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
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教育的社会关系对应于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表现在，教育结构的变革与生产的社会组织的变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例如，19世纪中期的公立学校运动对应于工厂制度诞生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教育运动对应于公司经济兴起的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免费学校运动对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和雇佣劳动制发展的时期。一般讲，经济结构的变革领先于学校教育的类似变革。
在美国，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上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因此，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阶级关系会反映到学校教育中来，而学校内的各种关系，例如，学校管理人员与教师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学生与他们的学习的关系则是表现了劳动的等级制分工关系。通过教育的社会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对应，教育会有助于将青年人统合到经济系统中去。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变化，无疑是受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所支配的，并去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现实。但是，这很少为人们所注意。
学校教育的社会组织与劳动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应性，显然是美国教育的基本结构特征。由于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在教育系统内部也就存在着相应的等级。不同的教育层次为职业结构的不同层次提供劳动者，于是，学校教育就相应地形成了与等级制劳动分工的各个层次相类似的内部组织。在工厂企业中，最低层次强调遵守规则；中间层次强调可靠性以及不需要直接和连续监督的工作能力；最高层次则重视企业规范的内化。与此相对应，在教育系统中，较低层次（初级和高级中学）倾向于严格限制的指导学生的活动；较高层次（师范学院和社区学院）允许有较多的独立活动和并不全面的监督；顶端层次（四年制大学）则强调行为规范。无疑地，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的社会关系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社会背景和他们未来可能的经济地位。而且，经济来源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差别。
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根据学校教育与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人们不难发现，平等主义教育改革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是不平等的。由于阶级结构和其他权力与特权关系的转变而带来的社会冲突不断变化的特征，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周期性改革；与此同时，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变革又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资产阶级越来越把学校看成是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同时再生将劳动成果转换成资本利润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