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木里县娃日瓦村考古调查试掘简报
四川木里县娃日瓦村考古调查试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木里县文物管理所
2010年4月，木里藏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于该县乔瓦镇发现一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采集点。
2011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木里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该采集点开展复查工作。在此次复查工作之际，我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址。随后我们对上述2处古代遗存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勘探、试掘工作。
此次调查、试掘工作勘探面积约500平方米，布设探沟1条，发掘面积共计66平方米，揭露出1座石砌房址，出土或采集了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器、动物骨骼、石器、骨角器等遗物。现将此次勘探、试掘情况简介如下。
一、自然环境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段东侧。县域界于北纬27°40′～29°10′、东经100°03′～101°40′之间。该县东南与凉山州的冕宁县、盐源县接壤，西北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县、理塘县、雅江县、康定县、九龙县相连，西南则与云南省的香格里拉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相邻。县治设于博瓦区的乔瓦镇。
图1 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此次调查、试掘工作集中在木里县乔瓦镇娃日瓦村达娃组的情人堡遗址和烧香梁子采集点两处古代遗存（图1；图版壹：1），两者隔博瓦河西—东向斜峙，直线距离约600米。周边属于低中山与河谷相间的地貌。低中山高程小于2500米，相对高程大于200米。出露基岩为二叠系下统变质砂岩及板岩。基岩上伏土层为第四系古红土。陡坡裸岩较多，岩石风化严重。博瓦河两岸常见岗台地及阶地。岗台地多分布于谷坡山腰以上，台面平整，台坡较陡，坡面侵蚀以流水侵蚀为主，易发生滑坡。河谷深切，狭窄，呈V型。博瓦河位于谷底，自西北向东南迤逦而下，是雅砻江的二级支流。博瓦河于列瓦乡汇入理塘河（又称木里河）。理塘河下游称小金河，于盐源县境汇入雅砻江。这一带气候温凉湿润，热量充沛，年降水量800～1000毫米，植被属于干旱河谷灌丛植被。
二、情人堡遗址
情人堡遗址位于博瓦河右岸的一处岗台地。该岗台地处在谷坡的近山顶部，高出博瓦河约200米。北至一座名为情人堡的平顶圆形小丘，南界名为金银梭沟的冲沟，西靠乔瓦镇所在的博瓦坪子东南缘，东临陡峻的台坡。金银梭沟谷较发育，内有一条坡降比较大的无名自然小溪。该小溪于岗台地东南麓坡脚汇入博瓦河。岗台地台面呈南北向的狭长“）”形，较平整，略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坡状，南北长170米、东西宽25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地表出露较多的风化岩巨砾。植被以次生矮灌木和茅草为主。灌木丛稀疏，茅草以黄背草、旱茅、黄茅等为主，盖度达80%以上。因地层堆积夹杂的风化岩碎砾过多，无法实施有效的钻探，遗址分布范围、面积等基本情况尚待逐步探明。
（一）探沟基本情况
探沟位于情人堡小丘的东南侧，东壁距台坡顶缘约8米，编号为2011SMQT1，方向20°；坐标为东经101°17′02″，北纬27°54′59″，海拔2186米（测点位于探沟西南角）。最初布设时，探沟南北长5米、东西宽2米，总面积10平方米。后因揭露遗迹，经多次扩方，最终增至南北长11米、东西宽6米，总面积66平方米。地层堆积单一，分为2层（图2）。
图2 T1北壁剖面图
第①层表土层，浅灰褐色粉砂质土。距地表0.2～0.35米、厚0.2～0.35米。土质干燥，较为致密，夹杂较多的基岩风化碎砾。包含物有铁钉、瓶盖等现代遗物，以及少量的战国至西汉时期陶片、动物骨骼、砺石、骨角器、木骨泥墙残件等遗物。F1开口于本层下，打破生土。西北高东南低坡状堆积，分布于全探沟。为现代堆积层。
第②层灰褐色粉砂质土。距地表0.55～1米、厚0.25～0.8米。土质干燥，疏松，夹杂较多的草木灰、木炭屑和大量的基岩风化碎砾。包含物分布杂乱无序，主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陶片、动物骨骼等遗物。西高东低坡状堆积，仅分布于探沟东北部。战国至西汉时期堆积层。本层以下为生土。
生土红色黏土。土质干燥，致密，纯净，夹杂基岩风化而成的碎砾，即基岩上伏的第四系古红土。
（二）遗迹
石砌房址1座。2011SMQF1（以下简称F1），位于T1正中（图3；图版壹：2）。开口于第①层下，打破生土。
图3 F1在探方内位置示意图
该房址保存状况较好，房屋下半部基本完好。半地穴式。单开间，坐西面东，方向120°。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由基槽、墙体、门道、居住面、灶坑、散水面、屋外活动面等部分组成。面阔7.6米、进深4.76米、残高1.54米（含墙体），建筑面积约36平方米。室内面阔6.6米、进深约3.2米，室内面积约21平方米（图4）。
屋内堆积共有2层，自上而下依次为：
第①层红褐色粉砂质土。厚0.2～0.8米。土质干燥，致密，夹杂大量错综叠压在一起的基岩风化巨砾。西高东低、北厚南薄，呈坡状堆积。分布于屋内北侧。为自然滑坡堆积层。
第②层灰褐色粉砂质土。厚0.2～0.9米。堆积物性状及包含物与T1内的第②层完全相同。西高东低、北薄南厚，呈坡状堆积。分布于全屋。该层房址废弃后的堆积，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
房屋的构筑工序为：先依坡势垂直向下于生土当中挖出基槽，随后于基槽内构筑墙体。
基槽平面呈东壁缺失的南北向长方形。开口依山势西高东低，直壁，平底。除东壁外，其他三壁均预留有与墙体等宽的生土台作为墙基。生土墙基不甚规整，宽高不等，宽0.5～0.6米、高0.3～0.6米。基槽面阔7.6米、进深4.76米、高0～1.54米。
墙体平面近长方形。东墙先于基槽底部铺垫一层厚约0.08米的红色黏土，随后构筑墙体。其他三面墙体则紧贴基槽构筑于生土墙基之上。墙体以自然块石较为平整的面，层叠垒筑干砌而成。垒筑时依据块石体量，大块块石用单排，小块块石用双排。块石主要为灰色变质砂岩以及少量的灰色板岩，岩性与山体出露基岩相同，当就地取材。块石间用红色黏土填缝找平。西墙、南墙保存较好。西墙北段受山体滑坡挤压，向屋内侧倾，南段现存4～6层块石，北段现存1～3层块石，长6.6米、宽0.5～0.6米、高0.4～1米（不含墙基）。南墙与东墙丁字相交，西段现存7层块石，东段现存1层块石，长4.76米、宽0.5～0.6米、高0.1～1米。北墙推测与东墙也应为丁字相交，因保存较差，现存1～2层块石，长3.4米、宽0.48～0.5米、高0.3米。东墙因正中设门道，分为互不连通的南北二段，仅存红色黏土铺垫层及其上的零星块石，北段长2.4米、宽0.44米、高0.32米，南段长2.9米、宽0.44米、高0.12米。墙体及东墙铺垫层所用黏土均直接取自生土。
图4 F1平、剖视图
东墙正中设有门道。门道平面呈长方形，宽1.2米、进深约0.5米。
屋内活动面平整，红色黏土，致密，板结，粗具层理，夹杂少量的基岩风化碎屑，厚0.03～0.05米。水平状堆积。活动面下为生土。
屋内正中靠近西墙下设有一灶坑，俗称火塘。灶坑贴壁石条于屋内第②层堆积下露头，坑口则开口于屋内活动面下，打破生土。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直壁，底略呈圜底。四壁以宽约0.12～0.16米的薄石条贴壁。贴壁石条较坑口略高，现与屋内活动面平齐。西壁贴壁石条已残损。灶坑内堆满灰白色的草木灰，纯净，细腻，当为植物燃料的余烬。长0.86米、宽0.7米、深0.2米。
东墙外侧与南、北墙的东段之间保留有完整的散水面。平面呈长方形。红色黏土，致密，纯净，夹杂极少量的基岩风化碎屑。西高东低陡坡状堆积，高差约0.12米。散水面之下为生土。长7米、宽0.5米、厚0.03米，面积约3.5平方米。
受发掘场地的限制，屋外活动面未能完全揭露，仅揭露出屋外东南方向的一小隅。红色黏土，略松散，厚0.04米，面积约6.9平方米。西高东低缓坡状堆积。此活动面下也为生土。
（三）遗物
1．石器
砺石 1件。2011SMQT1①：2，左上角崩损。灰褐色变质细砂岩。不规则长板形。正面中凹，为长期磨砺器物形成。上端穿孔。穿孔双面对钻。正面孔外径1.2厘米、内径0.55厘米。背面孔外径1.1厘米、内径0.55厘米。长9.6厘米、宽4厘米、厚1.1厘米。重95.71克（图5：6）。
图5 出土器物
1、2．角锥（2011SMQF1 : 26、2011SMQF1 : 25） 3．牙饰（2011SMQT1① : 3） 4．陶敛口器（2011SMQF1 : 1） 5．陶平底器（2011SMQF1 : 13）6．砺石（2011SMQT1① : 2） 7．穿孔器（2011SMS采 : 1）8．陶穿孔器（2011SMQF1 : 12）
2．骨角器
牙饰 1件。2011SMQT1①：3，齿尖、齿根均略有残损。犬齿。象牙白色。新月形。靠齿根处穿孔，贯穿内外侧，孔外径0.3米、内径0.2米。长5.8厘米。重1.53克（图5：3）。
角锥 2件。利用马、鹿角加工而成。2011SMQF1：25，带角环角残块，角尖有磨损痕迹，角环底部一周可见砍痕，应是分离截取鹿角时所为。长14.4厘米。重182.43克（图5：2）。2011SMQF1：26，分枝角尖残块，角尖有磨损痕迹，其中一侧面的后端可见切削痕迹，切削去鹿角的纵向棱嵴、沟，露出角质层，切面长6厘米、宽1～2厘米。长17.6厘米。重118.37克（图5：1）。
3．陶器
出土陶片共计332片。陶质以泥质为主。个别泥质陶制坯时无意识地混入少量石英砂粒或茅草碎屑。石英砂粒粒径为0.2～0.5厘米，茅草碎屑长约1厘米。
泥质陶按陶色可分为红陶、褐陶、灰褐陶。其中褐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7%；红陶次之，占36%；灰褐陶最少，仅占17%。
以手制为主。部分陶片胎可见上层泥片叠压下层泥片的层理，内壁可见上下层泥片拼接叠压痕迹，制作方法当为泥片贴筑拼接法。耳、鋬等附件捏塑。部分陶片内壁修整方式为竹木片刮削。极个别陶片有慢轮修整痕迹。
烧成温度偏高，陶质较为坚硬。因烧成温度控制不佳，坯体受热不均。少量褐陶内外壁色泽不纯，红褐相间，胎呈红色；个别红陶内壁可见黑色斑块；个别灰褐陶胎心呈黑色或灰色。
除素面外，还有纵向细绳纹、交错细绳纹、直棱压印纹、刻划纹等纹饰。绳纹采用绞缠植物纤维滚压成形。纵向细绳纹与器体方向一致。交错细绳纹与器体方向垂直或斜交。素面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2.7%。纵向细绳纹次之，占10%。交错细绳纹再次之，占4%。直棱压印纹则占3%。刻划纹最少，仅占0.3%。
陶片残损严重，均为容器残片，无可复原器形者。口沿可见敛口、直口、折沿等3大类。
器底有平底。流行耳、鋬等装饰。现选取部分具有典型特征的陶片介绍如下。
敛口器 1件。2011SMQF1：10，泥质灰褐陶。口部内敛，方尖唇。口沿内缘削棱一周。素面。宽6.4厘米、高4.4厘米、厚1.2厘米（图5：4）。
直口器 1件。2011SMQF1：2，泥质灰褐陶。直口，斜肩。肩、颈外壁饰刻划纹。宽13.4厘米、高5.2厘米、厚0.8厘米（图6：2）。
折沿器 27件。口部折沿，圆唇。器型可能是罐或釜。根据折沿程度，分为二型。
A型：18件。折沿程度较甚，折沿与肩的内壁近直角过渡。2011SMQF1：4，泥质褐陶。肩、颈外壁饰纵向细绳纹。口径18.8厘米、高8厘米、厚1.2厘米（图6：8）。2011SMQF1：6，泥质褐陶。肩、颈外壁饰纵向细绳纹。口径20.4厘米、高6.8厘米、厚1厘米（图6：9）。2011SMQF1：8，泥质褐陶。斜肩，内收弧腹。因坯体外壁仅经粗略修整，器表凹凸起伏，肩、颈外壁所饰纵向细绳纹不甚清晰。口径13.2厘米、腹径13.8厘米、高7.8厘米、厚0.8厘米（图6：7）。
B型：9件。折沿程度较轻，折沿与肩的内壁呈圆弧过渡。2011SMQF1：5，泥质红陶。肩、颈外壁饰纵向细绳纹。宽10.4厘米、高5.8厘米、厚1厘米（图6：3）。2011SMQF1：3，泥质褐陶。素面。口径16厘米、高5厘米、厚0.8厘米（图6：6）。2011SMQF1：7，泥质褐陶。肩、颈外壁饰纵向细绳纹。宽6.6厘米、高8厘米、厚0.8厘米（图6：1）。
图6 出土陶器
1、3、6．B型折沿器（2011SMQF1 : 7、2011SMQF1 : 5、2011SMQF1 : 3） 2．直口器 （2011SMQF1 : 2） 4．B型带耳器（2011SMQF1 : 10） 5．A型带耳器（2011SMQF1 : 9） 7～9．A 型折沿器（2011SMQF1 : 8、2011SMQF1 : 4、2011SMQF1 : 6） 10、11．带銴器（2011SMQT1① : 4、2011SMQF1 : 11） 12．平底器（2011SMQF1 : 14）
带耳器 3件。口部折沿，附宽泥条耳。器型可能是单耳罐或双耳罐。根据耳的位置，分为二型。
A型：2件。耳位于肩、颈之间。2011SMQF1：9，泥质褐陶。素面。宽10.2厘米、高7厘米、厚1.2厘米（图6：5）。
B型：1件。耳位于肩、口沿之间。耳宽大。2011SMQF1：10，泥质褐陶。素面。宽8厘米、高7厘米、厚3厘米（图6：4）。
带鋬器 8件。敛口，方唇，斜直颈，颈上附半月形鋬。鋬底面上凹。坯体仅经粗略修整，器表凹凸起伏。器型可能是体量较大的长颈壶或罐。2011SMQT1①：4，泥质灰褐陶。鋬前缘略残损。素面。宽12.2厘米、高7.8厘米、厚1厘米（图6：10）。2011SMQF1：11，泥质褐陶。素面。宽9厘米、高7.2厘米、厚1.2厘米（图6：11）。
平底器 7件。内收小平底，底略内凹。2011SMQF1：13，泥质灰褐陶。底缘略外侈。素面。宽13厘米、高6.4厘米、厚0.8厘米（图5：5）。2011SMQF1：14，泥质灰褐陶。红胎。底缘削棱一周。素面。宽18.2厘米、高4.4厘米、厚1厘米（图6：12）。
穿孔器 1件。2011SMQF1：12，泥质褐陶。可能是带鋬器口沿残片。素面。口沿内缘有轻微擦刮痕。近口沿处有一器物烧制成型后形成的穿孔[1]。穿孔双面对钻。外孔外径0.8厘米、内径0.5厘米，内孔外径1厘米、内径0.5厘米。该器口径12厘米、高5.4厘米、厚0.7厘米（图5：8）。
4．建筑构件
木骨泥墙残件1件。2011SMQT1①：1，残损。红烧土块。长条形。一面有压印形成的多道直棱痕。长9厘米、宽5厘米、厚4厘米。
5．动物骨骼
共出土261块动物骨骼（含牙齿）。保存状况较好。动物种属有马、牛、马鹿、猪、熊（表1）。其中有5块兽骨可见明显的烧灼痕迹，骨外壁呈黑色。
表1 动物骨骼种属鉴定表
三、烧香梁子采集点
烧香梁子采集点位于博瓦河左岸的一座孤立低山。该山呈覆斗形，顶部及西麓山坡较为平缓。因山顶有附近蒙古族乡民定期从事宗教、民俗活动的场所，此山故而得名。采集点大致分布在烧香梁子西麓的山腰部。中心点大地坐标为东经101°17′21″、北纬27°55′14″，海拔2101米。
这里地表已被开辟为多层级的坡式梯田，可轻易采集到战国至西汉时期陶片。经较大面积钻探未发现古代文化堆积层或墓葬。耕土下即为第四系古红土。早期人类遗存可能已被近现代农事活动破坏。
（一）遗物
1．石器
穿孔石器 1件。2011SMS采：1，残损。灰白色页岩。器形不辨。不规则多边形。上端穿孔，单面钻，孔外径0.7厘米、内径0.4厘米。长6.8厘米、宽3.3厘米、厚0.5厘米。重19.96克（图5：7）。
2．陶器
采集陶片共计38片。陶片整体特征、风格与情人堡遗址所出者基本相同。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大类。以泥质陶为主，占总数的92%；夹砂陶仅3片，占8%。夹砂陶羼入为经人工分选粒径约0.5厘米的石英砂粒。泥质陶按陶色可分为红陶和褐陶。其中红陶数量居多，占总数的80%；褐陶偏少，占20%。以手制为主。烧成温度偏高，陶质较为坚硬。除素面外，还有纵向细绳纹、交错细绳纹等纹饰。素面陶数量最多，占总数的79%。纵向细绳纹次之，占16%。交错细绳纹最少，占5%。陶片残损严重，均为容器残片，无可复原器型者。
四、结语
（一）时代
此次勘探、试掘工作分别在情人堡遗址和烧香梁子采集点开展。后者出土遗物的特征与前者所出者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情人堡遗址的时代。
根据层位关系、包含物，情人堡遗址探沟T1内的第②层与房址F1屋内堆积的第②层时代相同。房址F1的时代则相对要早些。
目前，西南地区早期遗址当中发现石砌房址的有：云南大理市银梭岛遗址[2]、西藏昌都县卡若遗址[3]、四川丹巴县罕额依遗址[4]、四川宝兴县嘎日工喀遗址[5]、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群之丁东居住遗址[6]、四川马尔康县木尔溪遗址[7]、四川宝兴县雅尔撒遗址[8]。除去保存状况不佳及简报语焉不详者，石砌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时代跨越新石器时代至汉代。
卡若遗址发现3座半地穴式房址（F5、F12、F30），时代为距今3930±80年。地穴一般深约1米，穴内用砾石垒筑墙体[9]，与情人堡遗址F1形制迥异。
丁东居住遗址共发掘3座房址（F1、F2、F4），时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相当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块石垒筑墙体。以建筑技术区分，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按照建筑结构，可分为单间式与多间复合式两大类[10]，较情人堡遗址F1进步。
木尔溪遗址发现的房址（F1），时代为秦汉时期偏早阶段。块石、卵石垒筑墙体。墙基内侧较为规整，外侧随坡就势呈斜坡状。据T1南壁剖面图，墙基外侧紧贴生土。该段墙基构筑时事先应对墙外的生土斜坡进行简单的修治[11]。这种做法与情人堡遗址F1有着几分相似之处：皆利用自然地势，以增强建筑的整体稳定性。
雅尔撒遗址发现的3座地面式房址（F3、F4、F5），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块石垒筑墙体。建筑结构为复合套间式，也较情人堡遗址F1进步[12]。
因此，就建筑技术、结构而言，推断情人堡遗址F1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应是比较合理的。
情人堡遗址出土的陶片残损严重，无可复原器型者，只能进行简单的类型学对比。
2011SMQF1：10B型带耳器特征与四川盐源县出土的1件平底双耳罐（C：742）类似。后者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13]。
通过以上对层位关系、遗迹、遗物的综合分析，我们推测，情人堡遗址、烧香梁子采集点的时代大致为战国至西汉时期。
（二）房址
根据房址朝向、构筑方式以及仅东墙外侧可见散水面，情人堡遗址F1顶部可能为单面斜坡式顶。
F1坐西面东。东墙正中设门道。灶坑相对于门道的位置偏于南侧。我们推测采用这一布局的原因在于：今日木里于干季（又称风季，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的白昼，尤其是午后，盛行偏南大风[14]。古代气候也应大致如是。灶坑偏南便于利用自门道而来的风力，吹火增氧助燃，甚或将燃料产生的烟雾经门道再排至室外。那么，F1是否为季节性房址值得进一步研究。
《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笮都夷、冉駹夷民居建筑的特征为“依山居止，累石为室”[15]。F1构筑于岗台地上，以块石层叠垒筑，正是这种建筑形态的真实写照。
（三）文化属性
情人堡遗址、烧香梁子采集点的时代前已论及，与之对应的族群又是什么呢？就地望而论，战国至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笮（夷）[16]”、“白狼（夷）[17]”、“摩沙（夷）[18]”均活动于木里一带。“摩沙”是晚至东汉时期形成的新族群，可先行排除在外。木里县东邻“笮人”聚居区“定笮县”（今盐源县），同时又北依康定县、雅江县、理塘县等地。这一带是“白狼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我们认为：木里是“笮”与“白狼”族群互为依存、交流融合的地区。情人堡遗址、烧香梁子采集点属于“笮”或者“白狼”遗存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四）价值与意义
此次勘探、试掘工作当中发现的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较为丰富的实物标本，以及一座要素基本齐全的房址，填补了藏彝走廊核心地区这一时期西南夷“笮”或者“白狼”族群生活形态的考古空白点，对西南地区先秦至西汉时期考古、民族史、经济史、建筑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记：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测定情人堡遗址出土的一件动物骨骼年代为1640±30BP。此次工作得到木里县文化广播电视局的大力支持，以及刘弘、胡昌钰、唐亮、黄云松、贾昌杰、王丽等师友的悉心指导及热情帮助，谨致衷心感谢。
发掘者：任江 补琦 胡婷婷 刘灵鹤 温珠 仁青拉初 扎西旦珠 次尔旦珠
扎西偏初 耿平 曽红强 辛春祥
绘图者：曾令玲 王静 曽红强
摄影者：江聪 温珠 补琦 任江
动物骨骼鉴定者：万娇
整理者：任江 李成
执笔者：任江 补琦 耿平 李成 仁青拉初
2012年
Abstract
In October 2011, archaeologists conducted two small-scale surveys and test excavations of two ancient remains at Qingrenbao and Shaoxiangliangzi in Muli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One stone house foundation is found and a batch of pottery, stone, bone, horn, animal bones and other artifacts are unearthed or collected. The site is tentatively identified as of the tim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图版壹
1．情人堡遗址远景（东—西）
2．2011SMQF1（东—西）
【注释】
[1] 甘肃永昌县鸳鸯池墓地出土的1件半山文化单耳筒形杯（M87：1）穿十余孔，用于修补陶器。四川丹巴县罕额依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陶器穿孔也是器物烧制成形后形成的。穿孔部位包括口沿、颈部、腹部、底部、器耳等。不少陶器的穿孔有规律可循，可能因某种功用特意为之。至于2011SMQF1：12穿孔器属于哪种情况还有待研究。A．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59～7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3]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31～37、15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第59～7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5] 《雅安地区文物志》编委会：《雅安地区文物志》第28～30页，巴蜀书社，1992年。
[6] A．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B．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232～2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C．吕红亮：《西藏西部阿里丁东遗址相关问题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
[7]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马尔康县木尔溪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25～4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宝兴硗碛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9] A．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31～37、15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B．陈苇先生对卡若遗址重新进行分期，将F5、F12归入第4段，绝对年代调整为距今4500～4300年。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第127～131页，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 A．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B．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232～2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C．吕红亮：《西藏西部阿里丁东遗址相关问题初探》，《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
[11]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马尔康县木尔溪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25～4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宝兴硗碛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13]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42～45、185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4] 木里藏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木里藏族自治县志》第179～18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笮都夷者，……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第2854、2857～2858页，中华书局，1965年。
[16] A．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B．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第132～13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C．石应平：《盐源地区的民族变迁与笮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17] A．李绍明：《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兼论纳西族的族源》，《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B．（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白狼”注释，第195～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8] 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第149～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