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 历法萌芽
原始之民，巢居空处，无四时观念，亦不辨方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太阳周期所定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的时间单位。月亮的亮光是人们夜间活动的关键要素。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意义重大的天象。约30日圆缺周期的“月”，是人们认识的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说到认识更长的时间单位“年”，则要困难得多，涉及寒暑、雨旱，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对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的观察，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
所谓观象授时，便是出于对某些星象的观测。
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的观察，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的升起，作为一年春天的开始。大约公元前2400年发生的这些事是观象授时的初期形态。
据《尚书·尧典》记载，传说中的尧帝，命羲、和两兄弟分别观察在黄昏时鸟、火、虚、昴四颗恒星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划分一年四季。据研究，与此四仲中星相符合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殷商时期（约前1300—前1046）行用的历法是阴阳历。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一年长度大约已用圭表测量确定。又以新月作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小月，偶有连大月的出现。这时的人们已得知朔望月长度应略大于29.5日。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应该说，此时阴阳历已经初具规模，但从甲骨文中偶有14月甚至15月的记载来看，闰月的设置还需由经常性的观测来修订，带有较大的随机性。
西周使用阴阳历。周天子有所谓“颁朔”的制度，每年要预先向各诸侯国颁布来年朔闰的安排。此时已将朔作为一月的开始。
春秋末，孔丘在杞国夏人故地访得夏小正。它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列有物候、天象、气象、农事等内容，集物候、观象授时和初始历法于一身。反映了大约源于夏代的一种历法传统，即把一年月份的划分与特定的天象相对应，以黄昏时若干恒星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等，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志。这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阳历系统。大约在战国时期兴起的月令则是夏小正历法系统的直接继承者，是阴阳家的历法主张与治国方略的结合体[1]。
太阳周天19次，月球周天235次，日月相会于星空背景原点。这种现象早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就已发现。
学者们公认，古六历的岁实
日、朔策
日、闰法19年7闰三要素，是长期摸索、反复推求而得的[2]。把尽可能准确的天象观察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牺牲步朔的一点点精度，折中协调年、月、日长度，所推出误差约661秒的回归年长度
日，也可能为当时粗略的圭表测量所证实。使用近似的置闰规则19年7闰。因日的分母4，4×19=76年。这76年含
日，含朔望月940个，其中平常月12×76=912个，闰月7×4=28个。相除得
日，称为朔策，误差约23秒。
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卷下，就有：“十九岁为一章。”
春秋、战国之交，取回归年长度
日，并采用19年7闰闰周的古四分历悄然而生。从战国到西汉早期，这个历法系统不断充实与发展，吸取阴阳家、星占家等的研究成果，把关于二十四节气、12个月太阳所在宿次和昏旦中星，以及关于交食和五星位置初始推算等，作为历法研究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础。
春秋初期，一般把闰月放在冬十二月之后，称作岁终置闰。
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首现于春秋时代。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记载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39年完成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
二十四节气是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反映。现行公历中，日期基本固定，上半年在6日、21日，下半年在8日、23日，前后不差1—2天。但在农历中，节气日期却不容易确定。
公元前104年，邓平、落下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太初历明确采用不包含中气的月份定为闰月的方法，引进了交食周期和交点年长度的概念和具体数据。以上元为历元，并以此作为推算气、朔时刻及五星位置等的共同起算点，建立了具体方法，定出了新的五星会合周期，列出了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以及在此基础上预推五星位置的方法，引用了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宿度表和二十八宿赤道宿度表等。
公元前7年，刘歆改造太初历而成的三统历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