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阅口译和视听口译的内涵属性和应用范围
Lambert(1994)曾将视译描述成“把某种语言的文字信息变换成另一语言口述信息的过程”,认为视译“既是特殊的笔译形式又是口译的变体”[1]。Agrifoglio(2004)也持类似看法,认同视译是“游走于笔译和口译之间的一种混合形式的翻译”[3]。Seleskovitch和Lederer(2007)则把视译更直接地表述为“更接近于笔译,可以说,几乎是一种以口译形式进行的笔译”[8][12]。以上表述皆可理解为对视阅口译的阐释,因为和笔译相似,整个过程未涉及“听”的因素,全赖“读”来获取信息。此过程中虽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是译员也要控制好速度和节奏,尽量避免停顿、反复和犹豫,从而保证译语的流畅性与及时发布,减少翻译的痕迹,给观众带来更好的听会体验。
视阅口译实是广义上的视译,可以作为口译训练中的一种辅助练习形式,提高学生快速反应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3]。刘进[13]在研究中发现视阅口译对意义摄取和流畅度的改善有积极影响,可以以视译促交传。同时,视译中使用的断句、顺译、预测和衔接等技巧也是同传中的重要原则,所以它常被当作同传训练的辅助手段。总的来说,视译是一种重要的翻译形式,在口译教学和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14]。在实践中,视译作为一种职业口译形式,常见于法庭口译、旅游口译、医疗口译、商务口译和社区口译中。需要指出的是,视译往往并不是以单独的形式出现,而是和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联络口译等一起进行工作。比如,旅游口译中可能联络口译是主要的工作形式,但对景点或展品的相关文字进行展出说明时则会使用视译;法庭口译中则是和交替传译一起使用,证人的陈词和需要的出示的重要证据和文件都是以视译形式进行[15]。
与视阅口译相比,视听口译的信息输入多了一个渠道,即“读”和“听”同步起作用。当然,这种“同步”并不是绝对的同步,因为“听力心理认知表征是通过语音图像过程,而阅读心理认知表征是通过文字图像进入理解,这是两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认知心理表征[16]。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由于语音信息的转瞬即逝性,听者被迫对不断传来的连续性语音符号进行解码加工,以期获得语流所传递的主要意义。相比之下,视觉文字以连续快照的方式进入读者的视线,读者可以对未理解的信息进行重复阅读,也可以在复杂句式上分配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信息的加工处理速度实际上由读者控制。正因为视觉信息接收的这一属性,读者非常容易受到原语语言文字的干扰,因此存储的往往是文字而非文字传递的意义。
基于阅读和听力在信息输入、处理和存储上引起的差异,在视听口译中,发言稿或其他文字材料应只起参考提示作用,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应落于“听”,分配到“听”的精力(efforts)也应远大于“读”。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因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限制,大多数学生“听”的能力要弱于“读”。但越是难度大的任务,所需要分配的精力也就越多,这样才能保证对原语的充分理解。二是发言人在现场有可能不会照稿通篇宣读,而做出某些改动(跳过、删除、增加等),这时分配过多的精力给“读文字”会使译员陷入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处境。三是过度依赖手头的文字材料可能会使译员因为过分关注文字信息而忽略了对由声音信息传递的意义把握,使得译语产出停留在文字表面[17]。所以,任何时候,译员都应该以发言人口头传递的内容为准进行传译。但在遇到数字、名称、地址、专业术语和列举内容等缺少语境支撑的信息时,则可以充分利用文本作为辅助,减轻听力负荷。
在信息的输出过程中,视阅口译有相对的自由,没有严格的速度限制,只要是符合正常交流的语速,没有影响发言人和观众之间的有效理解,就是可以接受的语速。而视听口译则要求译员紧跟发言人的速度,以几乎同步的语速给出译文,因此也被称作带稿同传。因为同传的工作方式(边听边说)有别于人们正常的听说方式(先听后说),所以在训练初期会出现听说不协调、张口说话就“听不到”声音、译语发布断断续续等现象。同时,稿件的呈现使得译员除了要协调(C)听辨(L)、产出(P)和记忆(M)等多重任务,还要分配额外的精力调动视觉(R)能力,这样,有效的认知能力负荷再添压力。而且,带稿同传使用的稿件多为提前写好,书面化较强,发言人念稿时语速往往比自发讲话要快,又因缺少自发讲话中连续的心理过程,节奏和语言的表现力也都不同于自发讲话,使得译员在理解时难度增大,容易造成翻译信息的遗漏和错误。因此,和无稿口译相比,视听口译中对译语的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一些。
视听口译实际上是一种具体意义范畴内的视译,也是同声传译的一种,在会议口译实践中较为常见。根据统计,国际会议中有高达90%左右的发言者都按照发言提纲或发言稿进行演讲[18],这主要是因为多媒体视觉辅助工具的普及、非母语参会者的增多、即席演讲技能水平的退化和时间上的压力[19]。在这些场合,同传译员通常参照手中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集中精力听发言者的演说内容,从而进行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