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平與預防武力法的談話
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18年11月22日）
余非絶對主張國内戰争者，當余在滬時，曾屢唱調和之説。因北方政府堅持武斷主義，不采余之主張，遂去滬來粤，以期貫徹初志。當時曾在廣東公布宣言書加以説明，余之心事，始終堅持此宣言，不稍改變。
目下和平之議，喧傳全國，北方亦稍有後悔之色，誠足爲邦家慶幸。夫以對等之資格，派遣代表，組織和平會議，亦余所甚贊成者。但必須依據適合民意與公理之方法，方能期獲永久之和平。如專以彌縫一時爲事，則不久即將决裂，此徵諸世界革命史及民國七年以來之現象，可以明如觀火矣。
現在歐戰既終，自由主義遂戰勝武力主義，故一人或一黨派欲逞其野心，以獲得特殊之勢力之事，將來斷不容再見於世界。試觀以德皇之雄才大略，終不獲實現其大德意志主義而至於失敗，即可爲其明證矣。此即爲時於欲蔑視民意公理者之當頭棒喝也。
今日我國當本於民意，服從公理，凡有欲持其强力武斷以圖一人一黨派之私利者，國民雖弱，亦必群起而推到之。殷鑒不遠，觀袁世凱與段祺瑞可矣。然去一惡而又來一惡，打破和平，演流血之慘劇，而不知所届者，其原因在於禍根之未能根本剷除。所謂禍根云者，即强力武斷派之存在是已。苟欲得合於民意公理之永久和平，必須先行杜絶此禍根。
現在之戰争，乃民意公理對於强力武斷之戰争。試觀南方主持護法，北方專謀保持威信，顧全面子，即其明證也。南方本望和平，若北方果能拋棄其武斷與私利之念，而服從民意與公理，則和平并非難事。
余所主張預防武斷力之方法如左：
一、尊重法理及法治國之名稱而實行之。我國既改共和，自當脱離人治而改法治，欲發展法治之精神，必須先保法律之尊嚴。故遇有欲藉武力以破壞法律者，即不得不用護法之手段以驅除之。今欲協議和平，必須置其基礎於法律問題。餘如國會問題、總統問題，皆當以法律解决之。庶令將來之野心家，不能再有破壞法之舉動，以舉法治之實。
二、確立地方制度。從來國事紛糾不絶、現象環生者，皆因中央與地方互相侵軋，且無確定之制度故也。蓋權限不明，争從此生，其應當歸地方者，中央從而侵奪之；其應當歸中央者，地方從而竊據之。規則紊亂而自治絶迹，遂呈現一種非中央、非地方之藩鎮割據之現象。今欲規定地方制度，當先劃軍區，設軍政，以防軍民兩制之衝突，然後確立中央、地方之權限。趨重文權，予國民以涵養政治思想之機會，以期穩健之自治制得以逐漸發展。基礎既定，紛争自息。
擬以上二條提出於和平會議，以期見諸實行。今日我國内部，有種種特殊之勢力雜然存在，因有一人一黨派弄强力武斷之策，其結果遂至一家之内，猶且時懷警戒心與猜疑心，而互不相容。他日重要人物聚集一處，組織一真正中心團體，拋棄利害感情而除去個人及黨派之强權武力之弊，則不平之氣自然消滅，於是舉國一致，使民意與公理得以燦然焕發其光影，人人自勵以沐世界大同之惠。此即余所希望也。
真正望中國和平之友邦，當認專以强力武斷、謀私利爲事者，爲和平之蟊賊而無所躊躇，同時又當記憶諒解中國國民不甘屈服於强力武斷之下，與各國國民無異也。
《岑西林之和平與預防武力法》，上海《民國日報》1918年11月24日，第3版，第3欄，《民國日報》（1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