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临潭磨沟墓地人骨的牙齿健康状况
甘肃临潭磨沟墓地人骨的牙齿健康状况
赵永生1 曾雯1 毛瑞林2 朱泓3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磨沟墓地位于甘肃省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北约100m、靠近洮河的台地上，海拔2000多m。墓地东西宽约50m、南北长约150m，面积近8000m2。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对其进行发掘。截至2011年7月，发掘墓葬1500多座，其中绝大部分为齐家文化墓葬，少部分为寺洼文化墓葬。墓葬呈东北至西南向排列，可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两类，以竖穴偏室墓居多，随葬品多为陶器，工具相对较少，人骨处多有骨、石、铜质装饰品等。磨沟墓地是现今发掘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墓地，为齐家文化及其埋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同时也为探索寺洼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磨沟墓地于2008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年代为4000a B. P. 左右。[1]
甘肃地区虽然出土人骨材料较为丰富，但针对该地区出土人骨材料的口腔健康状况研究却很少，迄今为止较为系统的是尉苗等对甘肃礼县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饮食与口腔健康的研究。他们通过对牙齿磨耗、龋病、生前牙齿脱落、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等指标的观察与分析，探讨了西山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口腔健康。[2]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出土人骨保存情况较好，笔者于2011年5月至8月对磨沟墓地的人骨进行了性别、年龄鉴定，并对出土人骨的牙病情况做了观察，希望揭示磨沟古代居民的口腔健康状况，探究年龄、性别、牙位和牙齿磨耗等因素对常见牙齿疾病的影响。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文所采用的材料为出自磨沟齐家文化时期墓地的262例人骨标本，牙齿总数为5437枚，其中恒齿5122枚，乳齿315枚。选择材料时颌骨必须与头骨相匹配，牙齿必须附着在齿槽窝内，死后脱落的牙齿必须准确复位，否则不记入观察项目中。个体的性别和年龄的鉴定主要依据吴汝康先生等、[3]邵象清先生[4]和朱泓先生[5]在有关论著中提出的鉴定标准。牙齿标本所属个体的年龄参照《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中的标准分为三个组：青年组（20岁及以下）、中年组（21～40岁）、老年组（41岁及以上），并区分个体的性别（表1）。
1.2 观察项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观察项目包括龋病、根尖周病、牙周病以及牙结石，这些项目在牙齿本身或齿槽骨上有所表现，能在历经几千年埋藏的考古标本上保留下来。除此之外，笔者还对磨沟组古代居民牙齿中出现的融合牙、错位牙、额外牙、先天性缺失牙以及钉形牙等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
1.3 龋病分级、根尖周病、牙周病和牙结石的判断标准
龋病的诊断标准按龋患的发生部位将其分为面龋（包括窝沟龋）、近中邻面龋、远中邻面龋、颊（唇）面龋和舌面龋；关于龋坏程度则参照《牙体牙髓病学》分为浅龋、中龋、深龋和残存齿。
对于古代人骨标本而言，根尖周病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根尖区牙槽骨的吸收，其他表现形式还有存在瘘道、根尖骨质肿大且呈不规则、根尖周囊肿伴反应性骨质增生和根尖区潜底性吸收等症状。本文在对根尖周病的判断上综合考量各个症状，以牙槽骨的吸收为主要判断标准，牙槽骨吸收超过3mm者划入此病。
本次研究中牙周病的判断参照毛燮均等1959年研究安阳殷墟人骨牙周病的诊断标准，[6]以牙槽骨的明显病变为标准，将牙槽骨吸收达牙根的1/2者视为此病，其他牙槽骨吸收程度较轻者概未计入。因牙周病而缺失的牙齿未计入牙周病统计。
黄婉容在《口腔内科临床手册》中按照牙结石沉积于牙面的范围分为三级，[7]本文中参照其标准且结合古代人骨材料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对牙结石进行分级，只记录存在与否，牙结石超过牙面1/3者即为存在。
表1 牙齿标本所属个体的年龄及性别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age and sex
续表
1.4 数据及分析
为了增加数据的准确性及可信性，本文将处于乳恒交替阶段的标本进行独立讨论。
除去乳恒交替阶段的39例标本，共有223例个体，包括4893枚恒齿。牙病的发病情况主要使用个体出现率和牙齿出现率来描述。文中涉及的统计学处理采用的是两样本率比较的四格表X2检验。
例如：个体患龋率：指在调查期间某一人群中患龋病的频率。计算公式为：
个体患龋率＝患龋病人数/受检人数×100%
牙齿患龋率：指患龋的牙齿数占总牙齿数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牙齿患龋率＝患龋牙齿数/受检牙齿数×100%
本文不仅探讨性别和年龄对牙病疾病的影响，还分析牙齿磨耗对牙病的影响，对于牙齿磨耗观察分级采用美国学者Smith制定的8级标准。[8]
2 观察结果
2.1 龋病
龋病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牙体硬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病。[4]对磨沟墓地出土的223例个体颌骨上4893枚牙齿的观察统计表明，出现龋病的个体为102例，龋病罹患率为45.74%；患齿共298枚（上颌143枚，下颌155枚），罹患率为6.09%，龋均DMFT为2.92（298/102），有典型标本（图5）。由于上、下颌骨上已经脱落的牙齿与龋病的关系很难判断，笔者推测该墓地古代居民的实际患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从龋齿的上下颌分布来看，上颌龋齿数（143枚）占上颌总牙数的6.33%，下颌龋齿数（155枚）占下颌总牙数的5.88%，可见上下颌牙齿的龋病发病率相差不大。
从龋病的发病部位来看，以颌面龋为最多，其次为远中邻面龋、近中邻面龋、颊面龋、舌面龋。若将近远中邻面统一为邻面，则以邻面居首（占47.21%），颌面次之（占32.61%），再次为颊面（占18.63%），最后为舌面（占1.55%）。这一结果与甘肃礼县西山人群、[2]河南下王岗新石器时代的人群、[9]河南安阳殷代人群[6]以及辽宁北票喇嘛洞人群[10]以邻面龋居多的结果相接近，但与现代人的以咬合面龋为多数略有区别[11]。王巍等认为古代居民的食物粗糙，其牙齿颌面磨耗较快，颌面点隙迅速消失，产生龋病的概率减少，而另一方面严重的颌面磨耗破坏了牙齿之间的邻接关系，牙缝间容易嵌塞食物、滋生细菌，同样加大了邻面龋的发病率。[12]
参照《牙体牙髓病学》对龋齿的分级标准，[13]中龋最多（占53.02%），其次为深龋（占18.46%），再次为浅龋（占14.76%），残存齿根的龋齿最少（占13.76%）。［除了颌面龋，近中邻面、远中邻面、颊（唇）面、舌面龋皆是多发生于靠近牙骨质处的颈部龋，其往上破坏了牙釉质，往下破坏了牙骨质、牙本质等。如有牙齿几面都有龋，则被重复计数。］
分析不同级别的龋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图1），可以看出，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女性患龋的牙数多于男性，尤其在中年期表现得最为明显；青年期对于男女两性皆是患龋率最低的阶段，中年期是女性患龋率最高的阶段，对于男性则是老年期最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皆是中龋最多，其次是深龋。
2.2 牙周病
牙周病是牙齿支持组织破坏的疾病，是牙周炎症持续发展的结果，表现为牙龈的退缩及齿槽骨的吸收。在本文所采用的223例中，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个体数为35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16例，磨沟组古代居民个体罹患牙周病率为15.70%。分析柱状图（图2）可直观地看出磨沟组古代居民的牙周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可见青年个体中并没有牙周病病例，男性患牙周病的个体数略多于女性，男女两性皆是老年期的发病率高于中年期，尤其是女性表现得较为明显。磨沟组古代居民患有牙周病的牙数为197枚，占总观察牙数的4.03%；上颌牙齿罹患牙周病的牙数为67枚，占上颌总牙数的2.97%；下颌牙齿为130枚，占总观察牙数的4.94%，下颌牙齿牙周病的出现率高于上颌牙齿，有典型标本（图5）。
图1 龋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dental caries in different age and sex
图2 牙周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periodontal disease in different age and sex
磨沟组古代居民牙齿的牙周病罹患率在迄今发表的古代人骨标本中是最低的，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主要与判断标准较高有关，笔者将牙槽骨吸收达牙根的1/2者视为此病。在古代人骨标本上，牙周病最显著的表现为齿槽骨的吸收，这必然造成牙齿的脱落，由此笔者推测磨沟组古代居民牙周病的情况应更为严重。
图3 牙结石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dental calculus in different age and sex
2.3 牙结石
牙结石又称牙石，它是由食物残渣、坏死脱落的口腔上皮细胞及唾液中的矿物质钙化后附着在牙齿表面而形成的，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矿化的菌斑和其他沉积物的总称。[13]在磨沟墓地发掘出的223例个体中，共发现40例个体出现牙结石，个体出现率为17.94%，从牙结石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情况（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青年期是牙结石出现率最低的阶段，中年期则是出现率最高的阶段，在牙结石的个体出现率上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罹患牙结石的牙数为181枚，牙结石出现率为3.70%；上颌牙齿中共发现52枚牙齿出现牙结石，占上颌总牙数的2.30%，下颌牙齿中出现了129枚牙齿，占下颌总牙数的4.90%，下颌牙齿牙结石的出现率高于上颌；牙结石在下颌门齿中出现最多，第三臼齿出现最少，有典型标本（图5）。
图4 根尖周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periapical disease in different age and sex
2.4 根尖周病
根尖周病是指发生于根尖周围组织的炎症性疾病，多为牙髓病的继发病，主要是由根管内的感染通过根尖孔作用于根尖周组织引发的。[13]根尖周病在古代人骨标本中主要表现为牙齿根尖处齿槽骨的炎症样变，最明显的为穿孔。磨沟组古代居民中共发现50例个体出现根尖周病，个体出现率为22.42%，有典型标本（图5）。由根尖周病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来看（图4），女性根尖周病的个体出现率在各个年龄段皆高于男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根尖周病皆是老年期出现率最高，中年期其次，青年期最低。罹患根尖周病的牙数为63枚（上颌26枚，下颌37枚），出现率为牙齿的1.29%。不得不指出，在出现根尖周病的个体中，不仅包括牙齿存在于齿槽中且出现根尖周病的个体，而且包括牙齿虽然脱落但其齿槽骨上明显存在根尖周病迹象的个体。
图5 牙齿疾病
Fig.5 Dental diseases
2.5 额外牙和先天性缺失牙
超过正常数目而形成的牙齿叫作额外牙，这是牙齿发育在数目上的一种异常。如果这种牙与邻牙非常相似，也可称为多生牙。额外牙可以正常萌出，埋伏阻生，牙体倒置，呈异位或不正常的途径萌出。这类牙可以引起种种并发症，如引起邻牙拥挤，延期萌出，间隙、扭转、囊肿损害和吸收。据国外文献报道，额外牙的发生率儿童为0.3%～3.8%，且存在明显种族差异。额外牙多出现在门齿区，其次是前臼齿区和臼齿区，犬齿区非常少见。额外牙发生的原因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有人认为是一种返祖的现象。[14]在磨沟墓地出土的标本中，我们共发现三例额外牙，分别位于：M1299左侧上颌第二前臼齿及第一臼齿之间的颊侧，M1464右侧上颌第二臼齿和第三臼齿之间的颊侧，M1405R1左侧上颌骨靠近腭中缝处（图6）。三颗牙齿皆呈圆锥形，占总牙数的0.06%。古代居民中额外牙的出现率都很低，补蔚萍报道的陕西西安地区84例古代居民中仅有1例额外牙的标本，占总人数的1.19%，[15]与磨沟墓地古代居民中1.15%的出现率接近；原海兵报道的殷墟大司空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古代居民中也有4例额外牙的标本；[16]张振标报道的大同地区北魏时期古代居民中仅有1例额外牙的标本。[17]
先天性缺失牙是指未发生的牙齿，这里不包括第三臼齿的缺失。根据国外研究报告，先天性缺失牙占欧洲人的6.00%。缺牙部位主要集中在下颌第二前臼齿，其次为上颌侧门齿。先天性缺失牙病因并不十分清楚，与遗传、疾病和发育异常等原因有较大的关系。[18]磨沟墓地古代居民中共发现8例标本出现先天性缺失牙现象，个体出现率为3.59%。牙齿的先天性缺失主要集中在第三臼齿，除去第三臼齿外的其他牙齿先天性缺失的比例都很低。补蔚萍报道的陕西西安地区84例古代居民中有2例先天性缺失牙的标本，占总人数的2.38%；[15]韩迎星报道的秦始皇帝陵区的113例古代居民中有3例先天性缺失牙的标本，占总人数的2.65%；[19]原海兵报道的殷墟大司空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古代居民中仅有1例先天性缺失牙的标本；[16]张振标报道的大同地区北魏时期古代居民中仅有1例先天性缺失牙的标本。[17]由此来看，无论是磨沟居民还是其他地区古代居民，先天性缺失牙的出现率都很低。
图6 牙齿发育异常
Fig.6 Abnormalities of tooth development
2.6 错位牙
在磨沟墓地出土的标本中我们还观察到7例标本出现牙齿的错位生长（除第三臼齿），个体出现率为3.14%，错位牙共有10枚，占总观察牙数的0.20%（图6）。牙齿的错位生长是牙齿错颌畸形的重要表现，张璇报道的半坡遗址的76例古代居民中有5例牙齿错位的标本，占总人数的6.58%，[20]略高于磨沟墓地古代居民错位牙的出现比例；原海兵报道的殷墟大司空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古代居民中也存在3例牙齿错位的标本。[16]
2.7 融合牙
融合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正常牙的牙釉质及牙本质相互融合，其形成因素除牙齿发育受压力影响外，还有遗传倾向。[21]牙齿融合是牙齿数发育不全的一种表现，常见的有齿冠融合、齿根融合或者齿冠与齿根同时融合。[17]在磨沟墓地古代居民中我们发现了1例个体出现融合牙，即M1268R1右侧下颌第一和第二门齿的齿冠以及齿根皆融合，占总观察牙数的0.02%（图6）。张振标报道的大同地区北魏时期古代居民中也有1例成年个体的左侧侧门齿与左犬齿融合，齿冠呈巨齿。[17]
2.8 钉形牙
钉形牙是牙齿退化的现象，多见于第三臼齿和上颌侧门齿，对于第三臼齿来说，颊舌径小于7mm并丧失正常的臼齿外观特征（通常咬合面仅存在两个以下牙尖，齿根为单根，牙齿外观呈细柱形），称之为钉形牙。[22]在磨沟墓地古代居民中我们共发现3例标本出现钉形化牙齿，其中M1354R2和M1396的左侧上颌第二门齿钉形化（图6），M1379R2则是左侧上颌M3。钉形牙占总牙数的0.06%。原海兵报道的殷墟大司空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古代居民中有6例钉形牙的标本；[16]魏东等报道的鹤壁刘庄遗址也发现有1例个体出现第三臼齿钉形化的现象。[23]
2.9 乳恒交替阶段标本的牙病情况
笔者共观察乳恒交替阶段个体39例，总牙数为544枚，其中恒齿229枚、乳齿315枚，除此之外还有313枚正在萌出的恒齿。在恒齿中，笔者观察到M1318R1的下颌门齿出现牙结石；M1391R1的左侧下颌中门齿先天性缺失。在乳齿中共发现14枚牙齿出现龋病，牙齿患龋率为4.44%；这14枚牙齿分属于8例个体，个体出现率为20.51%；磨沟组乳齿龋病发病最多的位置为邻面（占52.94%），其次为颊面（占29.41%），再次为面（占17.65%），并没有发现舌面龋，这与恒齿中面龋发病率高于颊面龋略有区别；乳第二臼齿出现龋病最多为7枚，其次为乳第一臼齿为6枚，乳犬齿出现1枚龋齿，并没有发现乳门齿的龋病，这种现象与现代人乳齿龋病情况基本相似。[13]
3 比较与讨论
3.1 性别与牙病罹患率的关系
本文中所采用的材料中，男性个体81例，牙数1898枚；女性个体112例，牙数2372枚；性别不明的个体30例，牙数623枚。磨沟组古代居民共有龋齿346枚，可准确判断所属个体性别的有294枚，男性86枚、女性208枚，男女两性的罹患率分别为4.53%和8.77%。
共观察到患牙周病牙数197枚，都可准确判断所属个体性别，男性115枚、女性82枚，男女两性的罹患率分别为6.06%和3.46%。磨沟组古代居民中出现牙结石的牙数为181枚，可准确判断所属个体性别的有179枚，男性127枚、女性52枚，男女两性的罹患率分别为6.69%和2.19%。共发现罹患根尖周病的牙数为63枚，都可准确判断所属个体性别，男性19枚、女性44枚，男女两性的罹患率分别为1.00%和1.85%。这里对两性牙病罹患率进行了比较（表2）。
表2 磨沟组牙病罹患率的性别比较
Tab.2 Gender comparison of dental diseases
注：*性别间差异显著P<0.05，** 性别间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从两性的比较情况来看（表2），磨沟组古代居民中龋病的罹患率女性（8.77%）高于男性（4.53%），差异性显著（P<0.01），表明磨沟组古代居民龋病的罹患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一观察结果与刘玉成报道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墓地、[24]张全超报道的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0]以及李瑞玉等报道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9]等研究成果相左，与毛燮均等报道的安阳殷代人群的结果一致[6]，而且与大多数现代人的报告相一致。[13,25]同处于甘肃地区的西山遗址中男性居民龋病的罹患率为9.84%，女性居民龋病的罹患率为12.44%，亦是女性高于男性。[2]迄今人们广泛接受致龋的四联因素理论认为：细菌、食物、宿主和时间是形成龋病不可缺少的因素，[25]对于磨沟组古代居民来说，口腔内细菌情况和饮食结构是否存在性别差别并没有文章专门研究，而且对于古代居民这两种因素也不会存在明显的两性差别；从宿主和时间来看，一般情况下，女性牙萌出较早，牙与口腔环境接触时间相对延长，感染龋病概率随之增加，[13]这可能是造成这种两性差别的重要原因。
磨沟组古代居民中男性罹患牙周病率（6.06%）高于女性（3.46%），且差异性显著（P<0.01），这表明磨沟组古代居民牙周病的罹患率存在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刘玉成报道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墓地、[24]张全超报道的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0]相一致；而与李瑞玉等报道的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9]王巍等报道的中国夏代人群[26]以及李涛报道的陕西少陵原西周墓地[27]研究结果相左。牙周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其中牙结石是引起牙周组织病变的重要原因。[25]而且我们观察到磨沟组男性牙结石的罹患率6.69%也明显高于女性组的2.19%，差异性显著（P<0.01），与牙周病的罹患率有着一致的两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牙结石对牙周病的影响。牙结石的形成机制复杂，一般认为和口腔环境、牙齿形态、口腔卫生习惯和饮食等因素有很大关系，[25]对于磨沟组居民中出现的男性牙结石的罹患率明显高于女性组的现象，我们推测原因可能是在古代社会中男性承担更多体力劳动从而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更多食物的摄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牙结石的发生概率，从而进一步促使男性有较高的牙周病罹患率。
磨沟组男性根尖周病的罹患率1.00%低于女性组的1.85%，两者存在差异性（P<0.05），说明磨沟组古代居民根尖周病的罹患率存在性别差异。根尖周病与龋病在男女两性上的发病率成正比关系，这与龋病向牙体深处发展时会容易引起根尖周病有关。
3.2 年龄与牙病罹患率的关系
从各年龄组的对比情况来看（表3），磨沟组古代居民牙齿患龋率与年龄大小的关系比较密切，青年组、中年组及老年组的患龋率两两之间皆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说明年龄变化对牙齿患龋率影响显著，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龋病的罹患率有不断增高的趋势。
对于牙周病，本文所采用的标本中青年组并没有发现牙周病，中年组牙周病的罹患率为2.04%，明显低于老年组的15.27%，两者差异性显著（P<0.01），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牙周病的罹患率变高。
从表3的比较情况来看，磨沟组古代居民青年组牙结石的罹患率0.76%明显低于中年组的4.12%，两者差异性显著（P<0.01）；中年组（4.12%）与老年组（6.22%）相比（P<0.05）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至于根尖周病，青年组、中年组以及老年组的罹患率两两之间相比（P<0.01）皆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3 磨沟组牙病的年龄比较
Tab.3 Age comparison of dental diseases
注：*差异显著P<0.05，**差异极显著P<0.0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磨沟组古代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牙病的罹患率也随之增高，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内古代标本的研究成果相一致。[2,6,9,10,24,26]这是个普遍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龈逐渐退缩，细菌更容易聚集，再加上牙与口腔环境接触时间相对延长，感染牙病概率随之增加。
3.3 牙病与牙位的关系
从牙病与牙位的比较来看，磨沟组古代居民不同牙位龋病的罹患率高低依次为：臼齿＞前臼齿＞犬齿＞门齿。罹患龋病的牙位主要集中于臼齿，占总龋齿数的64.09%，其中第一臼齿与第二臼齿所占比例相当，皆为25.50%，第三臼齿所占比例较低为13.09%（表4）。这一观察结果与甘肃西山、[2]喇嘛洞、[10]土城子、[24]下王岗、[9]安阳殷代遗址[6]等古代遗址人骨的发病牙位基本一致。根据大量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表明，在现代人群的恒齿列中，下颌第一臼齿患龋率最高（22.00%）；其次为下颌第二臼齿，以后依次是上颌第一臼齿、上颌第二臼齿、前臼齿、第三臼齿和上颌前牙，患龋率最低的为下颌前牙。[13]由此来看，无论是古代人群还是现代人群皆是第一臼齿的患龋率最高，其次为第二臼齿，而门齿和犬齿则患龋率较低。这与牙齿结构、不同牙齿所承担的不同功能以及恒齿的萌出顺序等有很大关系。
表4 磨沟组古代居民牙病在不同牙位上罹患率的比较
Tab.4 Dent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eeth
磨沟组古代居民牙周病在各个牙位上皆有分布，且相对于龋病在不同牙位的分布情况来看更为均匀。罹患牙周病最多的牙齿为第二臼齿，其次为第一臼齿、第二前臼齿、犬齿以及第一前臼齿，第三臼齿及门齿的发病率较低。这一研究结果，与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9]河南安阳辉县殷代人群、[6]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0]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墓地[24]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与孟勇报道的陕西长安唐代遗址[28]等以犬齿患病率最高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亦与现代人以下颌门齿的患病率为最高不相一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对磨沟组古代居民牙结石罹患牙位的对比分析表明，前部牙齿的罹患率明显高于后部牙齿，其中门齿最高，尤以下颌门齿最高，其次为犬齿，再次为第一臼齿、第一前臼齿、第二前臼齿及第二臼齿，第三臼齿罹患率最低。牙结石是菌斑钙化变硬的结果，其常见于不易洗刷到的部位，缺乏自洁作用或无功能的牙面上，如下颌门齿和犬齿，上颌臼齿的颊侧。[25]
磨沟组古代居民根尖周病好发部位以第一臼齿最高，其次为第二前臼齿，第二臼齿以及第一前臼齿，门齿、犬齿及第三臼齿的罹患率较低。根尖周病与龋病关系密切，很多龋病影响牙髓会进一步造成根尖周病，所以好发龋病的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也多发根尖周病。
3.4 牙病与齿冠磨耗的关系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磨沟组古代居民牙病的罹患率与牙齿磨耗级别基本成正比关系，轻度磨耗（＜4°）的牙齿牙病的罹患率低，重度磨耗（≥4°）的牙齿牙病的罹患率明显增高（表5）。这可能是因为重度磨耗的牙齿所受的咬合力大，牙周组织负担也大，促使齿根周围的齿槽骨出现吸收或萎缩，齿根多半暴露；另一种情况，由于重度磨耗，可以穿透牙冠部的釉质与牙本质，甚至到达牙髓腔，细菌通过牙髓腔至根尖，引起根尖炎症或脓肿，使根尖周围齿槽骨破坏、吸收乃至空洞状。
表5 磨沟组牙病在不同牙齿磨耗级别上的罹患率的比较
Tab.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ooth wear
3.5 龋病、牙周病与生活方式的关系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龋病的发病率在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表6）。何嘉宁通过对比国内古代居民的龋齿率统计数据分析指出，龋齿的发病率和经济文化类型存在密切的联系。他将古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分为4种类型：较原始的农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以游牧为主的文化及农牧兼营的文化。其中，相对较发达农业文化的人群，其龋齿率较高，其变化范围是4.3%～14.8%，平均值为9.2%；以游牧为主的人群龋齿率最低，为0.2%～0.9%；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人群的龋齿率居中，范围为1.2%～8.3%，一般在5%左右；半农半牧的人群，龋齿率的变异范围很大，介于0.5%～10.7%之间，平均值约6%，发病率低者仅为游牧人群水平，而高者与农业人群的发病率相当。[35]磨沟组齐家文化居民牙齿罹患率为6.09%，高于时代相近中原地区的下王岗组和安阳殷墟组，低于年代稍晚农业经济为主的土城子组，高于东周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新店子组和板城组。李明启等研究磨沟墓地人牙的淀粉粒认为磨沟居民在进行麦类植物种植的同时，采集的坚果等食物仍是磨沟居民食物的重要来源。[36]结合磨沟墓地中并没有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基本可以认定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居民的经济形态为原始农业经济，并伴有采集经济。
通过分析看出，牙周病的患病情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呈现出高低起伏的波动（表6）。而且磨沟组古代居民无论是牙周病的个体罹患率还是牙齿罹患率皆是最低，这可能与笔者在本文研究中牙周病的标准规定“牙槽骨吸收达牙根的1/2”才列入统计以及因牙周病而脱落的牙齿未列入统计等情况有关。
表6 磨沟组与其他古代组牙病的对比情况
Tab.6 Comparison with other groups
注：各组数据见参考文献［2，6，9，24，26～34］。
4 小结
通过对甘肃临潭磨沟墓地出土人骨牙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①性别和年龄对磨沟组古代居民牙病的影响是明显的，牙病罹患率在性别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女性龋病和根尖周病的罹患率高于男性，而牙周病和牙结石的罹患率则是男性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磨沟组古代居民牙病的罹患率皆随之增高。
②从牙病的好发牙位来看，磨沟组古代居民的龋病、牙周病及根尖周病皆是臼齿罹患率最高，其次为前臼齿，再次为前部牙齿；而牙结石则是前部牙齿的罹患率明显高于臼齿。
③磨沟组古代居民的牙病随着齿冠的磨耗而加重，重度磨耗的牙齿更容易罹患牙病，尤其是根尖周病和牙周病。
④农业经济的发达，碳水化合物的大量摄入容易产生龋病，而磨沟组古代居民的食物来源不仅来自农业种植，还包括采集食物，这种食物结构造成磨沟组龋病的发生率并不高。
本文对磨沟墓地古代居民的牙齿健康状况进行了报道，并分析了年龄、性别、牙位、齿冠磨耗和经济模式对牙病的影响，从牙齿人类学方面认识到了磨沟古代居民的一些行为。
本研究的对象为古代人群，因这一方向的研究有限，在研究中缺少合适的古代对比组，只能作为观察结果的报道。古代人群牙病标准的规范化以及加强对生前脱落牙齿原因的判断，能够使古代人群牙病情况的研究更加精确，结果或许更有说服力。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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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262 skulls from the Mogou cemetery of Qijia Culture in Lint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are examined for the incidence of observable dental diseases, including dental caries, periodontal disease, periapical disease and dental calculus.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patterns: (1)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ental disease rates foun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ith females having higher rates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 while males having higher rates of periapical disease and dental calculus.(2) Dental disease rat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3) There is a higher prevalence of caries, periodontal disease, periapical disease in molars, and dental calculus in anterior teeth. (4) Severely attritted teeth have higher prevalence of periodontal and periapical diseases. (5)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diseases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 of subsistence and diet, specifically farming and gath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