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大语料库语言学作用的支持性观点
语料库语言学是一个解释来源(而非解释目标),它为确定一般意义提供了与语言集体用法有关的证据。[123]如果语料库分析用于确定法律词汇和短语的含义,它不应取代除字典以外的任何解释来源。即使如此,考虑到进行一次合格的语料库分析所需的劳动和技术知识,语料库分析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字典的定义。[124]所以,一个包含语料库语言学的解释体系看起来如表2所示:
表2 法律解释与语料库语言学
如表(2)所示,语料库语言学的引入不应自动取代任何其他解释来源。与法律意义相关的解释来源,如实体原则,不受语料库证据的影响,与交流意义相关的解释来源,如立法史,也不受影响。与一般意义相关的解释来源,如文本规则,同样不应该被替代,因为它们对语言系统性的作用并没有被与某个特定解释问题相关的语料库分析所替代。[125]
1.资料库语言学和交际意义
前述所言,语料库语言学提供关于词汇含义的证据并不取代其他解释来源的主张是相对温和的。有些人认为语料库语言学的概念更为宽泛。例如,Lee和Mouritsen认为,(1)确定一般意义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因此可以利用语言学领域的知识和方法;[126](2)语料库语言学优于确定一般意义的现有方法;[127](3)语料库分析的潜在应用范围很广,足以帮助确定立法机构的意图。[128]
Lee和Mouritsen有关语料库语言学的观点有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一般意义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他们却注重立法意图,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重要的是,他们将一般意义和交际意义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意义的目标指向立法者的“意图”,这显然是与法律文本的“交际意义”或“一般意义”相对应。[129]虽然将一般意义和交际意义混为一谈是个错误,[130]但在任何概念下,法律解释都可能显得像一个经验性问题,因为解释目标往往被设定为考量某个群体的观点,比如立法机构的观点。在Lee和Mouritsen看来,经验性仅仅意味着“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某词汇或短语最有可能包括的含义”。[131]因此,使用哈特著名的假设,如果一项法律规则规定“禁止把车开进公园”[132],关于“自行车” 是否是“车辆”的解释争议可能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经验性问题。[133]
关于法律解释的经验性观点,其问题在于语料库分析可能是经验性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解释也同样是经验性的。[134]法律解释要考量语言一般和特定用法的证据。[135]语料库语言学能提供有关语言一般用法的重要信息,但这种证据应当与某部法律的具体语境结合起来考虑。作为后者,调查不是通过语料库分析来决定的。[136]所以,经验性的观点未能充分说明对某部法律具体语境的司法考量,特别是在以确定交际意义为目标的情况下。
为了让语料库语言学将法律解释转变为一个经验性问题,有必要让语料库分析取代所有其他使法律解释成为非经验性问题的解释来源。但语料库语言学无法提供对法律解释至关重要的各种信息。首先,语料库语言学不能解释法律意义的问题,诸如实体原则这些问题。例如,语料库分析无法确定政府的法律解释是否引起了严重的宪法问题。[137]其次,语料库分析不能取代各种能确定语言生成的交际意义的解释来源。[138]例如,立法史允许解释者考虑法律颁布时所处的特定语境,并对立法意图做出推断。[139]这类信息无法从语料库分析中得到。[140]最后,即使是文本规则,其中许多规则可以说是属于一般意义的方面,也需要法院考虑法律的特定语境,语料库分析没有这项功能。[141]所以,即使确定一般意义是以语言使用的系统性为基础,通常也需要法院考虑相关法律的语境。
因此,语料库语言学不能取代所有其他的解释来源,也可能不会取代任何解释来源,这解释了为什么语料库语言学不能将法律解释转变为一个经验性问题。[142]主张法律解释是经验性的学者可能会回应说,其他解释原则并不总是适用,或者它们会改变条款的“真正含义”。[143]也许语料库分析至少能在某些案件中确定交际意义,这起码可以给法律解释提供一些经验性的基础。这种观点的缺陷还是在于无法消除解释的语境性质,而且任何融贯的解释都需要考虑到相关法律的特定语境。[144]为了让“语料库语言学使法律解释成为经验性问题”的观点具有哪怕是有限的合理性,语料库分析也需要考虑到这个特定的语境。然而,语料库语言学涉及统计和相关分析,而不涉及对个别法律的定性考察。(https://www.daowen.com)
2.语料库语言学和法律隐含的例外情况
语言用法的一般证据和特定证据之间存在着区别,这对法律解释至关重要。但语料库语言学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语料库包含的情景与相关法律的语境相当接近,那会怎么样呢?或许语料库分析就能显示出足以确定这部法律交际意义的一般信息和特定信息。虽然这种信息在某些情境中可能相当有用,但它仍然不会将法律解释转变为一种经验性的确定,因为它不能取代基于对特定系争法律中语境考量的推断。
Lee和Mouritsen用波斯纳法官“勿踏草坪”的假设和哈特“公园内禁止停车”的假设,来论证语料库语言学实际上可以确定法律文本的交际意义。[145]在波斯纳的假设中,解释问题是公园里一个写着“勿踏草坪”的牌子是否被正确地解释为禁止园丁剪草,而在哈特的假设中,Lee和Mouritsen关注的是该禁令是否适用于救护车。[146]Lee和Mouritsen指出,他们“根据语用环境来理解一个解释问题,其中包括对说话的地点、方式及假定的说话者意图进行推断”。[147]这种对意义的理解可能是好的,但把解释过程界定为包括对语境和“假定的意图”做出“推断”,就把解释转向了非经验性的方向。此外,不清楚语料库分析能如何帮助解释者做出这种推断。
尽管如此,Lee和Mouritsen认为,“从基于语料库的角度”来研究上述解释问题是可能的。[148]他们的理由如下:
如果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数据库,其中包含足够数量的公园禁令(一并包括园丁、救护车等),我们也许能够得出关于这些禁令最常被援引的语用环境和它们最常被如何解释的结论。为了找到“勿踏草坪”或“禁止停车”规则中任何普通的例外情况,我们可以寻找制定这些规则的公园所有者。如果公园所有者和地方政府经常允许救护车进入他们的公园,或经常允许园丁进入,我们就能推断出这些禁令通常是如何使用或理解的。关键在于,语料库分析一般至少包含一些语用数据,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有关语用环境的信息。但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有针对性的语料库,也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环境样本与语用内容相似。而语料库语言学的问题是,在语料库找到的正式记录中,有多少相关的语用环境被反映出来。[149]
尽管存在上述观点,但“勿踏草坪”和“公园内禁止停车”的假设说明了语料库分析的固有局限性和法律解释的非经验性。假设Lee和Mouritsen描述的那种语料库可能存在,请注意与这两个假设有关的解释问题并不涉及明确的词义问题(即“草地”或“车辆”的含义)。相反,重点在于不含明确例外情况的条款中意图存在的例外情况。从读者对交际意义的理解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利用一个存在大量隐含例外情况的信息库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但可能的希望是,语料库能有足够的信息显示普通公民对使用隐含的例外情况是何反应,以便人们就这些条款隐含的例外情况可以多少了解到它们的一般意义。[150]然而,如果语料库数据不包含公共法律,针对私有公园的普通例外情况是否适用于公有公园,会成为重要的问题。[151]此外,即使可以适用,语料库数据也只能提供与隐含例外情况有关的概括性、间接性证据,忽略了对法律特定语境的考虑。对特定语境的考察很可能揭示出整个法律体系的特点,使普通的例外情况无法适用。不过,语料库语言学在分析特定语境方面没有帮助。[152]
然而,可以考虑从语言生成的交际意义角度出发。可能研究的问题会是语料库是否有足够的信息表明文本作者在使用隐含的例外情况方面存在特有的意图,以便人们就这些条款隐含的例外情况可以多少了解到它们的一般意义。[153]即使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人们也可能想知道这种信息对法院的解释应该有多大的说服力。与读者对交际意义的理解一样,如果语料库的数据不包含公共法律,那么从非立法情景中推断立法意图就会存在重大问题。即使我们假设语料库数据包含公共法律,对特有立法意图相关信息的依赖将涉及一个可能的法律拟制,即立法机构知道其他条款(可能来自其他司法管辖区,且涉及很久以前颁布的法律)并意图适用类似的例外情况。[154]此外,很可能法律体系的特点使得普通的例外情况无法适用。尽管如此,语料库语言学还是无助于分析特定系争法律的特定语境。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即使当系争法律可能含有法律领域之外的语言时,Lee和Mouritsen假设的语料库充满与实际立法相类似的情景(足以辨别隐含例外情况的范围!)也似乎不太可能。[155]非法律的且类似又可用的法律情景甚至更不可能存在。首先,“勿踏草坪” 和“公园内禁止停车”的假设包含了简单的规则,但通常立法所用的语言完全不同于非法律的语言,因此很难进行一对一的比较。[156]当然,法律词汇能被赋予一般意义,但获得一项规定的准确语言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在一部法律的整体语境中。此外,许多法律体系管理着复杂的监管工作,它们没有法律领域之外的推断。[157]毫无疑问,可以构建一个由法律和其他法律素材(如立法史)组成的语料库,但语料库分析将包括对语言生成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对立法意图的拟制。[158]
因此,使用语料库分析并不能将确定法律意义这件事转化为一个经验性问题。相反,语料库语言学是一个解释来源,它提供与法律术语的一般意义相关的信息。与立法史等其他各种解释来源不同,语料库分析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有关跨语境的词义数据。[159]所以,语料库语言学能揭示语言用法的重要系统性,但对确定交际意义的作用较小。而任何语料库分析都应当结合对法律特定语境的考察,以确定相关条款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