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提議組織建設會議與中華新報記者之談話
民國八年十一月三十日（1919年11月30日）報載
此次護法軍興[3]，始於國會被非法解散，約法失其尊嚴，西南起而力争，爲國法争權威，爲國民争人格，亦即爲國家謀根本的廓清。兩年以來，主旨既明，中外共見。當北方以武力壓迫西南，我西南當然以武力與之對抗，以求達護法目的。
去秋七月，北政府侈言有兵十萬，不出三星期，可下粤城。余即宣言。相忍爲國，亦自有其限度。故不惜衰朽，奮然南來，以與我護法同人共生死者，即爲此也。
近全國饜兵，友邦責難，北政府始悟恃武力以抗全國之非計。吾人祗求護法目的可達，更何所吝惜而不與之言和，况藉此而可以解國民之倒懸，避國際之危機乎！半年以來，所謂平和，又復阻障横生，而北廷乘機拍賣，國命愈頻於危。舉國國民，呼號奔走，聲嘶力竭；西南當局，因此更發深省，知護法之外，尤須兼負救國之責，争廢密約，争保魯路，復争青島。特使奔馳於外，函電切商於内，護法同人之責任，蓋已增重一層矣。
歐約成後，世界形勢實開一新紀元，所有思潮政象，皆已蜕舊化新，躍躍欲動，吾國既亦爲國際生活中之一分子，臨此大勢，豈能獨外。倘不速謀自動，因勢利導，則此自覺之民逐漸加多，國論紛紜，社會必益形不安，毋寧此時急起直追，順内外大勢，以求新國家之建設。而此種責任，衡量全國，倘不自西南作始，試問誰肯担當？每與知友談及，皆認時勢人心變遷至此，我西南不惟護法救國，實應同時參訂百年根本之大計，以了效忠國家之宏願。余之所見，正是如此。
二年以前，歐戰勝負未分，世界未來之趨嚮，猶多在審愼考量中，我國人亦每陷於懷疑沉悶之境。今則公理强權之是非已明，政治社會諸問題，亦予吾人以最顯著之昭示，我國人果不甘於暴棄，當然發生一種極沉痛、極深刻之革新渴念，豈復單調之護法二字所能引爲滿足。即云進而救國，亦急則治標之義耳。若不趁此時機，努力改造，則二十年來大家所奔走之改革事業，更復有何意義。
惟是建設萬端，談何容易。第一步，西南自身須及時自立，實行革新，蔚然爲中北部之表率。第二步，謀即全國，如民政如何改善，軍政如何整理，以及財政、教育、實業等事，無一不待徵諸學理，考之實情。余之提議組織建設會議，蓋由此也。
至於建設方案，當由會議諸君子詳細商榷，逐次議定。惟余之區區所志，如庶民政治之推行，俾國人有自决之途徑，又如歷年用兵，軍政龐雜，在國人以爲，其權限無極，阻礙民治，而在軍事當局，亦深苦財力寄窘，部署不易，積弊所中，不改何待。若夫對外，於各友邦間，須采平等公開主義，須廢除秘密外交，須忠實努力於將來之國際聯盟，對内於國民生活精神上、物質上須力求所以穩固更新之道，且須謀貧富階級之調和。而解除癥結，爲百政治蓄順利之機，爲國民開昭蘇之路，而尤在後此棄去軍備立國之誇想，决然率全國上下，以共赴經濟立國之場。斯則余所朝夕縈懷，切盼有以實現者也。
余在前清末季，洞見國勢日促，外力日迫，曾力争罷斥權貴，依順輿情，改政興學，以圖革新。不幸爲權貴所忌，議未見容，一身且爲所厄，不數年間斯預料者一一實現，而有辛亥之改革。私衷竊幸，國家有機可以謀新建設，及身或不復見淪胥之禍。不幸又爲權奸把持大柄，阻障新機，攘擾八年。所謂新國建設，尚毫不得要領，而歐戰中列强無暇東顧，天予吾人以從容建設之機會，今已完全逸去。戰後獵國馳逐，取償首在吾土。念此千孔百瘡之國家，其將何以堪此。故所謂革新程度，更須比較澈底，决非徒騖虚名者之掩飾遷就所能拔此難關。
余以衰朽餘年，懲前毖後，認今日之中國，倍危於清末，竊不得不大聲疾呼，共趨一途。國如可存，未來幸福，皆青年後進所公有，余得及觀厥成，即爲萬幸。所望愛國之士，捐除見黨見及其他局部利害得失，以共負此責任也。
《岑總裁之大政見》，《中華新報》1919年11月30日，第1張，第3版，第3—4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