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
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今天，生活在藏彝走廊区域的民族有一个很大的共性：他们使用的语言多属同一系统——汉藏语系藏缅语系统[1]。正因为藏缅语民族系藏彝走廊的主体民族，马曜先生亦曾将藏彝走廊称作“藏缅语民族走廊”。[1]今分布于藏彝走廊中的藏缅语民族有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16个民族，他们是藏彝走廊中主要的世居民族。故藏彝走廊不仅是藏缅语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发生、发展及演化的重要历史区域。对藏缅语民族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多将其与历史上的氐羌人群相联系，认为古代氐羌人群是藏缅语民族的主要来源，且普遍认为氐羌人群是来自甘青地区。因此，谈及藏缅语民族的起源，人们引用最多的是《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秦献公时代（公元前384—前362年在位）羌人南迁的一段记载：
（羌人首领）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既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且出现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那么羌人显然进入了藏彝走廊地带。由于这是汉文史籍中最早记录羌人自西北南迁的史料，故成为藏彝走廊藏缅语民族源自由西北南下之古羌人的重要依据。但这一源自文献记载的认识实存在很大局限性，并不能真实全面反映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情况。事实上，黄河上游地区的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远非始于秦献公时代，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普遍和大规模地开始，且极为活跃。此情况对我们全面认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问题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以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材料为依据，对其时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问题做一探讨。
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与甘青地区存在大量共同文化因素
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及藏彝走廊全境，无论是西部的澜沧江流域、中部的大渡河上游、东部的岷江上游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青衣江流域和滇西北地区，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还出现了一些面积较大、文化堆积极厚的大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连续使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达千年以上。这说明，在藏彝走廊这样一个高山峡谷地带，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及繁荣程度并不逊于周边其他地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和大量地存在着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典型器物及遗迹。其中最突出且具标志性的是三个文化因素：彩陶、粟和瓮棺葬。
彩陶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其中尤以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最为发达。而目前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年代较早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卡若遗址、丹巴罕额依遗址、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以及大渡河中游狮子山遗址中均普遍发现了彩陶。在岷江上游营盘山和当地其他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了丰富的彩陶。彩陶的纹饰、风格和制作方法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完全相同，均是在橙红色的陶器表面施以黑彩。[2]有学者认为：“在姜维城类型遗存中，大量近似于西北地区马家窑类型文化风格的彩陶及同于马家窑类型文化的泥质橙红陶、泥质橙黄陶，表明姜维城类型文化同马家窑类型之间应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松潘县元坝乡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出土的半月形穿孔石刀及汶川县布兰村出土的彩陶罐，器形风格与马家窑类型文化所出一致，结合姜维城类型中大量的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说明马家窑类型文化的一支曾南下岷江上游。”[3]在大渡河上游丹巴罕额依遗址第一期地层中，出土了遗址中唯一一件彩陶残片。彩陶片为泥质红陶，表面施红，陶底再饰以单线黑彩。在同一地层中所出土陶器均用当地含有大量云母片的泥土为原料烧制的，唯独这件彩陶片中不含有云母片，故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这件彩陶片的胎土中未发现云母片，因其彩陶风格与同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很相似，故推测它极有可能是因某种原因从其北边的马家窑文化中传至此地的。”[4]在澜沧江流域卡若遗址中，出土了两件完整的彩绘陶器和27片带彩绘的陶片，“卡若的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的磨光面上，无色衣，黑彩暗淡，容易脱落，这种情况与一种马厂类型（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的彩陶相似”[5]（P.139、153）。此外，在汉源狮子山遗址中发现的彩陶，其纹饰风格均与马家窑文化系统基本一致。[6]
在卡若遗址和营盘山遗址中所发现的栽培作物粟（即小米），也系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作物。粟最早发现于黄河流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7]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8]在干旱草原区的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许旗大甸子遗址中也有发现，在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遗址中也普遍发现有粟。如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中就出土了一件内装粟粒的大陶瓮，这件大陶瓮按容积公式计算，可装粟66.9公斤，[9]可见粟是当时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主要粮食。童恩正也认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来。”[5]（P.153）在尚处于原始锄耕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农作物品种选择的幅度极为有限。因为选择什么样的农作物进行耕种不但决定于其农业环境，也进而决定于其石制工具传统乃至其生活用具类型等。因此一个原始人群所选定的既有农作物品种是很难轻易发生改变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粟这一黄河流域传统作物作为栽培品种出现于卡若遗址和营盘山遗址中，很难单纯理解为是粟这一农作物品种的传播，而很可能预示了黄河上游地区人群的南迁，因为他们不但栽种粟这一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他们的石器工具传统也完全呈北方类型。这正如发掘报告所指出：“卡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的制造工艺……与仰韶、龙山文化的传统工艺没有大的出入，尤其是切割石料和穿孔技术，与庙底沟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马家窑文化基本一致。”[5]（P.116）
此外，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中普遍出现了黄河流域盛行的儿童瓮棺葬葬式，如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和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均发现了儿童瓮棺葬。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儿童瓮棺葬17座，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幼童瓮棺葬9座、成人瓮棺葬1座。对儿童死后实行瓮棺葬，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流行的做法。儿童瓮棺葬主要集中分布于黄河流域华北地区仰韶文化的各遗址中，如在河南镇平赵湾、[10]陕西西安半坡[11]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较多发现，其分布范围大体以今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最为密集。仰韶文化中瓮棺葬的普遍做法是，将死后儿童下肢卷曲于瓮底，头与瓮口方向一致置于瓮内，多将瓮棺葬于住房附近，并往往在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敲有数个圆形小孔。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宾川白羊村和元谋大墩子两处遗址中的儿童瓮棺葬与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在葬式、葬法上竟基本相同。如宾川白羊村和大墩子遗址的瓮棺葬均埋葬于房屋近旁，与中原相同；元谋大墩子的瓮棺葬葬式头与瓮口方向一致，且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均有1～3个人工敲打的小圆孔，也与仰韶文化中瓮棺葬习俗一致。宾川白羊村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就葬俗看，幼童盛行瓮棺葬，且埋在房屋近旁，与半坡仰韶文化相同。”[12]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发掘者在描述遗址中的瓮棺葬时写道：“瓮棺葬中，……根据牙齿判断，大多不足周岁，乃至初生不久的婴孩。头向与瓮口方向一致。一般下肢卷曲于瓮底，头骨靠近瓮口。……瓮棺多向西倾，似有固定的习俗。多数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有意识地敲1～3个圆形小孔，孔径1.5～2厘米；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瓮棺葬相似，乃灵魂不灭观念的反映。”[13]
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发现了儿童瓮棺葬。其中瓮棺葬较集中的遗址和墓地主要有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7座）[9]、青海玉树囊谦县卡则遗址[14]等。甘青地区的瓮棺葬与华北地区仰韶文化和藏彝走廊地区的瓮棺葬在葬法和葬俗上并无大的差别，所葬者均为幼童，尤以1周岁以下的婴儿为多，并同样有在瓮棺上钻小圆孔的做法。甘青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介于藏彝走廊与华北仰韶文化分布区域之间，可以断定，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幼童瓮棺葬显然并非直接来自华北的仰韶文化，其直接的来源只能是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需要注意，瓮棺葬这一独特葬式所蕴含的乃是一种独特的原始信仰及灵魂观念，而原始信仰和灵魂观念往往是原始人群文化之核心要素，属于精神层面，它在不同原始人群或文化之间通常并不像物质层面的陶器、石器等那样容易得到传播。从此意义上说，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及甘青地区的儿童瓮棺葬在藏彝走廊的出现，与其将它看作是一种葬式的传播，不如说其预示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即黄河流域原始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
除以上三个典型的文化因素外，藏彝走廊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共同文化因素。这些共同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是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这种石斧和石锛见于昌都卡若遗址，四川汶川、理县新石器遗址，丹巴中路遗址，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等。但是这种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或石锛同样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物。在甘肃兰州东乡林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和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中均有普遍发现。
2．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中的另一特征性器物是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在西藏的卡若遗址，四川的丹巴中路遗址、岷江上游新石器遗址、西昌礼州遗址，云南的维西戈登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白羊村遗址均有发现。而这类石刀同样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形。在甘肃大地湾遗址、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白龙江流域的巩家坪遗址，青海贵德县罗江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中均有普遍发现。
3．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陶器以小平底占绝对优势，完全不见三足器，器型以罐、盆、碗、壶为多。而在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诸文化系统中，陶器同样是以平底器占绝对优势，不见三足器，器型同样以罐、壶、盆、碗为多。此外，从一些典型陶器看，两者也十分接近。如“卡若陶罐的基本类型是小口直颈鼓腹罐，这与马家窑、关山、马厂文化中罐、壶的轮廓很接近。深腹盆和陶碗在马厂、半山文化中亦为常见者”。[5]（P.152）。四川丹巴罕额依第一期中出土的陶瓶，也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器物。[4]
4．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陶器是以夹砂陶为主，其所施纹饰以绳纹、刻划纹、压印纹、剔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而黄河上游马家窑诸文化系统的陶器上亦常见刻划纹、附加堆纹、绳纹、剔刺纹等纹饰，且多见于夹砂陶上。
5．在藏彝走廊卡若遗址和丹巴罕额依遗址中均发现有钻孔修补陶器的方法，其中尤以罕额依遗址中的钻孔陶器最为突出，而这种钻孔修补陶器的方法亦常见于黄河上游的半山、马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如甘肃广河地区巴坪和永昌鸳鸯池马厂墓葬中均发现过钻孔修补的陶器。
6．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房屋建筑也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系统相接近。例如：“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系统传统的居住形式，它见于兰州青岗岔、临夏马家湾等地。卡若某些房屋居住面的红烧土下有铺设木条的情况，这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24号房屋居住面下铺一层木板的情况相似”[5]（P.153）。
二、关于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来源
应当如何看待藏彝走廊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共同文化因素和普遍联系？这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个土著系统还是一个外来文化系统？
童恩正将卡若文化与同时代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进行比较后，对两者间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内涵曾提出如下看法：“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5]（P.153）这里，童恩正先生给出了两个答案，或“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是互相影响的结果”。用“有着共同的渊源”来解释两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大量共同特点，无疑是一个颇具开创性的思路。童恩正先生可能是最早提出此认识的学者。
藏彝走廊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共同文化特点究竟是缘于“共同的渊源”还是“互相影响的结果”？两种答案有本质区别：前者意味着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乃是由甘青地区向南发展的一个系统；后者则意味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是一个土著的与甘青地区平行发展的系统，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很明显，这两个答案在根本上是互不兼容的，二者必居其一。
将藏彝走廊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共同文化因素归结于“互相影响的结果”，至少有两点难以解释：第一，如果仅仅是相互影响，两者间文化内涵上的联系及相似性很难达到如此广泛、深刻的程度。第二，若两地文化内涵的相似性是相互影响所致，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即不仅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因素影响藏彝走廊地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也会影响黄河上游地区，而实际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主要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中大量看到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两地并非表现为文化因素的相互渗透，而是突出和单向地表现为黄河上游地区文化因素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中的大量存在，这种情况显然很难用“互相影响”来解释。因此，笔者认为，“有着共同的渊源”当是造成两地文化内涵大量相似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对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是源自甘青地区的文化系统，我们尚可由考古学年代及藏彝走廊周边新石器文明发展程度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根据对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14C年代测定，我们可发现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目前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最早的是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距今5500年，迄今未发现超过此年代的遗址。
第二，目前藏彝走廊地区年代在5000年以上的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营盘山、丹巴中路罕额依和昌都卡若均位于藏彝走廊北部[2]，而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和滇西北区域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则普遍偏晚，大多在距今4000年以下。[16]这意味着一个事实：在藏彝走廊地区，愈靠近甘青的区域其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就愈早，而离甘青地区愈远的区域其新石器遗址的年代愈晚。
值得注意的是，藏彝走廊北部营盘山、中路罕额依和昌都卡若这3个在5000年以上的遗址，其文明程度已相当高，有成熟的陶器、石器制造技术，有房屋建筑，呈现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和家畜饲养的较稳定的经济生活，且三处遗址均为规模较大、居住时间较长的聚落遗址。要达到如此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水平显然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目前我们却找不到这些距今5000年以上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在当地孕育、产生、发展的任何线索，即在当地找不到其发展源头及渐次演进的序列。从这些藏彝走廊最早的新石器聚落突兀地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发展程度看，这些遗址的居民从周边移入的可能性极大。
倘若藏彝走廊的新石器居民确系由周边移入，那么这个“周边”是何处？事实上，从周边条件看，东、西、南三个周边均不具备成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源头之条件。藏彝走廊西边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是拉萨曲贡文化，曲贡遗址的年代较卡若文化要晚，[16]故不可能成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的源头。藏彝走廊东部地区，在嘉陵江上游、涪江上游一带，虽发现广元中子铺（距今7000～6000年）和张家坡两个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前者以细石器为特点，而后者发展程度不高；[17]而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新津宝墩文化，距今仅4500年，[18]故东部地区同样难以成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的来源地。滇西和滇西北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普遍偏晚，其中通海黄家营新石器遗址年代虽有5000年左右，但该遗址不在藏彝走廊范围，也不属于藏彝走廊文化系统，而属于贝丘遗址，文化特点上属于与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有段双肩石锛和有段石锛系统。[15]在藏彝走廊的四个周边中，具备成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来源之条件的唯有北部的黄河上游地区。
首先，从时间上说，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年代大大早于藏彝走廊地区。目前甘青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年代最早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该遗址“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19]除大地湾遗址外，在黄河上游地区年代较早的还有属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其年代为距今6900～5700年。[11]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起始年代较藏彝走廊提早了近2000～3000年，这意味着黄河上游地区完全具备成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来源之条件。
其次，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水平大大高于藏彝走廊地区。以大地湾遗址为例，在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地层中，即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彩陶，说明黄河上游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彩陶的发源地。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彩陶制作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出现了成系列的彩陶圆底鱼纹盆，其中最大的鱼纹盆直径达51厘米。此外，大地湾遗址中还出现了目前我国史前时代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整座建筑高度为6～7米，其建筑主室面积达130多平方米，且主室的地面为料姜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类似现代水泥地面。这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及带有宫殿性质的主室建筑，已开创了我国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远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出现的5500年以前，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既然黄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在产生年代与发展水平上均大大领先于藏彝走廊地区，而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中又存在大量来自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特别是构成其新石器文化主要特点和面貌的许多文化因素均能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找到其原型，这就足以证明两地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渊源联系：即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是直接来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
有一个现象可对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直接来源于黄河上游地区提供很好的印证与说明，这就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愈接近甘青地区的区域即藏彝走廊北部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就愈早，而离甘青地区愈远的区域即在藏彝走廊南部新石器遗址的年代也愈晚。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年代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最早，藏彝走廊的北部地区次之，而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最晚。这意味着，从考古年代上呈现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渐次向南递进、传播和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文化特点上也同样得到反映。目前彩陶均普遍发现于藏彝走廊北部卡若遗址、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岷江上游新石器遗址及汉源狮子山等新石器遗址中，而在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和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遗址中却未发现彩陶。此外，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陶器风格与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诸文化系统的陶器极为接近，二者陶器均以小平底占绝对优势，完全不见三足器。而在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和滇西北地区，陶器虽同样是平底器占绝对优势，不见三足器，但圜底器却普遍有所增加。虽不可排除这种情况与藏彝走廊北部的新石器遗址年代较早而藏彝走廊南部新石器遗址年代较晚有关系，但很显然，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在特征上同样呈现出离甘青地区愈近的区域其甘青文化特点就愈明显，离甘青地区愈远的区域其甘青文化特点就愈弱的局面。这与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遗址在年代上呈现的北早南晚即自北向南依次递减的现象完全吻合。这也意味着，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向藏彝走廊地区的延伸和发展乃是一个渐次推进过程，即先进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尔后再传入藏彝走廊南部地区。
三、关于黄河上游地区原始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
毫无疑问，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直接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这一点，揭示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在人群系统上与甘青地区的人群存在渊源关系，即他们是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在南迁进入藏彝走廊后，最初他们主要居住、活动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即川西高原和藏东澜沧江流域一带，并在当地形成一些大的居住聚落，在逐步适应当地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也随之发生变迁并开始形成一些不同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特点。此后，他们开始逐渐沿着藏彝走廊的各个河谷通道自北向南迁徙和发展，从而将源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传播到了整个藏彝走廊地带。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发生大规模的南迁？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南迁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呢？从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在不同区域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看，[20]在距今5000～4000年前后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这一方面与他们自黄河上游南迁之时是各自经由不同的路线南下有关，另一方面则因他们是各自从不同方向进入藏彝走廊的不同区域，为适应各不相同的当地气候和自然生态环境而逐渐导致其文化的变迁。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地区居民南下迁入藏彝走廊的时间应比目前藏彝走廊新石器遗址的上限年代即距今5500年要早。据笔者估计，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开始成规模地南迁藏彝走廊的时间大致应在距今6000年前后，保守估计至少也应在距今5500年以前。这尚可由以下两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支持与印证。
其一，近年，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金力、卢大儒等科研人员首次系统利用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为遗传标记，调查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进而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该项研究历时3年，取得了重要突破。其得出的结论是：汉藏语系“祖先可能是远在3万年前由南方迁移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21]这里，其将汉藏语系祖先人群称作“氐羌氏族”显然欠妥，因为用后来历史时期才出现的族称去指称或分类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既不合适也不科学，但其所得出的约6000年前居住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人群中的一支开始南下迁徙，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的分化的结论，对我们理解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产生有重要价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所得出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人群南迁藏彝走廊的时间是约6000年前，这一根据对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所得出的时间，与我们前面依据藏彝走廊考古材料推导的甘青地区人群南下的时间惊人地吻合。
其二，另可为我们判断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南下时间提供佐证的，是气候变化因素。据中原黄河流域从距今1万年到5000年前的降水量变迁曲线（图1），我们可大体了解中国北方在这一时期气候由温暖湿润渐趋寒冷干燥的变化特征[22]：
图1 中原地区近万年来降水量变迁曲线
纵坐标为降雨丰枯级别：1．降雨特多；2．湿润多雨；3．降雨较多；4．降雨稍多；5．降雨正常；6．降雨稍少；7．降雨较少；7．干旱少雨；8．严重干旱
依据上图降水量变迁曲线，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前北方黄河流域有两个时期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第一个时期出现在距今8000年到7500年之间；第二个时期出现在距今6000年前后。从降水量曲线的变化看，虽然两次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的气候变化程度大体相当，但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第一次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的气候变化是一个缓慢、渐变过程，至少是在五六百年的时间跨度中才逐步完成的，这样较长的渐变过程，给人以充裕的适应时间和过程，从而使人们感受的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的气候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而发生在6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却完全不同，降水量曲线几乎是垂直下降，气候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变化强度极大，所以，这一次气候变化对新石器时代北方人群的生活当带来极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恰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降水量曲线跌至低谷。这就预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在距今6000年前后，由于北方黄河流域气候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给黄河流域地带的人群生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难，从而迫使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的一部分人群开始沿着河流通道南下，向着纬度较低并拥有较为温暖湿润的河流谷地的藏彝走廊地区迁徙，去寻求和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对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的调查结果，均显示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南下藏彝走廊的时间约在距今6000前后，而距今6000年前后恰是黄河流域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的时期，这暗示着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促成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群南下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对于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面貌我们可得出以下三个认识：
1．从考古发现材料看，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土著系统，而是直接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向南辐射和发展形成的一个系统。因此，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的人群系统与甘青地区的原始人群存在渊源关系当毋庸置疑。
2．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约在6000年前很可能由于气候急变即骤然转向寒冷干燥而开始由黄河上游南下向藏彝走廊迁徙，并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这些经由不同的路线和通道南下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不仅是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主要开拓者和创造者，也是藏缅语族最早的祖先人群。
3．将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源头归结为由西北南下的“氐羌人群”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第一，这些约6000年前由甘青地区南下的原始人群尚不能以“氐羌”称之，因为其时还远未产生和出现后来所谓“族”的分化。第二，秦献公时“羌”人“附落而南”远不是藏缅语民族的源头，不过是自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原始人群大规模向藏彝走廊地区迁徙的一种延续罢了。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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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factors from the upp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existent in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Tibetan-Yi-Corridor,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Tibetan-Yi-Corridor originates from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being a system formed by the southward development of the Gansu-Qinghai culture. Because of the rapid climatic cooling about 6000 years ago, one group of people in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started to migrate to the Tibetan-Yi-Corridor,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ethnic group and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ethnic group. These people who migrated southward from the upp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re the pioneers and creators of the Neolithic civilization in the Tibetan-Yi-Corridor, as well as ancestors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ethnic group.
【注释】
[1]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西部及西藏东部由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为众多民族或族群迁徙流动的场所，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第1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据14C年代测定，营盘山遗址距今5500～4000年；卡若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5000～4000年。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地层第一期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000～4500年。《昌都卡若》将卡若遗址的绝对年代确定为距今5000～4000年。不过，王仁湘先生根据对卡若遗址各地层层位中木碳所做的41个14C测定数据的分析，提出略微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卡若遗址的年代跨度应定在距今4300～5300年。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第6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