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课程改革的成本
1.经济成本
体验式教育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支持体验式学习的高质量教学需要较低的师生比例，以提供给学生大量表现、反馈以及反思的机会。[221]在体验式教学的众多教学方法中，法律诊所式教学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教学方式通常要求师生比保持在1：10到1：8之间，[222]同时也因为它需要专职教师对教学的高度关注，以维持诊所式教学对真实案件的高水平监管要求。[223]实习所需要投入的教师资源则相对较少，因为许多律师自愿担任导师来直接监督学生实习。但是为了对现场实习提供一个完整的教学结构，法学院仍需为学生实习投入必要的教师资源，与学生、实习地点的监督者以及为实习反馈提供支持的其他人员进行一对一交流。[224]根据这一套指导性方针，实习过程若采用讨论会的形式进行，学生与老师的恰当比例不应超过16：1；若以个体辅导的模式进行，学生与老师的比例则不应超过10：1。[225]此外，模拟式教学同样有组织地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使学生获取他们各自的反馈意见，这同样对师生比作出限制。[226]
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看出，若较多的法学课程是在较低的师生比环境下授课，那么法学教育的成本将更加高昂，因而法学教育的成本居高不下事出有因。但这种简单的数学计算方式忽视了与法学教育成本相关的其它因素；而且如此一来，可能会错过以成本敏感的方式扩展体验式教育的机会。
首先，上述观点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所谓的更为昂贵，其比较对象是什么？较低的师生比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并扩大包括理论课程在内的学习范围。[227]事实上，案例教学法的主要缺陷之一在于，它依赖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自主、替代性的学习，而教授只能对几个学生进行集中指导、一对一的交流。[228]但当一个班级规模小到足以允许教授在整个学期中多次召集学生，并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有组织的、互让式的讨论时，案例对话法的教学目标也将得到更好的实现。[229]
其次，正如皮特·乔伊（Peter Joy）近期所述，因维持较低的师生比所导致的成本问题必须结合其他成本因素予以考虑，这些其他成本因素也是近代法学教育成本提高的重要推手。[230]尽管法学院对小规模招生的体验式课程的投资是推动教育成本增长的一个因素，但它已经被其他类别的支出超过了。[231]而且最引人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法学院老师的薪水稳步增长，但他们平均的课程量却逐年下降。[232]事实上，最近罗伯特·库恩（Robert Kue-hn）在关于法律诊所“定价”的研究中指出，无论学校采取强制还是保证的方式让每个学生参加法律诊所课程，都与其学费没有任何联系。[233]
较低的师生比是一个合理的成本因素，但法学院入学人数急剧减少的阴云背后的“一线希望”是，整体的师生比已大幅下降。[234]如果法学院有权解雇部分教师，以此与其减少的学费收益维系适当比例，那么师生比总体上将保持不变。但终身职位以及其他职位保障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学院的选择权受限。[235]其结果是，在学生入学率激增的年代对法律诊所课堂教师职位作出保障的学校会意外发现，他们现有的法律诊所和实习课程体系实际能够容纳更多的学生。[236]同时，其他的高阶选修课程中的师生比很可能呈现下降趋势，这将允许更多的体验式教学方法纳入到这些课程教学之中。[237]相较于课堂式授课的教师，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的教师更容易被解雇，这是对体验式教学项目质量的最大威胁。[238]
现实存在的体验式教学成本问题一直被怀疑是阻碍法学院课程设置改革的主要因素。[239]但是，考虑到法学教育的其他成本因素，选择不去研发一个健全的体验式课程体系似乎只是一个优先性问题，而非必要性问题。而且，在法学教育的新环境之下，经济成本问题对课程设置改革的影响正快速减弱，并逐渐隐于幕后。就许多方面而言，当前是学校向学生提供体验式教育的最好时机。若想把握这一时机，法学院必须在重新部署相对过剩的教师资源方面予以创新，并且将其中的诸多创造性举措在今后的几年中尽快施行。[240](https://www.daowen.com)
2.其他成本
将现有的教学资源从传统的理论教学转向体验式教学的前景引发了另外两种成本。其一，学生在体验式课程中“花掉”了他们在法学院高阶课程中的选修学分。[241]其二，教师在时间、精力以及设想方面支出的成本，即教师将研发或重新设计体验式课程以整合更广泛的专业技能指导，并学习以全新的不熟悉的方式教学。[242]
为阐明学生在选修学分方面所花费的成本，我以自己在汉姆林法学院的经历为例予以阐述。最近汉姆林法学院通过了一项体验式发展计划，以期在课程设置中融入技能教育，并将该计划适用于2014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同时，汉姆林法学院最近研发了一个两学分的大一法学课程，命名为“实践、解难和职业化”。该课程主要通过一系列的任务、练习、与执业律师的交流以及角色扮演的模拟等途径向学生介绍法律技能、职业身份以及职业角色。[243]体验式课程发展计划要求学生在学习大一法律技能课程的基础之上，完成大二两个1学分的法律技能实验室模块以及高阶课程中的其他12个学分的专业技能课程。汉姆林法学院提供了广泛的技能类课程、法律诊所以及校外实习；同时，随着招生计划的缩减，汉姆林法学院有能力提供诸多途径来满足上述提及的体验式学习要求。然而，这些体验式学习要求很快便与法学核心教学课程，以及学生参与的涉及健康法、商业法、争端解决机制等汉姆林证书类课程发生明显冲突。
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汉姆林法学院拥有相当典型的课程体系，它要求学生按照通常的一年级课程顺序来上课。[244]而高年级的学生则需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课程，包括至少2学分的职业责任课程、国际法课程以及2学分的研讨会。[245]当学生获得42个学分的时候便达到了汉姆林法学院的毕业要求，同时，法学院另设13个选修课程共38个学分来帮助学生通过法律资格考试，因此学分总数便达到了80。选择参加高阶课程中所有律师课程的学生，只剩下8个学分的课程可以自由选择。[246]最后，汉姆林法学院的一名核心教员不愿意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要求，因为这些要求限制了学生想要参加的尽可能多的法学课程，[247]并且削减了必修学分的数量，尽管其维持了体验式教学计划的整体渐进性结构。[248]
汉姆林的经历说明了课程创新面临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挑战。法学院开设创新型体验式课程并将其纳入到选修课程之中以供学生选择是件好事。若法学院建立一个健全的技能和体验式课程，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会充分利用。[249]但传统的法学院课程体系保留了其原有的设置方式。构建课程体系要求所有学生通过一系列体验式课程的学习以取得进步，这便需要一个广泛的、协调的、整体的方法来重塑课程体系，由此才能够更好地为学生的体验式学习要求和其他学习目标服务。
下一部分将重点关注一些相对低成本的方法，或许这可以作为课程体系重塑的一部分。这些方法要求教师花费时间与精力，学习新的教学方式，并与实务法律人通力合作。但这些要求都在教师擅长的技能范围内，比如，传授知识、研究案例、分析案例等，所以这对于教师来说都是低成本的。[250]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方法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加高效地完成法律核心课程和其他高阶课程，而非与技能教学相抗争，所以这对学生来说同样是低成本的。同时，对于那些已经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足够多的技能教学和真实体验式教学的法学院来说，它的课程体系将会在未来几年里为压缩的课堂规模服务，所以，法学院的教学成本也会很低。[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