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理由与演绎理由
除了在法律查询结构中的作用之外，演绎还是所有法律论证的框架。拿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来说，“C是Y吗？”（C应当被解释为Y，C应当被认为是Y的后果，等等）。我们将采用这个问题的支持者的观点——C是Y——为了探索推理的过程。[82]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需要以什么作为理由的问题上，而并非一定是强有力或充分的理由，这将是有益的。我们将表明我们这一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S，以及任何作为这一立场的理由R。
关于理由的两个方面的担忧最先出现。首先，当我们说“R所以S”时，我们隐含地依赖于R为真这一主张；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R为真支持S。[83]然而，为了方便，我们将“R为真是S的理由”缩写成了“R是S的理由”。
我们不通过追溯所见的实际有效性来检验一个理由。考虑到我们在语言中使用理由这一概念的方式，R为真是错的，但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这是完全恰当的。如果根据目前的知识，R看起来为真，我们主张它是一个理由就是正当的。相应地，如果现在R看起来（很可能，等等）支持S，但后来又被证明不支持，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早前把它作为理由是不恰当的。
这个宽松的标准不适用于个人认为R支持S的情况，但客观地说，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不会说因为R是这个人认为的S的理由，所以R实际上是S的理由（除非在有限的意义上，有原因地，R曾是他相信S的理由）。
第二，支持或认可S的要求是构成理由的基本要素，这不易满足。如果R在S的演绎论证中起作用，那么支持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结合大前提，“所有的X都是Y”，前提（R）“C是X”就是演绎得出结论“C是Y”的理由。
于是，问题在于任何少于演绎形式的东西是否会产生一个事实上支持立场S的陈述R。在一篇具有说服力且毫不留情的文章中，[84]当代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已经证明，所有为结论提供任何支持的推理，在根本上都是演绎的。她的论证，一般是用事实问题来表述的，看起来适用于所有的法律推理。她考虑了一个被断言与S没有演绎联系的命题（S），它的理由（又一次，R）的情况。据说R只不过支持S。于是，问题在于这种支持可想而知的本质。
假设S是一个事实结论，“约翰逊驾驶着那辆逃逸汽车”。理由R被提供给S：“在汽车的方向盘上发现了约翰逊的指纹”。如果不构造一个演绎推论，我们直觉地认为R支持S或使其更有可能。由于R不能保证S，大多数人显然假定这种支持没有演绎的源头；如果这是演绎的，他们会说，R为真将使我们有信心地演绎推断S为真。
这方面的第一个重要点是，演绎可以在概率前提下进行推论：“如果P，那么可能是Q”；“P”，“因此，很可能是Q”。因此，事实指纹证据（R）不能保证最终的身份主张为真，并不意味着这些理由不能用于演绎推理的图式之中。[85]
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把R称为S的理由。如果这是一个概率推断，那么这种支持是明确的：一个普遍的前提，例如“在方向盘上发现指纹的人可能在最近开过这辆车”正被隐含地，或可能是无意识地呼吁着。从小前提（R）演绎推导出结论（S）：“约翰逊可能在最近开过这辆车”。[86]
给出S的理由考量的人，是否阐明了其理由所依赖的大前提是无关紧要的。在寻找推理理论的过程中，重要的问题是论证的正当性，而不是论证者的想法。[87]此外，我们常常在牢固的大前提下提出理由，而不考虑更广泛的原则本身。然而，这种原则的存在对于论证的正当性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假设，我们在论证“R，所以S”时没有假设隐含的大前提。例如：“约翰逊有蓝色的眼睛”（R），因此“约翰逊驾驶着那辆逃逸汽车”（S）。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大前提下，R看起来不可能是S的理由。除非能产生一个类似“如果一个人有蓝色的眼睛，那么他驾驶着那辆逃逸汽车”的一般前提，否则所诉事实就不是得出结论的理由。如果没有一般前提，结论为真只是偶然。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法律观点的分析。为某一给定的规则或解释，给出典型的理由，至少涉及三个考虑因素：具体的成文法或法律规则，一般的法律原理或原则，或某个人在社会中的利益；例如：
R1 自佩诺伊尔（Pennoyer）以来，案例一直维持着X；[88]
R2 X符合传统传闻例外；[89](https://www.daowen.com)
R3 X将带来所有儿童教育平等的结果。[90]
这些理由都不支持，在没有大前提的情况下证明命题，无论是普遍的、概率的或例外的，这些大前提可能是：
MP1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应当遵循先例；
MP2其他条件相同时，应当采用符合传统传闻例外原理的规则；
MP3采用在教育领域给予所有种族平等机会的规则是宪法的要求。
依据这些大前提，每一个理由都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它们，或与之类似的，任何人都不能说的这些理由支持这些结论。
显然，像R1-3这样的理由，可能并不能决定性地证明某一给定的法律立场应该被采纳，因为大前提的表述是不充分的。所有的演绎论证，都只是内在地需要或要求它们的结论，在使用演绎推理模式时保证前提条件的存在，以给予演绎结论一个给定的法律规则或解决所有关于它的争议。有效的演绎常常包含一个情态限定词，如“可能”，或者，更弱一些的是“在没有压倒性的相反考虑情况下”，[91]或者，最弱的是“其他条件相同”。此外，诸如“X是可取的”这样的措辞是常见的，它作为一个结论表述，如“因此X是应当的”（意思是这将是一件好的事情）。虽然利用这些论断可以构造出完全有效的演绎推论，但由于并不排除其他的考虑因素，其结论的表述尚不足以解决法律问题。
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演绎论证，使任何给定的法律立场都必须被采纳或拒绝。但是对可证明前提的要求，使得这种抽象能力变得无关紧要。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规则的绝对措辞，其前提都是错误的。尽管我们可以说，“必须采用促进K利益的规则；X促进K利益；因此，X必须被采用”，除非大前提为真，否则论证就落空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赖于概率或限定的前提，例如“其他条件相同时，应采用促进K利益的规则”。概率或限定前提的使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有效的演绎推论，来支持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面。
因此，我们经常会遇到与单一法律问题有关的多个演绎论证，其中一些关于问题的两面。例如，假设法庭面临着是否采用重罪谋杀规则的问题。许多论证可以支持这一规则：“禁止重罪的规则是可取的；重罪谋杀规则不鼓励重罪；因此，重罪谋杀规则是可取的，其他条件相同。”“在采用法律规则时，应当考虑这个州惩罚对杀人直接或间接负责的人的政策；重罪谋杀规则惩罚的是间接责任人；因此，在分析是否应采用重罪谋杀规则时，应考虑该政策。”能想到的其他还有许多；它们全都支持所涉的法律立场，但没有一个能被说是排除不被采用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另一方面的论证：“国家政策规定，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应采用与所犯罪行不成比例的惩罚规定；重罪谋杀规则规定的惩罚与罪行不相称；因此，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应采用该规则。”“由于自动上诉规则，导致谋杀定罪的规则将阻碍法庭，这是一个不利的结果；重罪谋杀规则将导致更多的谋杀定罪；因此，采纳这一规则将是不利的，因为它会阻碍法院的工作。”这些和许多其他明显反对重罪谋杀规则的论证，都支持否决这一规则。然而，在逻辑上，它们都不排除采用；这就是实践演绎推理的本质。但这一事实并不掩盖这样一个基本点，即每个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是由演绎结构建立起来的。
证明或论证大前提或小前提的显著必要，并不会损害演绎程序的价值，因为只有演绎论证才能为前提提供任何的理由。[92]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每一个后续层次的论证。[93]虽然毫无疑问地，许多前提可能只能被证明是可能正确的，但演绎模式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保证，即每一个结论都有部分支持，这是一个非演绎推理过程在法律上永远做不到的。
在存在的大量演绎中，有些支持某一给定的法律立场，而另一些反对，这并不意味着结果取决于某个其他的因素，也不意味着结果是以某种其他方式而非演绎得来的。解决双方都有演绎理由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演绎的过程。[94]相比于理由，论证的大前提类似于“由更有力的理由支持的法律立场是正当的”；于是我们继续比较由可适用的演绎所提供的，支持或反对法律立场的各种理由。这须要审查这一程序的本质和采用大前提本身的正当性。然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一个演绎的基本作用要素仍有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