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3 《数书九章》的命运
比秦九韶稍后的宋元大数学家杨辉、朱世杰，都没有提到《数书九章》。
宋元文献中，只有陈振孙和周密两条相关的记载，所提两个书名有一字之差。陈振孙（约1190—1249）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到“《数术大略》九卷”，“鲁郡秦九韶道古撰”。周密（1232—1308）《癸辛杂识续集》说，“秦九韶字道古，……或以历学荐于朝，得对。有奏稿及所述《数学大略》”。
《数书九章》[5]内容艰深，大衍术言简意赅，元、明两代的学者都没有研究过这本书。
秦九韶深邃的数学思想，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只可惜走得太远了。他的著作当时没有出版，原稿又已失传，原貌如何不得而知，连书名都不确切。《数书九章》这个书名是晚至明代末年（约1400年）才出现的。
永乐元年到六年（1403—1408），明政府编纂《永乐大典》，收录秦九韶的书，称作《数学九章》[6]。十八卷本的出现年代目前尚未弄清，大约是在元代，最晚不会超过明初。
王应遴（1545—1620）从《永乐大典》文渊阁本中录得秦九韶著作。公元1616年，赵倚美（1563—1624）借得相关抄本，再转录一份。王抄本后来不见记载。赵抄本影响很大，直到清中期《永乐大典》本发掘出来后，还起着重要作用。
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1773—1787）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数学九章》十八卷，卷数复为九卷。
到乾隆中期，考据学风兴起，出现复古思潮，学者大都埋头于古代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戴震（1724—1777）从《永乐大典》辑出《数学九章》十八卷，改为九卷，即所谓“馆本”。戴震的学生孔广森（1752—1786）最早加以研究。
李潢（1746—1812）也藏有《数学九章》。张敦仁（1754—1834）先从李潢处借得明代赵倚美的《数书九章》抄本，焦循（1763—1820）又自《四库全书》录得其中大衍类两卷，二人与李锐[7]（1768—1817）共同研究。张敦仁写成《求一算术》，焦循写成《大衍求一释》。
后来，又有骆腾凤（1770—1842）的《艺游录》（1815），以求一术解百鸡问题；时曰醇（1807—1880）的《求一术指》（1861），阐释复乘求定之理，彻底解决了非两两互素模的化约问题；黄宗宪（生卒年不详）的《求一术通解》（1874），提出了素因数分解求定数法和反乘率新术。时曰醇、黄宗宪认识到定数组可能不唯一。他们都对一次同余式理论和算法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数学九章》收入到《四库全书》，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经过半个世纪以上才被单独刊刻出版。毛岳生（1790—1831）、宋景昌和郁松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元和沈钦裴曾得赵抄本于张敦仁家，订讹补脱，历有年所，以老病未卒业。其弟子宋景昌在李锐、毛岳生、沈钦裴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校勘，于1842年刻成宜稼堂《数书九章》18卷（共9章，每章分上下两卷），并附所撰《数书九章札记》四卷。这是第一次刊印出版。
邹安鬯（1882—1916）又对《宜稼堂丛书》本校勘。“尝以郁（松年）刻秦道古《数书九章》谬讹错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辩正为多，有沈（钦裴）、李（锐）、毛（岳生）诸家所未及者，窃拟编次其说，为《数书校议》一册。”光绪间，刘铎把邹校本《数书九章》连同宋景昌《数书九章札记》，收入所编石印《古今算学丛书》中，是为第二次刊印出版。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和《国学基本丛书》中，都收入宜稼堂本《数书九章》。台湾地区的全套《四库全书》影印版也印出《数学九章》，增加了新的本子。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两种版本稍微不同的秦九韶著作：一种叫《数学九章》九卷，是《四库全书》的系统；另一种叫《数书九章》，是赵倚美本的系统。李迪的提法为“目前存世的本子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他认为《永乐大典》本的《数学九章》十八卷当自成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