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部改革开放的新闻法[1]
去年底，李鹏委员长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将按照法定程序起草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在编写本期“每月聚焦”时，我曾向新闻主管部门、立法部门就此事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中国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制定《新闻法》是不可少的，但目前此法出台的条件尚不成熟。据说，在九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仍然没有《新闻法》。为此，记者走访了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
记者：新闻立法从提出至今已有多年，可谓千呼万唤难出来。这一立法究竟难在哪里？
江平：新闻法在七届人大时就开始议论，已经过去10多年，仍未出台。讨论始终未离开条件成熟还是不成熟的话题。我觉得《新闻法》涉及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大问题，它的出台还是不出台，不能仅从保护或是规定新闻记者的权利来看，而是要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来看。《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这样的三部法律，不能只看作是某一部门的法，或是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它是涉及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怎样具体落实。这中间《游行示威法》已于1989年颁布，但那时通过的目的是限制。现在我们要制定《新闻法》，从大的方面看，是制定一个比较开放的，允许新闻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放宽舆论环境的法律，还是制定一个收紧，甚至严加控制的法律，这是问题所在。我的看法是，如果立一部保守的，像《游行示威法》那样更趋向禁止性的法律，我不赞成，而且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法律，不仅对国内的改革开放不好，对我国的国际影响也不利。但如果是制定一部比较改革开放的，进一步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够把现有的、在群众中起到比较好作用的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固定下来；对新闻腐败现象进行禁止；并且在新闻管理体制上具有前瞻性的《新闻法》，那我不仅完全赞成，而且认为绝对必要。
中国至今不允许私人办报，但“私人”看怎么理解。实际上，民间的媒体，应该视为“私人”。现在的报刊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千报一面，索然无味。由于市场的作用现在似乎又出现了一种“官位”越重的报纸，群众越不喜欢，民间色彩越浓，越受群众欢迎的倾向，这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新闻问题历来是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它不是政府管，而是党在管。所以完全的自由放开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新闻法》的制定与出台是总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内容，什么时候出台，要根据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定。但是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而且应该加快。
记者：从去年以来，舆论监督的力度有很大的加强，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但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使舆论监督健康发展。(https://www.daowen.com)
江平：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比起以前是大大地进了一步。朱镕基总理把传媒看成是群众喉舌，比以前仅是党的宣传工具绝对前进了一大步。充分利用传媒作为监督手段，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认为找法院不如找新闻媒介，最好找“焦点访谈”。似乎“焦点访谈”一曝光，问题就能解决，案子就能翻过来。这种现象好的一面是舆论确实发挥了监督的功能，但不正常的是，容易使人觉得舆论决定一切。舆论不完全懂得法律，舆论不可能没有它的倾向性。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舆论监督目前还不规范。在我国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舆论监督不能离开领导的支持，这就出现了“焦点访谈”曝光可以解决，《法制日报》披露了可以解决，而其他的媒体披露可能就难以解决。这种因人而定，因地而定，因传媒的“级别”而定的监督力度，实际上还是“人治”的表现。这样就会导致舆论监督只有几家有权威的媒体去做，其他的不敢去做或没力量去做。这就会把一个很好的监督渠道变成了法治以外的东西。我们说世上的不平事不知有多少，如果这么多的不平仅靠一两个曝光来解决，而没有曝光的同样性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弄不好，恰恰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告诉人们，法律是不平等的，被有权威的传媒曝光了，法律就管用，反之法律就管不了。如果走到这一步，那就太悲哀了。所以，一些好的舆论监督的形式，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每一家报刊都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出了问题自己负责。而法律则应去做自己应做的事。
处理好新闻监督和新闻审查的关系，这是健全舆论监督所必要的。审查过严，监督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但如果新闻批评变成不负责任的，甚至通过新闻批评泄私愤，则可能使监督走上歪路。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从保证舆论监督正常发展来看，制定《新闻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批评报道时，经常要冒“侵权”的风险，如果在《新闻法》出台之前，当记者难于出示证据时，先实行“免责”，不知在法律上是否行得通？
江平：在现在的新闻报道中，包括公开的批评性报道，出现的侵权官司越来越多。法律从总体上说比较清楚：你报道的东西必须真实，如有虚假的，就容易造成侵犯名誉权；你报道的也许是真实的，但公开了别人的隐私，就侵犯了隐私权。道理很简单，但具体哪种构成了侵犯，什么程度上构成侵犯，则比较复杂，尤其是文艺批评。为了新闻从业人员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可不可以在《新闻法》没出台前，先制定一个“免责”的规定，我认为是不行的。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有责，如果法律笼统对某一行业规定负责，而且还比较宽泛，就会对社会造成失衡。新闻工作者不能例外。由于新闻职业的特点，法律应规定在什么情况下负什么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责任，这是对应的。“免责”是在责任确定之后，在一定条件下的免责。
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按照道德标准，按照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写出的抨击的、揭露的、批评的报道，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名誉权、稳私权，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应追究责任。至于批评的时机、对象是否合适，制定的标准应该是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图。否则就没有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条件。但是进行批评报道，尤其是对某人进行批评报道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记者不是法官，记者的职责是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
舆论监督权和名誉权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应当在法律上保障新闻有更大的自由，应该赋予新闻工作者以更大的权利对社会进行监督，但不能因为扩大了记者的权利，侵犯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免责。这在法律上必须明确。这就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包括懂得法律。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