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5　刑官不易为

吴莲芬曰：折狱之道，无非情理。然有时情理俱穷，又无他事以证之者。余曾讯仁寿县雷应榜一案。雷与吴名党比邻，因鸡黍小衅，口角争殴，经两家妻母劝散。次日，雷不启户，邻居邓姓叩之，无应者。共辟其扉入，见七龄之幼子，蹲床前呻吟。其雷之夫妻，及十一岁之长子、一龄之幼女，皆各死于床。桌上剩有烧酒半盌，盌底略有渣滓。敝衣在箱，余钱在地。询其幼子何所苦，曰：“腹痛。”急以黄土和水合饮。少定又询其父母昨晚情状，曰：“对坐喝酒，并令我喝。我嫌辣不喝，我父犹打我一掌。我勉呷一口，即睡。今天明时，我腹痛欲出恭，喊我父不应。我爬至床下，腹更痛，故蹲而呻吟。”该县以吴名党，威逼一家四命，拟军详办而来。实系以烧酒和生鸦片烟，食之而死者。

余奉臬司委讯，深疑此案，断有别情。将谓威逼，乡邻之斗，世所恒有。雷与吴，皆年近三十，力相敌也。又皆系乡农，势相若也，无所谓威，何所谓逼？将谓谋杀，素本无仇，且鸦片酒，系雷自饮。或谓雷不知而误饮，其一龄之幼女，亦能误饮耶？谋之者能预属其虽幼女莫遗耶？将谓因斗而气，因气轻生，世间亦有此等愚人，然不必全家毕命。因是反复推求，经十数日；又易装亲往察验访探，绝无凭借。遂提其幼子胞兄，委曲询问，俱无他词。复提吴至密室，一官一犯，大言以吓之，甘言以引之，吴但伏地磕头痛哭曰：“此系前冤，令我招别事，我实在别无一事，悉听将我如何处置。”后竟照原拟定案。然准情度理，皆有未洽，非枉即纵，势有必然。孰谓刑官之易为也，世无皋陶（gāo yáo），谁其证之？

【译文】吴莲芬说：审理案件的方法，无非依据情理。然而有时有些案子既没有情理可以依据，又没有其他事物作为证据。我曾审理四川仁寿县的雷应榜一案。雷应榜与吴名党是邻居，二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角，相互殴打，后来被两家的妻子、母亲劝散。第二天，雷应榜家一直没开门，邻居邓某敲门，无人答应。邓某与其他邻居共同破门进入雷家，看见雷应榜七岁的儿子，蹲在床前呻吟。雷应榜夫妻，以及他们十一岁的长子、一岁的幼女，全都各自死在床上。桌上剩有半碗烧酒，碗底略有渣滓。箱子中有几件破衣，一些铜钱散落在地上。邓某询问雷应榜的幼子是哪里不舒服，其幼子回答说：“腹痛。”邓某急忙将黄土和水混合在一起，让雷应榜的幼子饮下。等雷应榜的幼子稍微安定一些后，邓某又询问其父母昨晚的情状，雷应榜的幼子说：“昨晚他们对坐喝酒，也让我喝。我嫌辣不喝，我父亲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勉强啜了一小口，随即睡去。今天天亮时，我腹痛想去厕所，喊我父亲，我父亲没答应。我爬到床边，肚子更痛，因此蹲在这里呻吟。”该县县令以吴名党威逼雷家四命致死为由，判处其充军，上报办理。实际上，雷家四人是因为吃了烧酒和生鸦片烟而死的。

我奉按察使的委派审讯此案，严重怀疑此案，必有另外的缘由。如果说是威逼，乡邻争斗，世间常有。雷应榜与吴名党都年近三十，力气相当，另外二人都是乡间的农民，家势相当，既然不能说吴家有威势，又怎能说是吴名党的逼迫呢？如果说是谋杀，二人素来本无仇怨，并且鸦片和酒，是雷应榜自饮。有人说雷应榜是在不知混吃有毒的情况下而误饮，（如果这样）其一岁的幼女，也能误饮吗？谋划毒害者难道能提前预知雷应榜的幼女也会误饮而丧命吗？如果说是因争斗而气愤，因气愤而轻生，世间也有这样的愚人，然而不必全家丧命。于是，我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反复推求案情，又改装亲往察验访探，毫无证据。我便提审雷应榜的幼子和亲哥哥，婉言询问，也没有得到不同的证据。我又在一间密室里提审吴名党，一官一犯，我或用夸大的言辞恐吓，或用甜言蜜语引他吐供，吴名党只是跪在地上磕头痛哭说：“这是前世的冤仇，您令我招认别事，我实在别无一事，将我如何处置一切由您。”后来我只得依据原判定案。然而依据情理推测，案情都有不合理之处，不是冤枉了谁就是宽赦了谁，势有必然。谁说掌管刑法的官员好做，世上没有皋陶（上古政治家，长期担任掌管刑法的“士师（理官）”，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谁能证明谁被冤枉谁被宽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