类型差别不大，尚不足以作更详细的划分，故整体上将皮央·东嘎早期遗存的年代定为公元前500—前100年应较合适。14C测年得出的皮央·东嘎早期遗存的年代范围，可以间接从墓地出土遗物中予以验证。
首先，从时代特征来说，皮央·东嘎墓地出土铜器和铁器，在与之相邻的丁东居住遗址F4中也出土有小铜片。所以墓地所代表的是一个青铜已经出现、并有少量铁器的文化时代，而从既存考古发现言，目前最早的青铜器见于拉萨曲贡遗址，断代距今约3000年[31]；在西喜马拉雅地区，铁器的出现年代则不会早于公元前第一千纪[32]。其次，与皮央格林塘M6所出（PGM6：4）几乎完全类似的青铜短剑，见于中国西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几处墓葬中，一般被认为属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早[33]。
除皮央·东嘎之外，西藏西部发现的其余几处墓地都尚未公布测年数据。以前曾有学者提到及卡尔普墓地14C测年数据为距今3700年，后改定为公元前500年[34]；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人骨的14C测年结果为公元三至五世纪[35]。如后文有关葬俗和陶器的讨论所见，出土箱式木棺的卡尔普、曲踏、故如甲木三处墓地的年代应相去不远，与皮央·东嘎早期墓地分属于不同时期。
（二）穆斯塘地区
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德国考古学家依靠14C数据和地层证据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自公元前12世纪至17世纪的编年序列[36]。但由于分期依据不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37]。如西蒙斯将穆斯塘地区洞穴系统与台地居址分为六期（公元前1200—前450年、公元前450—前100年、公元200—700年、公元900—1450年、公元1450—1600年、公元1600年）；胡特尔等基于大量14C数据和地层关系（特别是居址面的叠压关系）将琼嘎遗址分为三期（公元前400—前300年、公元300—600年、公元600—1500年）[38]。西蒙斯分期方案中的第一至三期、胡特尔分期中的第一至二期属于前佛教时期。从绝对年代而言，西蒙斯划分的第二期、胡特尔划分的第一期早段与皮央·东嘎早期遗存年代相当。笔者认为，西蒙斯的分期方案涵盖时间范围较广，包括洞穴墓葬和台地居址，适宜讨论地区性的宏观编年框架，而胡特尔的编年主要着眼于单个遗址的聚落过程。为跨区域比较的方便，下文有关穆斯塘考古的编年序列主要采用西蒙斯的方案。
穆斯塘第一期，命名为楚克潘尼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200至前450年。陶器主要为灰陶，手制，多为圜底，带有环状或圆筒状的手柄，器表饰绳纹。这一时期广布河岸两壁的岩洞，多为墓葬而不见居住痕迹，以楚克潘尼墓地和米拜克早期墓葬的多人洞穴合葬墓为代表。在洞穴岩壁前的临河台地上，分布有居住遗址。
穆斯塘第二期，命名为米拜克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50至公元100年。此期以米拜克63号合葬墓为代表，年代与楚克潘尼期衔接，可归入这一期的还有琼嘎遗址第一期、普泽林居住遗址的早期遗存。陶器主要类型为束颈圜底罐、钵、带流杯。
穆斯塘第三期，绝对年代为公元100至700年，以琼嘎聚落的第二期为代表。陶器与前两期差别较大，陶器以轮制为主，陶色以浅褐色为主，外表施陶衣，出现了拍印粗绳纹陶器，器型以各类大口折沿平底罐为主。
除了得知地层关系和14C测年的断代分期，琼嘎遗址还出土了具有时代标识意义的器物，为绝对年代划分提供了支持。如第一期出土的一件类似中国鄂尔多斯地区的铜卧马牌饰，被断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39]，第二期出土了一枚李察维王朝（464—879年）钱币[40]。
（三）印度西北部
相比穆斯塘地区，印度西北部的考古材料较为稀缺，14C年代数据不丰富，有关年代也多出于发掘者个人的经验判断。库蒙喜马拉雅石棺葬的年代最初估计在距今3000至2000年；另外有学者自石棺葬的表土中采集炭样，经测定为距今2666年±256年[41]，以热释光测年得到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1860年±195、1895年±190年[42]。马拉日墓葬的年代，据印度学者见告，14C测年结果为距今2100年±100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383—前70年[43]。但据陶器类型与曲踏墓地的相似性、与皮央·东嘎墓地的差异，这个年代偏早，估计其绝对年代应该不会早于距今2000年。利帕和卡纳木墓葬共有两个14C测年数据，校正后分别为公元前1590—前1250年、公元前620—前470年，考虑到该数据误差极大，且出土陶器明显与故如甲木、曲踏相似，此两处墓地的年代也估计在公元2至5世纪。达克列城墓葬由于发现年代稍早，未运用14C测年方法，从陶器类型以及发现的铜器铁器看，年代很可能属于公元第一千纪前半期。
（四）综合分期及年代
依照上述各地考古年代的检讨，以及对穆斯塘和皮央·东嘎两地14C测年数据的校正结果，可大致将西喜马拉雅区域公元7世纪以前考古遗存的年代初步排列如下。
第一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以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楚克潘尼期为代表，西藏西部和印度西北部的类似遗存尚未能确认。
第二期，公元前500—前100年，以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琼嘎聚落遗址第一期为代表，包括米拜克期洞穴葬的早期遗存、西藏西部的皮央·东嘎早期墓地和丁东居址、印度西北部的金瑙尔的聂桑、卡纳木的石棺葬均可归属此期。
第三期，公元100—500年，包括印度西北部的马拉日墓地、拉达克列城墓地；尼泊尔境内的米拜克期洞穴葬的晚期遗存、尼泊尔的桑宗墓地；西藏境内的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卡尔普墓地、阿垄沟墓地等。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在西藏西部的“穹隆银城”遗址存在公元2至5世纪的聚落[44]。
如果以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征服象雄（634年）为时间坐标，则上述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这一高山地区存在着早于吐蕃的非佛教色彩的考古遗存。依据目前的资料，已基本可建立起自公元前10至公元7世纪的粗略的年代学框架。当然，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公布，此年代框架可进一步细化。
三、墓地与葬俗
（一）墓地环境
西藏西部目前已知的几处墓地都分布于阿里地区的札达、噶尔、日土三县，尤以札达盆地最为集中。从地理特征而言，上述墓地都处于象泉河谷及其支流下切形成的沟谷地带。此类沟谷日照水源充足，气温较高，无霜期长达95至180天，是现今西藏西部的主要人口聚居区。墓地所在台地一般后依山体，前有河流，两侧多为冲沟，近河阶地都有适宜农业种植的地点，局部遗址还可见废弃的农田和沟渠。正因为这些适宜的地理环境，遗址所在地如今仍是阿里高原上的主要定居点。如皮央·东嘎三处墓地就处于现札达县东嘎乡东嘎、皮央两村附近。两村现有居民26户，人口约120人，生产经济状况为半农半牧；两村现有农田150余亩，分布于谷底浅坡上，种植农作包括小麦、青稞、荞麦、豌豆等单季作物。格布赛鲁遗址附近如今虽已无人居住，却是东嘎乡的夏季牧场。
在皮央·东嘎以及格布赛鲁墓地，考古调查研究已经表明，墓地往往与居址隔沟分布，这表明当时墓葬选址主要依附于定居地点。皮央·东嘎遗址发现的三处墓地更构成了一处较大的墓葬区域。单一墓地的规模都很大，单个墓地的墓葬数量都在百座以上，且排列有序，显示属于“出于一种永久性的要素”的“固定墓区”。在11至13世纪，皮央·东嘎成为后弘期的佛教中心之一，墓地与居址所处的台地后的岩壁上是如蜂巢一般密集的佛教石窟。显然，这些墓葬地点选择了西藏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适宜生产的地域，而这一套有关地域景观的空间观念，延续恒久。类似的墓地与居址择址模式也反映在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
穆斯塘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背风山坡，早期墓地多集中于纵贯穆斯塘南北的卡利甘达基河谷以及支流区域。卡利甘达基狭长高山河谷地带的台地，如今也是穆斯塘地区主要的居住区，海拔3300至3800米，自然景观和札达盆地相差不大，只是河谷显得更窄，且自北向南有递减趋势。当地居民在可灌溉的台地上主要种植青稞、小麦以及荞麦，同时在村庄周围饲养山羊、绵羊、马，在高山草场放牧牦牛和犏牛[45]，考古遗址往往与沿河分布的小村落重合。洞穴墓葬所在的岩壁都与河谷台地相接，且河谷台地上往往分布有早期居住遗址，如在楚克潘尼、琼嘎都有发现[46]。发掘表明，居址下层堆积和崖洞葬属于同一时期。考古学家还从台地系统上分辨出了古代的田地以及灌溉系统，晚期的居址遗址多直接叠压在早期的居址之上，说明这一模式由来已久。
简言之，西喜马拉雅山地的早期墓地择址大致都处于高山河谷区域，这一区域至今是喜马拉雅高山地带的人群聚居区，具有相对适宜的生产条件，在局部河谷台地可从事小规模的种植农业和畜养业，高山坡地又可提供牧场。同时，这些河谷地带也是自古至今跨喜马拉雅贸易的主要通道。
（二）墓葬形制
从墓葬形制而言，在西藏西部地区，大致存在以下三类墓葬：石丘墓（图2：1、2）、竖穴土坑墓（图2：3）、洞室墓（图2：4）[47]。石丘墓指墓葬地表有以石头堆垒的形状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坟丘，其坟丘以下有墓穴或者无墓穴，这类墓葬见于日土阿垄沟、东嘎朗布钦、皮央萨松塘等墓地。据统计，石丘墓在皮央·东嘎遗址调查发现的墓葬中约占93%，是这一地区最为常见的墓葬类型。在皮央·东嘎的三个墓地中，东嘎V区墓地（27座）、皮央萨松塘墓地（70座），据调查全部为石丘墓；较特殊的是皮央格林塘墓地（10座），地表都未见任何标识物，有竖穴土坑墓和穹隆顶洞室墓两种类型。新近发现的曲踏和故如甲木墓地地表亦无明显标志，墓室构造和皮央格林塘近似。但后二者的年代明显晚于前者。目前看来，仅从墓葬构造上尚无明显的时代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在“穹隆银城”附近发现的泽蚌墓地M1、M2的石丘封土体都非常宏大，M1平面呈梯形，顶边长28米、底边长24米、两腰分别长31米和31.5米，墓丘残存高2至5米。
图2 皮央·东嘎墓葬
1、2.石丘墓（DVM1、PSM1） 3.竖穴土坑墓（PGM3）4.洞室墓（PGM6）
M2平面呈长方形，长62米、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阶梯，现高3至6米。这两座墓葬虽未经发掘，但从其巨大的堆石坟丘的形态判断，应非吐蕃墓葬。其所投入劳力显非皮央·东嘎等墓地所能比拟，在整个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都非常突出[48]，可能属于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的高等级墓葬[49]。
石丘墓在中亚南部青铜时代以降的塞人中非常流行，据研究，自哈萨克斯坦东部至南部，及天山、七河流域，多数塞人墓葬都筑有石围或石堆[50]。目前考古发掘已表明，这一支文化已经渗透至新疆境内[51]。新疆境内被归入与中亚塞人密切的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中，墓葬表面也具有石围或石堆，如分布于北自天山南麓、南自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察吾乎沟口文化[52]、流水墓地[53]，分布于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帕米尔高原的“伊犁河流域文化”[54]。在西藏西部的石丘墓是否与中亚的塞人相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引人注意的是，除了在琼嘎第一期房基中的墓葬，至今并未发现类似西藏西部的石丘墓葬，而基本属于崖洞葬，如德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楚克潘尼、米拜克，美国考古学家发现的桑宗墓地。这类习俗虽不见于西藏西部地区，但一项民族志考古调查成果表明，在与穆斯塘北部毗邻的西藏境内至今仍有此类葬俗。1990年，霍巍等在西藏文物普查期间曾于中尼边境的藏南吉隆县一带调查记录了一种奇特的葬俗“崖葬”[55]。据调查，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沿吉隆藏布两岸崖壁，距离地面50至200米，一般利用天然山崖洞穴和缝罅，未经人工修整，葬入死者之后以石头或泥块封垒洞口。葬具多为方形木棺，同时流行不用葬具仅用织物覆盖尸体的习俗。尸体入殓时有一定的防腐处理，死者多以绳索捆绑，这一点和穆斯塘崖洞葬中的处理方法相似。随葬品不丰，仅有碗、杯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器。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当地村民已经不清楚这一传统源于何时，但从穆斯塘的考古发现来看，其源头相当久远。吉隆地处中尼边境，位于穆斯塘以东的中段喜马拉雅北坡，境内的吉隆藏布南流注入卡利甘达基河，吉隆县一带的崖葬与穆斯塘的古老葬俗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
（三）葬具与葬式
皮央·东嘎三处墓地的死者都直接葬于石板或者毛石砌垒成的墓室中，未见其他葬具，类似的情形亦见于印度西北部的几个墓地。但在米拜克63号岩洞葬中，德国考古学家则发现了三具木棺，此后相继在西藏噶尔县门士乡的故如甲木墓地、札达县托林镇的曲踏墓地、尼泊尔穆斯塘的桑宗墓地也有发现。据笔者在札达县托林寺内札达文物陈列室所见，卡尔普墓地也有箱式木棺葬具的残片。另外，弗兰克报道的拉达克列城附近的两处墓葬中，也可能存在木质葬具[56]。上述例证表明，在喜马拉雅山地，自尼泊尔西北的穆斯塘地区到西藏西部阿里一带，箱式木棺可能曾经广泛分布。
这类木质葬具在西喜马拉雅干燥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较好。米拜克63号墓的三具木棺都做成类似棺床，四角各有雕刻花纹的立柱，四周竖立的挡板均以榫卯结构精细结合，棺板上雕刻有几何装饰纹样以及动物形象，局部还有彩绘。在其中两具棺木的前方开有小门，部分干尸置于棺床内，也有少部分置于棺床下。在穆斯塘米拜克63号墓发现的三座木棺，都装饰有精美的雕刻纹样，棺床腿部雕刻成竹节状，而棺挡板雕刻几何纹样或动物形象[57]。新发现的桑宗墓地出土的木棺也为带脚箱式，其上涂绘植物图案。这类木棺在西藏更早时期的墓葬传统中颇为罕见，但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汉晋时期墓葬中则发现较多，如尼雅95MN1[58]、尉犁营盘墓地[59]、洛甫县山普拉墓地等[60]。与尼泊尔穆斯塘米拜克墓葬木棺最接近的例子为一件由斯坦因在尼雅XXVI遗址发现的“木箱”（现藏印度德里博物馆），在侧板上开设方形小门，支脚亦为竹节状，做法和米拜克63号墓雷同，可以推断其应该为一件箱式木棺[61]。
再从葬式考察。从现今的考古材料可见，在西藏西部大致有侧身屈肢葬、二次葬以及火葬等葬式。从目前的证据判断，这几种葬俗似乎属于同一个时代，并不存在年代上的先后，而且由于发掘规模的限制，尚不知各类型之间的比例差异。在皮央·东嘎三处墓地中，都是采取一种拣骨二次葬的葬俗，且基本以单人葬为主，未见类似穆斯塘和拉达克的丛葬。以笔者所见，卡尔普墓地的葬式也基本与之相近。在印度西北部墓葬中，如库蒙喜马拉雅地区的墓葬多采用完整的土葬，也有拣骨二次葬。在穆斯塘地区，第一期楚克潘尼期墓葬的材料公布不多，有关的葬式不太清楚，第二期的墓葬以米拜克63号墓为代表，死者的葬式都属于屈肢葬，下肢弯曲至胸前，有些还以绳索捆绑。这表明，死者是被捆绑搬运进入合葬墓室中的。尸体大都保留完整，和皮央·东嘎墓地的拣骨二次葬颇为不同。而且洞穴墓葬都属于丛葬墓，几十个个体被置于同一个洞穴或洞穴系统中，其延续时间在几百年以上，这和弗兰克在列城发现的墓葬的葬式具有相似之处。
另外，在皮央·东嘎DVM6、PSM3、DVM5、DVM9、PSM6、PGM1等骸骨数量较少或者骸骨不存的墓中，据发掘者观察多有灰层与红烧土上下叠压，甚至墓室砌石都有被火烧的痕迹，表明这一墓地很有可能存在着火葬习俗。类似的葬俗还见于日土阿垄沟墓地。据霍巍观察，阿垄沟墓葬的“葬式为侧身屈肢葬，下肢弯曲很厉害，大腿向上弯曲，紧贴胸前。同时，还流行火葬、二次葬等葬俗”[62]。火葬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古羌族的风俗[63]，且被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火葬的分布地域也被当作羌人迁徙的一个文化指标[64]。显然，西藏西部早期墓葬并不能与之挂钩，例如在印度河上游地区犍陀罗文化的晚期墓葬中，火葬习俗亦十分普遍，代表了一种早期铁器时代外来移民的入侵[65]，而印度学者认为这正是中亚北部骑马民族南下的表征。西藏西部地区与上述分布于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文化墓葬毗邻，年代相差不远，上述火葬习俗也可置于犍陀罗墓葬文化兴起的大背景下考虑。
最后，这一地区偏晚阶段的墓葬中可能存在覆面习俗。目前已经披露的金面具有4件，分别见于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66]、曲踏墓地[67]，尼泊尔的桑宗墓地[68]，印度的马拉日墓地[69]（详见后文）。上述面具均以金箔制成，出土时覆在死者脸上。这一葬俗在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十分流行。
（四）动物殉葬
皮央·东嘎墓地动物殉葬的种类包括羊、马等，尤其以山羊居多。如PGM6随葬的羊头骨17个；皮央格林塘M5的墓道口附近，陈放羊头骨2个。类似的殉羊习俗也见于穆斯塘北部的崖洞葬中，如米拜克63号合葬墓发现了已经风干的11个山羊头和2个绵羊头，经动物考古学家鉴定，全属于驯养种。在畜牧社会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游牧人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以草食类动物（马、牛、羊）为主的殉牲习俗[70]。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羊至今仍是畜牧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之一。所以随葬羊头，“部分即是整体”，用以表征财富和权威。这一观念似乎具有某些“仪式”色彩。在岩画类遗存中也可见到，如日土日姆栋岩画1号画面中刻有九排125只羊头[71]，如此大规模表现一种动物，也采用了“部分就是整体”的表达手法，和墓葬随葬大量羊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以羊殉葬之外，马的殉葬在西喜马拉雅地区也较为常见。如在皮央格林塘墓地发掘一处殉马坑；在穆斯塘米拜克63号合葬墓中，一具成年的牡马被肢解以便从狭窄的洞口搬入；在库蒙喜马拉雅地区，印度考古学家也于马拉日发现了多处殉马坑[72]。弗兰克在拉达克列城墓葬中也发现殉葬羊头和牛角[73]。德国考古学家在琼嘎第一期墙基下发现了编号为F2006的墓葬，其中埋葬了约25个死者和约15匹马以及许多其他家畜屠宰后的残骸[74]。在巴基斯坦北部属于犍陀罗的文化墓葬也有葬马的习俗，如在凯特莱（Katelai）遗址中曾发现过两处殉马坑中的马都位于死者一侧[75]。可见大致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后期，西喜马拉雅不同地域的墓葬中都体现出共有的殉马习俗，有时甚至规模很大。在中亚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葬马习俗也颇为常见，如察吾乎四号墓地发现了大量的马的殉葬证据，一般以单个马头坑的方式单独埋葬在主人旁边，有马头坑的墓葬占全部墓葬的21%[76]。
据藏学学者研究，吐蕃时期的丧葬仪规曾有来自西部地区本教文化因素的介入[77]，据说“辛”和“苯”因为精通葬仪，所以才被从象雄和勃律地方请到吐蕃来，第一代赞普死后通过天神回到了天界而没留下坟墓，直到止贡赞普死后，才由西部请来的“辛”和“苯”主持葬礼建造坟墓[78]。这说明在西藏西部地区存在着相对成熟的丧葬仪式规范，且对吐蕃时期的丧葬制度形成过直接影响。尽管目前西部以及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还不能被确切地归为象雄，但考古材料中殉马、殉羊的发现，为吐蕃殉牲习俗的起源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四、陶器类型
（一）西藏西部
西藏西部的几处墓地中都随葬有陶器，如皮央·东嘎墓地出土完整陶器共17件[79]，是迄今西藏西部最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在格布赛鲁墓地采集修复完整器1件，采集陶片上百件[80]；卡尔普墓地、曲踏、故如甲木墓地也有完整陶器多件，但尚未正式发表。但从已公布的照片判断，后三处墓地和皮央·东嘎遗址所出者差别较大。
从整个陶器群的面貌来说，皮央·东嘎墓葬随葬陶器类型较简单，器型相对单一，可划分为圜底罐和圜底钵（图3：1～4）两大类。其中圜底罐可分为单耳（图3：6～9、11、12、16、17）、双耳（图3：5、14、15）、单耳折肩（图3：10、13）三类[81]。以红褐陶占绝对主流，全部手制，采用泥片贴筑；以绳纹为主，有少数几何形刻画纹。陶器组合上，面貌较为单一，以圜底器为主，鲜见平底器和带足器。具有标识性的器物为单耳束颈圜底罐，在陶器组合中近70%，是这一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的陶器。从器物体量而言，既有不便于移动的大型陶器（高于50厘米，可能用于储藏），也有便于移动的小型陶器（低于10厘米，手持的饮食器）。据上述阿里几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分析，基本可分辨出一种广泛分布于札达盆地、器型组合相对稳定、技术和纹饰有共同特征的陶器群。这样的陶器传统不仅见于墓葬居址遗存中，还表现于具有纪念物性质的岩画中，如在日土县的日姆栋岩画地点，在编号为一号的画面中，有一“舞人左下方有十个陶罐，横列一排，均为侈口、高领、圆腹、圜底，腹饰竖绳纹”[82]，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群对此类陶器有着相当认知。
图3 皮央·东嘎墓地陶器
1～3.圜底钵（DVM1 : 1、PSM1 : 2、DVM1 : 2） 4.单耳圜底钵（DVM1 : 3） 5、14、15.双耳圜底罐（PSM1 : 3、PGM6 : 1、PGM5 : 1） 6～9、11、12、16、17.单耳圜底罐 （PGM3 : 6、PGM3 : 4、PGM9 : 2、PGM9 : 1、PGM3 : 5、PGM3 : 3、PGM3 : 1、PGM5 : 2） 10、13.单耳折肩圜底罐（PGM3 : 2、PSM1 : 1）
（二）穆斯塘北部
穆斯塘地区早期金属时代诸遗址出土陶器较多，如在琼嘎遗址发掘的近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陶片约五万片，有完整器48件；在楚克潘尼和米拜克的崖洞葬中出土几十件完整器。德国学者对上述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分期断代，每一期都有相应的陶器群。
穆斯塘第一期（即楚克潘尼期）的陶器（图4）主要见于楚克潘尼以及米拜克的崖洞葬中，台地居址上发现的较少。此期的陶器未经过类型学研究，资料发表也不完整，此处仅根据德国以及尼泊尔学者的描述做简单归纳。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为手制，以灰陶居多，主要器类为圜底罐，略侈口，球形腹，有带器耳（手柄）或不带两类。带器耳型，一侧带有拱形器耳，连接颈部和肩部，器耳呈宽带状，有的器耳表面有刻划符号。另外一类一侧带有柱状的手柄，常位于肩部，手柄较短，略朝上倾斜。此外还有少数双联罐，是圜底罐的复合改造形式[83]，此类陶器较为少见。这一期陶器中还包括少量的圜底钵、圈足碗，形体较小。圜底钵的侧边有时也装有直式短手柄。圈足碗的形制较为特别，碗口相对两侧有短流，使得碗口略呈菱形。陶器较少有纹饰，仅有一些刮擦划痕，少数饰有绳纹或刻划连续三角纹样。总体看来，这一时期陶器特点可概括为工艺较为粗糙，陶质很差，大多夹粗砂，火候不高，容易破碎；器形以圜底罐为主，并有若干形态变异。
图4 穆斯塘第一期陶器
穆斯塘第二期的陶器面貌可以琼嘎第一期的陶器为代表（图5），完整的器物约40件，尤其是1999年新发现的F2006出土器物多件，将原先有关该遗址的年代上限推前了近四百年[84]。另外在米拜克63号合葬墓中虽有多件完整器物出土，但材料公布不理想。据发掘者的描述，米拜克期陶器以圜底束颈罐、钵、球腹长颈杯为主，其基本组合和琼嘎第一期（尤其是F2006出土的陶器）相似，能够将米拜克期整合到琼嘎第一期中，一并作为穆斯塘地区继楚克潘尼期之后、早于公元3世纪的陶器群来讨论。
图5 穆斯塘第二期陶器
1.33型圜底罐（F2006 : 13） 2.15型圜底钵（F2006 : 7）3.双耳圜底钵（F2006 : 12） 4.24型圜底罐（F2006 : 14） 5.27型长颈圜底罐（F2006 : 2） 6.28型长颈圜底罐 （F2006 : 5）
据帕普（Paap）的研究[85]，这一期陶器的特点为手制，未见轮制陶，陶色为灰色或红褐色，以拍印绳纹和刻划几何纹为主。主要器型有27、28型长颈圜底罐F2006：2，F2006：5（图5：5、6），15型圜底钵F2006：7（图5：2），24型圜底罐F2006：14（图5：4），33型圜底罐F2006：13（图5：1）。总体看，这一时期的陶器种类简单，仅有长颈圜底罐、圜底钵。但陶器类型和组合则与楚克潘尼期区别十分明显，如没有发现带侧耳和带流的陶器，仅有一件双耳圜底钵F2006：12（图5：3），可能与楚克潘尼1号地点所出的一件单柄钵类似[86]，陶器类型上的“断裂性”大于“延续性”。
琼嘎第一期代表器型是长颈圜底罐，在穆斯塘北部的遗址中非常流行。有关长颈圜底罐的陶土元素分析显示，其可能并非本地制造的产品，而属于外部输入品。虽在目前西喜马拉雅地区的考古资料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同的器物[87]，但其除没有装器耳外，整体造型和皮央·东嘎的陶器非常相似。
（三）跨区域比较
通过上述西藏西部的几处遗址与穆斯塘北部的早期陶器的叙述分析可知，西喜马拉雅区域早期金属时代大致有以下四组陶器群。
A组，以楚克潘尼为代表的穆斯塘第一期陶器群：单耳圜底罐、单柄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
B组，以皮央·东嘎为代表的西藏西部陶器群：单耳圜底罐、钵，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00—前100年。
C组，以琼嘎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穆斯塘二期陶器群：长颈圜底罐、敞口罐，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00—前100年。
D组，以曲踏墓地和马拉日墓地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带高圈足的单耳罐、单柄带管状流罐为特征器物，绝对年代为公元100—500年。
上述分布于西喜马拉雅山地的几组陶器之间，可初步判断存在一些联系。
首先，A组与B组有类似之处。如器物组合简单，都以圜底罐和钵、碗类为主导，且两者的主流器型都是单耳圜底罐，尤其带宽耳的圜底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藏西部的同类陶器。如楚克潘尼出土的一件此类陶器，除了腹部的一个泥突残痕，在整体器型乃至装饰风格上都显示与皮央·东嘎陶器群的关联，如在肩腹部位装饰一圈凹点如同泡丁、宽带形拱耳以及耳部的刻画纹饰，都和皮央PGM3：5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在目前的年代框架中，楚克潘尼期的年代下限已是皮央·东嘎诸遗址的年代上限，但考虑到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状况（测年数据过少，发掘墓葬数量不多），不排除将皮央·东嘎遗址部分墓葬年代提前的可能性。西蒙斯还提及，楚克潘尼期的典型陶器在穆斯塘地区的分布界限已经到达了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界地带，即仲巴县一带[88]。
除了上述两组陶器，拉达克列城的墓葬出土陶器似乎也可归入此组[89]。从弗兰克发表的图版判断[90]，这批陶器以敞口、束颈、圆腹、圜底的罐类居多，此外尚有小圜底钵一类的器物，大小差别相当大，有不少陶器明显带有小耳。总体上和穆斯塘的楚克潘尼期以及皮央·东嘎早期遗存中的陶器类型较为相似。在库蒙喜马拉雅山地的马拉日石棺墓中，据印度学者描述，出土陶器以红褐陶为主，一些陶器带耳，并刻划几何装饰纹样，有少量黑彩红陶[91]，也似乎与第一群组陶器类似。虽然上述几处喜马拉雅不同遗址的陶器年代以及陶质陶色存在一定差距，但根据单耳圜底罐以及耳装饰的相似性，或许可以推测，穆斯塘地区、拉达克、阿里单耳圜底罐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其次，西藏西部皮央·东嘎遗址中为数不多的小圜底钵（DVM1：1、PSM1：2），与之同样的器物在穆斯塘琼嘎遗址第一期的陶器中占据一定数量（帕普划分的15型），二者的共同点非常明显，都属于红褐色陶，大小都不超过10厘米，微侈口或直口，颈部以下饰绳纹，类似的陶器还见于古格故城F120：1[92]。从这一点来看，琼嘎一期陶器和西藏西部陶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暂不能排除。
最后，较之于A、B、C三组稍早的陶器，D组陶器在西藏西部、印度西北部显示出高度的相似性，均为细泥红陶、流行高圈足和管状流。就陶器类型而论，很难区分出究竟属于西藏还是印度西北部。
如从宏观方面而言，上述群组陶器可归结为一种圜底器传统，陶色以红褐色为主，鲜见平底器和带足器，主要的器类为圜底罐和小碗钵，这是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至公元第一千纪前半期西喜马拉雅山地陶器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印象还可以从印度西北部的一些材料中得到印证，如在拉达克的列城墓葬和印度北方邦的库蒙喜马拉雅地区的石棺葬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圜底器[93]。此外，卡尔普遗址出土的一件十分特别的带流圜底罐，在整个皮央·东嘎遗址都不曾见过，表明卡尔普墓地很可能和皮央·东嘎遗址有着年代早晚的差别。而在新疆境内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带流陶器见于多支考古学文化，如天山南麓的和静察吾乎沟口墓地[94]、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95]，出土数量很多，同时在温宿县包孜东墓地[96]、塔克拉马干南缘的洛甫山普拉墓地[97]、和田克里雅河谷的圆沙墓地也有发现[98]，可视为新疆西南部公元前第一千纪陶器的主要类型。卡尔普墓地的带流器很可能是受到中亚的影响又经过本地改造的结果。
与中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陶器的联系，还可以从西喜马拉雅地区出现的零散彩陶上找到蛛丝马迹。值得关注的是，除上述纹饰装饰以外，上述几个遗址都具有少量的彩陶。如东嘎遗址V区朗布钦墓地采集到的一片彩陶，为一杯形器或碗形器的口部，细泥红陶饰一周红彩。在皮央格林塘墓地采集的彩陶片四片，涂黑彩。格布赛鲁有涂红彩、黑彩或二者复合者[99]。丁东遗址也采集到一件颈部残片，表面有直线黑彩，卡尔普墓地出土的陶双耳圜底罐的颈部也有清楚的黑彩曲线。
通过上述材料检验可知，在早期金属时代，西藏西部同样存在着彩绘陶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并非偶然现象，只是清晰的标本太少，还无法得知更多的信息。在拉达克地区，据弗兰克的描述，列城墓葬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100]。从马拉日墓地陶器看，也有红陶黑彩的例子。在穆斯塘北部琼嘎第一期的陶器上常发现有彩绘，如长颈圜底罐的装饰纹带中常绘有红彩。
从早期铁器时代以至汉晋时期，新疆地区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同样不乏彩绘陶器的例子[101]，在帕普看来，穆斯塘彩绘纹饰带的做法与新疆察吾乎遗址、昭苏夏台遗址的彩陶器有着类似性[102]，穆斯塘琼嘎的陶器彩绘传统似乎受到了中亚影响[103]。但是，检视新疆的彩陶装饰，实际与琼嘎遗址的彩绘陶器差别甚大，而与阿里的彩陶可能更为接近。
除了上述模糊的中亚影响外，我们必须考虑到来自南亚西北部的影响。在印度河北部流域的斯瓦特河流域发现了一大批墓葬，被称为“犍陀罗文化墓葬”，这一文化的分布自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经过巴焦尔、迪尔、奇特拉尔、斯瓦特、伯纳尔、白沙瓦谷地、印度锡斯坦，直到印度河外哈蒂尔山区的巴尚与塔克西拉[104]，意大利考古团（杜齐主持）、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曾在这一地区发掘了一些墓地，年代范围自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至前第一千纪末期[105]。有关这一文化的陶器，据观察，全部为轮制，均为细泥质，做工精细，陶色有红陶和灰陶两种，红陶器包括罐、敞口碗、带手柄圈足杯、长身球腹杯，所施纹饰包括绳纹、波纹等，有些施加红色陶衣，但这些陶器几乎都是平底器；灰陶数量较红陶少，有敛口碗、长颈杯、小罐等，和西藏西部、穆斯塘等地的陶器群组差异较大，陶器技术要先进得多，属于平底器传统。
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如同一些印度学者指出的那样，库蒙喜马拉雅地区石棺葬出土的陶器可能与这一文化的传统较为密切[106]。如库蒙喜马拉雅墓葬中出土的钵，西藏西部皮央·东嘎墓地中有一类形制特别的单耳折肩圜底罐，与之相似的例子见于犍陀罗文化墓葬。斯瓦特河谷第四期进入铜器时代，第七期标志着本地文化发展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变，铁器开始出现，陶器传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红陶开始增多，带流器物也有所增加，接近盘口壶风格的陶器开始出现[107]。
五、其他出土物的跨区域比较
（一）金面具
目前已经披露的金面具有4件，分别见于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图6：3）[108]、曲踏墓地（图6：1）[109]、尼泊尔的桑宗墓地（图6：4）[110]、印度的马拉日墓地[111]（图6：5）。四件金面具均以很薄的金箔制成，出土时多位于死者的头部附近，且边缘均有穿孔，应是附着在织品或皮制品上，其功能应为“覆面”一类。这些金面具大小不一，但均未超过20厘米，其上多捶揲出五官形象。最复杂者为札达曲踏墓地所发现的金面具，由上部头冠及下部人面饰组成，头冠饰有三组塔状物以及对鸟、同向排列的三羊和麦穗装饰。上述材料充分说明，金面具曾在西喜马拉雅高山区域的葬仪中流传甚广，西自印度西北的马拉日，东至尼泊尔的穆斯塘，跨越距离约700公里。在西藏以外，与之最接近的同类器物见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波马墓葬（图6：2）[112]。该墓葬曾一度被认为属于西突厥墓葬，年代在公元六至七世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C. B. 阿尔金认为，墓中发现的菱形箭头在公元三至四世纪就在包括阿尔泰山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中广泛使用，而墓中出土的丝绸则可以在阿斯塔那墓葬里找到相似品，从而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在公元三至四世纪。我们认为，这个年代的更订是可以接受的，其也为理解西藏西部地区金面具来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途径。
图6 金面具
1.曲踏墓地 2.伊犁波马墓地 3.故如甲木墓地4.桑宗墓地 5.马拉日墓地
（二）丝织品
2005年，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了一批丝绸，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113]。其中一件有汉字铭文，据仝涛描述，其为“藏青地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三组循环纹样构成。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饰一组对鸟脚踏祥云。波曲间饰以背对的鸟首状纹饰，波曲顶部支撑柱状图案，将中层分隔为数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四神之间可见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最上层为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可见汉字‘宜’”[114]。仝涛指出该丝绸残片为典型汉地经锦，同类纹饰和铭文的丝绸发现于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而丝绸本身的14C测年也显示其年代为公元三至四世纪[115]。
（三）铁器
在上述多数墓地中都有铁器出土，如皮央·东嘎早期墓地PGM1出土一件铁剑。据仝涛报道，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一件一字格的铁剑，剑格为一次性铸成的铁格。发掘者仝涛认为其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特色，很有可能是仿汉地铁剑[116]。这种铁剑也见于札达曲踏墓地和印度的马拉日墓地。从现有年代上看，皮央墓地PGM1出土的铁器是其中年代最早者。在青藏高原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制品为拉萨曲贡遗址石室墓中的铜柄铁剑，在西喜马拉雅地区，铁器的出现年代则不会早于公元第一千纪[117]。
图7 铜器
1.短剑（PGM6 : 4） 2.泡饰（PGM2 : 1） 3.剑残件（PSM4 : 1） 4.扣饰（PSM5 : 5） 5.环（PSM6 : 1） 6.铜片（PGM5 : 3） 7.戈形饰件 8～10.环（1～6.皮央·东嘎墓地，7～10.楚克潘尼墓地）
（四）铜器
上述遗址出土的铜器较多。这些铜器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风格，基本可以排除为本地制造的可能性，为讨论这一地区在早期金属时代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拟选择较重要者列举讨论。
皮央·东嘎墓地仅出土铜器13件，包括两件青铜短剑，不知用途的片状器，环饰一对，8件双联扣饰，一件单钮泡饰，另外有铁器一件[118]（图7：1～6）。从类别上看，除两件青铜短剑外，其余均为装饰品，不见容器等类别。从出土单位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青铜器多集中出土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的两座穹隆顶洞室墓，如格林塘墓M5出土一件铜片状器及约十枚铜扣饰，M6墓主腿部随葬青铜剑一柄。这两座墓与众不同的风格以及相对富裕的随葬品都表明了其在整个墓地中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
霍巍指出，皮央格林塘M6出土青铜短剑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119]。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盐源地区与西藏皮央格林塘墓地所出短剑的柄部装饰几乎完全相同，尤其剑格部位以凸点构成的三角装饰纹样和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短剑形同孪生。目前大致可以确定，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可能自中国西南山地金沙江流域西渐而来，属于远程交换物。类似的青铜短剑在西喜马拉雅的其他同时期考古遗址中至今未见，皮央·东嘎应该属于这类青铜短剑分布的西界。从这柄青铜剑提供的例证，可知早在公元前六至前二世纪，中国西南山地的某些经过改造的“北方文化要素”逐渐传到西喜马拉雅地带。其传入的路线，当自横断山区进入藏东，其后西上，这一自东向西的长征几乎跨越了整个青藏高原，当与长距离贸易相关。
穆斯塘第一期出土的金属器多见于楚克潘尼洞穴墓葬中，有两件呈燕尾形的铜片饰，起初一些学者将其对比于印度恒河流域的铜器窖藏文化（Copper Hoard Culture）诸遗址出土的人形饰（Anthropomorphic Figure），认为是受恒河流域早期铜石并用时代影响的产物[120]。但是，穆斯塘发现的这两件铜饰不仅不如恒河流域人形饰那样具有明确的人形，且属于锡青铜，所以在西蒙斯看来，其形状更像是在模仿兽皮[121]。另外，在楚克潘尼墓葬中还发现五六件铜环，未有封口，可能作为耳环使用；在楚克潘尼还发现了三件铁环，也不封口，直径5～6厘米，可能为手镯[122]。另外还有一件类似戈的铜片饰，形状较为奇特，目前还未能做出解释。从上述几件铜器来看，这一时期穆斯塘地区的青铜器面貌较特别，目前还未能有足够证据将其与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123]，究竟是本地传统还是外来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讨论（图7：7～10）。
穆斯塘第二期的金属器以米拜克63号墓的出土物为代表。这一墓葬迄今为止未有发表完整的报告。据相关介绍可知，这一墓葬出土铜器不多，仅报道有铜环饰，而纺织品和皮制品、竹木器却较多[124]。在琼嘎遗址第一期发现一件铜盆（F1048），出土于第一期墙基（W181）下的一个小浅坑中，口沿部位已经残缺，胡特尔推测其并非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埋葬的，所以F1048很可能属于房屋奠基仪式一类的遗存。类似的器物亦见于新近发现的位于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两件，亦为侈口，圜底，形体较大）。目前西藏地区考古发现的铜容器仅见于山南泽当一带发现的一件铜盆[125]，但其整体风格稍显粗壮，和穆斯塘F1048的纤细风格相去甚远。
另外于1998年8月，德国与尼泊尔考古学家对琼嘎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在属于琼嘎第一期的墙基下，发现了编号为F2006（被F1107叠压）的多人合葬坑。据发掘者描述，其中诸多器物都有中亚草原尤其是鄂尔多斯的色彩。1999年，胡特尔曾经著文讨论过F2006出土的一件铜马牌饰，据说属于扣饰一类，具有抽象的动物纹风格，他认为，“从墓葬出土物显示出的民族文化背景来看，与蒙古北部鄂尔多斯草原文化相关联的中亚模式是清楚的，琼嘎出土的鄂尔多斯牌饰不仅反映了与中亚草原的联系，同时阐明了中亚铁器时代游牧人对于同时代处于喜马拉雅北侧文化的影响”[126]。由于这一资料目前尚未公布，尚不知其中是否有其他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发现。
（五）石器
皮央格林塘墓地曾出土五件石镞，全部出土于M6，长7.4～8.7厘米，截面多为三角形或不规则四边形或圆形，除二件尖端部残断外，其余三件都可区分出尖端部和基部。类似的石镞在西藏其他考古遗址中并不多见，实际上这类器物与通常所见的石镞差别较大，其形状并非规整的三角形或者菱形，磨制不甚规则，而且比普通石镞要长，更似锥。类似的器物见于穆斯塘北部的考古遗址中。如在楚克潘尼洞穴墓葬中常发现一种特殊的石箭头[127]，如楚克潘尼南壁7号地点的居住遗址中出土两件，截面呈圆形[128]；再如楚克潘尼南壁21号地点的一处合葬洞穴墓中出土四十余件，成捆放置，这一处遗迹的年代14C测年，属于楚克潘尼期[129]；另外在楚克潘尼曾发现四件[130]。这类器物都以板岩制成，仅初磨加工，长6～8厘米，横截面多为方形、圆形，多数两头都为尖状，有的基部明显（如楚克潘尼Loc. 7出土的两件），其形状几乎和皮央·东嘎出土的别无二致。由于没有伴出器物的配合，其功能最初被认为属于箭镞，后来德国考古学家认为不排除为石锥的可能性。上述几处地点在年代上都属于穆斯塘第一期，在穆斯塘第一期之后，此类器物已消失不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类器物相对具有断代作用。当然，如果再向前追溯，在克什米尔的古克法拉遗址中也可见到类似器物[131]。很可能这种长条形、基部和尖端部区别不明显的箭镞曾经是西喜马拉雅山地早期居民重要的狩猎工具之一。
（六）竹木器
皮央·东嘎墓地出土一件竹编器PGM5：7，以三根竹片并拢构成内芯，外以竹片缠绕围裹。这件竹器虽然暂不明其用途，但却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化意义。现今整个阿里地区海拔平均4000米，即便考虑到3000年以来当地气候的波动，不会有竹子生长。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这件竹器（至少是原料）是外部输入的。在西喜马拉雅南坡，由于低海拔和纬度较低，局部地区有竹子分布[132]。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的崖洞葬中便有竹木器的发现，如在楚克潘尼南壁7号地点出土的一件竹短棍，呈扁圆形，一端削尖，长13厘米[133]；竹木器出土最丰富的地点见于米拜克63号合葬墓中，由于干燥的气候条件，竹木器和皮革类器物都保存完好，种类有编织的竹篮、竹笛、木碗等[134]，一些竹编还作为裹尸布，缠裹在身体上[135]。更晚的时期，被确定属于16世纪的米拜克49号地点的一个洞窟储藏系统中，出土了三件几近完整的竹编篮筐[136]。从上述例子可见，日常使用并以竹器随葬是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古代墓葬中的一个传统，可能来源于喜马拉雅南坡。
另外，在皮央·东嘎墓葬中出土一件据称为桦树皮袋（PGM6：6），圆筒状，残高10厘米、宽8厘米，表面有横长条形纹饰带和由折线带状纹构成的几何图案。类似的器物残块亦见于格林塘M5（PGM5：8），材质基本相同，呈带状，表面纹样和PGM6：6亦基本相同。对于上述纹样，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与编织物一起使用时压印所留，并观察到“从压印的痕迹推测，编织物可能是竹编之类的器物，压印痕迹纹饰由斜向互相交错叠压的纹饰单元构成，每个纹饰单元均有六道压痕”[137]。由于未见实物，上述器物的性质很难确定。但依据照片，笔者倾向于桦树皮制品，可能都属于容器一类，其表面的花纹恐非“压印”所致，而是有意雕刻其上的装饰纹样。类似的器物也发现于穆斯塘崖洞葬中，如早在1992年，楚克潘尼洞穴一号地点曾经采集到两片桦树皮容器的残片，其表面即雕刻有带状纹饰，其中一件经过14C年代测定，距今为2575年±19年[138]。此外，近年在故如甲木墓地亦发现不少木器，表现出与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文化的密切联系，例如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与新疆和田山普拉、尉犁营盘和民丰尼雅等遗址出土的汉晋时期器物基本一致[139]。
调查显示，现在阿里的大部分地区已没有森林，只有在该区札达、普兰和日土县的象泉河、马泉河、班公湖及狮泉河等流域的低海拔谷地有很少量的疏林，组成树种也较简单，天然林的组成树种只有班公柳和西藏白皮松[140]，绝少见到桦树；而在俗称的“小喜马拉雅”的喜马拉雅南坡的低山河谷地带则有桦树生长[141]。
从上述考察分析可见，皮央·东嘎以及穆斯塘北部可断代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的竹器、桦树皮制品很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低海拔山区，这类产品具有轻便易于携带，容易保存的特点，是典型的游牧或者半游牧族群的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金属时代西喜马拉雅居民的经济形态和活动空间。
六、族属探讨
诸多研究西藏早期历史的著作，对藏族族源问题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考古材料寄予厚望，认为通过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中一些族名的相互比勘，便可追寻到“藏族起源”。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晚期到公元第一千纪早期，西喜马拉雅山地大致分布着相似的墓葬文化，强调的是处于大致相同的时空框架内的考古遗迹，其所表现的物质文化的关联并不能代表一种“考古学文化”，更无法基于一个共同的物质文化，来寻求一个“民族共同体”。所以，本文虽无意将上述墓葬与任何一个文献记载的民族挂钩，但一些有关西藏西部早期族属的论点则值得在此辨析。
比如最近有学者注意到，现今当地的藏民将立石遗迹称为“门杜尔”、将古墓称为“门热”，故认为西藏西部的早期考古遗存的族属应为“门人（Mon）”[142]，并称为“象雄门”[143]。实际这并非新见。早在二十世纪初，弗兰克就在赞斯卡（Zanskar）一带调查时注意到，当地人将废弃的城堡称为“门人的城堡”，并认为门人是早期佛教传法者的后裔[144]，并提出拉达克的人种形成四期移民说，依次为西藏的游牧人、门人、达尔德人、藏人[145]。但上述观点乃基于当地人的口述传说，其背后的民族宗教竞争背景颇为复杂，并不可据信。对此，伯戴克（L. Petech）曾在《拉达克王国史》中早有批驳[146]。指出在拉达克，“门人”一般指地位低下的艺人和铁匠，在西藏西部，“门人”经常被用来指所有过去的“非西藏人”，拉达克人常将某些不知时代的建筑指称为“门人建筑”，其意指“以前的、古代的、外族人的建筑”。可见，“门”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宽泛的关于“他者”的代称，类似汉文献中的“胡”。没有特指，意含文化上的稀奇和鄙视[147]。从这个意义而言，上述考古遗存的族属，并不能指称为“门人遗存”，更与见于敦煌文书、被学者考订为分布于藏东横断山区或藏西的“穆”无涉。
除“门人”之外，不断有学者将上述西喜马拉雅地区非佛教考古遗存的族属归结为“达尔德人（Dard）”。如弗兰克在1914年出版的《印藏古物》一书中，就将于列城发现的墓葬归属于达尔德人[148]。1956年，杜齐又曾将于斯瓦特河谷发现的史前遗存的族属指认为达尔德人[149]；而伯戴克更指出，拉达克的原生人群应该是达尔德人[150]，认为这从当地大山和河流的名字上就可以分辨出来。而实际上在学术著作中被指称达尔德人的族群，在现今印度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吉尔吉特、拉达克、赞斯卡、克什米尔）都还有分布，其语言颇为繁杂[151]。“达尔德人”在喜马拉雅研究中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词语。克拉克（G. E. Clark）曾对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有关达尔德人的概念做过系统梳理，指出根本不存在人种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达尔德人，那不过是西方学者制造的幽灵[152]。看来，将印度西北部的考古遗存与达尔德人相联系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据文献记载，公元七世纪吐蕃兴起之前，象雄一度控制西藏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虽然文献中的象雄地域颇多歧义，但中外考古学家都倾向于把西藏西部一系列早期考古遗存归结于象雄[153]。但有关象雄的讨论多缺乏时间控制，目前并无可靠文献证据表明“象雄”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第一千纪，所以除了地域契合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将上述西喜马拉雅考古综合体归结于“象雄”（不管是族群意义上的或者国家意义上的）[154]。但这并非认定考古学对于“象雄”的研究无能为力。
最近，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遗址展开考古调查，这是无论敦煌藏文写卷还是晚期藏文史书、本教传说都认同的象雄的政治中心。从纯粹考古学角度而言，“穹隆银城”遗址在现今的西藏西部，乃至西喜马拉雅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无疑都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且遗址四周都筑有防卫城墙，包括多处石砌建筑，其军事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对自遗址浮选得到的种子的测年结果显示，年代为公元二至五世纪[155]。虽然目前的研究尚无确凿证据将这一发现归结为历史传说中描绘的象雄，但是从遗址的聚落规模来看，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这一地区已经存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政治实体是无疑的。如果再考虑到位于遗址山脚下的高等级墓葬和随葬品中大量的外来物品，一个社会复杂化程度甚高的早期国家跃然纸上。
七、结语
从大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格局而言，西喜马拉雅“是两个大陆的相交点上异乎寻常的高地，它不可避免地会在人的思想中联想到‘屏障’一词”[156]。事实上，这样的屏障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季风，使得中亚内陆成为一片干旱荒漠，也形成了中亚、南亚、东亚的自然和文化分界。但这只在宏观地理视域下成立，如果把研究地域设定在小区域内，尤其是喜马拉雅的边界地带，则需另当别论了。
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157]。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定居农业聚落一方面受到了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影响，同时也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和新石器文化存在种种联系[158]。在早期金属时代，这种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更为密切。除前述墓葬所显示的一系列证据，西喜马拉雅区域的岩画、大石遗迹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如岩画中流行的动物纹、动物回首、S纹、权杖头、面具、盾牌等[159]以及大石遗迹与中亚、西伯利亚南部、蒙古阿尔泰一带早期铁器时代巨石纪念物的关联[160]。在这一生态边缘区域所显现的文化传播，几乎横亘整个青藏高原，有时中间环节都难以寻觅。乍看不可思议，实际上则反映了喜马拉雅山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为探究考古学中文化互动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区域案例。
通过本文几处墓地的比较分析可见，西自印度西北部经阿里高原以至尼泊尔穆斯塘河谷，显示出诸多跨区域交流的迹象。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晚期至公元第一千纪早期，西喜马拉雅山地与塔里木盆地南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汉文化也经由丝绸之路南道进入西藏西部的边缘地带，并蜿蜒于西北与所谓内亚山地走廊（IAMC）接壤[161]，接触到欧亚草原地带的文化要素。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今，虽然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但上述西喜马拉雅区域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发源于西喜马拉雅的四条大河（象泉河、马泉河、狮泉河、孔雀河），向西或向南横切喜马拉雅而注入印度洋，河流穿越的一系列山口自远古时期就成为西藏与南亚、中亚的交通要道，朝圣与贸易队伍沟通东西与南北，将西藏高原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162]。高地喜马拉雅的山民每年都驱赶着山羊、牦牛，驮载着西藏的湖盐、牛羊毛，横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些山口，在长达三个月的旅程中奔波七百多公里，去交换产自尼泊尔中部低海拔区域的农产品。这种生活模式，在西喜马拉雅山地颇为常见[163]。上述将农业、畜牧人群与游牧人群联系起来的长距离贸易，交换的不仅是马匹、粮食、食盐，还有物质技术、宗教与艺术观念。西藏日土塔康巴岩画中伏腰列队前行的人物[164]，便是这一西喜马拉雅地区史前贸易者的生动写照。
长期以来，西喜马拉雅是世界早期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环，十一世纪之前的历史仅有纷杂的晚期文献追述。本文整合了这一区域已发现的早期墓葬材料，力图勾画出早期金属时代跨西喜马拉雅文化的互动景观。从中可见，来自不同方向的外部文化因素在此汇聚生成，又继续扩散，这一曾被遗忘的边缘世界亦处于欧亚早期金属时代的整体网络之中。正是基于早期金属时代的物质文明累积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才使得十一世纪西藏佛教的复兴自西藏西部发轫成为可能。
附记：本文由笔者2007年提交四川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章节修订而成，曾得到四川大学霍巍、李永宪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的指导，并获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JC201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121、12&ZD15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KG0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1JJD780006）的支持。
2015年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early burials found in western Tibe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on the early burial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n Region, by comparing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of the northwestern Nepal and northwestern India. It divides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before the 7th Century AD found in western Himalayan Region into three phases （13th to 6th centuries BC, 6th Century BC to 2nd century AD and 2nd to 6th centuries AD），summarizes the pottery types in these phases and areas, and trans-regionally compares the site selection of cemeteries, burial custom and funerary objects. It points out, with these research results, that from the late 1st millennium BC to the early 1st millennium AD, a similar burial culture existed in the western Himalayan mountainous region, clear cultural elements are seen in eastern Tibet and Tarim Basin,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long-distance trans-Himalayan trade over tim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on the ethnic groups of thes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believes that they belong neither to “Mon” nor to “Dard”, they are most probably “Zhang Zhung”.
注释
[1]王小甫：《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G. Samuel,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and Early Tibet, New Horizons in Bon Studies （edited by S. G. Karmay），N. Yasuhiko,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0, pp. 651-670.
[2]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M. Aldenderfer, Defining Zhangzhung ethnicity: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far western Tibet, Western Tibet and the Western Himalayas: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rt and Archaeology （edited by A. Heller and G. Orofino），Leiden: Brill, 2006, pp. 1-21.
[3]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上）》第147～15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5]西藏考古中早期金属时代概念的提出，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9年第9期。童先生认为，受出土资料的限制，目前不能在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青铜时代，暂时只能概括地称为早期金属时代，年代包括公元前第一千纪至公元七世纪。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目前依然有效。
[6]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2～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7]这一墓地的材料尚未公布，该墓地出土的器物曾发表于甲央、王明星：《宝藏》（第一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
[8]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9]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M. Aldenderfer & H. Moyes, Excavations at Dindun, a PreBuddhist Village Site in Far Western Tibet；霍巍、李永宪：《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7～6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嗄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11]霍巍：《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附论唐初经吐蕃通印度之西北道》，《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2]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3]霍巍、李永宪：《揭开古老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象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国西藏》2005年第1期。
[14]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l-12.
[15]A. Simons, Trial Excavation of a Cave System in Muktinath Valley: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f the High Mountain Region of Mustang District （West Nepal），Ancient Nepal, No. 130-133, 1992/1993, pp. 1-19.
[16]基本情况的介绍参见J. L. Sharma,A Brief Note on the Seminar on High Mountain Archaeology of Nepal,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p. 9-15; K. M. Shrestha,A few Words about Study on High Mountain Archaeology,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p. 1-7; N. Mishra,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High Mountains of Mustang District: An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p. 147-150.
[17]A. Simons, Trial Excavation of a Cave System in Muktinath Valley Prelinunary: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f the High Mountain Region of Mustang District （West Nepal），Ancient Nepal, No, 130-133, 1992/1993, pp.1-19; A. Simons, et.al,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1992 campaign of the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Prebistory, University of Cologne, Ancient Nepal, No. 136,1994, pp. 51-75; 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cave systems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p. 93-129, A. Simons,et. al,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p. 65-84.
[18]H-G. Hüttel, Archäologische Siedlungs forschung im Hohen Himalaja: Die Ausgrabungen der KAVA im Muktinath-Tal/Nepal 1991-1992,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4, 1994, pp. 47-147; H-G. Huttel, Archäologische Siedlungsforschung im Hohen Himalaja: Die Ausgrabungen der KAVA im Muktinath-Tal/Nepal 1994-1995, Beiträge zur Allgemernen zc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7, 1997, pp, 7-64; H-G. Huttel, Excavations at Khingar Mound 1991: Nepal-German Project on High Mountain Archaeology, Ancient Nepal, No. 134, 1994, pp.1-17.
[19]M. Finkel, Nepal’s Sky Caves, National Geographic, Vol. 222: 4, 2013, pp. 114-133.
[20]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 1-12.
[21]A. Simons, Das Kollektivgrab Mebrak 63 im Mustang-Distrikt, Nepalesian, Eurasia Antiqua., 1996: 2, pp. 383-395.
[22]Alt. K, et. al, Climbing into the Past-First Himalayan Mummies Discovered in Nepa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0, 2003, pp. 1529-1535.
[23]A. von den Driesch, H. Manhart, B. Schmitt, Archaozo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iedlung von Khyinga-Khalun, Distrikt Mustang] Nepal,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tr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20, 2000, pp. 45-108.
[24]M. Finkel, Sky Caves in Nepal, National Geography; Vol. 222: 4, 2013, pp. 114-133.
[25]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p. 71-74.
[26]这里所描述的金器和穆斯塘琼嘎遗址F2006出土的喇叭形金耳栓十分类似，参见H-G. Huttel,Unter Götterthronen-Archäologie im Hohen Himalaja （Nepal），Archäologie, Ezpzditionen in Vergessene Welten: 25 Jahre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Amerika, Afrika und Asien （edited by Komrrussion fur 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Aachen: Lin-den Soft, 2004, pp. 151-177。而此类金耳饰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Kherai墓地也发现3件，参见G. Stacul, Notes on the discovery of a Necropolis near Kherai in the Gorband Valley （Swat, West-Pakistan），East and West, Vol. 16, 1966, pp. 261-274, Fig.6.
[27]A. K. Singh, Cist Burials in Kinnaur, Western Himalayas:A Prelinunary Report on Recent Discove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3:2, 1999, pp. 249-258.
[28]V. Nautiyal, R. C. Bhatt, et. al, Lippa and Kanam; Trans-Himalayan Cist Burial Culture and Pyrotechnology in Kin-naur, Himachal Pradesh, India, Antiquity, Vol. 88:339, 2014.
[29]D. P. Agrawal. et. al, Cist Burials of Kumanun Himalyas, Antiquity, Vol. 69, 1995, pp. 550-554; D. P. Agrawal et. al, Archaeology of Kumau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an and Enviroment, Vol. 16, pp. 59-63; D. P. Agrawal and J. Kharakwal, Kumaun: Archaeology and Tradition, Almora: Almora Book Depot, 1995.
[30]K. P. Nautiyal, et. al, Emergence of Early Culture in Garhwal Central Himalaya, Srinagar: Garhwal University, 1991; R. C. Bhatt, K. P. Nautiyal, Trans Himalayan Burials vis-a-vis Malari: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 11-12:95-101, K. P. Nautiyal, B. M. Khanduri, New Cultural Dimension in the Central Himalayan Region of Uttarakhand: An Archaeological Assessment, Annali （Istituto Univeritario Orientale），Vol. 46, pp. 77-100.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2]V. Tripathi, The Age of Iron in South Asia: Legacy and Traditions,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1.
[33]今村启尔著，彭南林译：《滇西的剑》，《民族考古译文集》（第一辑），云南省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年，第100～106页。
[34]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35]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9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36]A. Simons, et. al, Cave Systems and Terrace Settlements in Mustang, Nepal: Settlement Periods from Prehistoric Times up to the Present Day, Beiträge zur AI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8, 1998, pp. 27-47; H-G. Htittel and I. Paap, On the Chronology and Periodization of Khyinga Settlement Mound,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8, 1998, pp. 5-26.
[37]但胡特尔对于这一分期提出批评，认为是一种混合的分期编年。考虑到楚克潘尼以及米拜克遗址的特殊性（没有如琼嘎那样丰富的厚达几米的地层堆积），笔者认为西蒙斯的分期方案在讨论区域性的编年时是可以接受的，而胡特尔的分期则是对单个聚落过程的考察。
[38]胡特尔确定的琼嘎第一期年代的上限原为公元前1世纪，后因为新材料调整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参见I. Paap, Die Keremik von Khinga, Mustang District, Nepal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Bonn, 2002. p. 7.
[39]H-G. Hüttel, Eine Ordos-Bronze aus dem nordlichen Himalaja, C. Becker （ed.），Historia animalium ex ossibus: Beiträge zur Palaoanatomie, Archäologie,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der Tieredzin. Geburtstag: Rahden/Westf, 1999, pp. 201-209.
[40]H-G. Hüttel, Zwei Licchavi-Fundmunzen von Khyinga/Sudmustang, Beittrag zum Mananka-Problem,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7, 1997, pp. 65-86.
[41]D. P. Agrawal. et. al, Cist Burials of Kumaun Himalayas, Antiquity, Vol. 69, 1995, pp. 550-554.
[42]Y. S. Farswan and V. Nautiyal,lnvestigation of Phosphorus Enrichment in Burial Soil of Kumaun, MidCentral Himalaya, Indi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24, 1997, pp. 251-258.
[43]R. C. Bhatt, K. P. Nautiyal, Trans Himalayan Burials vis;a-vis Malari: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 11-12, 1988, pp. 95-101.
[44]G. Jade, Hongliang Lu et. al, Moving Agriculture on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July, 2013.
[45]K-H. Konrzer, 3000 Years of Agriculture in a Valley of the High Himalayas,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oany, Vol. 9: 4, 2000, pp. 219-222.
[46]有关穆斯塘台地居址遗址与洞穴墓葬之间关系的分析，参见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ave Systems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p. 90-110, Fig.15-16.
[47]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48]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巴桑旺堆：《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藏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9]大型积石冢虽然在西藏较为少见，但在西藏周边的欧亚草原地区并非孤例，如新疆曾发现若干这样的大型积石冢，如青河县三道海子、吉木萨尔大龙口、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裕勒都斯、阿耳夏特等地。参见林梅村：《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人》，《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85～96页，三联书店，2000年；《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大石冢》，《欧亚学刊》（第三辑）第101～115页，中华书局，2002年。
[50]L. T. Yablonsky, The Mat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pp. 201-240.
[51]伯恩斯坦著，黄振华译：《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第132～140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52]陈戈：《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200l年第5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M. Wagner et. al, Radiocarbon-dated 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 C. Mounted Pastoralists in the Kunlun Mountain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8: 38, 2011, pp. 15733-15738.
[54]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2辑）第1～35页，中华书局，2000年。
[55]霍巍、李永宪：《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第271～286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年。
[56]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 64.
[57]木器雕刻动物纹样在洋海墓地、尼雅墓地都可见到。尼雅墓地的一件木雕板饰，表面以几何纹刻画围栏，上方刻画的是人牵大象。大象背部附有骑乘所用的鞍垫，显示出其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关系。穆斯塘木雕的发现或可反映出塔里木盆地与南亚次大陆文化联系的一个环节。
[5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1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
[5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999年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6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61]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late XV.
[62]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47～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63]霍巍：《西藏古代慕葬制度史》第3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64]李锦山：《论宗日的火葬墓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2年第11期。
[65]A. H. 丹尼、V. M. 马松：《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306～3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66]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
[67]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68]M. Finkel, Sky Caves in Nepal, National Geography, Vol. 222: 4, 2013, pp. 114-133.
[69]R. C. Bhatt, K. P. Nautiyal, Trans Himalayan Burials vis-a-vis Malari: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i.ii-i2: 95-101.
[70]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第375～433页。
[7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72]S. P. Dabral, Uttarakhand ka Itihas: Katyuri Yuga Taka, Dogadda: Veergatha Prakashan, Garhwal, 1968. 转引自D. P. Agrawal. et. al, Cist burials of the Kumaun Himalayas, Antiquity, Vol. 69, No. 264, 1995, pp. 550-554.
[73]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 7; 2.
[74]H-G. Huttel, Unter Götterthronen-Archäologie im Hohen Himalaja （Nepal），Archäologie, Expeditionen, in Vergessene Welten: 25 Jahre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Amerika, Afrika und Asien （edited by Kommission fur 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Aachen:Linden Soft, 2004, pp. 151-177.
[75]B. Allchin and R.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8.
[7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77]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续）》，《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78]克瓦尔乃著，褚俊杰译：《本教及其丧葬仪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2期。
[79]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8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81]姚军对这批陶器曾做过类型划分，参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82]许君魁、张建林：《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83]D. Tiwari曾发表三件，参见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1-12. Plate. No. 1:A.
[84]H-G. Hüttel, Unter Götterthronen-Archäologie im Hohen Himalaja （Nepal），Expeditionen in Vergessene Welten: 25 Jahre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Amerika, Afrika und Asien, Aachen: Linden Soft, 2004, pp. 151-177.
[85]I. Paap, The Pottery of Khyinga-Khalun, Mustang District, Nepal, in South Asia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 Archaeologists, Aachen: Forschugen zur Archäologie, 2005, pp. 271-276.
[86]A. Simons, et. al,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1992 Campaign of the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Cologne,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p. 51-75, Fig4.
[87]帕普指出西藏泽当出土的一件鎏金铜钵上的纹饰与Khyinga一期长颈圜底罐上的纹饰有类似之处，如都是空白条带间隔，纹饰带都呈交叉线状纹。由于这件铜器属于采集品，目前也缺乏可比较的器物，年代难以判断，且铜器与陶器装饰技法差异太大，可备一说。有关泽当铜钵的资料，参见更堆：《西藏文管会藏吐蕃时期鎏金铜钵》，《文物》1985年第11期，第81页。
[88]A. Simons, Cave Systems and Terrace Settlements in Mustang,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togie 18, 1998, p35.
[89]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71.
[90]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lateXXVIII:a.
[91]A. K. Singh, Cist Burials in Kinnaur, Western Himalayas: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Recent Discoove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3:2, 1999, pp. 249-258.
[9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年。
[93]在库蒙喜马拉雅地区的马拉日等地的石棺葬出土的陶器中也有一些圜底器，以红褐陶为主，一些陶器带器耳，并刻划几何装饰纹样，有少量黑彩红陶，其年代定在公元前五至前一世纪。参见D. P. Agrawal. et. al, Cist Burialof Kumanun Himalyas, Autiqztity, Vol. 69, 1955, pp. 550-554.
[9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9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96]新疆自治区博物馆、阿克苏文管所、温宿县文化馆：《温宿县包孜东墓葬群的调查和发掘》，《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
[9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9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所、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
[99]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2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0]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 72.
[101]穆舜英、祁小山：《新疆彩陶》，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2]帕普还列举了一件贡觉香贝遗址出土的陶器（即M2：4），认为其腹部刻划波折纹、器体饰有朱红色彩绘的作风与琼嘎第一期的长颈罐的装饰有类似之处。与其说贡觉香贝的这件陶器与西藏西部乃至穆斯塘相关，倒不如说其属于岷江上游至藏东的石棺葬传统，I.Paap, Die Keremik von Khinga, Mustang District, Nepal, Bonn, 2002, p. 105. 参见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103]I. Paap, Die Keremik von Khinga,Mustang District, Nepal, Bonn,2002.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pp. 103-107.
[104]A.H.丹尼：《后印度河文明时期巴基斯坦的畜牧—农业部落》，A. H.丹尼、V. A. 马松：《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299～31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A. H. 丹尼著，刘丽敏译：《历史之城——塔克西拉》第59～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艺术》第194～199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105]B. Allichin and R. Alli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37-241.
[106]D. P. Agrawal. et. al, Cist Burial of Kumaun Himalayas, Antiquity, Vol. 69, 1995, pp. 550-554.
[107]G. Stacul,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wat, Pakistan （c.3000-1400 BC），Rome: IsMEO, 1987; C. S. Antonini, G. Stacul, The Proto-histaric Graveyards of Swat （Pakistan），Rome: IsMEO, 1972.
[108]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
[109]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0]M. Finkel, Sky Caves in Nepal, National Geography, Vol. 222:4, 2012, pp. 114-133.
[111]R-C. Bhatt, K. P-Nautiyal, Trans Himalayan Burials vis-a-vis Malari: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 11-12:95-101.
[112]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于志勇：《新疆昭苏西突厥黄金宝藏》，《文物天地》2000年第2期；《白山器饰宝藏——新疆昭苏黄金遗宝》，《吐鲁番学研究》2000年第2期；王炳华：《新疆波马金银器》，《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邓丽、毕德广：《新疆波马墓葬年代族属再探讨》，《文物春秋》2011年第1期；C. B. 阿尔金：《关于北天山古代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划分问题》，《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113]霍巍：《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附论唐初经吐蕃通印度之西北道》，《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4]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
[115]美国学者John Bellzee见告，故如甲木墓地出土人骨的14C测年结果为公元三至四世纪（Beta-293246，310CE±30）。此年代和金书波书中披露的测年结果一致，参见金书波：《从象雄走来》第81～9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6]仝涛：《阿里象雄考古新收获：2012年故如甲木墓地发掘》，《西藏日报》2013年8月7日3版。
[117]V. Tripathi, The Age of Iron in South Asia: Legacy and Traditions,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1.
[118]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9]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37～44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0]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 1-12.
[121]A. Simons, Trial Excavation of a Cave System in Muktinath Valley-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f the High Mountain Region of Mustang District （West Nepal），Ancient Nepal, No. 130-133, 1993, pp. 1-19.
[122]A. Simons, et. 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 72, Fig. 3:2-4.
[123]据动物考古学家鉴定，楚克潘尼崖洞葬中出土的海贝类产品确凿无疑来自印度洋。
[124]A. Simons, et. 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Vol. 140, 1998, pp. 65-84.
[125]更堆：《西藏文管会藏吐蕃时期鎏金铜钵》，《文物》1985年第11期。
[126]H-G. Huttel, Eine Ordos-Bronze aus dem nordlichen Nepal-Himalaja, Historia animalium, ex ossibuts: Beitragäe zur Paläoanatomie, Archälogie, Agyptologie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der Tiermedinzin, Fesichrift für Angela von den Driesch zum 65, （Geburtstag Interantionale Archalogie, Studia Honorarin 8）. Rahden-Westf: Leidorf, 1999, pp. 201-209.
[127]在楚克潘尼第一次发掘中，尼泊尔考古学家早已在洞穴墓葬中发现了此类器物9件，并认为其可能属于箭镞，参见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 1-12. Plate. No. 6:A.
[128]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ave Systems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 95, Fig, 2:3-4.
[129]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ave Systems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 101, Fig.7.
[130]A. Simons, et. 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 66, Fig. 1:1-4.
[131]A. K.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 96, Plate. LIX.
[132]C. Stapleton, The Bamboos of Nepal and Bhutan Part I, Edinburgh Journal of Botany, Vol. 51（1），1994, pp. 1-32.
[133]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ave Systems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 95, Fig. 2.5.
[134]A, Simons, et. 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75, Plate. 6.
[135]A. Simons, Das Kollektivgrab Mebrak 63 im Mustang-Distrikt, Nepal, Eurasia Antiqua 2 （1996），pp. 383-395, Alt. K, et. al, Climbing into the Past-First Himalayan Mummies Discovered in Nepa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0, 2003, pp. 1529-1535. 参见库特. W. 阿尔特著，吕红亮译：《攀登过去：喜马拉雅山的第一具干尸的考古发现》，《藏学学刊》（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6]A. Simons, et. al,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of Mustang: First Results of the 199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Cave System and Connected Ruined Sites, Ancient Nepal, No. 137, 1994, p. 105, Fig. 11.
[137]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138]A, Simons, et. al,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1992 Campaign of the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Prehistory, University of Cologne, Ancient Nepal, No. 136, 1994, p. 53 and Fig.8.
[139]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窿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4版。
[140]邓坤枚：《西藏阿里地区的林业资源及其发展方向探讨》，《自然资源学报》第17卷第2期，2002年；青海省生物研究所：《西藏阿里动植物资源考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79年。
[141]D. Zobel, S. Singh, Himalayan Forests and Ecological Generalizations, Bioscience, Vol. 47:11, 1997, pp. 735-745.
[142]J. V. Bellezza,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Tibet: 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High Plateau,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2001, pp. 40-42.
[143]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次旺：《藏北高原“门”古代墓葬遗存初探》，《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
[144]A. 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London, 1907, p. 1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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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L.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c. 950-1842 AD. Serie Oriental Roma, 51.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147]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四册，1994年，第989～1027页。
[148]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Part 1: Personal Narrative,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p. 71-74.
[149]G. Tucci, On Swat: The Dards and Connec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Vol. 27:1-2, 1977, pp. 9-103. G. 杜齐著，耿昇译：《西藏宗教之旅》第36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150]L.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c. 950-1842 AD. Serie Oriental Roma, 51.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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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顿珠拉杰：《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西藏本教简史》第2～1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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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Xu Chaolong, The Cultural Links over the Himalaya Range in Prehistoric Period, Orient 27, 1991, pp. 12-35,
[159]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160]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地区立石遗迹初论》，《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
[161]M. D. Frachetti, The Multi-Regional Emergence of Mobile Pastoralism and the Growth of Non-Uniform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cross Eur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3:1:2012, pp. 2-38.
[162]C. Singh, Between Two Worlds: The Trader-Pastoralists of Kinnaur, Mobile and Marginalized Peopl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st, New Delhi: Manohar, 2004, pp. 35-64.
[163]F. Fisher, Trans-Himalayan Trader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Nep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Christopher von Furer-Haimendorf, Himalayan Traders: Life in Highland Nepal, London: John Murray, 1975.
[164]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