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环境论、直接需要论和社会改革论
赫钦斯指出，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作出独立的判断，并作为一个负责的公民参加工作。而且，如果教育制度的目的是帮助年轻人学会自己思考，那么它就应该帮助他们考虑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和现在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最伟大的著作中都被讨论过，因此，不读名著就会破坏西方教育上独立思考的传统。
由此出发，我们应该批判在美国教育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3种理论：
一是适应环境论。
赫钦斯指出，适应环境论的目的只是使学生适应他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由于对杜威的误解，因此，使适应环境论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它没有注意到杜威所讲的“适应环境”首先是应该“改善环境”。适应环境论只是使青年一代适应他们的环境，而不管这环境是好的还是坏的。
适应环境论的全部理论都是极端错误的。首先，这种理论导致一种课程，其内容都是一些五花八门、枯燥无味的事实。要适应环境就必须了解环境。因为不知道未来的环境如何，所以只能告诉学生现存的环境。其次，这种理论强调职业训练，但学校没有设备来实行这种职业训练。教育制度不能安排、监督和指导全部工作，也不能像工业部门一样提供某一工种的良好训练，而且因为职业训练较容易引起学生的直接兴趣，从而产生把其他教学内容排除在课程之外的倾向。再次，这种理论忽视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是改变我们的环境，而不是使我们去适应它。
总之，适应环境论不考虑任何价值，只强调学生去适应环境，而不管环境是好的还是坏的。因此，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系统，只会是没有价值的、自相矛盾的。
二是直接需要论。(https://www.daowen.com)
赫钦斯指出，直接需要论和适应环境论在实践结果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大学已经提高了毕业的要求，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具有有效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能力。例如，急救的能力、写商业信函的能力、填写求职信的能力和合理预算收入的能力等。不难看出，直接需要论的目的也是适应社会。
直接需要论来源于个人和杜会都想成功的观点。但是，教育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由于教育系统仅能传授只能在系统内学习的知识，因此，只要能在教育系统外学习的，都应在教育系统外学习。教育满足直接需要的结果，只会导致教育计划的混乱。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所以现代社会的公民最需要的是信息。因为要通过考试，他必须要知道考试科目的信息；因为世界离不开科学和技术，他又必须要知道有关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
直接需要论引起了学校教学内容的分裂，从而引起大学的分化。社会需要专家，而且一个人要想成功也必须成为一个专家。但是，专家导致了知识的分化，对别的领域一无所知，从而阻碍知识的交流。其对教育的直接影响是：一个大学生接受的是低水平的、狭隘的教育。与欧洲国家的教育相比较，美国的学生质量差，其原因就在于教育专业化的过程成为了抑制学生发展的过程。
此外，仅仅满足直接需要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满足的不是直接需要，因为它既没有标准，也毫无价值。它只会让社会压力来决定教育内容，而不能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三是社会改革论。
赫钦斯指出，社会改革论的结果实际上是和适应环境论、直接需要论相一致的。社会改革者局限于使正在成长的一代适应社会的变化，局限于社会所许可的直接需要理论。因为只有在他赢得整个社会时，他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在教育系统中推行，才能对教育是否能达到所设想的社会目的提出疑问，并推行社会改革计划。我们必须反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既不能利用学校改革社会，也不能通过教育引起革命，否则那就不是教育了。而且，利用学校完成社会改革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在改革计划成功完成之后，学校何去何从？仅仅把教育系统作为推行社会改革的工具是很危险的，因为所进行的改革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改革成功与否是由改革家的影响力决定的。这并不是说，教育系统不能参加社会改革，但不能像杜威的社会改革学说和埃利奥特仅把教育看做社会改革的工具那样。杜威和埃利奥特的错误的改革概念导致了错误的教育概念，杜威没有考虑到教育的局限性，埃利奥特没有正确对待教育的可能性。他们的失败源于其哲学上的缺陷，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根本就不是哲学，甚至是反哲学的，因为它们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好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