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国》序: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1]

《政治中国》序: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 [1]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现阶段,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出来,恐怕不仅仅需要专业学识和写作技巧,更需要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钦佩这本书的编者与文章的作者。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敏感,说到底,是因为对政治体制所做的任何变动都要牵动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并且,任何政治体制都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制度背景的。如此,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既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给出变动政治体制的正当理由,又要从意识形态上回答种种有关“为什么”的诘问。因此,当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找出种种正当理由来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却又往往在“为什么”的问题上得不到诘问者的满意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显得异常的艰巨。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敏感。但是,所谓“敏感”能否构成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能否构成缓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如果政治体制中的诸多弊端能够因其本身的“敏感”而消弭的话,那么,改革无疑就是多余的了。然而,事情明摆着,政治体制中的实际问题怎么可能会在无所作为中得到解决呢!事实已经向我昭示,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越是缓慢,许多问题的敏感度就越是加大;问题的敏感度越大,其解决的难度也就越大。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绕过、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要研究问题,首先就要形成一种讨论问题的风气。讨论政治问题,尤其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一个宽松的环境,从政治上讲,是增加一个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从而保持必要的政治张力和社会活力;从法律上讲,是落实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形成法治社会所必需的公民意识,为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说,讨论政治问题,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需,也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之一。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的问题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顺利的解决。

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不是纸上谈兵?当然不是。讨论问题的过程不仅是明晰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过程,也是在社会上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心理预期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心理预期的形成,有助于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形成,有助于约束现行政治体制中的非规范化行为,有助于在社会上树立正义的意识。这种心理预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还应该指出的是,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减少冲突、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以理智的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用程序化的方式来革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解决政治体制所面临的问题,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既定程序和过程。只有这样,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现阶段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无疑可以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注释】

[1]《政治中国》,董郁玉、施滨海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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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访问美国天普大学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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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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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留学苏联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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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学习时法院实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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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接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各卷主要编委握手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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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83年3月20日法律宣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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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访问德国时,与团长、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陈卓同志、巴伐利亚州负责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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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瑞士洛桑参加国际会议时与洛桑国际法研究所主任冯欧弗贝克在阿尔卑斯山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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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应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邀请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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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后与斯托姆教授、德梅耶尔教授合影

图示(https://www.daowen.com)

1984年初访香港时与美国著名教授柯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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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底去美国参加中美民法经济法研讨会时在旧金山唐人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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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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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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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耶鲁大学讲演时与该校著名法学家格沃茨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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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访问台湾时携妻子与台湾著名学者、大法官翁岳生教授、王泽鉴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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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苏联时与俄罗斯女孩合影,右为七届人大常委委员陈先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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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时参加大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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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国参加会议时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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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高院作报告,旁坐为院长李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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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应日本早稻田大学邀请参加国际会议时在富士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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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荷兰海牙和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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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秘鲁天主教大学接受名誉教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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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大学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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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期间,与台湾杨桢教授(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夫妇及林子毅教授(后任台湾大学法律系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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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1日接受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与该校校长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