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所在区域分布着许多重要佛寺遗址。20世纪初，沿达玛沟水系从南到北先后发现了喀达里克、克科吉格代、巴拉瓦斯特、老达玛沟、乌宗塔提、喀拉沁、丹丹乌里克等著名佛寺遗址，出土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1]。然而，上述佛寺遗址全部位于今达玛沟绿洲及其北部地区，达玛沟南部地区基本上没有佛教遗迹被发现。2000年3月，当地牧羊人在达玛沟南部托普鲁克墩挖掘红柳根柴时发现佛教塑像，此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这里的佛寺进行发掘，揭开了达玛沟南部区域佛寺遗址发现与考古发掘的序幕（图2）。
图1 达玛沟佛寺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2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遗址示意图
一、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
（一）发现与发掘经过
2000年3月，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河岸边的一处名为托普鲁克墩的荒漠地带，一位当地的牧羊人在红柳包挖取红柳根柴时意外发现了佛寺遗址。他召集其他人进行了盗掘，对佛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引起乡政府注意并向上级文化部门报告。和田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后来在现场证实了佛寺发现的真实性，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2年9—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抢救发掘了这处佛寺遗址，并命名为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
佛寺位于达玛沟乡政府东南约7公里的沙丘中间，地理坐标为北纬36°56′45.9″，东经81°05′57.9″。此处遍布大小沙丘，最高沙丘约10米。1号佛寺位于一独立沙丘之中，沙丘东西长40米、南北宽20米，最高处位于沙丘东半部，从沙丘底部到最高点约6米。沙丘上生长着芦苇、骆驼刺、红柳等植物。遗址发掘从9月29日开始，发掘4个5米×5米探方。10月19日结束田野发掘工作。
在T203范围内发现佛寺遗迹的沙丘地表暴露出佛寺遗迹的门柱，佛寺为流沙所覆盖，最厚处达3.3米、最薄处2.2米。流沙下为沙质淤土层，厚20～30厘米。佛寺晚于此淤土层。
（二）佛寺形制布局
佛寺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门开于南面墙壁中央。以门向为基准，轴线与东、西墙平行，佛寺遗址方向为北偏东5度。佛寺四壁为木骨泥墙，上部残，高1.38米。佛像紧贴北墙壁，佛像肩部以上被破坏，残高1.45米（图3）。
门槛宽49厘米，门两侧各有2根立柱，由于外面沙土的压力，门柱上部向内倾斜。两立柱之间有2根直径2厘米的小木棍。门东侧墙厚11厘米，其中内侧草拌泥厚3厘米，中间木骨泥厚5厘米，外侧芦苇墙厚3厘米，最外侧草拌泥墙面部分已剥落，厚0.5～1厘米。门西侧墙结构与此相似。西墙夹有2根木柱，柱之间相距49厘米，木柱之间的墙保存最为完好。西北角木柱距离西墙北侧木柱53厘米，西南角木柱与西墙南侧木柱之间相距64厘米，之间的木棍插到上部横木的卯眼中。横木上部已被人为拉出墙体，西墙北侧木柱到南柱之间的墙体保留较多，墙高140厘米（从地袱上部量）。东墙保存最好，高131厘米，墙体最厚处12厘米，中间两木柱之间相距55.7厘米，东南角木柱距离偏南木柱63.5厘米（图4）。
在佛寺东南面、距佛寺地面60厘米左右，出土许多砍削过的木块，有几块残留火烧痕迹。据当地农民辨认，应该是果树。树种可能是沙枣、梨树。佛寺外西部偏北2米处有一红柳根；东部约6米处偏北有一粗大的红柳根，周长180厘米；佛寺东南3米处有一根直径43厘米的胡杨，胡杨中心有火烧痕迹，胡杨旁有一红柳根，周长100厘米。胡杨和佛寺位于同一层面，或与佛寺同时被毁。
图3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平面图
图4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外侧示意图
1.南壁 2.西壁 3.北壁 4.东壁
佛寺遗址四面残壁保留大量色彩鲜艳的佛教壁画，并出土壁画残块、建筑构件和其他文物。
（三）主尊佛像
主尊佛像紧贴北壁，坐于覆莲台上。莲台莲瓣宽厚，正面可见九瓣，莲瓣之间露出内圈莲瓣梗，正中莲瓣瓣尖垂直朝下，两旁的莲瓣微向两边倾斜。莲台下为束腰须弥座。须弥座分为四个部分：上面第一部分为方形台；第二部分为过渡，向下收分；第三部分为方形台，为须弥座支柱部分；第四部分为呈斜坡状的基座。佛结跏趺坐，躯干扁平，胸腹平圆，腰细而有力，盘坐的双腿超出整个台座，手部已残失。身着土红色袈裟，根据衣纹走向，可能为通肩袈裟。袈裟前襟自然下垂，搭于莲台之上。袈裟内有两条垂带从前襟两旁露出搭于莲台上。躯干上的衣纹从左肩斜向右肋，手后臂上的衣纹垂直落下集中于腰部，衣褶起褶，褶呈阶梯状。从破坏的部位可以判断，佛像躯干以修整后的原木为心，原木周围以芦苇秆包裹形成骨，四肢直接用芦苇束为骨，从左手臂后面断茬看，有的部位以木棍为骨，在骨上包裹草拌泥雕塑成型，表层为质地细腻的胶泥。塑像完成后，表皮敷白彩为底，最后涂绘土红色彩（图版壹：1、2）。
（四）佛寺壁画
须弥座表面有彩绘：第一阶台正面为石绿色卷草纹，上下边沿为双钩墨线，内填白色；第二阶台分两部分，上为白色，下部和第一阶台相同，以双钩墨线为界，中间为石绿色卷草纹；第三阶台为正面，似有人物形象，但已漫漶不清。
佛像身后墙壁上具背光、头光。背光外沿第一圈为贴塑彩绘苜蓿叶纹，肥厚，叶尖朝外，叶根部为起鳞片的粗壮花藤，分段。朝内第二圈为分界性质的贴线。第三圈为一圈细连珠纹。第四圈为贴塑彩绘莲瓣纹，瓣尖朝内，莲瓣呈顺时针方向微扭曲。第五圈为石绿色彩绘。第六圈为白色。第七圈似为灰黑色，可能有绘画内容，但已经残损难辨。在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壁画残块也属于这个背光的部分。较大的两块，一块宽22.5厘米、高28厘米（图5：1），另一块宽28.2厘米、高30厘米（图5：2）。其中一块应当是背光中间的头光，宽25厘米、高32.5厘米。头光较小且圆，装饰和背光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是连珠纹和花藤纹之间没有分界性质的贴线（图5：3；图版贰：1）。
主尊身后墙壁上绘有立佛，左右各一身。主尊左侧佛的上身部分已被破坏，宽56厘米、残高57厘米，身着土红色袒右袈裟，下摆褐色。右胯微外扭，整个身体呈S形。左手长而肥厚，垂于左胯前，手指轻轻内扣，右手下部抱于袈裟中，上举。跣足，呈八字形外撇。站于莲蓬之上，两足中间有童子状的地神，黑发，编两发髻。莲蓬浮于水中，水边有树。像具三重身光，外为两圈光轮，内圈填横波纹。外圈涂石绿色，朝内颜色渐浅，约为外圈的一半。第二圈外为淡灰黄色，内为白色。佛右边的这圈身光中可见用赭石色勾勒的一个站立的小人物形象，应是力士。第三圈波纹上部也为石绿色，朝下颜色渐浅。在主尊背光和左侧立佛背光之间绘有千佛。小佛坐于红色龛中，面相圆满，头向右微侧，黑发，身着圆领通肩袈裟，袈裟左肩有披领，衣纹简洁，只绘出表示身体姿势的衣纹，结跏趺坐，莲蓬座，手施禅定印，佛具石绿色背光（图6）。
图5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遗物
1、2.背光残块 3.头光残块（1.约1/6，2.约1/8，3.约1/7）
主尊右侧壁画宽49厘米、残高63厘米。壁画立佛身着土红色鸡心领通肩袈裟，袈裟左肩有披领。佛头微左侧，注视中间主尊，面相圆满，五官基本可见，白毫、左眼、鼻子清楚，其余部位稍漫漶不清，大耳长垂，高肉髻，圆润似馒头，脖颈有3道褶，胸前有毫，可能是八十种好之一，即“三十二毛右旋”。整个头部直接在白地上用褐红色线勾勒而出，头发部分略微施淡黄彩，佛立于垫上，左胯微外扭，左手掩于身后，右手从袈裟长袖中露出上举，手指纤长，指间有蹼，施无畏印。具背光、头光。背光四圈，内两圈有放射状线条，墨线处用稍宽的石绿色晕染。头光两圈，外圈白色，内圈石绿色。立佛背光左边外侧以千佛填补，千佛构图、用色与主尊左边同类题材一致（图7）。
图6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主尊左侧身后墙立佛
图7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主尊右侧身后墙立佛
图8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东墙北侧立佛旁右侧菩萨
东墙壁上部已残毁，高60厘米、宽44厘米。主要题材为两尊立佛，北侧立佛两边各有一身菩萨。立佛背光、像座和两侧菩萨之外的墙面以土红色为地，间以白色或者绿色花苞、荷叶点缀。北侧大佛跣足立于莲蓬垫上，下为须弥座，足外撇，成一形，两足之间有一位地神（或者是供养人）。立佛身材高大魁梧，身着白色袈裟，样式不清，上身披挂璎珞。袈裟下面有下摆，衣纹稠叠，有垂感。两腿之间衣纹垂为多重Ⅴ形。左手垂于胯的前侧，手掌肥厚，中指和无名指内扣。立佛具身光，身光外缘为一圈斜线菱格纹。外圈之内填画白衣小佛。由于拥挤，相互遮掩，小佛仅露胸以上部位或者头。每座佛具头光。这个部分基本是直接在白色底子上用褐色线条勾绘，只有袈裟披帛外缘以石绿色晕染。
像座两侧各有一站立的菩萨，受绘画空间的限制，菩萨体形瘦小，高仅至立佛腿部。菩萨身体微侧，头均朝向立佛。北侧菩萨身体侧向立佛，具三重头光，外圈石绿色晕染，中间为黑色，内为白色。菩萨面相清秀，身材苗条，细腰丰臀。发披于肩后，头戴花蔓冠，宝缯垂于胸前。裸上身，下身穿裙裤。颈下戴宝珠项圈，戴臂钏、手镯，背敷搭披巾。披巾一头向内绕左手臂两圈下垂，另一头向内绕右手臂一圈而下垂，再上搭于左手后下垂。手掌清瘦，手指纤细，左手下垂搭披巾，托握一叵罗。右手上举胸前，似拈举一枝莲花。菩萨身前和身后下侧空处点缀莲叶，身后空处绘两朵莲蕾（图8）。
南侧菩萨身体微南侧，高101厘米、宽62厘米。头转向北侧立佛，面相清秀，额有白毫，眉修长，中间几乎相连。眼神专注，鼻挺直。菩萨具两重头光，外圈石绿色晕染，内为白色。宝缯束黑发，发披于肩后，头戴花蔓冠，宝缯两头垂于胸前。身材苗条，细腰丰臀。上身袒露，下身外着白色短裙，内穿绿色长裤。颈下戴宝珠项圈。戴臂钏、手镯，背敷搭披巾，披巾一头向内绕左手臂两圈下垂，另一头向内绕右手臂一圈经手握之后而下垂。左手下垂搭披巾，可能提一净瓶，右手上举胸前，拈握披巾。在南侧菩萨和像座之间绘有一黄色植物芽苞（图9；图版贰：4）。
图9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东墙北侧立佛及南侧菩萨
图10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东墙南侧立佛
南侧立佛损毁严重，仅存下半身，残高50厘米、宽74厘米。从残存部分看，立佛身着土红色袈裟，衣纹稀疏不明，左手外露，五指屈伸，似要捏握某物，指间有蹼。跣足，立于垫上，足外撇，中间有地神。垫子周围有植物。从残存壁画可看到六重背光，外两圈为白色，向内第三圈为花叶纹，较宽；第四圈一半为石绿色晕染，一半为白色；第五圈为白色；第六圈可能全为石绿色，也可能和第四圈相同。立佛左侧空隙处绘千佛和莲花苞。千佛身着土红色圆领通肩袈裟，有披领，衣纹稍多，头右侧，肉髻高圆，桃形背光、头光。背光为石绿色，头光白色。结跏趺坐于莲蓬座之上，施禅定印，莲蓬坐垫铺于草地之上（图10）。
西墙壁残高116厘米，主要题材为两身立佛，间隙处以土红色为底，绘结跏趺坐小佛像，并以白色或者绿色花苞、荷叶点缀。北侧立佛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肩部罩帷帐式衣物，跣足立于莲蓬垫之上。两足外撇，足间有地神。左手微前曲。佛具头光、背光。背光分三个部分，外圈为白色，第二圈为红色，其内为鱼鳞样横线菱格纹，部分线条晕染成石绿色（图11）。
南侧立佛身着土红色袈裟，残高115厘米、宽82厘米，跣足立于莲蓬垫之上。双足外撇，足间有地神。右手前伸至左腹前，握袈裟一角。佛具背光，左右不对称。从立佛右侧看背光分六个部分：外圈为白色对叶纹；第二圈为花叶纹，以石绿色晕染；第三圈为土红色；第四圈为石绿色；第五圈是白色；最内圈填绘石绿色。西墙北侧立佛背光，左侧小坐佛头右侧，注视立佛。
西墙南侧立佛两边的小坐佛头左、右侧偏，注视中间的立佛。小佛结跏趺坐，面相浑圆，身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穿灰黑色夹衣，领交叉而叠，右襟压左襟，系腰带。手掩于袈裟中，袈裟袖子内衬外翻。具桃形头光、背光。头光外圈红色，内为黄白色。背光外为石绿色，其次为黄白色，再为黄白色，最内为石绿色。小坐佛上部狭小空间绘更小的坐佛、花苞和荷叶（图12）。
南壁东侧壁画为一女性，仅存下身，壁画宽52.5厘米、高57厘米。身着白色短裙，外罩红色衣物。披巾两头下垂，两腿中间有一披帛下垂。腿足均裸露，以椭圆形圈表示膝盖，左腿直立，脚外撇。右腿上提，微屈，脚趾朝前微外撇，前脚掌着地，立于方格纹垫子之上，垫子东侧绘一枝花苞。具背光。背光外圈为黑色，内为土红色。左脚外侧绘一白地黑斑马。马佩戴笼头，仅存头、脖、前胸和前腿。右脚外侧空处绘结跏趺坐小佛。坐佛头右侧，注视东壁大佛。袈裟与西壁小坐佛相同，具白色背光，石绿色头光（图13）。
图1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西墙北侧立佛
图12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西墙南侧立佛
南墙西侧为一男性武士形象，墙壁上仅存腰以下部位，宽49厘米、残高81厘米（图14：下）。遗址中发现了绘有上半身的壁画残块（02CDF1：001），宽44厘米、高60厘米（图14：上）。二者结合起来看，像具头光、背光。头光外部第一圈为白色，第二圈为土红色，内为石绿色。背光外圈为深褐色，第二圈为土红色，第三圈为灰色，第四圈为白色。头光外白地上点缀太阳花。武士头戴冠，当面正中有一个圆形太阳符号。符号中间绘一日鸟，两边装饰如意云纹。面相饱满，头右侧，眉眼细长。额中印堂处有一短竖线，可能是竖眼。鼻高挺长，鼻梁中部微曲，鼻翼狭小，留八字细须。大耳，戴耳环。颈有两道折线，戴项圈，中间为宝石，项圈褐色勾画。左手上举，扶握一兵器，系红色缨。下身双腿分开，正面而立，穿白边黑色长靴，外撇，站于椭圆形方格垫之上。内着白色长裤，裤脚塞于长靴中。裤子外罩灰色短裙。最外穿铠甲，铠甲圆领，衣服前襟、下沿、短袖沿和袖口部分以卷草纹装饰。卷草纹为绿、白色。披方格纹长巾。长巾从左肩披下，垂于腹前，再上绕，最终绕搭于左手。腰系巾，长巾一面红色，一面石绿色，左侧有结，下垂，可能绕于右手。身后立一头雄性梅花鹿，空处以土红色为地，点缀花苞和荷叶（图14）。
图13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南墙东侧天女
图14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南墙西侧武士
（五）出土壁画残块
佛寺遗址出土壁画残块120余件。壁画残块有的明显可以和佛寺遗址保存的壁画拼接，有的可以知道属于佛寺遗址保存壁画的局部，这类壁画残块已经在上一节介绍。下面介绍具体位置不明的壁画残块。
1.头光、背光右上角壁画残块 02CDF1：002，一条宝缯或者是披帛呈S状向右飘扬。宽20厘米、高25厘米。
2.花苞壁画残块 02CDF1：003，白地，绘白色四瓣花朵、绿色花苞，有一朵花苞只用墨线勾完轮廓。宽10厘米、长30厘米。
3.菩萨壁画残块 02CDF1：004，菩萨坐于细方格纹圆垫子上，椭圆形垫子之上为长方形绿色垫子，绿色垫子之上为一个大的莲蓬垫子，莲蓬垫子之上为长方形大毯子。毯子黑框，中间红色。菩萨跣足，倚坐，足落在莲蓬之上。袒露上身，右手可能举于胸前，戴臂钏，下身着白色薄笼裙，腰系帛巾。肩披白色帛巾，从上臂向内缠绕后垂下，帛巾角压于臀下。菩萨身具背光，背光满绘横向细菱格纹。菩萨身侧，坐垫两侧蹲踞两头猛兽。猛兽应当是狮，但又像豹子，猫耳、豹头、利爪，头回侧向中间菩萨。宽61厘米、高62厘米（图15）。这块壁画的位置可能在南门内的正上方。
4.坐佛壁画残块 02CDF1：005＋02CDF1：006，可看到三身坐佛，左右两佛位置稍低，只剩部分背光，中间坐佛除上面头部、下面莲蓬座部分残失外，均保存完好。佛着褐红色通肩袈裟，袈裟有披领。盘腿坐于莲蓬坐垫之上，头右侧，手施禅定印。具头光、背光。头光两圈，外白内绿；背光四圈，外圈白、绿色各半，第二圈白、黄色各半，第三圈白、绿色各半，第四圈白色。背光空隙处绘莲花花苞和吉祥纹饰。上面一块宽52厘米、高27厘米，下面一块宽22厘米、高36厘米（图16）。02CDF1：008＋02CDF1：009，佛面相椭圆，头微右侧，眼细如鱼，墨点睛瞳，眼右视，眼神稍虚，鼻梁高直，鼻头小巧，鼻翼窄小，嘴亦小巧。着土黄色袈裟，结跏趺坐，坐于莲蓬之上，具两重头光，外为灰黄色，内为绿色，背光色轮分两圈三个部分，外圈外一半为石绿色，内一半留白，第二圈两边为灰黄色，中间留白色，内部为花叶纹，以石绿色晕染。坐佛背光，右侧小坐佛头右侧。小佛结跏趺坐，面相圆长，身着土红色双领下垂袈裟，内穿黑色夹衣，领交叉而叠，右襟压左襟，系白色腰带。手掩于袈裟中，袈裟袖子内衬外翻。具桃形头光、背光。头光白色。背光为石绿色。小坐佛上部狭小空间绘荷叶。上面一块宽27.5厘米、高16.5厘米；下面一块宽26厘米、高32厘米（图17；图版贰：2）。
图15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菩萨壁画残块 （02CDF1 : 004）
图16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佛壁画残块 （02CDF1 : 005＋02CDF1 : 006）
5.戴竖棱头冠男性人物壁画残块 02CDF1：007，脸庞适中，有八字形细须，黑卷发，束发后披于肩后，头戴冠，颈有项圈，具白色头光，身后可能是黑灰色披帛。宽30厘米、高15厘米（图版贰：3）。
6.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 02CDF1：0010，壁画残块上下排列大小相似的三身千佛，上面一身仅存肉髻，头和中间、下面的两尊相对，因此这块壁画残块可能是天花板的一部分。中间一身保存较好，下面一身仅存头部。坐佛面相圆满，五官被毁，黑发平圆肉髻，大耳长垂，结跏趺坐，坐于白色莲蓬之上，施禅定印，身着黑色通肩袈裟，壁画已经龟裂，色块部分脱落。以褐色线在白地上绘双焰肩。白色头光，土红色龛，龛楣绿色。下面一身基本构图和形象与中间相似，仅仅颜色有变化，龛为绿色，龛楣土红色，眉眼保存较好，眼细长如鱼，有小眼袋，鼻梁挺直。上面一尊为白色龛，龛楣土红色。宽26厘米、高67厘米（图18：1）。02CDF1：0011，宽31.5厘米、高21.5厘米（图18：2）。02CDF1：0013，佛大耳长垂，结跏趺坐，坐于白色莲蓬之上，施禅定印，拇指上翘，指尖轻触，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有披领，衣纹自然，简洁有力。以褐色线在白地上绘双焰肩。宽24厘米、高36厘米（图18：3）。
图17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佛壁画残块 （02CDF1 : 008＋02CDF1 : 009）
7.女性头像壁画残块 02CDF1：0012，主体为女性的头像，面相秀美，戴冠，卷黑发，有两缕鬓发卷曲渐细，垂于耳前，细眉秀长，眼如细鱼，鼻直连眉额，大耳。宽10厘米、高22厘米（图19）。从戴的头冠看，这个头像和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东国公主传丝木板画》中左侧第一位非常相似。女性头后为卷草纹饰带，这个饰带可能是武士衣服的一部分，但颜色有差别。这块壁画卷草是绿地白草，而武士像中的是白地局部绿色卷草。另外，也看不出武士衣服缺少这样一块卷草纹饰带，这块壁画到底在什么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图18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 （1.02CDF1 : 0010 2.02CDF1 : 0011 3.02CDF1 : 0013）
图19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女性头像壁画残块（02CDF1 : 0012）
（六）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以墙体建筑残块为主，另有木制工具3件。02CDF1：0014，出于佛寺东北角外的轱辘残件最有特色。大半的原木削成圆柱形，小半削成多面体；圆柱横穿一孔，穿接一根粗木棍作为推把，圆柱上可以看到绳索紧绕的痕迹，可能用于从井中汲水。长52厘米（图版贰：5）。
二、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
2002年10月，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发掘结束之后，我们对托普鲁克墩一带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在距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西约70米处的沙丘地表采集到少量陶片、壁画残块、木板画残片，初步确定为一处佛寺遗址，定名为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丝绸之路大遗址保护项目启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保护即博物馆建设作为子项目纳入。根据项目规划要求，将对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保护工程涉及范围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与清理。为此，2006年5—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发掘了托普鲁克敦2号佛寺，佛寺埋藏于一座低矮沙丘之下。发掘前，在沙丘西坡中部有盗掘的痕迹，地表散落一些木片。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沙丘之下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寺。本次发掘揭露的是佛寺的中心殿堂及部分附属厅堂。从发掘情况看，佛寺东部还有殿前广场，东北、东南和西北存在附属建筑。由于时间关系，这几个部分均未予以揭露。
（一）形制布局
佛寺坐西朝东。东、北各有一门，以东门为主。东西14.64米、南北已发掘部分15.6米。佛寺基础为一个方形的台基，边长约12.8米。台基内部为土坯垒砌，外部为泥土，四壁表面抹较细的草拌泥。所用泥土均为经过选择加工的特殊黏土。台基保存完好，西南部分被破坏，中间方形像座北侧有一个很深的长条形盗洞。
佛寺布局保持丝路南缘地区回字形佛寺的传统。主体核心部分位于台基西部，为一个回字形的佛堂。在这个回字形佛堂东部和北部各加了一个长方形的侧堂，前者长8.9米、宽2.24米，后者长7.4米、宽2.58米。东部前堂北部有门可以进入另一个附属殿堂。前堂东部的门厅长10.9米、宽1.5米。回字形佛堂中间为方形像座（图20；图版叁：1）。
前堂东部中轴线两旁各有一长方形造像台座，北侧的一个保存完好，台面残留造像脚的残迹，长1.3米、宽0.5米。南侧的一个仅剩基部。西南角有一圆形地灶，有火道通到南侧室外。门厅南北各有一造像台座，北侧台座有两小台，东侧是椭圆形台，西侧是泥塑卧牛，头已毁，卧牛身上残留两足。应是护法所踏之牛（图21：1；图版叁：2）。门厅南侧台座长方形，分上下两台。高的方形台上残留衣服垂落部分，高台侧面装饰莲瓣纹；矮的台上残留一足。长1.6米、宽0.8米。门厅东面正中为佛殿东门，东门外为四级台阶，长1.84米、底宽1.3～1.5米、阶台宽1～1.3米，台阶下可能为一经过加工的露天地面。地层中发现东门部分倒塌的木构件（图版肆：1）。
图20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平、剖面图
北侧堂北面正中有一个门，门内西侧有一个立柱，仅剩根部，残高60厘米。侧堂南侧东西各有一长方形像座，西部的座上残存两足、塑像衣纹，长1.35米、宽0.46米、高0.3米（图21：2；图版肆：2）。门外是佛殿台基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大的台阶，长1.98米、宽1.6米。正中对门处是一个台阶。从这个大台阶向西，沿佛殿西北角，有一条路面通到另外一个沙丘下面，应当是另外一个附属建筑。
中间为长方形的像座，上部已毁，东面和北部残存部分高约30厘米，中心部分的塑像支柱还保留一段。像座西南部分破坏严重，基本不存。东、南、西面回廊的墙仅存墙的基槽，宽0.2～0.5米、深约0.12米。在墙的四个转角内侧，有四分之一圆形像座。东北角和东南角的保存较好，西北角的仅存下面部分基座，基座上部已毁。西南角的转角像座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只有这个位置出土的泥塑残脚显示原来这里也有一个台座。东北角像座为一个覆莲座，莲瓣丰满，除中间一瓣瓣尖正朝下外，左右两边的莲瓣向左右方向偏转，长1米、宽0.4米、残高0.5米（图21：3；图版肆：3）。东南角像座保存完好，上为平台，半径0.6米、高0.33米（图21：4；图版肆：4）。中心殿堂外东、南和西面为回廊，宽约1.5米。
图21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部分残存
1.前堂东部门厅北侧造像座 2.北侧堂南侧西部长方形像座3.中心殿堂东北角像座 4.中心殿堂东南角像座 （1、4.约1/3，2.约1/4，3.约1/2）
（二）佛寺出土壁画
由于佛寺遭到不断破坏，因此残存在墙面上的壁画很少。最重要的是中央像座东面的壁画，白地上面隐约能看出一个坐像，盘腿而坐，左手微外曲，手放在左腿之上，右手上举胸前，似握法器（图版伍：2）。其次是佛寺除中央像座外的像座下部装饰比较统一，均以连续倒三角纹装饰，以中央殿堂东南角像座保存最好。佛寺其他部位的壁画内容只能通过残壁画的出土位置进行推测复原。
1.连珠纹龛坐佛壁画残块 06CDF2：001，出土于佛寺北厅的东南角，埋藏于坍塌的屋顶之下。壁画残块上原来绘有两个拱形龛，上面较完整，外为连珠纹。连珠纹用红线勾画，内为白色，内圈由金黄色的飘带构成，飘带中间绘一褐红色褶线，龛内为淡天蓝色。下部为大龛，仅存少部分。上部龛中有一结跏趺坐的佛，面相饱满，五官特征为中原人，佛着土红色通肩袈裟，肩有披领，坐于莲台上，莲台上绘两排莲蓬孔，具头光和背光。头光以褐色勾勒边缘，内为白色；背光为淡石绿色。宽25厘米、高36厘米（图版伍：1）。
2.罩帏式袈裟立佛和背光残块 06CDF2：002，出土于北侧堂的西南角，为北侧堂南墙向外倒塌的一部分。壁画可能为北侧堂塑像后侧壁画的一部分，残存的大部分为红色帷幔、白色垂幔和白地红线描绘的花朵，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西壁北侧立佛看，这是一身立佛袈裟左边的部分。旁边为背光边缘的带形装饰，依次为灰色、红色和黑色。最完整的是背光边缘黑色与红色带饰之间的一尊千佛，椭圆形龛，用褐红色线勾出，中间为白色，龛中间部分和回廊部分千佛相似，五官绘得稍微粗糙。由于此千佛上面还有一千佛残存的下部一角，因此原状似为一圈千佛。宽55厘米、高30厘米（图版陆：1）。
3.女神骑像壁画残块 06CDF2：003，出土于北侧堂南部，可能是北侧堂南墙壁画。壁画在白地上用墨线勾勒，女子骑于骆驼（或封牛）之上，驼峰前有黑色带子，臀部有一黑色圆形图案，上面有三根须，似表现旋毛。女子身材苗条，姿容秀美，五官被泥部分覆盖，但可以看到其前视的双眼，头上束一根白色带子，前面有花结或冠，黑发披肩，具头光。头光内为灰色，外缘渐渐变为白色。身着红色连衣短袖裙裤，腰系黑带，内着绿色裙裤，臂缠绿帛巾，双手上举，左手捏握，右手举握一物。宽18厘米、高28厘米（图22）。
4.说法壁画残块 06CDF2：004，出土于北侧堂西北角，可能是倒塌西墙的一部分。王者（或佛）圆脸，大眼，有眼袋，眼白多，黑色瞳仁小，大耳长垂，八字形胡须，下巴处留一细缕胡须。黑发下披，额上有发束，前后有花结，顶束高髻。具头光、背光。头光灰白色；背光色轮从外向内依次是土红色、深褐色和绿色。戴三珠项圈，下缀宝珠，内着白纱，外披褐色衣服，袒右胸，头向左侧，轻松交脚坐于垫上，跣足。右手放于右腿上，左手上举前伸，掌心向上，目视前方，张口正在讲论。王者（或佛）身右侧有一个大型的物件。似帐篷，装饰鱼鳞纹，从上到下依次为赭色、淡黄色、石绿色和赭色。左侧白衣女性听者（现存三位）面相长圆，五官标致，眉清目秀，着袒右白色袈裟，戴三珠项链，跪坐于绿白相间方格纹的小圆垫上，双手上举于胸前，微微合十，聚精会神聆听。白地空处绘有黄色太阳花朵。宽42.3厘米、高56.1厘米（图23）。
图22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女神骑像壁画残块（06CDF2 : 003）
5.说法壁画残块 06CDF2：005，出土于北侧堂西部。王者（或佛）头戴淡紫色高冠，黑发圆脸，大眼圆睁，瞳仁黑小，额起两道皱纹，印堂处攒出一道皱纹，大耳戴环，具头光、背光。头光绿色；背光外圈为土红色，向内第二圈灰色，内为白色。左手上举，手掌前伸，掌心向上，头向左，面向一听者，张口正向他讲述。左侧听者绿色头发，尖耳，尖嘴猴腮，聚精会神聆听。壁画白地空处绘没有五官戴帽的人头像两个，白色和黄色花朵。宽37.8厘米、高20.9厘米（图24：1）。
6.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 06CDF2：006，出土于北侧堂西侧像座前侧下部地面。佛面相长圆，红色线勾画，黑发，高圆肉髻，头向右下侧倾，目光慈祥，微有眼袋，鼻直口小，大耳长垂至肩，着白色通肩袈裟。土红色背光，白色头光。双手抱于腹前，大拇指微翘，交叉相搭。从壁画顶部残留的土红色块看，这个壁画属于大型千佛题材，上面还有相似的千佛。宽30.6厘米、高45.7厘米（图24：2）。06CDF2：007，出土于北侧堂西侧像坐前侧西部地面。和上面一块为同一题材，但保存部分较少，仅存头部。06CDF2：009，出土于北侧堂东北角。佛头相对，应当是天花板上的壁画。题材构图同上，颜色有区别，白色头光，土红色身光，圆领通肩袈裟为紫褐色，头发和脸用褐色线勾画，胸部有部分旋毫露出。宽25.1厘米、高53.5厘米（图24：3）。06CDF2：008，出土于北侧堂，仅剩佛头，除了头发颜色稍浅并用红线勾勒边缘，其他特征和上述两块壁画相近。宽18厘米、高19厘米（图版陆：2）。
图23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说法壁画残块 （06CDF2 : 004）
图24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壁画残块
1.说法壁画残块（06CDF2 : 005）2.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 （06CDF2 : 006） 3.天花板千佛壁画残块（06CDF2 : 009）（1.约1/5，2、3.约1/7）
7.金黄色边框千佛壁画残块 06CDF2：0010，出土于北侧堂东南。佛着圆领土红色通肩袈裟，头向右侧，黑发，肤色金黄，浓眉大眼，高直鼻，小嘴，结跏趺坐于金黄色边框中，淡黄色头光，背光外侧色轮土红色，内为白色。千佛可能是一尊主佛身光的色轮，外为土红色，内为紫褐色。宽14.5厘米、高10厘米（图25：1）。06CDF2：0011，出土于北侧堂外部东侧，基本同上，佛结跏趺坐于金黄色边框中。宽12.2厘米、高8厘米（图版陆：3）。
8.垂目思维状菩萨壁画残块 06CDF2：0012，出土于北侧堂中南部。除头发灰白色外，菩萨形象是在白地上用褐色线描，面相长圆，头微右侧倾，有白毫，直鼻小嘴，垂目思维状。头戴三叶冠，束发，发带在脑后打花结后垂于肩下，长卷发披肩，具头光、身光。头光外为灰白色，内为白色；身光外为褐色，内为白色。宽20.7厘米、高25厘米（图25：2；图版陆：4）。06CDF2：0013，出土于北侧堂中南部。基本同上，但面相稍短，背光色轮颜色相反，外为褐色，内为土红色，最内为白色。宽21.2厘米、高15厘米（图25：3）。
9.花叶纹背光残块 06CDF2：0014，出土于中心北廊道北侧。石膏质。内为白色光轮，其外为灰黑色，再外为土红色，最外为白色花叶纹，褐色线勾画。宽34.8厘米、高20厘米（图版陆：5）。
10.三头六臂护法像壁画残块 06CDF2：0015，出土于回廊西北。上面为横列千佛题材，千佛和其他千佛相似，头向右侧，但袈裟颜色有区别，保留的两尊相邻千佛分别着褐色和土红色袈裟。千佛下面为三头六臂护法像。宽16厘米（图版陆：6）。
图25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壁画残块
1.金黄色边框千佛壁画残块（06CDF2 : 0010） 2、3.垂目思维状菩萨壁画残块（06CDF2 : 0012、06CDF2 : 0013） 4.立佛壁画残块 （06CDF2 : 0016） 5.背光色轮和千佛壁画残块 （06CDF2 : 0017）（1.约1/3，2.约1/7，3.约1/4，5.约1/2）
11.立佛壁画残块 06CDF2：0016，出于前堂南部中间，断为两块。白地，佛立于淡红色荷花的莲蓬之上，着灰色通肩袈裟，右手握一黑色物，放于腹前，背光外缘色轮较宽，为深红色，内为灰色，最内为白色。两块拼起来宽40.4厘米、高60.5厘米（图25：4）。
12.背光色轮和千佛壁画残块 06CDF2：0017，背光色轮外为黄红色，内为褐色。千佛坐于金黄色圆形龛中，具土红色、白色两圈色轮背光，结跏趺坐，坐于金黄色莲蓬之上，施禅定印。宽24.4厘米、高15.8厘米（图25：5）。
回廊主要的壁画题材是千佛。这类壁画残片发现较多，但大部分比较碎，主要集中发现在佛寺西南，因为这里破坏得比较严重。较大的有两块，均是回廊南壁上的千佛壁画。千佛被安排在成排的椭圆形圈中，这个圈用土红色和白色的小方块相间排列绘成，中间空处绘四辐、六辐或八辐的花（或为法轮）。千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褐红色通肩袈裟，土红色头光。佛头微转向右侧并微微下倾，目光注视着迎面走来、顺时针礼拜的信徒。最大的一块宽190厘米、高62厘米，上面残留四层千佛，最上面一层残留2身千佛的局部，第二层至第四层均为18身，壁画右侧4列千佛和左边的14列千佛有明显差别。右侧千佛整体颜色偏黄，略微暗淡，背光、头光土黄色，边框、袈裟褐红色，椭圆形龛之间的花为四瓣。左侧千佛整体颜色偏绿，较艳丽，背光灰黑色、头光褐色，边框、袈裟石榴红色，袈裟颜色较深，椭圆形龛之间的花为四、六、八瓣。壁画左侧8列椭圆形框上的方形石榴色彩绘不受方框的限制，比较洒脱，特别是四周圆龛相接之处，以二至三画长条方形彩绘相连。千佛下以土黄色横栏为隔断，下部为一列骑马人物像，前后两身均残留局部，中间六身保存完整。骏马鞍具辔銮俱全，右前腿均屈抬，行进状。骑马之人年纪不大，束发戴冠，身着唐朝圆领官衣，系腰带，均留八字形小髭，下巴下飘山羊胡须。左手持缰，右手均托一钵，马前上方均有一朝托钵向下滑翔的黑鸟。骑马之人具不同颜色的头光、帛巾和衣服。帛巾从背部向两臂绕出后在身体两旁飘扬，背后部分也被风鼓起，飘于头光后面。第一位白色头光，石绿色衣；第二位绿色头光，红色衣服和帛巾；第三位红色头光，土黄色衣服，红色帛巾，中间绘黑线；第四位红色头光，红色衣服，绿色帛巾；第五位红色头光，灰黑色帛巾，绿色衣服；第六位灰黄色头光，褐色帛巾，红色衣服；第七位红色头光，绿色帛巾，灰黄色衣服；第八位灰黑色头光，红色衣服（图26；图版柒：1、2）。回廊南侧千佛壁画残块宽70厘米、高29厘米（图27：1）。
图26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千佛壁画残块
类似的千佛壁画残块还发现于门厅南侧和东南角，宽69厘米、高33厘米（图27：2）。但这里发现的壁画和主殿回廊发现的稍有区别。这里的椭圆形龛画得要简略一些，空白处装饰的法轮被表现成盛开的花，特别是东南角发现的全部为四瓣两重的花。南侧发现的千佛较其他两处发现的身形要瘦一些，表情画得细致传神。花有两种，一种是单瓣，一种是重瓣。从发现的千佛壁画残块看，大部分为右侧头像，少量为正面像（图版柒：3），还有少量右侧脸像。佛寺出土的一块千佛，其眼神比较特殊，绘于长方形框中，身着圆领通肩袈裟，头右侧，绿色头光，褐红色背光，背光边缘渐渐淡为白色，与其他千佛不同之处是双目下垂（图版柒：4）。
图27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千佛壁画残块 1.回廊南壁千佛壁画残块 2.门厅东南角出土的千佛壁画残块
（三）出土器物
1.柱刹 06CDF2：0018，出土于北堂西北角倒塌屋顶之上，在倒塌屋顶下面相应位置发现残存的木柱，可以判定该柱刹正是这根柱子顶部的构件。木质，用整块木料快轮旋切而成。覆钵形，底部一侧有方形榫头，塔刹顶部为一尖。可以分为四层，下面两层宽度相近，第三层很窄，最上面一层最厚。除第三层外，其他几层有弦纹装饰。最大直径16厘米、高31厘米（图版捌：1）。
2.擦擦 06CDF2：0019，出土于东前堂北侧方座前。泥制，精选的灰白黏土中掺和了黑色的物质。心形，一面中部有一椭圆形龛。龛内浮雕一菩萨坐于仰莲须弥座之上，左脚盘于座上，右脚垂于座前。左手放于座上，右手施与愿印。细腰微扭，头微向右侧。具背光和头光。背光中有花束，头光边缘为一圈细连珠纹。宽8.4厘米、高12.7厘米（图版捌：2）。06CDF2：0020—0022，出土于门厅东南角，共有7块残件。6块式样同前，有的可能是同一块的不同部分，中心也应当为相同的菩萨，但制作略粗糙（图版捌：3）。其中一块是从一块擦擦上拓印下来的凹形图案（图版捌：4）。
3.贴塑像残块 06CDF2：0023，出于门厅东南角，表面绘白彩。仅存一半胸腹，一手提握一物，放于胸下。宽5.5厘米、高11厘米（图版捌：5）。
4.护法下摆衣褶泥塑残块 06CDF2：0024，出土于门厅东南角，仅存下摆衣褶部分。宽20厘米、高18厘米。
5.护法泥塑头像 06CDF2：0025，出土于前厅北侧方形像座东侧。泥塑，为方形像座上的护法头部。因地下保存条件不好，仅存前部，表面酥化。头像表面涂了一层白色颜料，在白色涂层上用红彩和黑彩勾勒五官。高25厘米（图版捌：6）。
6.铜钱 34枚。06CDF2：0026，出土于东门阶梯和台基结合的转角处小浅坑中，有开元通宝和五铢。
7.千眼坐佛木板画 06CDF2：0027，出土于北侧堂西部方形像座前。圭形，尖的一端为上，有一小圆孔。白地，上部绘一坐佛，结跏趺坐，坐于莲蓬坐垫之上。佛着土红色圆领通肩袈裟，具头光、背光。袈裟绘有鱼形的细长眼睛。坐佛以下为黑线绘出的九列眼睛，两列相对成为一对眼睛，中间为单独一列，每行为四对半眼睛。长52厘米，宽17厘米（图版玖：1、2）。整块木板背部是一个佛的脸，额头左为月，右为日，正中有白毫，长眉弯曲，鼻梁笔直细长，贯穿木板中部，鼻梁两侧共有七对眼睛，大而完整，睛瞳圆大。鼻子下为嘴。木板涂了一层白色为底，除鼻子用褐色线绘成外，其他为墨线（图版玖：3）。06CDF2：0028，上部为一坐佛，结跏趺坐，坐于莲座之上，身着圆领通肩袈裟，袈裟上绘法眼，具头光、背光，头光似为蓝紫色。坐佛身形矮小不成比例。坐佛下部左边为月，右边为日。再下面为成对的眼睛，用褐色绘出弯眉，墨线勾上眼线，褐红色勾下眼线和眼袋线，眼睛细长，墨点睛瞳。宽8.5厘米、高28.5厘米（图版玖：4）。
8.主尊佛头 06CDF2：0029，出于中心回廊北侧，应当是佛寺中心基座上的主尊佛头。泥塑，左眼、右额以下被破坏，肉髻已被破坏遗失；具白毫，螺发，在佛头被破坏落地时，脑后部的螺发已被震脱落；脸施白彩，土红色发际线，天蓝色眉毛，眼睑线为宝石蓝色。宽50厘米（图版拾：1、2）。
9.摩尼火焰珠 06CDF2：0030，泥塑，心形，下为三瓣莲瓣。摩尼珠外为火焰纹，中间有六个回字方形纹。宽10.5厘米、高12.8厘米（图版拾：3）。
10.门楣坐佛木板画 06CDF2：0031，出土于东门外，应是门楣的一部分。坐佛仅存胸以下部分，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长22厘米、高6厘米（图版拾：4）。
11.白衣人木板画 06CDF2：0032，出土土于北侧堂西部基座东部。腐朽严重。上绘一白衣人，臂上缠披帛，戴项圈。跪坐，双手在胸前，具体手势不清。宽6厘米、高21厘米。
12.铜环 06CDF2：0033，出土于北侧堂中部。直径2厘米。
13.莲花化生贴塑残块 06CDF2：0034，出土于北侧堂。一人袒露上身，胸肌厚实，双手上举，下身隐没于盛开的莲花中。宽7厘米、高8厘米（图版拾：5）。
14.小佛头 06CDF2：0035，出土于佛寺北侧堂，肉髻、右耳和鼻子损毁，其余部位尚存。脸盘椭圆，略方，面相饱满。眼大，眼泡明显。长约5厘米（图版拾：6）。
15.具头光头像贴塑 06CDF2：0036，头像具头光，戴帽，帽顶有装饰。长耳，戴耳环。面相短圆，眉高吊，印堂窄小，眼大睁。宽5厘米、高6厘米。
16.小陶灯 06CDF2：0037，高柄，圈足。高8.5厘米。
17.十字云纹花贴塑 06CDF2：0038，敷石绿色彩。直径3厘米。
三、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位于和田市策勒县达玛沟乡七大队一小队范围内的荒漠沙丘中，距达玛沟乡政府所在地约10公里。遗址地理坐标北纬37°01′30.8″，东经81°07′22.1″。海拔1375米。
遗址被沙丘状隆起红柳包覆盖，四周为凸起的红柳包，地表植被以芦苇、骆驼刺为主，零星分布有沙枣树。佛寺遗址呈圆锥形，高8～9米，直径25米左右。1号遗址地表被破坏，在北面形成高约3米的台地，遗址以及周边地表散落少量灰陶、红陶片以及少量壁画残块。其中东北角已被当地人切出一个剖面，还有2个3米×1米的长方形挖柴坑。
2006年10月10日至25日进行发掘。发掘从沙丘顶部开始，逐渐向下清理，在堆积中发现壁画残块，由于遗址在古代和现代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地下水侵蚀，所以无法提取土层中粘黏在一起的壁画，为了保护，采取回填的方法。因此整个工作只是在被扰乱的地层中采集了一些壁画残片。下面对出土壁画进行介绍。
1.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残块 06CDKF1：001[2]，千手观音壁画，仅存头、胸和部分手臂。观音面相饱满，秀眉微曲，小嘴、小鼻、细长眼，眼半睁，微俯视，眼角微上挑，印堂处有一竖立睁开的直眼。长耳垂肩，佩戴莲花耳环，耳环下缀石榴花。浅灰色发，肩后披发卷曲。头戴蔓花冠，头系宝缯，宝缯前有宝珠，耳后有花结，垂于肩后。观音贴体戴珠子串成的项链，贴衣领又戴链形项链，前有三个嵌圆形宝石花形饰，中间坠一个心形饰件。观音肩臂饱满浑圆，佩戴臂钏，两手合十。左肩斜披长巾，披巾装饰彩色短竖条纹。观音具头光。外圈为白色，外缘褐红色晕染，内圈为石绿色晕染，外缘留白。身前有一枝荷花，分为两大枝，最上边一枝为含苞欲放的荷花。下边一枝分为两枝，主枝为盛开荷花，下部发出一枝为荷叶。荷花莲蓬上坐一化佛。化佛头右侧，结跏趺坐，身着浅绿色通肩袈裟，施禅定印。具桃形背光、头光。从残存壁画可以看到左侧七只手臂。最靠近头光的手臂存手腕以上部分，上举，戴臂钏。靠外一只手可以看到部分手掌、手指和手镯，手掌中间有一只竖立直眼。第三只手可以看到前臂、手腕、手掌和两只手镯，手掌中也有一眼。手上举，托一圆形物，仅存一半。圆圈中清楚绘有一动物，耳朵尖长，尖嘴，上身直立，前肢上举，下身屈蹲。与这个动物相对，隐约可见大致相同的动物，可能当时没画，只能看到部分线条。第四只手只能看到很少部分的手镯。第五只手可看到前臂和部分手镯。第六只手只能看到部分手臂。第七只手可以看到部分手掌、部分大拇指和手掌托举的物品，手掌中也有一眼。残存的壁画白地起稿，褐色线勾勒，只是在头发、披巾、花朵和头光部分用少量颜色晕染。宽50.5厘米、高52.2厘米（图28；图版拾壹：1）。
图28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教遗址出土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残块（06CDKF1 : 001）
在遗址中，发现了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残块，它们都属于同一块壁画。06CDKF1：002，壁画残存手指、带眼睛的手掌，长约14厘米（图版拾壹：2）。06CDKF1：003，可能为千手观音千手部分，可以看到一只手的手腕部分，部分手镯可见（图版拾壹：3）。06CDKF1：004，壁画残存手掌和手指部分。其中一只手掌中间有一竖眼（图版拾贰：1）。06CDKF1：005，可见手指、手掌，手举的圆状物一部分应当是太阳（图版拾贰：2）。06CDKF1：006，属于大块千手观音壁画的一部分，可能是举月亮的手的另一部分，下面还有一手，握一器物，最下面为手掌，中间有一眼（图版拾贰：3）。06CDKF1：007，属于大块千手观音壁画的右下部，残存石榴花结、戴臂钏的手臂、带眼的上伸手掌。宽24.8厘米、高10.4厘米（图29：1）。06CDKF7：008，可见石榴花串和臂钏。宽14.7厘米、高12.8厘米（图29：2）。06CDKF8：009，存两手一掌，手上手镯可见，掌心中的一只眼睛也可见。宽10厘米、高13.4厘米（图29：3）。
图29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壁画残块
1～3.千手千眼观音壁画残块（06CDKF1 : 007、06CDKF1 : 008、06CDKF8 : 009） 4.佛头壁画残块（06CDKF1 : 0010） 5.背光部分壁画残块（06CDKF1 : 0011） 6.佛像壁画残块（06CDKF1 : 0017）7.佛头壁画残块（06CDKF1 : 0019） 8.器物壁画残块（06CDKF1 : 0020） 9.团花分界栏壁画残块 （06CDKF1 : 0023） 10.千佛壁画残块（06CDKF1 : 0030）（1.约1/6，3、8、10.约1/3，4.约1/2，余约1/4）
2.佛头壁画残块 06CDKF1：0010，灰色头发和肉髻，具双层头光。外圈色轮外缘为褐色，内为白黄色；内圈为浅石绿色。残存部分背光，背光内绘放射状锯齿纹。其他部分为起分隔作用的横栏，栏中绘花朵和卷叶，以褐红、石绿稍加晕染。宽8.2厘米、高11厘米（图29：4；图版拾贰：4）。06CDKF1：0024，三角纹，背光外为石榴花朵纹。长10厘米（图版拾贰：5）。
3.举团扇背光部分壁画残块 06CDKF1：0011，内侧为菱格纹，以土黄色点染，其外为褐红色，中间绘有小型人物，残存一手，手中举一长柄团扇，扇面有纹样。再外边残留一只手，肥胖，戴镯，可能握一支矛。宽16.2厘米、高21厘米（图29：5；图版拾贰：6）。06CDKF1：0018，白衣千佛背光外圈为褐红色，第二圈为菱格纹，点缀土黄色。第三圈绘带焰肩的小千佛。千佛一个叠一个，身着通肩袈裟，具头光和背光，白底子上用褐线勾绘，以浅土黄色渲染。下部一个头左侧。宽18厘米、高25厘米（图版拾叁：1）。
4.菩萨头像壁画残块 06CDKF1：0012，白地，褐红色线勾绘，菩萨脸左侧，眼、鼻、眉隐约可见，眉目清秀，黑发，头戴花冠，长耳戴环。具头光。头上部为隔栏。宽10厘米、高15厘米（图版拾叁：2）。
5.小坐佛壁画残块 06CDKF1：0013，仅存脸部、颈部。高9.5厘米。
6.卷草纹壁画残块 06CDKF1：0014，长10厘米（图版拾叁：3）。O6CDKF1：0015，卷草壁画残块，长12厘米。
7.日月纹构件壁画残块 06CDKF1：0037，宽25厘米、高22厘米（图版拾叁：4）。
8.佛像壁画残块 06CDKF1：0017，面相圆满，头右侧，长鼻小嘴。身着袒右袈裟，右手上举，放于右耳后侧，可能表现专注聆听。袈裟褐红色，颜色厚重饱满，墨线表示衣纹，线条稠叠流畅，富有力度和弹性。脸部和裸露的身体用深浅不同的土黄色进行渲染，袈裟部分也根据身体不同部位进行深浅不同的晕染，色彩非常柔和。宽17.5厘米、高6.7厘米（图29：6；图版拾叁：5）。
9.佛头壁画残块 06CDKF1：0019，主体为具头光、背光的佛头像。肉髻高圆，眼平，眼角尖锐，大耳垂肩，耳垂向前。头部使用浅土黄色，外轮廓、肉髻、上眼线用墨线勾勒，发际线、耳朵用土红色勾绘。头光外线用墨线勾勒，内线用土红色勾勒，外圈内缘以浅淡的玫瑰红色晕染。头光外部可以看到袈裟的一角、一个头、一只手的形象。宽14.4厘米、高15.1厘米（图29：7）。
10.器物壁画残块 06CDKF1：0020，宽11.5厘米、高9.2厘米（图29：8）。06CDKF1：0026，所绘器物可能是壶的上部。结合起来看，表现的是细颈壶，背景可能是帷帐或者是人物的衣服，土红线勾勒，浅红色渲染表示沟褶。器存下部，壶圈足，底缘可能有一圈方格纹或者连珠纹。壶身下部为仰莲纹，壶身以两圈连珠弦纹格出，中间点缀一行花纹。肩部纹饰可能是卷草花叶纹（图版拾叁：6）。
11.壁画残块 06CDKF1：0021，有一足，外撇，立于黑色物体上，旁边是一大莲花垫，上面可能立一尊大佛，仅剩足趾。宽18厘米。
12.莲蓬坐垫壁画残块 06CDKF1：0022，上面有一坐佛，仅存部分腿。宽15厘米。
13.团花分界栏壁画残块 06CDKF1：0023，一边是褐色衣纹，中间是团花，一边装饰星辰等。宽11.8厘米、高18.4厘米（图29：9；图版拾肆：1）。
14.头像壁画残块 06CDKF1：0025，目圆睁，红头发，戴冠。宽8厘米。
15.千佛残块 06CDKF1：0027，可见两身坐佛。佛像头圆面满，面右侧，馒头状黑色肉髻。红色通肩袈裟，施禅定印。黄色头光，白色背光。高16厘米（图版拾肆：2）。
16.壁画残块 06CDKF1：0028，高14厘米。
17.壁画残块 06CDKF1：0029，可见右手臂和垫子。宽10厘米。
18.壁画残块 06CDKF1：0030，开放的荷花，圆形物。高15厘米。
19.千佛壁画残块 06CDKF1：0030，可见两身佛，头左侧。一个着褐红色袈裟，头光外圈白色，内圈浅红色，五官可见，目光炯炯有神，脸部有晕染。另一个身着白色袈裟。宽11厘米、高11.2厘米（图29：10）。
20.蔓卷花束壁画残块 06CDKF1：0031，分上下两栏，上栏为花束，向左右两边蔓卷；下栏像屋顶上的瓦。宽16厘米、高16厘米（图版拾肆：3）。
21.放射状纹饰壁画残块 06CDKF1：0032，宽10厘米（图版拾肆：4）。
22.绿色波纹壁画残块 06CDKF1：0033，千佛的头光部分，背光中是绿色波纹。宽9厘米。
23.头光分界泥塑残块 06CDKF1：0034，宽4厘米、高7厘米（图版拾肆：5）。
24.白衣坐佛壁画残块 06CDKF1：0036，可见两身佛，上面一个身着白色通肩袈裟，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下面只可见头光。宽10厘米、高13厘米（图版拾肆：6）。
四、相关问题讨论
（一）年代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北壁主尊塑像背光中的苜蓿纹、袈裟式样和衣纹走势虽然表现出犍陀罗雕塑艺术特征，佛身肩宽，胸平，腰细，衣服贴身，身体轮廓分明，和印度笈多的风格相近，但是塑像和犍陀罗以及秣菟罗原地的艺术有一定差距，和中亚地区“阿姆河流派”的泥塑像却有更为紧密的关系，迦毕试流派（又称为“山间派”艺术流派）的影响也比较明显[3]。坐像盘腿超出覆莲台佛座，这种特点在犍陀罗地区公元2—3世纪已开始出现，传入西域后成为典型的西域佛教艺术风格，延续时间很长。阶台式的衣褶在中原内地从云冈石窟开始出现，时代大致为公元5世纪中期，敦煌石窟佛像衣褶阶台状的特点从北朝洞窟第四期开始出现，一直到公元7世纪前半期[4]。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主尊阶台式的衣褶和北周至隋时期的塑像比较接近。我们从塑像颈部破损处取得芦苇作为14C测年样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试验室测定：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塑像的14C年代为1424年±27年，即公元526年±27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618—656年[5]。这些证据说明，主尊的时代大致为公元6世纪中期至7世纪前半期。
壁画中的立佛像正面而立，指间有蹼，袈裟左肩有披领。东壁菩萨形象也属于典型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佛寺壁画人物形象有的质朴拙重，比如门后两旁的武士和天女，富有强烈的装饰意味，空白处绘的莲花、荷叶也如此。壁画中武士戴的大耳钏在中亚公元6—7世纪的佛教壁画中比较流行。通过对敦煌“瑞像记”和瑞像图的研究，密宗传入于阗在世时间为公元7世纪[6]。在这个佛寺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密教因素，所以其始建年代要早于公元7世纪。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南墙西壁残像与出土壁画（02CDTF1：001）组合起来，恰好是一幅完整的毗沙门天王像。这位天王所穿上衣、长筒黑靴和丹丹乌里克遗址10号寺址中发现的“波斯僧”木板画上人物所穿为同一式样，大耳钏也一致。类似的例子还有巴拉瓦斯特发现的供养人壁画，这样的服饰可能在这个时期当地男性中比较流行。这说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和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年代至少有一部分重合，一般认为这块木板画时代为公元6世纪，因此，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时代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中有些因素的时代稍早，比如主尊和壁画中坐佛的通肩袈裟式样、衣纹走向和炳灵寺西秦169窟、敦煌北魏时期石窟中的相关佛像接近[7]。东壁菩萨所戴头冠以及花结与云冈石窟第一期的相似，比如第9窟前室北壁第2层西侧佛龛中的交脚弥勒菩萨[8]，这反映的可能是对早期因素的继承。着夹衣的千佛，其袈裟在施禅定印手的上面翻出一角，露出内衬，类似的例子在敦煌西魏（公元535—556年）第285窟四披下缘的坐佛身上也有发现[9]。东壁菩萨所戴头冠以及花结与285窟中的供养菩萨相同，285窟壁画其中一个菩萨也托叵罗[10]。壁画人物空白处点缀的散点花叶纹以及圆梢卷草纹都可以在敦煌北魏、西魏的石窟中发现[11]。
综合上述讨论，可知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建造的年代极可能为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前半叶，最早可能到公元5世纪晚期。
根据考古发掘现场情况，佛寺有的壁画可以看出下面有一次白描的线，大部分白描线和最后定稿的线并不重合，有的相差不小，可能是最初的稿线（图版贰：3），墙壁没有二次抹泥、重新绘画的迹象，因此佛寺可能是一次建成直到被毁。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从形制布局看，属于回廊像殿，这种佛殿在于阗、焉耆以及疏勒地区流行，时间为公元6—9世纪。因此佛寺时间上限应当为公元6世纪。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从主体部分的形制布局和千佛壁画特点看，和丹丹乌里克遗址[12]发现的壁画相似，其时间为公元6—9世纪，特别是千佛壁画和斯文·赫定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一致[13]。但是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整体形制比丹丹乌里克遗址迄今发现的佛寺复杂，因此其始建年代可能晚于迄今所知的丹丹乌里克遗址的佛寺。佛寺东门台阶和东墙交接处，原来可能有门楼柱子，在北侧柱窝中发现34枚中原铜钱，可以辨认的有五铢钱和开元通宝。这些铜钱出土时，夹在比较硬的沙土中，因此有可能是用于奠基，这样佛寺始建年代有可能是开元年间（713—741年）。有一块壁画残块使用了连珠纹，类似的连珠纹在西域的流行时间是公元6—8世纪[14]。佛寺长期使用，有的壁画可以发现重绘的痕迹。佛寺地面上发现的擦擦和木板画应当是探讨佛寺被毁时间的重要线索。从遗址中出土擦擦的特点来看，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始阶段的较为接近[15]。擦擦中的观音菩萨和吐蕃、后弘初期的铜坐像非常相似[16]。综合以上因素考虑，佛寺始建年代可能在公元7—8世纪，佛寺最后应毁于于阗伊斯兰化时期，即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由于破坏严重，且因没有完全清理，佛寺建筑结构、形制已无从探讨。壁画中有一件壶，以连珠纹分栏，下面为细长的单瓣仰莲纹，可能是菩萨所提之物。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菩萨石雕像提的壶的纹饰和壁画所画的非常相似，但这些雕像的时间非常早。从纹饰和大的外形看，这样的细颈壶应当是从约特干发现的贴塑陶罐发展而来的[17]。从一些时代较清楚的金银器看，这种壶的时间为公元7—8世纪[18]。佛寺中发现的千手千眼观音面相饱满，秀眉微曲，小嘴、小鼻、细长眼，面部特征和隋至初唐的观音相似，巴米扬大佛窟中壁画的佛及菩萨面部特征也如此。观音所戴手镯在敦煌隋代第402窟西壁龛内南侧上部菩萨壁画上已经出现[19]。观音所戴臂钏、手镯和敦煌初唐第57窟南壁壁画中的菩萨所戴的非常相似，项链则和敦煌盛唐时期第45窟菩萨塑像所戴的接近，头部装饰、臂钏和手镯则和此窟中壁画上的菩萨相似[20]。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的千佛被安排在方形龛中，应当比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早一些。综合起来看，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始建时间为公元7世纪。
公元9世纪后期，喀喇汗王朝在中亚兴起，其治下臣民仍然信仰佛教。公元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王族成员萨克图改宗伊斯兰教，借助外力夺取汗位，自称博格拉汗（Bugrahan，意为公驼汗），随之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以武力强迫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改宗伊斯兰教。其子巴依塔什（Bashitay）继位后，继续推行伊斯兰教。960年，喀喇汗王朝招纳了20万帐新近改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开始大规模向西域佛教地区开战。次年，喀喇汗王朝推行的圣战便指向佛国于阗。战争持续了20多年，于阗战败，佛国无数寺院被人为毁坏，佛教僧侣、信徒或被屠戮，或流散四去，留在故土的全部被迫改宗伊斯兰教。
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遗址和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现状反映的应该是在经历那次伊斯兰圣战之后，佛寺被人为破坏，当地成为荒芜之地。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至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规模很小。因为规模小，深藏在红柳包内部[21]。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以及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却因为自身规模较大，自然形成的红柳包对其的掩藏不够彻底，不断被破坏，最后彻底被毁。
（二）佛寺形制布局
于阗早期流行塔院和塔殿，公元6世纪以后变为像殿，这和小乘、大乘的消长有关系。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为一座小型方形殿堂式像殿佛寺，应当是较早阶段的像殿，和北方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唐代杰谢镇[22]）D.Ⅱ佛寺中的小佛殿比较相似。D.Ⅲ佛寺也属于方形像殿，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一致。
于阗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中心部分与丹丹乌里克D.Ⅱ佛寺中的大殿堂相似，中间为佛坛，四周为回廊式，房子的门向北开，但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总体布局显然更为复杂，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回字形佛寺发展到一个高峰的表现。
（三）壁画题材和内容
三个佛寺在时代上稍有差别，因此从残存的壁画内容看，可以发现其各有侧重。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壁画以立佛为主，从残存的壁画看，佛寺中有六身大立佛，加上主尊坐佛，共有七身大佛。佛寺北壁为三身佛，东壁两身立佛，西壁也是两身立佛。其中，东壁北侧主佛身旁有两尊菩萨像，表现的可能是“西方三圣”，中间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左胁侍为观自在菩萨，右胁侍是大势至菩萨。中间大立佛着白色袈裟，这可能和阿弥陀佛的光明胜过一切佛有关[23]。敦煌莫高窟第254窟西壁中央有类似的题材，254窟除了佛为坐像、位置在西壁，从两旁菩萨基本的衣着、姿势和手持物件到佛的白色袈裟和稠密的衣褶都很相近，可能属于同类题材[24]。
在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残存壁画中，有一幅表现的是一菩萨倚坐于垫上。值得指出的是，此菩萨座下的狮子床坐应当是受波斯、粟特祆教艺术的影响[25]。在中亚喀克拉克（Kakrak）壁画上可以发现更具祆教色彩的类似题材[26]。这幅壁画原来可能位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门内上方，表现的可能是弥勒菩萨说法图。弥勒的信仰，自西晋以后逐步流行，五六世纪时大盛于中土。类似题材在古代龟兹和焉耆的石窟中比较普遍，从壁画所在位置看，和克孜尔石窟的相同，位于窟房门内上方壁上。根据对于阗文和粟特文的研究，弥勒信仰在新疆境内丝绸之路的南道也是流行的[27]。由于整个小佛寺比较大型的佛像有七身，外加一身弥勒菩萨像，因此，整座佛寺表现的主题有可能是“七佛一菩萨”。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南墙西壁残像与出土壁画（02CDTF1：001）组合起来，恰好是一幅完整的毗沙门天王像，证据是其头冠中的鸟，可能是受犍陀罗的毗沙门天图像的影响。而南墙东壁残像从其与西侧画像的对应关系来看，可能是其配偶吉祥天女。根据于阗地区传统的题材，类似的天女也有可能表现的是鬼子母，鬼子母有时也被作为毗沙门天王的配偶。从天女下半身表现特点以及其左边骑马人看，和丹丹乌里克D.Ⅱ佛寺发现的类似题材非常接近[28]。由于壁画上部残失，因此不能肯定天女是否抱有幼儿。
毗沙门天像出现在贵霜王国时期（公元2—3世纪？）的犍陀罗地区。图像借用贵霜贵族的形象——头部带翅膀，拿弓箭，这是受希腊赫墨斯（Hermes）神影响的结果[29]。这时候的毗沙门天只是四天王奉钵图或夜半逾城图等佛传故事图的组合像之一，还没有出现单体毗沙门天像。到了西域于阗国，有了单体的毗沙门天像（也可能是一组四天王像）。从文献材料来看，公元6世纪末的于阗国已经有毗沙门崇拜，而在公元7世纪初传到中国。毗沙门天王是于阗地区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信仰对象，过去也发现过一些相关文物。上述丹丹乌里克寺院D.Ⅱ区小佛殿东墙靠近佛坛地方保存的下半身武士像可能是一座毗沙门天王像。1998年10月，瑞士人鲍默（Christoph Baumer）组成所谓“中瑞探险队”，率领8名队员，深入塔克拉玛干，不仅找到了遗址，而且进行了发掘。他们再次掘开这座佛殿时，毗沙门天王像已基本毁坏[30]。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还发现一块木板画，右边绘一托塔持矛武士，可以确认是毗沙门天王。
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自6世纪初或更早出现于于阗立国之后，其信仰的内容几经发展变化。这种信仰的内容和形式无论出现何种变化，基本上都以毗沙门天王共于阗王护持于阗国土及民众为内容，没有脱离于阗以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背景。《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的记载充分表明毗沙门天王与于阗国乃至于阗佛教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独特的信仰在官方提倡之下，也成为于阗民间最为重要的信仰，新的毗沙门天王形象也在于阗形成，并随着于阗佛教的影响流传至敦煌、河西等地，进而影响东亚许多地方[31]。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为研究这种流传甚广的佛教信仰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早期图像资料。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发现的残壁画有千手千眼观音、千佛、汉式建筑的屋檐和天王等，最有价值的是千手千眼观音残壁画。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发现的壁画残块表现的内容有说法图、千佛、菩萨等。从壁画发现的位置看，门厅、前堂门厅南北各有一个造像台座，北侧台座上有两个像座，西部为卧牛，上面剩两足，从残留痕迹看，牛为白色，足为青色。在佛教中摩醯首罗天乘坐一条大白牛，皮肤浅青肉色，他是护世八方天和十二天之一，守护在东北方。这个像座所在位置正好是佛寺的东北角，根据这些特征，牛背上的造像可能是大自在天（摩醯首罗）。
三个佛寺从壁画上可以看到一些联系。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主尊须弥座和毗沙门天王衣服上的卷草纹在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壁画上仍然存在，但显得略微粗肥。佛身光中绘听法的小佛都着白色袈裟，旁边身光光轮第一圈为斜线网格纹，这个特点在两个佛寺中都存在，不同之处是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身光中的小佛带焰肩，不过这和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天花板上的焰肩佛一致。三个佛寺的天花板题材基本相同，以中线为界，均为头相对的佛，即两边的佛头都对着中线，不同之处是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天花板上的佛没有焰肩，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迄今尚未发现焰肩佛形象。与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相似的还有肩部具罩帷袈裟的佛以及背光中的花叶纹。
有学者指出，和田地区收集的佛和菩萨像大多属于佛身、背光中的化佛、化菩萨像，与中亚地区的“舍卫城神变”相似，也与《华严经》在于阗地区广泛流行的记载相符，地神比较普遍。和田出土的雕塑和壁画中，无论是立佛、坐佛，还是化佛大都披通肩袈裟，较少袒右。袈裟上的褶襞，上身从左斜向右，两腿中间呈“U”字形平行，双侧纵向平行[32]。达玛沟发掘的三个佛寺也具有这些特点。
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和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显然已经有密教的内容。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千手千眼观音残壁画反映了这个佛寺密教信仰的特点。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干手千眼观音显然是更早阶段的形象，或者是所本的佛经不同，其特点是形象较为单纯，从壁画残块可以看到在胸前有一双手作法印，左边上举的一只手托月，月中有玉兔捣药的形象。从小的壁画残块看，千手千眼观音右边有一手举一圆球状物，应当是太阳。有一块壁画可能是托月形象的另一半，在月后面有一手握一法器。除此以外，发现的相关壁画残块上其他手上没有拿什么法物。武后长安年间（公元701年—704年）重建慈恩寺时，于阗来的尉迟乙僧曾绘千手千眼观音。《唐朝名画录》记：“（尉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画）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中原现存可以肯定的早期密教遗物亦多为武周时期[33]。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凹凸画法不是特别明显，尉迟乙僧在慈恩寺所画的可能与此有一定差距。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密教兴起，显教渐衰，隋至贞观，东来僧人译有密典。初唐杂密，密教在中原正式成宗是公元8世纪初，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始建的时间可能为公元7世纪，这说明新疆流行密教可能比中原更早一些，至少千手千眼观音的艺术形象如此，这和其他材料研究出的结论是吻合的[34]。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中的密教因素有大自在天（摩醯首罗）塑像残座、毗卢遮那佛[35]木板画和擦擦等。
（四）从达玛沟佛寺的发现看于阗和吐蕃的关系
根据新发现的材料，于阗和西藏的关系能追溯到早期铁器时代[36]。于阗王国与吐蕃王朝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大约开始于公元7世纪的后半叶。从史料记载可知，当时吐蕃人进入西域几乎总是首先进攻于阗，吐蕃与于阗之间早已开通了“吐蕃—于阗道”，而这条道路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应是吐蕃西部的象雄（羊同）旧地[37]。所以，于阗佛教于公元7世纪的后半叶传入吐蕃有很大的可能是以此作为中介的[38]。从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发现的擦擦看，和阿里地区发现的擦擦比较接近，正说明于阗和吐蕃西部的象雄（羊同）旧地的密切关系[39]。
于阗佛教艺术对吐蕃佛教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40]。从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现看，有些因素和吐蕃有很大关系。比如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发现的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擦擦与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的千手千眼观音残壁画有可能对吐蕃佛教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五）从达玛沟佛寺发现壁画看于阗画派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虽然规模较小，但塑像和壁画的艺术水平非常高。泥塑佛像和壁画所绘内容严格地统一于一个狭小的立体空间构图之中，配合协调，雕像、绘画和装饰图案浑然一体，壁画充分体现了于阗的佛教艺术流派即史称“于阗画派”的特点。
从构图看，达玛沟佛寺遗址壁画采用的是单幅多个形象的构图手法，主体形象位置严格、突出，附属形象则相对自由。这里的壁画留白较多，即使在主要人物之外的空处点缀穿插，也比较简洁。既显得主要人物形象突出，又在整体上有一种错落有致的生动。
于阗画派的代表人物是尉迟乙僧，他擅画佛像、鬼神、人物、花鸟，史载其绘画的突出特点是大画磊落有气势，小画用笔坚劲如屈铁盘丝。这或可概述为于阗佛教艺术的特点。
达玛沟佛寺画的绘画技法，简单概括，就是平画为主，“凹凸法”与“铁线描”有机融合。壁画用深褐色及黑色线条勾勒轮廓，多采用平涂，同时多在衣服、装饰部分略施明暗的手法，追求大色块的对比和总体艺术效果的突出。大部分人物几乎不进行晕染，采用留白或平涂的方法，对个别人物的脸部、袈裟等以晕染突出其起伏、变化，但晕染比较柔和淡雅，表现的手法更趋于装饰性，因而显得更加柔和，富有和谐之美。应当说，这是于阗的一种绘画技法的再创造，是具有本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一种古典绘画的表现技法。从发现的壁画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天王、天女、菩萨形象具有明显的印度—伊朗风格，“印度—伊朗风格的绘画就其艺术风格的总体来说，显得很呆板，有的甚至呆滞”[41]。这在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出土的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上仍然保持着。从迄今发现的达玛沟佛寺的壁画看，这里的壁画不像龟兹等地的壁画，整个画面满是人物，色彩浓烈，而且大部分人物较小，注重细节。达玛沟托普鲁克墩和达玛沟喀拉墩两地出土的壁画在赋彩上，画面的色谱很广，用色典雅，以暖色调为主冷色调为辅，颜色搭配清新悦目。有的色彩比较有地域特色，比如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部分壁画中使用的鲜亮的橘黄色、回廊千佛光轮中的淡紫红色等。从现在的发现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主色调为柔和的褐红色和白色，兼有少量石绿色；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整个色调为淡雅的红色，留白较多；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比较复杂，可能各个房间有不同的色调。以上这些特点都比较突出。总之，在构图布局和用色方面，达玛沟佛寺壁画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与龟兹等地的佛教壁画有很大的不同。
用线技法上首先使用铁线描勾勒，用笔遒劲，用线粗细相间，使表现的内容富有韵律和动感，从造型比例的准确和线条的遒劲中显现所需要表现衣物下人体的结构以及人物的神韵。在用线方面，小幅作品的确如屈铁盘丝，线条流畅、遒劲，造型感强，精确；大幅作品在洒脱之中不乏精致，准确地表现了身体的结构和衣纹的质感。
这些艺术表现方法是于阗绘画风格的典型特点，它使主体人物形象生动、丰满，画面具有感染力。无论是从残存的构图看，还是从形体的艺术处理方面以及线条的组合方面来看，都有充满弹性的曲线所突出的形象美，都充分反映出了于阗成熟的绘画艺术水准。
五、结语
于阗是我国佛教传入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至公元5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成为我国古代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策源地。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经》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实叉难陀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做出过贡献。于阗佛教艺术的“于阗画派”风格影响着我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于阗绘画甚至还可以说是西藏佛教艺术的渊源地之一，影响远至日本。
达玛沟为和田地区佛教遗迹分布最为密集之地，遗址所在地统称“达玛沟”。两汉之际为西域绿洲小国“篦摩”所在地，其后为于阗国所并，在和田塞语、藏语、汉文献中称为“坎城”和“媲摩”。文献中所记坎城和媲摩可能为同城异名[42]。城址可能为今老达玛沟卡纳沁古城[43]。和田地区中古时期地名，和田塞语中有使用梵文借词的历史背景。“达玛沟（Damago）”一名，“Dama”可能来自和田塞语中梵文借词“Tarma（佛法）”，源自印度古代语言梵文“Dharma”；“Go”则可能是一个表示地名的词缀，如此一来，Damago就有可能是Tarmago，意思为佛法汇聚之地，而它的汉语音译则应该改为“达摩沟”。对东亚佛教如此重要的地区，在香火断绝近千年之后，达玛沟又有这些重要遗迹和资料重新被揭示，可谓学术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
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建造时间可能为公元6—7世纪，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建造时间可能为公元7世纪，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建造的时间可能为公元8世纪，三个佛寺或许毁于公元10—11世纪喀喇汗王朝推行的伊斯兰圣战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阗公元6—8世纪佛寺发展的历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属于方形像殿佛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目前所发现的中古时期的最小佛寺，是在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所发现佛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形式佛寺。佛像雕塑保存较好，主尊及其背光和头光非常珍贵，壁画精美，保存面积在迄今发现的所有塔克拉玛干佛寺壁画中最大，其中弥勒菩萨和早期毗沙门天的形象尤为罕见珍贵，根据现存的佛寺建筑遗迹和壁画完全可以复原佛寺原貌。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具东门、前厅、东侧堂、东北侧室、北门、北侧堂和中心回廊像殿，布局严谨，保存较好，是迄今和田地区发现的结构最复杂的回廊像殿，可以看作这个地区大型回廊像殿的代表，填补了于阗佛寺晚期形制的空白。其中主尊佛头、回廊千佛壁画残块、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擦擦等是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毗卢遮那佛木板画、擦擦与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的千手千眼观音残壁画都说明密教在于阗的流行以及它们和西藏佛教的密切关系。三座佛寺中大量的元素也体现了于阗佛教艺术和中亚、中原相互交流的密切关系。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对托普鲁克墩1、2号佛寺周边地区进行的磁法勘探、电法勘探物探结果显示，周围还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两个佛寺应当是一个较大规模佛寺的组成部分，这为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附记：在策勒县达玛沟地区进行的历次考古工作中，我们一直得到新疆文物局、新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领导小组执行办公室、和田地区文物局、策勒县党委和政府以及策勒县文化局等诸多部门的关心与支持，谨向以上单位及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执笔：巫新华 郭物 雷然 钟建 艾力 艾则孜 买提哈斯木
2007年
Abstract
In March 2000 and June to October 2006, Xinjiang Archaeological Team of IA, CASS, successively excavated the No.1 and No.2 Buddhist temple sites at Topulukdong and the No.1 Buddhist temple site at Karadong in Damago, Qira County, Hotan Prefecture, Xinjiang. These temples reflect an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Buddhist temples in Yutian between the 6th and 8th centuries. And the numerous cultural elements found in the three temples demonstrate frequent exchange of Yutian Buddhist art with th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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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 Hedin, En Fard genom Asien, 1893—1897. vol. 2, Stockholm, 1898; Sven A. Hedin, Through Asia, London, 1898;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n.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New York. 1907;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s. I, II. London, Macmillan, 1912;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uernment by M. Aurel Stein. Vols. I.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E. Trinkler, Im Land der Sturme, mit Yak-und Kamelkaravanen durch Innerasien, Leipzig, 1930; 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 2-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52～61页。
[2]这块壁画为当地老乡挖获，后流入市场。当时的策勒县委书记冉齐钢发现后，紧急抢购并将其捐给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根据线索，找到出土地点，即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根据此次发掘的材料可以证明，这块壁画的确是属于1号佛寺。
[3]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美术寻踪》，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4]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第195～19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第237～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一）》，《考古》2005年第7期。
[6]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所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第212～279页，上海书店，1993年。
[7]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9·炳灵寺等石窟雕塑》，第1、2、1 9、2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25，文物出版社，1981年。
[8]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10、11，文物出版社，1994年。
[9]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22、130，文物出版社，1981年。
[1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11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1]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第191页，图版118、119，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A.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by M. Aurel Stein. Vols. I, II.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07, p.25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丹丹乌里克遗址佛寺清理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第9页。
[13]Sven A. Hedin, En fard genom Asien, 1893—1897, vol. 2, Stockholm, 1898. Sven A. Hedin, Through Asia, London, 1898, pp. 788-805.
[14]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连珠纹织物》，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张建林：《藏传佛教擦擦概论》，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4·擦擦》图版二三、二四，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16]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2·金铜佛（上）》图版八、一六、九○，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17]G. Montell,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VII, 1935, p1. II.
[18]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亚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201页，图三，29，第216～21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322～324、346～3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一○六，文物出版社，1984年。
[2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十二、十三、一二七，文物出版社，1987年。
[21]从发现情况看，1号佛寺虽然被废弃，但并没有遭到特别的毁坏。主尊佛像完整，残存壁画也没有受到彻底破坏。综合起来看，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可能始建于公元6世纪，可能在公元7—8世纪的变故中被废弃，其原因可能是某次战争或者是政治风波，或者是纯粹的宗教原因，比如密宗的流传。被废弃的1号佛寺很快被风沙掩埋，甚至可能有人为掩埋的可能，此后渐渐变成一个很大的红柳包，所以才能保存较好。
[22]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142页，上海书店，1993年。关于杰谢镇在安西四镇防御体系中的地位，见荣新江：《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第58～59页。
[23]阿弥陀佛共有十三个称号，其中有十二种与“光”方面有关，总称“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由于有此光明，故有此德号。《观无量寿经》说（大正12·342c）：“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
[24]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三○、六八，文物出版社，1981年。
[25]前田盘基彦：《狮子座》，《世界美术大全集（中央アジア卷）》（东洋编15）第305～310页，小学馆，1999年。
[26]Benjamin Rowland & Frances Mortimer Rice, Art in Afghanistan: Objects from the Kabul Museum,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l. 146.
[27]季羡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第5～15页。
[28]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03～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毗沙门天（Vaisravana）是汉语音译，“多闻天”采用意译，可能来源俱肥罗毗沙门天（Vaisravanaor Kubera）。俱肥罗天是印度教的财神，魔鬼（Yaksas）之王，在从犍陀罗到日本的所有国家的佛教神话中是一个很为人熟悉的形象。因为他在四位“护法天王（Lokapala）”即世界之守护者中作为“北护法”而受到特别隆重的崇拜。在藏文版的传说中，毗沙门天作为财神，地位更加显著。关于毗沙门天像的起源问题，可以参照以下论文：宫治昭：《兜跋昆沙门天像の成立をめぐつて》，《东洋美术史における西と东对立と交流》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1992年；田边胜美：《兜跋昆沙门天像の起源》，《古代才リ工ソ卜博物馆纪要》13卷，1991年。关于犍陀罗的毗沙门天受希腊影响部分的记述主要依据，田边胜美：《昆沙门天像の诞生》，吉川弘文馆，1999年。
[30]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 2-14.
[31]宫治昭：《にドの四天王と昆沙门天》，收于松浦正昭：《日本の美术No. 316昆沙门天像》，至文堂，1992年；北进一：《昆沙门天像の变迁》，《世界美术大全集（中央アジア卷）》（东洋编15）第311～318页，小学馆，1999年；古正美：《于阗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筱原典生：《毗沙门天图像的起源与演变》，《青年考古学家》第18期，2006年；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11～2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2]贾应逸：《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研究概述况》，《中华佛学学报》（卷15）第141～153页，2002年。
[33]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中国石窟寺研究》第280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4]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所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第212～279页，上海书店，1993年。
[35]法身（理法聚而为法身）佛与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合称“三身佛”。毗卢遮那意译为“光明普照”“遍一切处”“大日”，故密教称毗卢遮那佛为“大日如来佛”为密教教主，即密教五方佛中正中央佛。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
[37]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小甫：《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第74～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8]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古代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
[39]张建林：《藏传佛教擦擦概论》，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擦擦》图版二三、二四，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40]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41]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管平、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下）》第581页，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
[42]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247～248页，上海书店，1993年。
[43]李吟屏：《古于阗坎城考》，马大正、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