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人怎样改善成功交际的条件:本文建议理论的实际运用

(二) 说话人怎样改善成功交际的条件:本文建议理论的实际运用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会节约法律思维的成本。第五部分第(一)节借助“不相称的对抗措施”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通过将一项行动称为“不相称的对抗措施”,说话人可以帮助听话人将冗长而复杂的法律信息串组织成块,减少他们的认知负荷。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关于“不相称的对抗措施”的讨论来说明这一过程,讨论的重点是不相称的对抗措施的识别标准。在此过程中,听话人无须在大脑中投射所有因某行动被确定为不相称的对抗措施而产生的法律后果问题,而只需要思考以下内容即可:

“如果一个国家A采取了促使另一个国家B遵守其国际义务的行动,但该行动的影响明显长于B造成的损害,那么该行动应构成不相称的对抗措施。”

“如果一个国家A采取了促使另一个国家B遵守其国际义务的行动,但该行动影响到了比B造成的损害明显更重要的原则或利益,那么该行动应构成不相称的对抗措施。”

“如果一个国家A采取了促使另一个国家B遵守其国际义务的行动,但该行动造成的物质损失明显比B造成的损害更广泛,那么该行动应构成不相称的对抗措施。”

概念性术语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与术语关联的识别标准和法律后果多种多样,就像“不相称的对抗措施”这一术语所体现的一样。说话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一定识,或者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例如,他们可以强调有关对抗措施的法律的巨大复杂性,[63]或者提及相称性原则的关键作用。[64]他们可以提到简化的必要性。[65]同样,他们可以简单地提供一个类似于第五部分第(一)节中的全面的清单,列出与不相称的对抗措施概念关联的所有识别标准和法律后果。[66]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会增强法律论证的规范效力。第五部分第(二)节借助“种族灭绝”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通过把对一个群体的系统性杀戮或迁徙称为“种族灭绝”,说话人可能会激起单凭法律无法激起的情感反应,从而使得他们的法律论证得到更广泛的接受。概念性术语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对某类人、行动或事态持有某种道德或政治态度是适当的。在“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说话人可以通过引用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的序言[67],将种族灭绝称为“可憎的祸害”和“被文明世界谴责的罪行”,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种定识,或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68]他们可以说,不实施种族灭绝的义务是普适的,这使得防止违反这一义务成为人类优先关注的问题。[69]他们可以宣布,禁止种族灭绝“是一种规则,如果一个国家提出抗议,会震惊人类的良知和公共道德标准。”[70]同样,他们可以将种族灭绝归类为“令人发指的”罪行,[71]或将其称为“暴行罪”[72]置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列。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有助于将法律语句作为一般性的命题来理解。第五部分第(三)节借助于“投资者”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通过将一个公司称为投资者,说话人可以表达出,无论这个公司的什么属性促使他认为它是一个投资者,只要这个属性被其他公司所共享,这些公司也应该被视为投资者。概念性术语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基于这样的定识,即在所有那些属于该术语所代表的概念范围内的个人、行动或事态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就像在本例中,所有投资者共同具有的显著特征。[73]同样,说话人可以暗示,作为学者,他们的任务是使法律实践系统化,[74]或者暗示司法机构有道德义务对类似的案件作出相同的裁决。[75]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使听话人摆脱既往观念的约束。第五部分第(四)节借助“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联合国宪章》第13条和第62条在分别规定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权力时,都使用了这一术语。如前所述,这一术语的采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可能享有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大的权力。这一潜在意义的发挥基于这样的定识,即立法者希望将“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术语的意义依附于联合国积极处理人权问题的两个主要机构,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实践演进中。说话人可以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没有有效期,[76]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一定识,或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他们可以强调,《宪章》应该反映现代背景[77],或它具有宪法的性质。[78]他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在通过《联合国宪章》时,其起草者是否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有任何确定的理解,因为这一概念在当时还只是新生事物。[79]他们还可以争辩说,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普遍法律良知”的反映。[80]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会促进对其他概念性术语的理解。第五部分第(五)节借助“成比例划分海域”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如前所述,如果听话人称一项决定是一项“成比例划分海域”的决定,那么这通常会有助于她理解说话人所说的“公平原则”是什么意思。这一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某种原则可以解释说话人使用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意义与同一说话人所使用的其他概念性术语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只有当听话人了解到“成比例划分海域”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结果时,这个术语的使用才有助于她理解说话人所说的“公平原则”的含义。说话人可以通过指出比例性是检验海域划分是否公平的一个标准,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一定识,或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81]他们可以将其称为对临时划界的公平性的最后检验。[82]他们还可以像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中那样,概述现代海洋划界进程三个阶段的细节:

第一阶段,法院在双方的领土(包括岛屿领土)之间确定一条临时划界线。在此过程中,法院将使用几何学上客观的、适合该地区地理环境的方法。这项任务包括在相关海岸相邻的情况下划出一条等距线,或在相关海岸相对的情况下在两个海岸之间划出一条中间线,除非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导致划定这样一条线是不可行的……第二阶段,法院考虑是否有任何相关情况以致需要调整或移动临时等距线或中间线,以实现公平的结果……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法院进行不符比例性测试,评估经调整或移位的线的效果是否使双方各自在相关区域的份额与各自的相关海岸明显不成比例。[83]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会引起道德方面的考虑。第五部分第(六)节借助“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建议。如上所述,这个术语的使用使最终决定国家在危机情况下行为选择的道德因素变得明显了。例如,英国必须决定是轰炸利比里亚油轮“托列峡谷号”以保护环境,还是不轰炸该船以维护航行自由。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作为推理的连接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涉及道德考虑。说话人可以通过对“法律的局限性”的评论,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种定识,或者引导听话人注意这种定识。[84]他们可以明确或隐晦地提到法律赋予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85]同样,他们可以强调所涉及的结论的敏感性[86]或所要作出的决定的微妙性。[87]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有助于掩盖说话人法律知识的欠缺。第五部分第(七)节借助“强行法”这一术语阐释了这一点。在国际法律话语中,由于1969年和1986年的《维也纳公约》并没有规定将国际规范确定为强行法的标准,这一概念本质上仍有争议。因此,当国际法学者提出某种或其他国际规范具有强行法地位时,这往往并非学者适用某项确定相关法律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但是在进行法律推理时,某一规范强行法地位的确定与国家对其地位的承认有关而与相关的识别标准无关,这一特征就被潜在地掩盖了。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说话人能够对适用的识别标准做出很好的描述,如关于强行法的例子中,说话人能够很好地描述强行法规范的定义性特征。说话人可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一定识,或者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如可以通过将一个命题描述为“显而易见的”或“不言而喻的”,[88]或者直白地说“其他任何主张都是荒谬的”[89];将该命题说成是“众所周知的结果”[90],或者说是“普遍良知”[91]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以促进新法律知识的获取。第五部分第(八)节借助“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这一术语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所述,如果说话人将某项国内立法的引入或适用称为“对《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不相称的限制”时,听话人可能据此推断:这项措施是不公正的,它是歧视性的或任意性的,或者它不利于民主社会的理念。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这样的定识,即在该术语所代表的概念范围内的所有那些个人、行动或事态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常精确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说话人可以通过指出《欧洲人权公约》的目的来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一定识,或者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一定识。[92]他们可以明确或隐晦地提到《欧洲人权公约》的序言,[93]其中基本自由被描述为“正义的基础”[94],他们可以强调法治对欧洲委员会工作的巨大重要性。[95]同样,他们可以着重指出,在《欧洲人权公约》通过的仅仅两年前,联合国成员们重申了他们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96]

使用概念性术语可能可以防止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意图提出质疑。第五部分第(九)节借助“强行法”这个术语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所述,如果说话人坚持认为诸如禁止酷刑的规范是“强行法”,听话人就可能放弃表达异议,因为他们不希望被理解为支持酷刑。这种潜在意义的发挥需要基于两个定识:第一,对酷刑持有某种道德或政治态度是适当的;第二,说话人能够很好地描述将某种致人痛苦或受折磨的行为界定为酷刑的标准。本部分前面几节已经说明了说话人如何帮助听话人构建这些定识,或者引导听话人注意这些定识。

(编辑:黄炎)

【注释】

[1]乌尔夫·林德福克(Ulf Linderfalk),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法学院国际法学教授。本文原标题为“Concepts as Tools of Legal Reasoning-How Pragmatics May Promote the Rationality of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and the Work of Legal Scholars”,载于《北欧国际法杂志》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21年第90卷,第373-404页。因原文作者不熟悉中文,无法核对译文的准确性,故译文如有疏漏或差错,概由译者负责。

[2]胡海龙,男,浙江宁波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3]对此领域既有研究和各种成熟理论的精彩综述,see E.Margolis and S.Laurence,“Concepts”,in E.Zalta(ed),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10 Edition,available at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0/entries/concepts,last visited on 20 January 2020。

[4]Ibid.

[5]Ibid.

[6]Ibid.

[7]Ibid.

[8]See A.Ross,“Tû-tû”,70 Harvard Law Review(1956-1957),pp.812-825.罗斯对意义指称理论的采用可以通过他对法律现实主义法律概念的采用来解释。T.Spaak,“Alf Ross on the Concept of a Legal Right”,27 Ratio Juris(2014),pp.461-477.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此后学术界所忽视。

[9]See Ross supra note 8.

[10]U.Linderfalk,“All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 ith Jus Cogens:A Pragmatic Approach to Legal Lan-guage”,56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013),pp.351-383;U.Linderfalk,“Towards A More 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the Identity of Special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Law:The Case of Proportionality”,2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2013),pp.850-878.

[11]语句(utterance),即说出或写出的句子,而不论其为文字或口头形式。此外,说话人(utterer),是发出语句的人,听话人(addressee),是接收语句的人。以上皆为语用学术语,与本文密切相关。——译者注

[12]定识(assumption),语用学术语,指被个人当作现实世界表征的思想,也就是被个人当作事实的思想,为构成语境的基本单位。——译者注

[13]See D.Sperber and D.W 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986).

[14]有关这一领域的一些优秀的、易于阅读的专题介绍,see e.g.SC.Levinson,Pragmatics(1983);D.Blakemore,Understanding Utterances(1992)。

[15]Compare J.Lyons,Semantics(1977),p.725.

[16]See e.g.J.Searle,Speech Acts(1969).

[17]Ibid.

[18]Compare K.Bach and R.Harnish,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Speech Acts(1979).

[19]对此的详尽反驳,see e.g.Sperber and W ilson supra note 13,pp.243-254。

[20]See e.g.Blakemore supra note 14,pp.10-16.

[21]Ibid,pp.16-22.(https://www.daowen.com)

[22]关于此话题,see Sperber and W ilson supra note 13,pp.38-46。

[23]See e.g.S.Schiffer,Meaning(1972);D.Lew is,Convention(1969).

[24]See Sperber and W ilson supra note 13,pp.38-46.

[25]Ibid.

[26]Ibid,p.46.

[27]Ibid,p.40.

[28]Ibid,p.41.

[29]关于此话题,see U.Linderfalk,“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Jus Cogens?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and the Peremptory International Law”,14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2012),p.3,at 6-11。

[30]Ibid,p.8。

[31]Ibid,p.8.

[32]See e.g.Ross supra note 8,pp.812-825;L.Lindahl,”Deduc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the Law:The Role of Legal Terms and Concepts”,17Ratio Juris(2004),pp.182-202.

[33]Compare Spaak supra note 8,pp.468-469.

[34]Compare Lindahl supra note 32,p.190.

[35]See e.g.Lindahl supra note 32,pp.195-198;L.Kähler,“The Influence of Normative Reasons on the Formation of Legal Concepts”,in J.Haage and D.von der Pfordten(eds),Concepts in Law(2009),pp.81-97.

[36]关于本体论概念,see e.g.E.Margolis and S.Laurence,“The Ontology of Concepts:Abstract Objects orMental Representations?”,41 Noûs(2007)pp.561-593。

[37]Compare S.Laurence and E.Margolis,“Concepts and Cognitive Science”,in E.Margolis and S.Laurence(eds),Concepts.Core Readings(1999),pp.3-81.

[38]Ibid.

[39]关于通用指称在条约解释中的适用,see U.Linderfalk,“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Right Reason:WhyDynamic or Static Approach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10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2008),pp.109-141;U.Linderfalk and M.Hilling,“The Use of oecd Commentaries as Interpretative Aids:The Static/Ambulatory-Approaches Debat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Nordic Tax Journal (2015:1),pp.34-59。

[40]Ibid.

[41]Ibid.

[42]See e.g.Lyons supra note 15,p.230 et seq.

[43]Ibid.

[44]《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由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国际法委员会年鉴2001》第2卷第2部分,第26页及以下。2001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6/83号决议,承认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并通过了国际法委员会条款。从那时起,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被正式称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45]关于本次事件,see further e.g.V.Nanda,“The Torrey Canyon Disaster”,44 Denver Law Journal(1971),pp.400-425。

[46]Compare Art6 of the 1958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450 UNTS 11.

[47]See e.g.ILC Yearbook 1980,Vol ii,Part 2(UN Doc a/cn.4/ser.a/1980/Add.l(Part 2),p.39.

[48]2078 UNTS 298.

[4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5月22日通过,1155 UNTS 331。比较1986年3月21日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中相同的第53条,UN Doc.a/conf.129/15。在撰写本文时,1986年公约尚未生效。

[50]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See e.g.U Linderfalk,Understanding Jus Cogen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2021),pp.116-117。

[51]See e.g.D.Dubois,“The Authority of 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State Consent or NaturalLaw?”,78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9),pp.133-175.

[52]See e.g.S.Breau,”Review Essay: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21 Leide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8),p.545,at 550.

[53]See e.g.A.Orakhelashvili,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2006),p.7 et seq.

[54]See e.g.Brundner,“The Domestic Enfor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Human Rights”,3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1985),p.219,at249.

[55]See e.g.M.Allen,“Globalization and 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From Westphalia to GlobalConstitutionalism”,41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4),p.341,at 346.

[56]Juridical Condition and Rights ofUndocumented Migrants,Advisory Opinion of 17 September 2003,oc-18/03,paras99-100.

[57]显然,如果听话人已经很熟悉强行法,这种定识就是不可用的。

[58]关于此话题的进一步分析,see Linderfalk,“All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 ith Jus Cogens”supra note8,pp.373-379。

[59]Ibid,pp.378-379.

[60]Sperber and W ilson supra note 13.

[61]Ibid,pp.38-46 et passim.

[62]Ibid,pp.43-44.

[63]See e.g.Gab íkovo-Nagymaros Project(Hungary/Slovakia),icj Reports 1997,p.1,Dissenting opinionof Judge Vereshchetin,at223.

[64]Ibid.

[65]See e.g.R.Rayfuse,“Countermeasures and High Seas Fisheries Enforcement”,51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Law Review(2004),p.41,at 51.

[66]See e.g.E.Zoller,Peacetime Unilateral Remedies.An Analysis ofCountermeasures(1984).

[67]See e.g.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Advisory Opinion of 28 May 1951,icj Reports 1951,p.15,at 23.

[68]《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开放签署,78 UNTS 277。

[69]See e.g.J.Wouters and S.Verhoeven,“The Prohibition of Genocide as a Norm of Ius Coge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of Genocide”,5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2005),p.401,at pp.406-409.

[70]See e.g.Roach and Pinkerton,Case No.9647,res 3/87,Adopted on 22 September 1987,available at:http://www.cidh.org/annualrep/86.87eng/EUU9647.htm,para 55.

[71]See e.g.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 ission of Inquiry on Darfur to the Secretary-General,pursuant to unsc res 1564(2004)of 18 September 2004(Annex to UN Doc S/2005/60),para 506.

[72]See e.g.Report on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Human Rights Council(UN Doc a/hrc/41/24),p.2 et passim.

[73]See e.g.A.Orakhelashvili,“State Immunity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Three Recent Cases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5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2),pp.703-714.

[74]See e.g.G.van Harten,Sovereign Choices and Sovereign Constraints.Judicial Restrai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2013),p.1.

[75]See e.g.Scoppola v.Italy(No.3),Judgment of 22 May 2012,para 81.

[76]See e.g.EP.Hexner,”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Instrument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S.Engel(ed),Law,State,and International LegalOrder.Essays in Honour ofHans Kelsen(1964),pp.119-138.

[77]See e.g.S.Kadelbach,“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ter”,in B Simma et al(eds),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A Commentary,3rd ed(2012),p.71,at 79.

[78]See e.g.R.Deplano,“Fragm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A Theoretical Inquiry”,6 Europe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013),p 67,at 84.

[79]See e.g.E.Klein,“Human Rights,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 R.Wolfrum(ed),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Vol iv(2012),p.1031,at 1032-1033.

[80]See e.g.AA.Cançado Trindade,International Law for Humankind.Towards a New Jus Gentium,2nd ed(2013),pp 232-233 et passim.

[81]See e.g.Barbados/Trinidad and Tobago Maritime Delimitation,Award of 11 April 2006,27 riaa,p.147,atpara 240.

[82]Ibid,para 238.

[83]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Nicaragua v.Colombia),Judgment of19 November 2012,icj Reports2012,p.624,paras 191-193.

[84]See e.g.Air Services Agreement,Decision of 9 December 1978,18 riaa 417,at para 83.

[85]See e.g.Continental Shelf(Libya/Malta),Judgment of 3 June 1985,icj Reports1985,p.13,at para 28.

[86]See e.g.M.Kotzur,“Good Faith”,in R.Wolfrum(ed),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Public Internation-al Law,Vol iv(2012),p.508,at515.

[87]See e.g.T.Sebastian,“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medi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Proportionality:Equiva-lence and Appropriateness”,48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7),p.337,at 382.

[88]See e.g.CA.Ford,“Adjudicating Jus Cogens”,13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1994-1995),p.145,at 153.

[89]Ibid,pp.153 and 164.

[90]See e.g.DL.Christopher,“Jus Cogens,Reparation Agreements,and Holocaust Slave Labour Litigation”,31Law&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1999-2000),p.1227,at1236.

[91]Ibid,p.1234.

[92]See e.g.Refah Partisi(The Welfare Party)and Others v Turkey,Judgment of 13 February 2003,ECHR 2003-ii,para 99.

[93]See e.g.JChristoffersen,Fair Balance(2009),p.33.

[94]ETSNo.5.

[95]See e.g.the preamble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para 5.

[96]See e.g.ibid,para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