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是发展民众教育的重大障碍
托尔斯泰通过对欧洲普及学校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实地考察，发现了民众教育中一件“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受过教育较少的阶层——平民百姓“像寻求和热爱以供呼吸的空气一样寻求和热爱教育”；而受过较多教育的阶层——上流社会和政府也竭力将知识传授给平民大众，愿意承担教育的职责。如此看来，一方的欲之所施与另一方的欲之所求吻合得天衣无缝，为民众办学校教育正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可是上流社会或政府无论怎样对民众施行教育，却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抵制，使大多数努力付诸东流。
托尔斯泰说：“我们不谈古代印度、埃及、希腊、甚至罗马的学校，因为对那时的学校制度及其民众对学校的态度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自路德时代起直到我们今天的欧洲学校，上述现象是其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例如，德国作为学校教育的策源地，历经200年仍然不能消解民众对学校的抵制。尽管历代德国统治者任命获得军功的退伍士兵担任教师，尽管一直有着严格的法令，尽管在师范学校以最新方式来培养教师，尽管德国人具有尊法守纪的精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却一如既往地沉重地压在民众身上，历届德国政府也不能下决心废止强迫入学的法令。德国只有在统计数字上才能为自己的民众教育自豪，而绝大多数人在学校毕业时像以前一样对学校极端厌恶。再如，法国的学校教育尽管由国王手中转入革命政府的执政官手中，再由执政官手中转入僧侣手中，但民众教育像德国一样收效甚微；而教育史学者依据法国官方报告下的判断是它比德国的还糟。法国的政治家至今还在建议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以作为克服民众反抗学校的唯一手段。还有在讲究自由主义的英国，虽然现在不可能考虑实行诸如强迫教育之类的法律，在那里，部分学校由政府兴办，部分学校由社会兴办，但兴办教育的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是如此之多，活动是如此之广，却恰恰证明了英国那些从事民众教育的人士所碰到的抵制力量是如何之大。俄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民众比其他国家更加反对学校教育的思想，政府需要用随学校教育带来官位和其他好处来引诱人们入学。托尔斯泰认为：“迄今为止，一切地方的儿童都几乎是被强迫入学。家长或是惧怕严酷的法律，或是谋求学校带来的利益，而硬送子女入学；然而，任何地方的民众只有能够自觉自愿地学习，才可被看作是良好的教育”。
一边是每个平民百姓天然地需要教育，一边是政府和上流社会急迫地想向民众提供教育，可是无论政府和承担教育的阶层如何软硬兼施，民众总是表现出不满意给予他们的教育，只不过是迫于压力，不得已逐步地屈从这种教育。托尔斯泰写道：“在这种冲突中就像在其他所有冲突中一样，我们必须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哪一个是合法而且合理的，是民众对学校教育的抵制呢，还是强制性的学校教育本身呢？”
托尔斯泰认为：“直到现在，就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是有利于政府和施行教育的精英阶层。”也就是说，他们从不放弃自己的学校经营方式，即从不放弃可由他们随意支配的教育形式和内容，而且从宗教、哲学、经验、历史4个方面为他们实施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寻找合法与合理的依据。
根据托尔斯泰的看法，这些依据随着时代的变迁都站不住脚。例如，就宗教而言，神启所含有的真理和合法性无人质疑，因此世界各地各派的宗教都强迫入学的人们学习教义，也惟有在这种情况下强迫才是合法的。可是因为宗教教育在今天只占全部教育的极小部分，所以从宗教上是不能确定“强制在校的年轻一代非得以一定的方式来学习不可”的合法性；就哲学而言，所有与教育有关的哲学理论都把“教人为善”作为其目标，但“善”的概念不仅是发展变化的，而且各种哲学对此的阐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因而任何一种教育哲学理论都不能明确解答这个问题或确定这个标准：“我们应该向民众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其实，沿着教育哲学发展的轨迹，从柏拉图到康德的所有哲学家都“力图做同样的事情，即使学校摆脱其历史的羁绊得到自由，推测人们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他们对这些需要或多或少有些准确的推测，建立起自己的学校”。教育哲学是从按年老一代认定的东西去教的思想走向按年轻一代的需要去教的思想而取得每一个进步的。“从教育学的全部历史中都可感觉到有一个共同但又自相矛盾的思路。说它共同是因为每个人都要求学校有更多的自由，说它自相矛盾是因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自己的法则规范，从而限制了自由”。教育哲学的进步在于使学校获得自由，而且哲学本身都充满着矛盾，又怎能为强制性教育提供合法依据呢？就经验而言，过去和现在的学校都是强制性的，但这种经验能证明强制教育是正当的吗？到欧洲各国看一看在家或街上和在校的同一个孩子大相径庭的情形吧：在前一种场合，看到的是一个充分享受生活和知识乐趣的孩子，他眼角唇边挂着微笑，喜气洋洋，十分好奇地探索各种事物的来龙去脉，时常用自己的语言清晰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后一种场合，看到的是一个带着疲惫、恐惧、厌烦的神色，胆怯地缩成一团的孩子，他只不过是借着自己的嘴巴用别人的语言重复地说出别人的话，活像一个把灵魂躲藏在壳中的蜗牛。对比一下，哪一种情况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强制的学校教育造成儿童的一种奇怪的“在校心理”，想象、判断、创造等高级能力让位于恐怖、记忆、注意、紧张等“半动物”的能力，致使学生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表现出虚伪作假、随意撒谎、惶恐不安等病态；同时也造成一种奇怪的在校现象，最愚笨的孩子学得最好，而最聪慧的孩子学得最差。由此可见，“强制”这个历来如此的学校经验并不能为自己找到合法与正当的一席之地。就历史而言，有人说，学校是随历史进程而自然而然地诞生、演变、发展的，我们活得越长久，学校就会变得越好，言下之意是现在的学校比过去好，未来的学校比现在好，从而为现存的强制性学校教育辩护。托尔斯泰认为，第一，纯历史的论证就像纯哲学的论证一样是片面和错误的。人的意识是历史的主要要素，所以如果人们已经意识到学校的不合理性，那么就应该把这种意识作为一种主要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学校；第二，与社会所处时代应达到的教育水准相比，我们活得越久，学校不是变得越好而是越糟。“学校随着每年每时的强制性而日益恶化，也就是说，学校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所要求的一般教育水准，因为学校的进步跟不上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发展的步调。”第三，由于各种教育媒体比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普及，教育日益从学校移向生活，学校的教学内容日益无关紧要，民众现在可以在各种场合自由地而非被迫地接受“无意识的生活教育”。第四，德国是学校教育的鼻祖，可从200多年的历史中只能发现强制的学校教育令人窒息和使人愚笨的恶劣影响，而找不到说明强制的学校教育合法的任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