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各取其长——史传、传奇与志怪的文体错位

《聊斋志异》一经面世，各种评论便纷至沓来。高珩在《聊斋志异序》中将它上升到补缺圣人之言的高度，但是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批评其“一书而兼二体”，作品文体混杂，不伦不类。的确，根据冀运鲁对志怪与传奇两类小说文体特征的归纳梳理，他们之间的区别至少在清代还是很明确的：在叙事内容上，志怪多记述“变异之谈”，传奇多传颂人间奇事；在叙事风格上，志怪传其梗概，缺少细节描摹，传奇描摹细致，富有文采；在叙事原则上，志怪遵循实录精神，传奇则可以作意好奇，尽设幻语，有意虚构；在叙述目的上，志怪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而传奇多“寄托笔端”，表达作者自己的情感思想。然而，后世读者和研究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没有囿于小说文体混杂的特点，而更看重小说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满腔的“孤愤”之情，展现作者曲折生动、娴熟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如鲁迅先生评价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⑥，他充分肯定了《聊斋志异》作为小说的成功之处，并将其文体混合的特点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是在前人认识上的进步。

其实，鲁迅虽正面评价《聊斋志异》在文体上的特点，但是他没有对其混杂的原因和由此产生的艺术效果做具体阐释。总的来说，《聊斋志异》的文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史传、传奇和志怪三种文体的“错位”。(https://www.daowen.com)

书中诸多篇目的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事体例都是效法史传的体式，开篇先交代小说主人公的姓名、籍贯等，然后开始详尽叙述故事；同时，有194篇小说结尾仿照《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和《汉书》的“赞曰”形式，有“异史氏曰”的议论性文字；而且，近300篇作品以人物的姓名命名，约占全书的60%⑦，这都证明它是深受史传文体的影响，或者说是效法史传文体特征，此其一。其二，书中多数作品具有传奇小说的特点，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复杂、多样，描写、叙述讲究起伏波澜。如《田七郎》一篇，情节跌宕起伏，与唐传奇无二，甚至因其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艺术性远远超越了唐传奇。其三，《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目是描写花妖狐媚、鬼灵精怪的，这些由作者驰骋想象创作的瑰丽神奇的故事，都是志怪小说的传统题材。

从“错位”的角度审视《聊斋志异》的叙事艺术，会发现它是综合各种文体之长，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相互渗透，共同服务于塑造小说的人物形象，寄托作者的“孤愤”之情的目的。正是史传的体例、传奇的手法、志怪的内容三者的“错位”，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造就了这部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