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广东潮州的名胜韩文公祠中，一块庄严的碑石镌刻着宋代文豪苏东坡的著名散文《潮州韩文公庙碑》，其中四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为我们留下一个伟人的足迹：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这便是韩愈，一个在中国政治和文学史上具有光辉灿烂业绩的时代翘楚！

韩愈去世一千多年后的本世纪的20年代初，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袁仲谦在一年级的莘莘学子中发现了一位才气横溢的学生，于是教其研习韩文以成大器。

年轻的穷学生便从长沙玉泉街的旧书铺上廉价买回一本破损的宝庆版《韩昌黎全集》，并用了几个月的时问借来善本逐页校勘、修补破残；每天清晨，他都捧着韩愈的诗文琅琅诵读。

多少年后，他自己的文章以深邃的思想和淋漓的文风征服了整个世界，在他的滔滔议论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被埋葬，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被开辟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及其被定名为《毛泽东选集》的煌煌巨著！

韩愈（768——824），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个朝代。他25岁考中进士，29岁始走仕途。他的政治生涯相当坎坷，其中影响到他的人生转折的几件大事都体现出他大气磅礴、为民请命的高尚品格。任监察御史时，因关中旱饥，他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而被贬岭南，任阳山县令。

元和十二年，他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升官刑部侍郎。两年后，针对当时佛教泛滥，影响民生的风气，他又死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遭杀身，后贬任潮州刺史。穆宗时，以吏部待郎卒于长安，时年五十七岁，谥“文”。世有“韩吏部”，“韩文公”之称，又因其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

在中唐的政坛上，韩愈是一个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以儒学复兴为任，具有积极用世的理想和抱负。这种思想中包含了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官吏敛用横行、排斥佛老等内容，这些都包含了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反对宗教愚民的进步性，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危机无疑起到了积极影响。

但是，历史上的韩愈更以文学家的形象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杰出的散文家，他以硕果累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高举起古文运动的旗帜，与柳宗元一道，打垮了文风浮靡的骈文，开创出中国散文在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新传统，成为司马迁以后执中国散文牛耳的领袖人物。

在理论上，他提出的文道合、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的著名论点，指导了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在实践上，其作品的内容无论是政论文、应用文、叙事文、抒情文，都创造出优秀的范本，从而扩大了散文的实用范围，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天地。他的作品风格雄奇奔放、富于变化，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中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形象地概括了其风格特色。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加上丰富的想象，他的散文词汇丰富、句式结构灵活多变。作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不少精炼的词句已成为成语至今仍流传人口。我们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如果缺少了韩愈的存在，断不会有中国古代散文今天这样恢宏的景象。

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其不拘常格、勇于创新的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诗歌在盛唐时期已经走向极致，“盛唐气象”完成了中国诗史的新篇章。这一以李白、杜甫为首的“以丰盛情韵见长”的唐诗高峰为后来者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里程啤。但韩愈，却以丰厚的学养、惊人的才力崛起于中唐，他追求新的形式和风格，通过独特的诗语、奇拗的音节、不寻常的形象以及以文为诗等等别出心裁的手法，打破了诗歌的现行规范，挑战于盛唐光昌流利的诗歌风尚，而终于创造出奇崛险怪的另一艺术境界。这种变革引出了中国诗歌“以筋骨诗理见胜”的最后一条道路——宋诗。

二

韩愈的诗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研习古诗文、尤其是散文者，无不以韩愈为门径。毛泽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韩愈的领域并从此成为一生爱好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韩，我们可以从周世钊的回忆中得见其勤苦：“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读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在今天保存下来的毛泽东1913年在第四师范听课的笔记《讲堂录》上，我们可以看到后半部分的很大篇幅都是关于韩愈的笔记，共有7篇韩愈的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由此也可见毛泽东读韩的精细。

毛泽东的文章形成一种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的风格，很显然与他青年时代读韩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毛泽东选集》中，从句法、结构到词语，都可以明显发现韩愈的影响。仅就词语而言，《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即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并且还在同一篇文章中运用了韩愈《进学解》中“行成于思”一语。在平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也往往引用韩文，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到《送穷文》，并发挥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名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曾在做报告时引用过。对于韩愈的诗歌，毛泽东的态度也表现出一种具有文学史观的高明鉴识力。这只要从1965年7月他给陈毅的信中就可以看出：“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读韩的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他不仅通过学韩练得一手出众的古文笔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韩文中掌握了中国儒家的系统思想并作出了扬弃。

这一点我们仍可以从他第四师范的同学周世钊回忆中看到：“他读《韩昌黎诗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划×划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如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辩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这种读书法与往昔学者对于韩愈仅从艺术上观照或者一味地褒、一味地贬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这种鉴识正是其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指导方针的具体表现，无疑对于韩愈的研究是一条极可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在后来接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中，还详细地谈到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同他学梁启超的文体、而教他改习韩文的往事。正是从1913年春的那个时刻起，韩愈与毛泽东，给中国文化史的影响研究增添了颇有意味的篇章。韩愈留存至今的散文有380余篇，诗歌410多首，在诗歌和散文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留下如此丰富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对于韩愈的研究有所谓“五百家注韩”说，但以白话今译全集的方式阐释韩愈，尚属首创。韩愈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为语言的艺术，因此这里的今译虽然吸取了从古至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仍不免有点金之憾。倘能以此为津梁导向韩愈原作的阅读，便是译者最大的荣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