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議和代表事與舊國會議員的談話記録

民國八年一月八日（1919年1月8日）報載

煊在西南護法旗幟鮮明之後，始來服務。軍府其當抱定護法二字做去，乃天經地義之不可逃。所謂護法，其當以國會爲根本歸宿之處，亦極顯然之事實，故煊在軍政府無處不從尊重國會意思上著想。惟煊不過總裁中之一人，軍府行動無在不經政務會議决定，煊在會議席上其决定之權，不過與其他總裁、代總裁并與各省軍代表之一人相等。煊雖承諸公之厚愛，己身有一定之懷抱，而以限於合制之形式，未能完全以己意與諸公相見，往往而有此層，務請諸公原諒。

又國會重在討論，不免有偏於理論之處；軍政府重在執行，不免有偏於事實之處，以兩者微有所偏，國會、軍府之間，每每發生誤會。凡此乃由兩者溝通之法，有未盡當，以致國會動以議决案之公式文書迫軍府執行，將來萬一軍府有不能執行之困難，勢必至國會、軍府打成兩截，此必須諸公注意者。

復次[5]，護法之目的雖在國會，而所以能舉此護法之事業，則在各省軍府，立於國會及各省之間，其尊重國會意思之程度，有時恐不能不因各省之意見而有所張弛。總之，西南護法以國會、軍府、各省三者爲原素，相依爲命，近之須保持國會爲軍府之均衡，遠之須保持軍府與各省、各省與國會之均衡，以之貫澈吾輩主張，方爲有力。故軍府雖當絶對尊重國會之意思，國會亦當相對體諒軍府之困難，此請諸公注意者又其一。

復次，議和總代表現已推定唐少川先生，軍府與國會皆當表示滿足之信任，使能放手辦事。凡總代表意思所在及身分所關，吾輩均宜爲彼設想，當國會討論陝、閩、鄂、湘問題未解决前，不得派代表之時，軍府非無所聞。惟軍府現經擬定少川先生爲總代表，報告少川先生後，少川先生即據以與北方開始交涉，并有電來府承認此席。軍府以爲少川先生總代表之身，早經南北認許，後經少川先生自認，著手交涉。倘若軍府遲遲不能發表，大之使北方疑吾南方内部意見不統一，小之使少川先生誤會軍府信任不堅而有所灰心，一有參差，勢且貽誤大局，故經政務會議議决，將總分代表一律發表。當時以分代表人的問題未定故爾，從而國會不得派代表决議案於翌日咨達軍政府矣。

以公式言之，政府會議在前，國會决議在後，可以强詞搪塞。而軍政府爲尊重國會思想起見，除總代表已承兩院議長及議員諸君來府質問時，認爲不成問題外，而分代表事實上既未派出，當然遵守國會决議案。非至陝、閩、湘、鄂諸問題完全解决時，不議遣派，故接到國會决議案後，曾經兩次政務會議未曾討論是題。

惟軍府與事實相接觸所成問題亦不少，今日之開談話會，即欲以種種困難，開陳於諸君之前，以供參考：（一）外交方面頗以派各代表之遲緩，謂吾無誠意。（二）國内人民及各和平團體亦來同樣之懷疑。（三）唐總代表特派代表易君次幹來府，陳述速派代表之必要。（四）雲南唐總裁、武鳴陸總裁均來電敦促即派。以此種種，不知諸君能否稍予變通，使即將分代表十人從速派出，惟必須聲明者，代表雖全數派出。此不過表明南方議和有誠意，并輔助總代表有標凖，若陝、閩等處問題未能完滿解决，决不開議。煊意不過如此，惟諸君熟察焉。

《岑春煊求諒於舊國會》，天冿《大公報》1919年1月8日，第2張，第6版，第1—2欄，《大公報（天津版）》（4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