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法律理性的研究正在取得重要进展。道义[179]与模态[180]逻辑理论发展迅速，对许可、禁止和义务等此类概念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见解。[181]符号逻辑被用来分析复杂的文件和法规。[182]决策理论和博弈论也被用于分析一些法律问题。[183]
然而，我们缺乏一个综合的法律推理理论。回顾过去，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因素，似乎导致了法律推理理论目前的混乱。对奥斯汀机制的回应，导致了对演绎的不准确的淡化和对归纳与类比的强调，反思过后，这种回应似乎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
因此，对法律推理的分析必须转向一个新的焦点：在演绎论证形式下，提出理由的普遍而基本的过程，其有效结论涉及但不解决某些法律命题。新修辞学运动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演绎论证的表述往往不够有力，无法最终解决法律问题。然而，修辞学理论却遭受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屈从，以及承诺说服听众以作为对有效论证的检验。一个更正当的过程还有待于探索，它以支持性演绎推理的权重与内容为中心；这里提供的描述只是第一步。
波亨斯基（Bochenski）曾令人信服地提出，在人文科学中，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分析方法。[184]但是在法律中，如果正义不仅仅是命令，哲学不仅仅是诗歌，那么只有经过理性证明的东西才能被合法地承认。
（编辑：吕玉赞）
[1]肯特·辛克莱（Kent Sinclair Jr.），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Law）名誉教授。本文被发表于《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第59卷，1971年第3期，第821-858页（California Law Review，Vol.59，Issue 3，1971，p.821-858），已获得作者本人翻译授权。
[2]谢婧辰，女，安徽宿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哲学。
[3]例如参见Tammelo，Logic as an Instrument of Legal Reasoning，10 JURIMETRICS J.89，91-92（1970）；Perry，Judicial Method and the Concept of Reasoning，19 BUFFALO L.REV.225，242（1970）。
[4]参见note 73 infra及所附文本。
[5]参见H.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1964）；C.REICH，THE GREENING OF AMERICA（1970）。流行著作并没有对逻辑在逻辑性辩护方面提出更有趣的批评，就像数学科学中的哥德尔定理，该定理指出“一个逻辑数学系统的一致性永远不能用这个系统的方法来证明。”F.WAISMANN，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THINKING 101（1951）。诺贝尔奖获得者P.W.布里奇曼（P.W.Bridgman）由此概括出，“每当我们让一个系统处理它自己的时候，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悖论，我们可能会遇到不适应和不恰当。”P.BRIDGMAN，THEWAY THINGS ARE 7（1959）。
[6]五十年前，有关法律实践的书籍都强调逻辑准则。例如参见J.BRUMBAUIGH，LEGAL REASONING AN BRIEFING 14-115（1917）。然而，今天的主流作品却没有。例如参见F.WIENER，BRIEFING AND ARGUING FEDERAL APPEALS（1967）。
[7]有人对这一立场提出了几点相当精辟的说法。因此，“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的：而是经验的。”O.HOLMES，THE COMMON LAW 1（1881）。“在生命与逻辑的任何接触中，逻辑都不是成功的。”H.LASKI，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201（1917）。“每一位律师必须承认法律并不总是合乎逻辑的。”Quinn v.Leathem，[1901]A.C.495，506（Halsbury，J.）。“历史的一页抵得上一卷逻辑的书。”New York Trust Co.v.Eisner，256 U.S.345，349（1921）（Holmes，J.）。“有一种危险是，如果法院不用一点实际的智慧来调整其教条逻辑，它将把宪法权利法案转变为一项自杀协议。”Terminiello v.Chicago，337 U.S.1，37（1948）（Jackson，J.，持不同意见）。
[8]Guest，Logic in the Law，in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176（A.GUEST ed.1961）.
[9]一般参见id.at 176-81.W.ZELEMFER，LEGAL REASONING；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LAW 2（1960）提到，要说法律结论主要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那是肤浅的。他认为，逻辑只是偶然进入法律程序，并暗示当它被使用时，逻辑通常实际上等同于任意性。盖斯特（Guest）认为，一些作者甚至声称的，整体概念上的法律作为一个“逻辑上一致的系统，如果不是一种虚幻的迷信，至少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Guest，supra note 6，at177。
[10]Guest，supra note 6，at 176-78.
[11]Halper，Logic in Judicial Reasoning，44 IND.L.J.33-35（1968）.
[12]Guest，supra note 6，at 176-77；见Cohen，On Absolutisms in Legal Thought，84 U.PA.L.REV.681（1936）；Pound，Mechanical Jurisprudence，8 COLUM.L.REV.605（1908）.
[13]O.JENSEN，THE NATUREOF LEGAL ARGUMENT 8-10（1957）；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71 HARV.L.REV.593，610（1958）.
[14]B.MATES，ELEMENTARY LOGIC 1-16（1965）.
[15]Guest，supra note 6，at178.
[16]Id.at 178-82.
[17]Halper，supra note 9，at 34；参见id.at 39-40。
[18]一般参见W.ZELERMYER，supra note 7，at5-8。
[19]例如E.LEVI，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1949）；K.LLEWELLYN，THE COMMON LAW TRADITION（1960）。
[20]例如J.STONE，THE LEGAL SYSTEM AND LAWYERS'REASONINGS（1964）。
[21]参见notes54-97 infra所附文本。
[22]R.WASSERSTROM，THE JUDICIAL DECISION 21（1961）；Guest，supra note 6，at 187-88.
[23]J.FRANK，LAW AND THE MODERN MIND（1949）；参见Cohen，The Role of Logic in Law，29 HIV.L.REV.622，631（1916）.Halper，supra note 9，at 38提到：更愤世嫉俗的司法直觉的支持者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官写意见是为了掩盖他们做出判决的实际路线。这让人想起了白骑士的一个计划：但我在想一个计划；把胡子染成绿色；同时总是使用这么大的扇子；以至于它们不会被看见。于是，法官成为了一个魔术师，而法律变成了一套诡计。
[24]Guest，supra note 6，at 187.
[25]C.ALLEN，LAW IN THEMAKING 334（6th ed.1958）.
[26]Guest，supra note 6，at 187.
[27]Id.at188.
[28]参见Hart，Problems of Philosophy of Law，6 ENCY.PHIL.270（1967）。
[29]参见B.SKYRMS，CHOICE&CHANCE：AN INTRODUCTION TO INDUCTIVE LOGIC 1-21（1966）。
[30]D.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4（1748）；1 D.HUME，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pt.3，§6（1739）；参见B.SKYRMS，supra note 27，at22-51。
[31]为了一些有趣的尝试来正当化或“澄清”归纳，参见M.BLACK，MODELS AND METAPHORS 209-18（1962）；M.BLACK，PROBLEMSOF ANALYSIS 191-208（1954）；H.REICHENBACH，THEORY OF PROBABILITY§91（1949）；P.STRAWSON，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1964）多处；D.WillIAMS，THE GROUND OF INDUCTION（1947）多处；Stove，Hume，Probability and Induction，in HUME 187-212（V.Chappell ed.1966）。
[32]Hart，supra note 26，at269.
[33]G.PATON，A TEXTBOOK OF JUISPRUDENCE 171-72（2d ed.1951）.
[34]Guest，supra note 6，at188.
[35]Hart，supra note 26，at 269.
[36]R.CROSS，PRECEDENT IN ENGLISH LAW 180（1968）：“虽然判例法上的司法推理与这些归纳过程之间的类比是非常清楚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们对将司法推理描述为归纳的恰当性产生最严重的怀疑。”见Dickinson，Legal Rules：Their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79 U.PA.L.REV.833（1931）；Guest，supra note 6，at 189.另见O.JENSEN，supra note 11，at 28-31。
[37]Id.at29.
[38]例如参见R.CROSS，supra note 34，at 181-90；Guest，supra note 6，at190。
[39]一般参见R.CROSS，supra note 34，at181-90。类比推理的内在危险在于以下类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发展：既使案例涉及X规则的范围；在以前的案例中，该规则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解释过；因此，这种解释应该在这里应用。显然，注意先例的判决语境对于合理分析其所涉及的解释和考虑其在目前正在裁决的案件中的适当性至关重要。
[40]他使用的是“用范例推理”的表述。Aristotle，Prior Analytics 24，69a，13。
[41]Id.
[42]K.LLEWELLYN，supra note 17.
[43]E.LEVI，supra note 17.
[44]Id.at 1-8.
[45]R.CROSS，supra note 34，at182.
[46]Id.at 186.
[47]Christie，Objectivity in the Law，78 YALE L.I.1311，1319（1969）（脚注重新编号）。
[48]K.LLEWELLYN，supra note 17，at 77.
[49]Id.at84.
[50]Id.at 79.
[51]例如参见R.CROSS，supra note 34，at181 n.1。
[52]参见notes 54-97 infra所附文本；E.LEVI，supra note 17，at3（着重强调）：“法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将不同的案件视为同样的案件才是正当的？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必须……愿意挑出关键的相似之处，并从中推理出适用于共同归类的正当性。”
[53]该理论最初陈述中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程序中涉及的推理类别是一种随着归类的进行而改变的归类。”E.LEVI，supra note 17，at3。
[54]Levi，The Nature of Judicial Reasoning，in LAW AND PHILOSOPHY 263，273（S.Hook ed.1964）.
[55]Id.at273-81.
[56]在上面的例子中：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是必死的。三段论在法律语境中的建构在I·塔梅洛（I.Tammelo）的《现代法律逻辑大纲》（Outlines of Modern Legal Logic）（1969年）中有充分的描述。塔梅洛在整本书中阐明，任何论证都可以用演绎的形式来表达，尽管他坚持非演绎推理更重要的观点。
[57]参见W.FEARNSIDE&W.HOLTHER，FALLACY：THE COUNTERFEIT OF ARGUMENT（1959）。
[58]J.BRUMBAUGH，supra note 4，at 36-39.
[59]例如参见E.ABERNATHY，THE ADVOCATE：A MANUAL OF PERSUASION 89-115（1964）。
[60]参见B.MATES，supra note 12，at87-89。
[61]参见notes81-97 infra所附文本。
[62]J.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1832）多处；参见Guest，supra note 6，at 182。
[63]Fuller，Introduction to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 xix（M.Schoch ed.1948）.
[64]R.WASSERSTROM，supra note 20，at 15.
[65]Id.
[66]参见id.at 14-22。
[67]Id.at18.
[68]一般参见Hart，supra note 11。
[69]例如参见id.at607，610。
[70]参见notes 93-97 infra所附文本。
[71]Oliphant，A Return to Stare Decisis，14 A.B.A.J.71-73（1928）.
[72]参见C.ALLEN，supra note 23，at 241-42。
[73]例如参见R.WASSERSTROM，supra note 20，at18-20。
[74]相反观点，参见H.KELSEN，THE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1945）。
[75]例如参见O.JENSEN，supra note 11，at 7-21；Guest，supra note 6，at 183。
[76]参见R.CROSS，supra note 34，at180-81。
[77]参见J.BRUMBAUGH，supra note 4，at 53-73。
[78]R.CROSS，supra note34，at180；见G.RYLE，PHMOSOPHICAL ARGUMENTS 5（1945）：“只有在逻辑上有说服力，论证才是有效的武器，并且如果它们是这样，它们就揭示了关联，而揭示这些联系对于发现真相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也有利于挫败对手。对真理的热爱与纠正错误的热情并不矛盾。”
[79]例如参见O.JENSEN，supra note 11，at 16。
[80]参见Guest，supra note 6，at183，196-97。一般参见G.RYLE，supra note 76，at10；Cohen，supra note 21，at622。另外参见B.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31（1929）。
[81]参见notes 36-53 supra所附文本。
[82]当然，这种选择纯粹是一种启发式的手段，并不否认对方律师可能会形成一种平行或更具说服力的相反思路，也不否认法官可能会对双方进行审查，以找到更有力的论证。
[83]Thomson，Reasons and Reasoning，in PHILOSOPHY IN AMERICA 282-303（M.Black ed.1965）.
[84]Id.
[85]E.ABERNATHY，supra note 57，at105（“从这些可能性中，我们决定个人、家庭、社会、政治和国家的问题”）；O.JENSEN，supra note 11，11（所有的S都（大概）是P，这是S，因此这（大概）是P）；Lloyd，Reason and Logic in the Common Law，64 LAW Q.REV.468（1948）。
[86]其他论证，或上述论证的不同表述，将有助于对结论作出更有力的陈述。
[87]Hart，supra note 26，at270.
[88]参见National Equip.Rental，Ltd.v.Szukhent，375 U.S.311，330（1964）（Black，J.，持不同意见）。
[89]一般参见California v.Green，399 U.S.149（1970）。(https://www.daowen.com)
[90]Brown v.Board of Educ.，347 U.S.483（1954）.
[91]例如，在同等保护的案件中。
[92]一些作者认为，法律推理不能使用演绎，因为法律规则在一般意义上不是真或假的。见例F.CASTBERG，THE PROBLEMSOF LEGAL PHILOSOPHY 52（1958）；O.JENSEN，supra note 11，at 18-19；Guest，supra note 6，at186；H·L·A·哈特（H.L.A.Hart）已经回答了这一主张：这种观点依赖于对真与假、有效演绎推理概念以及诸如一致性和矛盾性等逻辑关系的限制性定义。这不仅将法律规则或法律陈述，排除在演绎推理的范围之外，甚至还将命令以及许多其他的判决形式也排除在演绎推理的范围之外。这些命令和判决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可能的逻辑关系，同时是有效的演绎论证的组成部分。虽然这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但逻辑学家们现在已经对有效演绎推理的概念作了一些更一般的定义，这些定义使有效演绎推理的概念适用于那些其组成部分没有被定性为真或假的推理。在下文中，与大多数当代的法理学文献一样，普遍接受为有效推理假定一个更广义的定义。Hart，supra note 26，at269。
[93]参见notes78&79 supra所附文本。无依据的相反假设，参见J.STONE，supra note 18，at 56。
[94]参见notes 167-76 infra所附文本。
[95]Hart，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49 PROC.ARISTOTELIAN SOC'Y 171（1949）.
[96]例如R.CROSS，supra note 34，at178。
[97]例如参见R.WASSERSTROM，supra note 20，at 12-38。
[98]Dickinson，supra note 34，at1060-61；Guest，supra note 6，at193-94.
[99]例如，假设一个案例提出了一个大股东因未能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而承担的责任的问题。原告的论证是：被告有义务保护我们，或者至少为我们提供避免经济损害的机会；被告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因此被告应对我们所遭受的损害负责。被告是否有这种义务的问题取决于是否将其定性为受信托人；原告认为，所有受信托人都有这种义务，被告是受信托人，因此被告有这种义务。被告是受信托人吗？这就提出了归类问题。毫无疑问，类比和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证明大股东是受信托人。然而，原告也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演绎形式来论证：所有有权力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价值产生很大影响的当事人都承担信托责任；大股东有这种权力：因此大股东是受信托人。参见Jones v.H.F.Ahmanson&Co.，1 Cal.3d 93，460 P.2d 464，81 Cal.Rptr.592（1969）。
[100]从广义上讲，怀疑论是一种理论，即我们真的一无所知，因此对事物的推理是多余的。在法律领域，“规则怀疑论”在本世纪有许多追随者。见B.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1921）；K.LLEWELLYN，JURISPRUDENCE：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1962）.卢埃林总结了规则怀疑论者的立场，“规则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你预测法官会做什么。这是他们除了作为漂亮的玩具以外所有的重要性。”K.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2d ed.1951）.基本理论相当于这样一种观点：就法院而言，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开放结构的范围：因此，如果法官认为自己受规则约束或“有义务”像他们那样裁决案件，这即使不是毫无意义的，也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可以有足够的预测规律性与一致性，使其他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按照法院判决的规则生活。法官在判决案件时甚至会有一种强迫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可以预见的；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描述为他们所遵守的规则。法院没有把什么东西作为正确司法行为的标准，因此这种行为也没有体现出接受规则的内在观点特征。H.HART，THE CONCEPT OF LAW 135（1961）。
[101]现实主义认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它坚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判决，即使我们能够确定法律立场背后的推理，这个事实也不重要，因为法官不依赖理由。一般见W.FRIEDMANN，LEGAL THEORY 292-311（5th ed.1967）。
[102]参见Shklar，Decisionism，in RATIONAL DECISION 3，7（Am.Soc'y for Pol.&Legal Phil.，Nomos VII，C.Friedrich ed.1964）。
[103]J.FRANK，supra note 21，at170-85，222-28，243-60.
[104]一般参见id.；T.ARNOLD，THE SYMBOLSOFGOVERNMENT 21，46-47（1935）。
[105]一般参见J.FRANK，supra note 21。
[106]F.RODELL，WOE UNTO YOU，LAWYERS！，14，16-17，121（1957）.
[107]Id.
[108]Frankena，Decisionism and Separatism in Social Philosophy，in RATIONAL DECISION 18（Am.Soc'y For Pol.&Legal Phil.，Nomos VII，C.Friedrich ed.1964）.
[109]Aristotle，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6.
[110]D.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OFMORALS§IX，pt.I（1751）.
[111]Id.
[112]参见Frankena，supra note 106，at 22.
[113]D.HUME，supra note 108.
[114]Frankena，supra note 106，at 22.
[115]Id.
[116]Id.：当然，对于轻信地使用“好的”“对的”“正当的”“有效的”“真正的”“真实的”和“理性的”等词，并伴随着它们对与他人达成假设共识的隐含主张，有一些常见的论证——例如，所有这些主张都是虚假和虚幻的论证……这里必须指出，激进的决策主义不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在公共舞台上坚持己见，除非它以其谴责的方式前后矛盾地进行对话。因为如果它真的如此，正如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地，它必须争辩说，对主体间有效性的主张是错误的或不诚实的，对理由和规则的呼吁确实只是借口和自欺欺人，借口、自欺欺人和逃避现实是不道德的，等等。它由于因此使用了“错误的”、“不诚实的”、“真正的”、“借口”、“自欺欺人”以及“不道德的”这类词汇——更不用说“真实的”——是不合法的。如果它要保持一致，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它甚至必须把它自己的命题与宣称，解释为仅仅是私人的信仰、愿望、决定、承诺等的外在化，也就是说，纯粹是自传式的自我启示或自我创造。Id.at 23.
[117]参见note 3 supra的引用。
[118]例如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10 HARV.L.REV.457（1897）.
[119]Frankena，supra note 106，at25；参见R.HARE，THE LANGUAGEOFMORALS 69（1952）.
[120]R.WASSERSTROM，supra note 20，at24.作者继续说：对形式逻辑的呼吁等同于对理性或合理性标准的呼吁，并得出结论：由于法院不能使用形式逻辑来选择或制定法律前提，法院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不能诉诸任何理性的或客观的标准。也许那些如此强烈地坚持演绎理论是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完全严肃的，但是他们确实说，在案件判决中出现的大多数重要问题必须由法院以任意的方式解决，因为它们不能通过诉诸亚里士多德的经典逻辑被解决。
[121]参见notes 72-97 supra所附文本。
[122]参见notes 20-24 supra所附文本。
[123]Ladd，The Place of Practical Reason in Judicial Decision，in RATIONAL DECISION 126，144（Am.Soc'y For Pol.&Legal Phil.，Nomos VII，C.Friedrich ed.1964）.
[124]Aristotle，Rhetoric.
[125]Aristotle，The Topics.
[126]例如参见Christie，supra note 45，at1327。
[127]Aristotle，supra note 123，bk.m，ch.1，100a30ff，bk.I，ch.10，104a5ff.
[128]例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渴望的东西比仅仅为了其效果而渴望的东西更令人向往。”Id.bk.I，ch.1，116a27-31.“在两件无法区分的事物中，产生更有益效果的那个是更可取的。”Id.bk.M I，ch.2，117a5-15。
[129]一个法律释义的典型格言有趣列表见于Llewellyn，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Appellate Decision and the Rules or Canons About How Statutes are to be Construed，3 VAND.L.REV.395，401-06（1950）。
[130]例如对偏见的呼吁。
[131]Anscombe，Thought and Action in Aristotle，in ARISTOTLE'S ETHICS 56，64（J.Walsh&H.Shapiro eds.1967）.
[132]Id.例如，“每个男人都要走路，我是男人，我要走路”。
[133]Id.at65.
[134]Id.
[135]Id.at66.
[136]T.VIEHWEG，TOPIK UND JURISPRUDENZ（1953）.
[137]例如参见C.PERELMAN&L.OLBRECHTS-TYECA，THE NEW RHETORIC，TREATISE ON ARGUMENTANTION（1968）[以下简称“TREATISE”]（法文版将放在括号内）；参见C.PERELMAN，THE IDEA OF JUSTICE AND THE PROBLEM OF ARGUMENT（1963）。
[138]一般参见Aristotle，supra note 122。
[139]一般参见TREATISE§§1-9，21，26，27。
[140]C.PERELMAN，supra note 135，at134.
[141]Perelman，l'Ideal de Rationalitéet la Règle de Justice，54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FRANCAISE DE PHILOSOPHIE 15，16（1960）.
[142]Tammelo，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Reason in International Legal Relations，in LA THEORIE DE L'ARGUMENTATION 335，342-43（1964）.
[143]Id.at343.
[144]例如id.at348；参见Belval，Libres Remarques sur L'Argumentation，4 REVU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336，347（1961）；Patterson，Logic in the Law，90 U.PA.L.REV.875，894（1941）.另 见H.JOHNSTON，JR.，PHILOSOPHY AND ARGUMENT 123-37（1959）。
[145]C.PERELMAN，supra note 135，at134.
[146]TREATISE 1.
[147]例如参见C.PERELMAN，supra note 135，at155-57。
[148]一般参见Stoeckli，Topic and Argumentation，54 ARCHIV FU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ARSPJ581，588（1968）。
[149]例如参见C.PBRELMAN，supra note 135。
[150]一般参见id.at15。
[151]参见哈特对C.佩雷尔曼的介绍，supra note 135，at ix。
[152]C.Perelman，supra note 135，at57.
[153]Jenkins，Book Review，9 NAT.L.F.186，192（1964）.
[154]Perelman，über die Gerechtigkeit，51 ARSP 167，173（1965）；参见Stoeckli，supra note 146，at589。
[155]Perelman，supra note 152，at 203；Perelman&Olbrechts-Tyteca，De la Temporalité-comme Caractère de l'Argumentation，1958 IL TEMPO，ARCHIVO DE FILOSOPHIA 125.
[156]参见Perelman，supra note 152，at 207；Stoeckli，supra note 146，at 590。
[157]Perelman，supra note 152，at216；参见Stoeckli，supra note 146，at590。
[158]例如参见Perelman，supra note 152，at 220。
[159]TREATISE 196-97[264-67]，200[269]，414-15[554-55].
[160]Id.at 59[78-79].
[161]Id.at59-60[78-79]，131[176].
[162]Christie，supra note 45，at 1325.一般参见TREATISE 241[325]，351[472]，354-57[479-80]。
[163]Id.at373-74[502-03].
[164]J.STONE，supra note 18，at 325-37.
[165]Id.at334-35.
[166]Id.at 335.
[167]例如参见D.GAUTHIER，PRACTICAL REASONING（1963）；S.TOULM IN，THE USESOFARGUMENT（1958）.较低普遍性的著作包括：H.AIKEN，REASON AND CONDUCT（1962）；K.BAIER，THE MORAL POINT OF VIEW：A RATIONAL BASIS OF ETHICS（1958）；R.BEARDSMORE，MORAL REASONING（1969）；P.DIESING，REASON IN SOCIETY（1962）；A.MURPHY，THE THEORY OF PRACTICAL REASON（1965）；J.PASSMORE，PHILOSOPHICAL REASONING（1961）。
[168]参见S.TOULM IN，supra note 165（在道德的语境下偶尔使用法律救命稻草）。
[169]参见Wheatley，Reasons for Acting，7 DIALOGUE 553（1969）.威兹德姆教授的一个著名的比喻是，理由作为“椅子的腿”合作支持一个结论，而不是作为“链条的链接”导致结果[W isdom，Gods，in ESSAYSON LOGIC AND LANGUAGE 195（A.Flew ed.1961）]在法律哲学家讨论佩雷尔曼关于论证的著作时经常被引用。例如参见J.STONE，supra note 18，at327。然而，威兹德姆，与奥斯汀类似[例如参见J.AUSTIN，PHILOSOPHICAL PAPERS，123，134-35（1961）]显然假设非演绎结构支配着这样的话语。即便如此，威兹德姆与佩雷尔曼不同，感兴趣的是支持性论证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而不是说服。
[170]参见note 85 supra及所附文本。
[171]参见notes 72-97 supra所附文本。关于理由权重的可能影响因素的陈述，参见M.SCRIVEN，PRIMARY PHILOSOPHY 56-62（1966）。
[172]例如，“促进政策P&Q的理由应当被给予最大的权重；R（X）1-n促进P&Q；因此，R（X）1-n应当被给予最大的权重”。
[173]参见notes 136-42 supra所附文本。
[174]参见notes148-56 supra所附文本。
[175]参见D.GAUTHIR，supra note 165，at48-49。
[176]参见W.ZELERMYER，supra note 7，at8。
[177]D.GAUTHIER，supra note 165，at 2.
[178]参见id.at17。
[179]道义逻辑涉及义务和禁止的概念参见J.STONE，supra note 18，at186-87，192-97；G.VONWRIGHT，AN ESSAY IN MODAL LOGIC（1951）。
[180]模态逻辑研究的是必然性、可能性、不可能性及其相关观点的逻辑特征。5 ENCY.OF PHILOSOPHY 5（1967）。
[181]参见Cullison，Logical Analysis of Legal Doctrine，53 IOWA L.REV.1209（1968）；参见W.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1923）。
[182]Allen，Symbolic Logic，66 YALE L.J.833（1957）.
[183]例如参见Birmingham，The Generality of Neutral Principles：A Game-Theoretic Perspective，58 CALIF.L.REV.873（1970）；Kaplan，Decision Theory and the Factfinding Process，20 STAN.L.REV.1065（1968）。
[184]J.BOCHENSKI，THE METHODSOF CONTEMPORARY THOUGHT 126（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