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
青海大通县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考察与相关研究[1]
刘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3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资助下，我们开启了题为“欧亚草原考古”的综合研究，重点考察史前丝绸之路。此项研究中，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是我们调查的重点之一。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统计了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共13件，并对它们进行了系统梳理[2]。不过，该文所提一件收藏于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的倒钩铜矛迄今仍未有详细考察报告面世。本文正是对这件倒钩铜矛调查成果的报告，同时结合检测结果，对中国境内所见其他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作进一步的考古类型学分析。
一、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倒钩铜矛概况
这件铜矛是1993年青海大通县朔北藏族乡永丰村村民在河道中挖沙时发现的，后被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据介绍，铜矛发现地的地势高差不等，较高处分布卡约文化，较低处分布齐家文化。然铜矛在河道边被发现，亦不排除其从上游地区被泥沙裹挟而来的可能。
铜矛呈蕉叶形，有銎柄，长34.2厘米（图1、2）。矛头扁平，最宽处11.4厘米，厚度均匀，厚约0.35厘米。矛头中部起脊，但脊部因磨损并未贯穿整个铜矛。矛叶上方有一较大豁口，断面向内卷曲，或为砍斫所致，在豁口下方还有裂隙。銎柄长16.4厘米，下部饰两道凸弦纹，弦纹因磨损只保留一段，其下有一很小的圆形穿孔。銎柄侧方有一条凸棱，截面近圆形。倒钩已残，断裂处向内卷曲。倒钩刃部边缘有棱，截面为橄榄形，双范铸造，其根部銎柄处有一穿孔，呈不规则形。倒钩异侧有一系耳，但并未穿孔，一面扁平，一面凸起，为单范铸造。
图1 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倒钩铜矛（约1/4）
图2 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倒钩铜矛
图3 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倒钩铜矛合金成分能谱图
经尼通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Niton P-XRF）检测，并结合Niton XL3t系列XRF专用软件NDT对检测数据能谱图的分析（图3），此件铜矛为红铜质，检测数据如下（表1）。与国内其他几件红铜质倒钩铜矛相比[3]，青海大通县这件铜矛所含杂质元素最少。
二、倒钩铜矛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就目前所知材料而言，俄罗斯境内共发现7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包括阿尔泰山北麓发现的3件，以及鄂木斯克州罗斯托夫卡墓地出土的4件[4]。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倒钩铜矛共13件，分别是青海沈那遗址发掘品1件、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征集品1件、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品1件、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发掘品4件、山西博物院征集品1件、山西省工艺美术馆征集品1件、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品1件和南阳市博物馆征集品3件[5]。
根据倒钩与系耳的相对位置及铜矛系耳的数量，我们将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分为3型（表2）。
A型3件。倒钩与系耳位于銎柄同侧，分2亚型。
Aa型1件，现藏山西省工艺美术馆。这件倒钩铜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起源地——阿尔泰地区，以及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西传第一站罗斯托夫卡墓地出土倒钩铜矛相似，皆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的“叉形矛”，即矛叶中间柄部类似于三齿叉。除此特征外，此类铜矛的倒钩及其下方的系耳往往位于同侧，且系耳多位于凸弦纹的侧面。此外，此类铜矛的銎柄下方均穿有两孔，用以固定木柄。所以，山西这件铜矛的制造技术及样式很可能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此类型铜矛应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早期形态。
这件铜矛的年代，可以以罗斯托夫卡8号墓（M8）出土的同类器作为参考。罗斯托夫卡8号墓除了出土这件倒钩铜矛外，还出土了无倒钩的双系耳铜矛（即KD14类）、直銎铜斧、铜刀各1件及一些石器。有学者认为这座墓的年代大体与中国商文化相当。但俄罗斯冶金史专家切尔内赫（E. N. Chernykh）根据最新刊布的14C数据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2100年—前1700年或前1600年[6]。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分类的Aa型倒钩铜矛的年代应与起源地阿尔泰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存年代相近，在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
Ab型2件，即山西博物院藏铜矛和南阳市博物馆藏0232号铜矛。这两件铜矛，皆属于倒钩铜矛南传之后的第二阶段产品。矛叶下部的典型特征三齿叉消失，只保留一条中脊；矛头尖部开始变得圆滑，没有了原先锋利的矛尖。这一阶段很可能处在此类铜矛使用功能转变的过渡期，不再具有实战功能，而是作为一种礼器开始使用，仅保留一些早期铜矛的特征，即倒钩与系耳位于銎柄同侧。我们将其划分为Ab型，流行年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
B型8件。单系耳，倒钩与系耳位于銎柄异侧，包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件、南阳市博物馆藏1件（0234号铜矛）、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1件、青海沈那遗址出土1件、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4件。其中前三者为征集品，后两者为发掘品。此型铜矛与前述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相比，虽与Ab型铜矛略有相似，如矛叶中部仅有中脊，矛尖圆钝，但其矛叶更宽，銎柄上的倒钩与系耳不在同一侧。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Aa型）相比，此型铜矛除具有倒钩外，其基本特征已发生变化，故可归为B型。
关于此类型倒钩铜矛的年代，可以以青海沈那遗址和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倒钩铜矛的地层来判断。
青海沈那遗址发掘品出自一个灰坑。此遗址的年代争议较大，起初被认为是齐家文化遗址，后来有学者提出可能是卡约文化遗存。但经青海沈那遗址发掘主持者、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晓燕所长证实，青海沈那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通过与卡约文化遗址所出铜矛进行比较后发现，卡约文化铜矛皆为窄叶矛，呈柳叶形，尖部收杀明显，应为实战兵器（图4）。此外，卡约文化铜矛的中脊中空，截面呈圆形，而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中脊截面呈菱形，说明二者的制作方法存在根本差异。据14C测年数据，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38—前1630之间[7]，故这件倒钩铜矛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0世纪—前17世纪。
图4 卡约文化铜矛
（左为征集品，右为湟源县大华中庄出土）
表1 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倒钩铜矛合金成分
表2 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类型及年代
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4件发掘品的年代也有颇多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为此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讨论这几件铜矛的年代。据报道，这4件铜矛出土于H181。此灰坑开口于西周中晚期地层（第④B层）下，打破龙山地层（第⑤层），坑内堆积分为两层，上层表界面上出土西周中期楚式鬲，上层堆积与下层堆积包含物仅见龙山陶片，铜矛出在H181下层坑底界面上[8]。H181是开口在此遗址④B层下的遗迹单位，开口在这一探方同一层下的还有H89、H115、H129，但其中所出土的器物以卷沿鬲最多，折沿鬲次之，都是很典型的西周早期器形[9]，可见，H181附近并无二里头时期遗存。而此坑填土表层界面仅见西周中期遗存，附近灰坑中又只见西周早期遗存，这表明H181附近地区自废弃后，直到西周早期才重新有人活动。再结合H181填土包含物的年代，可以推测此灰坑的年代很可能是龙山晚期，故这4件铜矛也应是龙山晚期（含新砦期）的遗存，年代可定在公元前2000年—前1750年。在讨论灰坑年代时，很多学者对龙山晚期出土如此大器形的铜器表示怀疑。实际上，下王冈遗址龙山晚期的地层中多次发现铜器残片及与冶铜相关的遗存[10]，王城岗龙山文化的灰坑中甚至出土过6.5厘米×5.7厘米大小的铜器残片[11]。所以，龙山晚期灰坑出土铜矛是有可能的。因此，本文暂将这4件铜矛的年代定在龙山晚期。
综上所述，B型铜矛年代当在公元前2000年—前1750年。
C型2件。双系耳，位于铜矛銎柄两侧，分2亚型。
Ca型1件，即南阳市博物馆藏0233号铜矛。此型铜矛基本形制与前述的B型铜矛相似，但其倒钩下方有一左一右两个系耳，年代当晚于B型铜矛，但从形制上看，又明显早于Cb型铜矛。其年代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公元前1735—前1530年[12]。
Cb型1件，出土于安阳宜家苑09AYYJYM33[13]。此型铜矛与之前所看到的倒钩铜矛不论在外形还是细部特征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其矛叶变窄，矛尖锋利，倒钩在整个矛中所占的比例增大，且坚固而锋利，实用性增强。另一方面，铜矛的銎底部到矛尖均为中空，与其他铜矛不同。它的倒钩下方同样是双系耳，且系耳孔洞较大，铸造更为精细。根据双系耳的特点，将这件铜矛划分为Cb型。其出土于宜家苑09AYYJYM33木椁盖上，此墓属于典型的晚商墓葬，那么，Cb型铜矛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300年—前1100年。
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铜矛在倒钩中部起脊，中脊贯穿整个倒钩，而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及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倒钩两面平整，均无中脊，这可以看作是青海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典型特征之一。另一方面，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铜矛銎柄部只有两道凸弦纹，仅山西博物院藏Ab型铜矛与之相似，而其他地区铜矛皆为三道凸弦纹。此外，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藏铜矛虽然在倒钩异侧有系耳，但由于铸造过程中的疏漏，系耳并未穿孔，与其他地区铜矛有所区别。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所藏的倒钩铜矛应为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山西也很有可能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通过草原南传入中国的第一站。
三、结语
以中国和俄罗斯发掘出土的倒钩铜矛为基础，根据倒钩与系耳的相对位置及铜矛系耳的数量，可以将中国境内发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分为3型，初步建立了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年代框架。目前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铜器主要以红铜和砷铜为主，与我国使用锡青铜铸造器物的传统迥然不同，显示出强烈的早期特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传入恰好处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初起阶段，中国早期冶金的起源应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附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张保卿同学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晓燕所长、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陈荣所长为本次调查提供了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先生为本文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015年
Abstract
In 1993, a copper barbed spear was found in Datong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t belonged to the early form of Seima-Turbino Type copper barbed spear. This article is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about the barbed copper spear, and a further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alysis of other Seima-Turbino Type copper barbed spears found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esting results.
注释
[1]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JJD780002）资助。
[2]林梅村：《欧亚草原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下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
[3]刘瑞等：《中国所见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合金成分》，《文物》2015年第10期。
[4]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
[5]南阳市博物馆藏有三件倒钩铜矛（编号0232～0234）。经实地调查，0232号铜矛系耳与倒钩位于同侧，0233号铜矛带有双系耳，0234号铜矛系耳与倒钩位于异侧。
[6]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of Northeast Asia: From Ural to the Sain-Altai”,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Ural to the Yellow River, New York, 2004. pp. 25-30.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5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8]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出土铜矛观摩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6日。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河南淅川县下王冈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
[10]安金槐：《试论河南地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
[11]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第1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1215～123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第132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