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越扩大和越不相同，它就越早地要求对社会合理化进行直观研究的体系理论分析。社会应该被同时作为体系和生活世界加以构思。体系理论把社会统一的成就和体系统一的成就作为职能上相等的东西来对待，而且以此作为衡量交往合理性的尺度。但现实生活中的体系与生活世界是相互脱节的。这种脱节，在现代生活世界之内，首先反映为物化（即客观化），也就是说，社会体系明确地突破了生活世界的视野，脱离了日常交往实践的先见。因此，必须重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即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动理论是以一种对功能主义的理性批判为基础的。这种理性批判涉及一种工具性的理性批判，并且只是按照意图而讽刺地运用“理性”的表达。总之，交往行动的理论把生活世界构思为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物化的过程不只是作为反思出现的。

交往行动理论力求对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进行解释。社会理论不再通过直接的途径，也就是说，按照意识形态批判保证运用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和哲学思维的规范内容；借助交往的、以理解为方向的语言运用的理性。社会理论应该对哲学重新提出体系任务并加以研究。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就是把个人的意识直接地与只要求内部（即从属心理）的社会统一机制相对立。

哈贝马斯批评韦伯狭隘地制定行动理论的概念，因而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合理化完全等同起来了。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内生的经济积累过程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国家合理化努力的问题而向前推进的。异化现象是作为体系归结的生活世界的非形态表现出来的。进一步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属于现代化过程的出发点条件。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的潮流，在现代化的社会采取了体系不平衡的顽固形式，或者直接以危机的形式发生作用，或者引起生活世界的病态。

交往行动的合理化与目的合理的经济行动和管理行动的下属体系的形成，是必须明确分清的过程。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发展本身必须允许提出问题，并为同时代人客观地开启对他们的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的特殊干预。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一个阐述自我和超我的结构模式的领域。交往行动理论借助于区别体系与生活世界，使社会化内部活动的特殊规律得以运用，这样它借助于区别两种交往媒体的具体类型也使群众交往的矛盾的潜力变得令人敏感。参与交往行动的主体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即为了他们的行动状况去寻找一种共同的规定，并在这种解释范围内通过论题和行动计划去理解。交往日常实践进入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关系，这种生活世界的关系是由文化传统、合法秩序和社会化个人所决定的。交往行动模式并没有把行动与交往等同起来。他将语言视为一种交往的媒体，是为理解服务的，而交往行动者通过相互理解使自己的行动得到合作，以实现一定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哈贝马斯从自己的概括性提纲中对交往行动理论得出了以下的认识：第一，在现代社会中，从规范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主体的权限活动空间扩展得非常广，交往行动的特殊意义是非常真实的，这不仅表现在家庭私有领域的非机制化的交往形式中，而且也表现在通过大众媒体表现的公众社会中。第二，以理解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渗入生活世界，迫使一种通过货币化和官僚主义化途径的交往等同于一个在形式上组织化的行动领域，甚至以行动协调为基础的理解机制在必要时也会体现这种职能。

（龚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