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文化以法典化为其形式理性

谈及大陆法系，首先要谈及民法；谈及民法，必关注其法典化的表现形式。当然，称法典化为民法法系的标志似乎有些牵强，一些学者是不同意这种归纳的。^[17]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真实，自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帝编纂民法大全始，直至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和本世纪各国的民事立法，均是以法典为民法的载体。即使我们不将此作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差异，也颇值得我们去思索其中的奥妙。民法法典化倾向是自然法哲学影响的结果。如前所述，自然法的倡导者们崇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凭此即可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他们力图系统地规划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的规则和原则，即与一切时代、与所有各族人民所共有的、不变的、普遍适用的规定，并将它们纳入一部法典中去。^[18]所以，正是自然法哲学掀起了强大的立法运动。参加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的崇拜者们设想，只要从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所建立的基本前提进行推理，人们就能够取得一种可以满足新社会和新政府所需要的法律制度。^[19]这种法律制度，必然是民法制度，而所制定的法典也必然是民法典，因为只有它才首先确认了所谓人的“自然”权利。所以，民法文化以法典化为其形式理性，成为在自然法哲学影响下的自然而然的事情。(https://www.daowen.com)

民法通过法典表现出来，但并非任何一部民法典均能体现出这种文化性来。民法典不等于民法，正如人的头颅不能代替大脑一样。如果在法典中没有负荷价值，也只能是徒具其形。价值需要载体，法典需要精神，两者完美结合方能体现出民法文化由意念走入生活。因此，法典化仅仅是民法文化的形式理性，绝非其灵魂之所在。不尊重人的自由、平等的民法典不是民法精神的产物，而是其异化的畸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