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金沙江河谷石棺葬文化初论

木基元（云南省民族博物馆）

滇西北地区泛指今云南省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这里北面和东面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为邻，西北与西藏自治区相接，南与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地区相连，西接缅甸。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著名的江河，自北而南流经这一地域。

近20年来，一种以石材作为葬具的独特墓葬陆续发现于金沙江畔、澜沧江边，尤以金沙江河谷分布较为集中。这种石棺通常是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用石板镶边，再放入随葬品，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调查研究成果日渐公诸于世。笔者曾就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作过探讨^[1]，近年来在滇西北金沙江河谷地区又屡有新的发现，本文拟把这批零星的材料串联起来，并就与其有关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文献记载及传说

滇西北地区目前所发现的石棺墓葬，大都分布于金沙江河谷地区，故本文暂称“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关于这一地区石棺葬的最早记载，见于《滇南杂志》卷七：“丽江石鼓山峭拔耸秀，又有长江迎面朝来，昔有人谓此为牛眠吉地，欲移防汛衙门于其处，方平基锄（础），地下有石棺，启石棺。再挖有方铜钉一茎，宽五寸余，挖深至五六尺，此钉不可动摇，遂惊为神异，复土瘗之，传为孔明断地脉镇吐蕃云^[2]。”

在金沙江河谷地带，当地群众一般把这种无主认领的石棺墓称作“摆夷坟”、“古董子坟”、“挞子坟”等等。意即很古以前这些地域是傣族、藏族、蒙古族等生息、繁衍的地区，石棺墓是这些民族先民的坟墓。是否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留待后文进行讨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丽江石鼓镇发现的一座墓葬，可谓是该地区的第一座石棺，当时在小学任教的王绅老人目睹了因平整风山坡石鼓粮管所地基而挖到的一座石棺墓，内出铜柄铁刃剑一把，可惜在场村民把铜柄当着废铜拿到供销社卖了，因故未能保存。

二、调查情况

金沙江河谷的石棺墓，连自德钦纳古^[3]，其居北点为中甸尼西^[4]，顺江而下在丽江古渡、格子、红岩、石鼓、桃花、大具、长水等地都有发现，其下可连至永胜涛源^[5]、河口、华坪的湾潭^[6]等地点，并与金沙江中游地区的石棺墓相联系，足以证明这条江河流域曾是古代文明的摇篮。

现据调查工作的先后，把所得情况整理于下：

（一）大具石棺墓

1983年10月清理1座残墓。墓址位于丽江县城东北部大具坝乡政府西南1公里，海拔1800米。残墓墓坑较为规整，系用五块完整的红色砂岩石板构成，有盖无底，墓长105厘米，宽、深均为40厘米，墓向为南北向。遗骨内夹若干炭屑，在其中部采集到一枚石镞，呈柳叶形尖状，长4.9厘米、宽1.7厘米，两翼双面磨刃，有脊，柄部已失。在该区域内还采集到铜钺、铁镞等物。曾出土过陶罐，但未能保存，故而对其器形、质料等还不甚了解。

（二）格子石棺墓

1983年10月、1984年9月两次对该遗址作了调查，并清理了2座残墓。格子处于丽江石鼓至巨甸的中心点上，这一地区海拔也为1800米左右，墓葬较为规则，密集分布，相互间有叠压关系，约有三四层。墓长一般为170～200厘米，宽、深约50～60厘米。有些墓葬很长，接头部分用石板相隔，疑为头箱或脚箱。每墓由大小不等的石板所砌成，有些则用一整块作为一面，石板接合处相当粗糙，无黏合勾缝之填料，有盖板，无底板，用一层该处少有的细黄沙铺底。其墓向为东西向，头朝山，脚朝江，葬式不详，墓内因土质酸性大，人骨难窥全貌，仅残有一些碎片，随葬物也不多，出土采集器物有铜矛5件、短剑4件、双耳陶罐4个、海贝若干枚，还发现过镞、铃、削、镜、镯等。

（三）红岩石棺墓

1983、1984年两次作了调查，红岩三仙姑村在格子南10公里，1983年群众挖房基时发现石棺墓，曾清理数座，其石棺规格、质料、墓向及随葬器物都与格子无异，并在该处采集到一件“山”字格青铜剑。

1991年2月，我们在格子以南5公里的四兴村也调查到了这种文化遗存。

（四）丽江坝马鞍山墓地

1983年底因群众开山取石发现，并清理了一座石棺墓，该地点在丽江县城西4公里的马鞍山麓，海拔2500米，石棺墓向为东西，有盖无底，石板较完整，棺长200厘米、宽60厘米、深40厘米，内有头盖骨，还有一些肢骨，据此我们初断其葬式为仰身直肢，棺内有数十个颗粒状绿松石珠。据调查，棺前约有20个大小不等的陶罐呈弧形整齐排列，有无耳、单耳两种，其周围有百十只铜环，出土文物有铜柄铁剑1件、环首直柄刀削1件、镞6件、铜泡饰12件、铜环6件、马衔1件、其他车马饰物6件，其中有两件形似“↓”的空心状饰物（据考从三方穿线，以挂马胸作饰物），另一件形似“几”的铜饰，上有猪形纹饰。

（五）中甸尼西乡幸福村石棺墓

1987年3月，省文物工作队、迪庆州文化局、中甸县文化局等组成联合发掘队，在中甸县城西北60多公里的尼西乡幸福村发掘了43座石棺墓，出土的文物有铜剑，单、双、无耳罐以及海贝、刻骨片及绿松石珠。这次发掘的石棺墓葬式丰富且形式特殊。在43座墓葬中，有40座为屈肢葬，另外3座为俯身直肢葬、解肢葬和二次葬。

（六）华坪荣将湾潭石棺墓

1990年2月，在华坪县城西南10公里的荣将镇湾潭村进行调查时发现，海拔1100米，处金沙江支流新庄河的台地上，墓四壁均为规整的板岩石所砌筑，有底无盖，石棺长150～200厘米、宽38～40厘米，墓向为东西向，即死者的头部向着山岭。因土壤的酸性作用，骨架被腐蚀，仅遗有少量的骨头，但从其竖直的架势观察，似为仰身直肢葬，随葬物仅有少量的碎陶片，在该地点附近还采集过石斧等新石器遗物。

（七）永胜涛源石棺墓

1990年12月底，在永胜县城西南76公里的金沙江台地涛源调查所得，海拔1170米，在坝子正北部的教场梁子、东门箐水库、金江街、堆子地等地都有这种文化遗存，尤以堆子地较为集中。石棺长200厘米、宽125厘米、高65厘米，有底有盖，均为规整的板岩石所砌筑，内有碎骨，随葬物有少量的双耳陶罐，尚未见铜器出土。

三、文化特征及其渊源关系

以上几个墓地出土及采集到的器物，主要为铜器，陶器次之，有个别墓中也发现石器。铜器中主要为兵器，以剑、矛、削及车马饰为典型器物。陶器以双耳罐为主要代表。

（一）剑

Ⅰ型：直刃，呈三角状，由刃及茎逐渐扩张，剑格突起，有脊，扁茎，长12～23厘米。还出土过茎首作双圆饼形剑及曲茎剑，这与内蒙古杭锦旗、和林格尔，河北怀来及云南金官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Ⅱ型：双面刃，中线起脊，格“山”字形凸起，空心螺旋纹茎，茎首作椭圆形。断面呈菱形，前锋细长，后锋圆钝，属洱海区域的文化器物，与祥云大波那所出土者较为接近。据有的专家研究成果表明：此类铜剑在四川甘孜、西昌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也有发现^[7]。Ⅲ型：铜柄铁刃，茎有圆点纹。下连一段宽格，格旁有刺两排，中有三条突脊，有鞘，剑通长60～70厘米，与江川李家山出土之滇文化同类器物相近，在四川茂汶也有此类物出土，可证明云南与邻近地区的密切关系^[8]。

（二）矛

柳叶形刃，圆筒形骹直贯刺尖，骹上有对称半环耳。刃部中心骹的两面呈竹叶状，有纹路，长17～20厘米、刃宽2.8～3.6厘米、骸径为2～2.5厘米，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所出Ⅰ式铜矛与之较为相似^[9]。

其他如铜镯、铜泡、刀削与滇池文化及北方草原和东北青铜文化之间皆有一定的袭承关系。所出铜钺请汪宁生先生看过照片，他认为此物与中原所出土者较为一致。

（三）双耳陶罐

各遗址皆有出土，多为大鋬耳，上接口沿，下接肩腹部位。依丽江出土者，可分三型。Ⅰ型：整体呈圆形，双耳接于腹部最大径上，短颈、鼓腹、平底。Ⅱ型：形体较大，高颈，腹部细长，平底。Ⅲ型：形体矮胖，双耳较小，且从口沿下接肩部，短颈、鼓腹、平底。这些双耳陶罐与德钦、四川茂汶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所出者相似。在这些地方出土的单耳陶罐请采集者依据图片进行鉴别，发现与青海湟源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所出的同类器物相似^[10]。

结合现有材料，对金沙江河谷石棺葬作一番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它的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有外来的文化影响，也有其本地土著文化的特征。

笔者认为，滇西北金沙江河谷石棺葬文化同西南地区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石棺葬文化一样，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如大具采集到的铜钺就明显地带有中原文化遗风；所受到的北方草原地区甘青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强烈。众所周知，青海、四川交界线上的横断山脉河谷，历来是南北民族通行的走廊。“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11]。在这一走廊地区所频繁进行过的民族通行与文化交流的资料或证据，是可以得到的。关于民族通行的资料，可查引《后汉书·西羌传》：“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原戎。忍孝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羌之兴盛，从此始矣。”不可能排除在此次较大的南迁之前，羌人就沿着这条走廊迁徙。石棺墓是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宽耳连于口沿的“安福拉”式双耳陶罐是甘青齐家文化的主要代表；铜削的使用也带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茎首作双圆饼形剑的出土，与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怀来所发现的属同一类型。《羌族史》的作者也认为石棺葬是氐羌文化遗留：“若将青海湟中地区的文化与石棺葬文化稍加对比，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承袭关系，如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常见的双耳罐等，是与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物甚相似的。联系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的类似，则对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的古羌人南移一支的分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12]。”总之，金沙江河谷石棺葬文化的主要内涵渊源于西北地区的文化。

诚然，笔者在此也未有否认土著文化重要性之意。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是“徙、筰”等少数民族，在此之前，这里已有旧石器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证明在数万年之前晚期智人阶段，金沙江河谷就有人类活动。所发现的石球已与华北地区的同类器物有某种内在的联系^[13]，大具石棺墓里出土的石镞与金沙江中游地区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较类似^[14]，在此中间发现的湾潭、涛源、河口^[15]等地石棺墓也有此种文化色彩，可以这样说，它吸收了溯金沙江不断北上的中游地区的一支云南原始文化，如铜柄铁刃剑、“山”字格剑的出现，表明了滇文化的不断涌入。

四、年代推测

滇西北金沙江河谷石棺葬的年代问题，拟作三个阶段而论：（1）大具、湾潭、涛源等地石棺墓中仅有石器和陶器，其内涵与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石棺墓相一致，应开始于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也有石棺墓不断延续，故而在大具墓地周围采集到了铜器、铁器；（2）格子、红岩、尼西所发现的石棺墓，同于德钦纳古石棺墓文化类型，明显地带有川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的特征，属于这一文化的南延；而德钦纳古石棺墓，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2900年±100年，约相当于公元前10世纪^[16]；上述诸地点的年代应在春秋末至秦汉之交；（3）长水墓地晚于上述诸处，地质学家认为：丽江坝最初为一片湖泊，只是经过后来的运动逐渐形成北西至东南的退潮^[17]。从中长村距地表10余米的山坡断面贝壳堆积层也可得到验证，另从铜柄铁剑、车饰及海贝等器物与各地同类文化作比较^[18]，这一墓葬也是德钦、格子石棺葬文化的南延，但年代稍晚，可定为西汉中期。

五、族属问题

滇西北金沙江河谷地区石棺葬的族属问题，民众往往依“摆夷坟”“挞子坟”等名附会为傣族、蒙古族先民的墓葬。众所周知，傣族属于百越系统，历史上没有这种葬俗；而迄今在金沙江河谷尚有少量的蒙古族，也系元世祖忽必烈革囊渡江时所遗。以上二说均无科学根据可言。

石棺葬是氐羌族系中一种独特的葬俗。古代氐羌盛行火葬，这是传统的认识，也是有据可考的。《荀子·大略篇》云：“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忧其不焚也。”李京《云南志略》也载到：“人死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氐羌族群是否具有此种葬俗？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解释，他发现临洮寺洼的墓葬有火葬、平放仰卧和乱骨一堆三种葬俗。“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氐羌中有些部落确曾行过火葬制的，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与氐羌民族的关系。”为什么不论其他葬式，只注意其中的火葬制呢？夏先生作出了如此的论断：“因为纵使是两三种葬法同时存在，但是由视火葬为大谬的汉人的眼光看起来，自然特别注意火葬制^[19]。”夏先生的论断极为科学、公正，颇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决不可拘泥于传统的看法及观点。

既然我们对石棺墓主属于氐羌族系这一问题有了肯定的认识，随之给族属问题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便利的因素，关于“古董子坟”即是藏族的葬式之观点能否成立？今天的德钦纳古、中甸尼西等地是藏族聚居地，据藏文典籍所载，石板（棺）墓是藏族先民（包括近亲部落）一种古老的埋葬方法。藏族信仰的原始巫教——本教经典《十万白龙》《色尔龙》还记载：人死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和礼节，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以“石片为棺”^[20]。此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查考历史文献，雅砻江以西、洱海以北的滇西北金沙江河谷地区，即今四川盐源、木里和云南丽江、宁蒗等地，都是古代“摩沙夷”的聚居区。《华阳国志·蜀志·定筰县》云：“县在（越嶲）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擒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依据文献和史实，笔者认为与纳西等民族的先民关系较为密切，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滇西北地区的石棺墓是古代“白狼人”（即后来所形成的纳西族）的墓葬^[21]。

《后汉书·西南夷传》对白狼人作了较详细的记载：“永平中（公元74年前后），益州刺史梁国宋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即后来所称之《白狼歌》），路经邛崃大山零高阪，峭危峻险，百倍岐道。”据纳西族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和志武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古代“白狼”人和近代纳西族在语言系属上的关系最密切。《白狼歌》共44句，176字。“从对译的音义来看，除原文用汉语及过于抽象不易确定本义的约八十字外，其余九十余字基本上和近代纳西族语相同或相近”“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属关系是很密切的，从语言的系属，可推知族属渊源关系也是很密切的”^[22]。我们还可以纳西东巴法仪用木牌及甘肃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形木牌的比较研究^[23]、纳西族送魂路线^[24]等证明这一结论。

六、结论

滇西北金沙江河谷地区的石棺葬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几支文化的特点（以北方草原文化为主要代表）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纳西等民族的先民早在秦汉之初便在这一地域活动，开拓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我们清楚地发现了这一地区的石棺墓有盖板，从而填补了德钦石棺墓的一个缺环；石棺结构与东北地区以小型石棺墓^[25]和少量简单随葬品为特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相同之处^[26]。从墓的随葬品来看，只出一类墓中的双耳罐等，不出二类墓中的铁器、钱币等物^[27]。青铜器物与滇文化的关系密切^[28]。并可以从随葬品中看出其部落内部已有了贫富分化，墓主的社会地位大都是低下的，墓内有磨制痕迹的海贝，表明这一部落已与外族交往；从发现铜鸡模型及铜饰上有猪纹的情况分析，这一部落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营畜牧业或有了家畜豢养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并可定名为“金沙江上游地区河谷文化”。然而，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仅只是笔者的初步探索，是否正确，有待于将来科学发掘进行证明。

1995年

Abstract

In the past 20 years, unique tombs with stone as tomb furniture were found successively on the Jinsha River and Lancang River, concentrated especially in the Jinsha River Valley. With his experience of investigating the stone-coffin burials in the Jinsha River Valley in Lijiang before and the new discoveries in the Jinsha River Valley in northwest Yunnan, the author offers his analysis on the matter and related issues with both old and new material.

注释

[1]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本文中所涉丽江石棺墓材料均引自此处，不再注明。

[2]《光绪丽江府志稿》卷八《艺文志》（下）。

[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

[4]和桂华等：《中甸县境内发掘出春秋时期石棺墓》，《云南日报》1987年4月。

[5]材料尚未发表，实物存永胜县文物管理所。

[6]木基元：《滇西北华坪县发现的石棺墓》，《云南社科动态》1990年第3期。

[7]阚勇：中国首届石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滇西石棺葬文化初论》（未刊稿）。

[8]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9]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

[10]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1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民族与社会》第22～2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冉光荣、李绍明、周银锡：《羌族史》第20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13]卫奇、黄慰文：《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4]A.姜础：《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清理简报》，《楚雄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B.汪宁生：《云南考古》图版柒，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1984年9月，永胜县河口村乔地坪发现并清理了一座石棺墓，内出红铜器1件、纺轮6个、石镞1枚及碎骨；墓长200厘米、宽150厘米、深110厘米，采用13块石板砌成。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17]顾影渠：《玉龙雪山话沧桑》，《玉龙山》1982年第2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48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第96～97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

[20]汪宁生：《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36～23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1]A.李绍明：《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B.蔡葵：《西南地区的石板墓文化》，《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2年8月第3辑；C.沈仲常、李复华：《关于“石棺葬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D.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E.张增祺：《“摩沙”源流考略》，《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2]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23]汪宁生：《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与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A.李霖灿：《麽些族迁徙路线之采访》，《麽些研究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印行；B.李昆声：《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关系），《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5]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

[26]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第1期。

[27]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