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体法人制度和公益信托

现代社会有大量以宗教、教育、学术、科学、医学、社会救济等公益为目标的慈善性事业，如学校、寺院、基金会、各种学术团体等。这些事业都建立在特定基金之上，基金能否得到良好的管理和运用，事关公益目标能否圆满实现。为了管理和运用各种公益基金，大陆法系各国创立了财团法人制度，英美国家创立了公益信托制度，中国大陆则创立了社会团体法人制度。然而，无论是财团法人还是社会团体法人，只不过是确立了管理公益基金组织机构的法律地位（法人）以及公益基金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并没有解决公益基金有效营运的问题。这是由财团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法律一般均作出如下限制：财团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因为营利是一项风险事业，如果营利失败，公益基金就会沦为责任财产，从而使公益目标受到挫折。而公益目标的充分实现又仰仗于公益基金的稳定与增值，这就涉及到公益基金的有效营运问题，英美法几百年实践标明：公益信托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管理公益基金的法律制度。各种公益基金的捐款人以及公益基金的管理机构利用信托形式，将特定的公益基金委托给专业的信托机构，由后者代为营运和管理，不仅能够解除捐款人和有关公共机构许多管理职责，节省大量开支，堵塞种种弄虚作假之漏洞，而且在保值的基础上可以使公益基金得到增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慈善及各种公益目标。

对此，日本政府显然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在其民法中规定了财团法人制度，又在其《信托法》中创设了公益信托形式，一开大陆法国家广泛利用信托制度之先河。我国台湾地区新近出炉的“信托法草案”，也准许经由基金会形态，成立公益信托，致力于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目前，公益信托在大陆尚未广泛开办起来。然而，大陆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财富的巨增和文明水准的提高，已促成公益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因此，可以预见，公益信托在大陆公益事业中将有广阔的用武天地。(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新近推出的旨在规范公职人员申报财产制度的“阳光法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信托类型——“强制信托”。它要求重要公职人员（包括“正副总统、五院正副院长、政务官、立委、省市议员区县市长”）必须将个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的不动产、股票，移转或设定予有管理能力的信托业代为管理、处分，旨在避免主导或影响决策的公职人员，在拟定政策的过程中牟取不当利益。强制信托制度迥异，世界各国最多只有“自愿信托”的制度，赋予了信托以新机能。这一制度对于正在搞廉政建设、反对权钱交易的大陆，也不无启发意义，值得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