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自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谋篇布局以来，有关法治建设的各项改革正稳中推进。其中，一方面在法治人才选拔领域，201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要求改革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着重考查宪法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3]其目标乃是实现知识技能考查向实务技能考查的转变。改革前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虽然肩负着法律职业人才选拔的使命，但过于刻板的理论知识考查，不仅忽视了作为法律职业核心的“思维能力”的考查，而且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法学教育，成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另一方面在法律实践领域，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围绕着统一法律适用、提升裁判的可接受性、维护司法公正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6月1日实施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释明法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意在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为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4日开始施行《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2019年2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2019年10月28日出台《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以及2020年7月31日起试行《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都在强调类案与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这种以“类案分析”为核心的法治思维，亦是提升司法裁判能力，维护法秩序统一的重要方式。

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法治选拔人才的标准，还是作为衡量法律实践能力标尺，法治思维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实践品格，在理论知识向行为决策或司法判决转化的过程中，法治思维是决定法律规范如何被理解、解释与适用，以及如何对裁判结论开展论证的关键，既体现了法律人的思维过程，也是衡量思维过程的标准。然而，法治思维乃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形式，不能像法律知识一样客观展现，因而需要借助其他载体予以描述与显现。不难发现，法治思维的过程就是法律方法运用的过程，法律方法为法治思维的展开提供了规则指引。“法治思维最能彰显法律方法论的实用性，因为学习法律的目的就在于应用。在法学教育中，法律方法论的训练就是为了提升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水平，帮助他们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提高逻辑推理、理解解释、修辞论辩等方面的能力。对法律方法论的掌握是职业法律人的基本专业素质。”[4]法律方法为法律人理解、解释及适用法律提供工具、技巧与规则，法律方法经法律职业共同体传承与打磨，逐渐具有引导法律解释，弥补法律漏洞，强化法律论证，以及监督法律适用过程，限制法律适用恣意的功能。(https://www.daowen.com)

王泽鉴教授指出：“法律人从事的工作在于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涉及法律的解释、漏洞的补充或法律续造等法学方法的问题，而此实为法学教育及官方考试的重点。”[5]因此，作为培养法治思维的有效方式，在法学课堂引入案例教学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其一，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对法学知识的体系化理解，对提升理解法律概念、解释法律规范、进行法律推理，以及强化法律论证的能力大有裨益。其二，案例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类案分析能力，维护类案类判的朴素正义感，实现对法治一般性价值遵守。其三，案例教学有助于锻炼学生提炼裁判规则，总结经验法则，提升不确定法律概念、一般条款具体化，以及填补法律漏洞的能力，对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以及维护法秩序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事实上，法治思维的培养离不开法律方法的运用，而案例教学则恰恰展现了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是培养学生法治思维的重要抓手。本文以法律方法为切入点，首先分析引入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其次分析案例教学对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推动作用，最后总结案例教学中培养学生法治思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