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困境
大学本科阶段是通识课程开设的黄金时期,除专业教育之外的思想、文化、技能等基础教育课程都应纳入通识教育范畴。“通识”二字表达出通识教育应不受限于专业培养,“通”代表学贯中西、博采众长而后的融会贯通,“识”代表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的博学多识,进而明辨是非,德才兼备。然而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推行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古典通识教育逐渐被专业化培养所取代,高等教育也随之从精英模式的培养转变成为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专业化人才。目前,我国大学阶段通识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通识课程缺乏清晰定位。我国当代本科生教育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专业领域的培养,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机械制造”等理工科专业领域课程;二是注重技能方面的培养,如“计算机”“英语”“统计学”“计量学”等技术课程;三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对于通识教育及相应课程的开设缺乏明确定位,即使开设“古典文学”“艺术鉴赏”“古典哲学”“人类学”等课程也属于文科专业学院的专业课范畴。例如,以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大学语文课程,旨在传播中华精神文化、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促进人格健全,却极少在工科院校普遍开设;再如,在经济类专业中,以通识教育为理念的“经济史”课程经常被边缘化,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无法作为学校通识教育的主流课程。此外,我国通识教育课程“粗浅化”“表层化”及“功利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学生往往是从扩展知识面或取得学分难易的角度出发进行选课,具有较强的“功利主义”。[2]
第二,通识课程缺少制度支撑。现代高校通常按照学科划分专业院系,侧重于学科内专业知识的培养。在本科课程体系中,由于本学院学科基础课程通常由各院系自主安排管理,并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协调,导致通识课程缺乏学科归属,同时也未能建立较为成熟的教学大纲,因此在制度层面上缺乏明确的管理者和统一调配者。同时,大学本科课程中关于人文素养的通识课程,存在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甚至出现个别课程由于选课限制而被迫取消的情况。同类问题在美国等西方高校的通识教育中也存在,例如美国大学采取“分类必修”的课程设置,即强制学生选择非专业类课程,但所取得学分在就业面试或深入进修考察中并不能受到充分重视,因此各高校依然将教学重心侧重于专业课程的开设,通识课程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第三,通识课程内容未形成标准化。通识课程在我国尚未形成明确的教学内容体系和相关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和研修要求仍由各个高校自主设置,教务规定修读的通识课程学分通常在六至十六分不等,同时,也未设定成为必修课程,往往由学生选修进行。然而在门目繁多的选修课中,学生出现“凑学分”“混成绩”等盲目选择的想法和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程被“边缘化”,进而导致对提升授课质量的热情不高,此外,院系对选修课的质量缺乏监督,因而导致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参差不齐,出现了“内容结构杂乱、教学质量低劣、课堂效果差”等乱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