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

二、论社会环境的 教育作用

如果说杜威关注的重点在公立学校，古德曼则更重视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他指出：“进步教育的挫折使得强迫的学校教育更无希望了。”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有更大影响的是社会环境。古德曼广泛而深入地分析了其中各个重要因素，并指责美国社会未能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客观机会。

古德曼认为，有教育影响的社会环境中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作”（job）。受马克思的影响，他把人看做一个生产者和创造者，并认定当人没有足够的有价值的工作时是很难成长的。古德曼所说的“有价值”的工作是指那些既能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又有实用价值，并能使人保持自尊和获得荣誉的工作。在美国很难找到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而学校正是按照那些既无用又无德的工作模式去贻误年轻人的。学校试图通过一些愚蠢的测试来为年轻人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位置，但实际上使人陷入困境。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必须满足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各种需要，例如，归属的需要、活动空间的需要、性的需要，乃至挣钱的需要等。古德曼批评当局过于强调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产生的外在背景条件，而不能正视年轻一代的正当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提供条件，因而青少年自然会产生厌烦情绪、找岔子、制造麻烦。

古德曼试图表明，爱国主义是儿童时代和青春期的文化，是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媒介物。没有这第一步的文化，就注定使得科学、艺术、人性和上帝这些人类文化成为空洞的东西，使得像柏拉图那样的优秀人物再不可能出现。古德曼认为，从华盛顿时代开始至今，虽然爱国精神的提倡从未停止过，但却逐渐失去了其真实的内涵，以致于在20世纪，爱国的说教已不再为青少年所相信。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诸如大学中不光彩的政治、太空探险对人民保密以及三四十年代欺骗性的政治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区的丧失。随着白人移往郊区和都市化的发展，新住宅楼取代贫民窟，以及以购物中心的形式把联合的方式强加给农村等，都造成了传统的社区的丧失，进而社区精神也不复存在。而社区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精神赖以发展的土壤。

古德曼认为，“信念”是年轻一代成长过程中的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什么是信念？“生活将继续下去的感觉，以及世界将继续支持它的下一个步骤的自信，这就是信念”。没有信念，年轻一代很难成长。他们会受到许多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的干扰：“我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我将有什么样的机会？”等等。早期的新教徒在正当的工作、天职（vacation）和召唤（calling）之间建立起自豪的幸福的联系。所谓“天职”不过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认识到自己从属于什么团体，以及自己的使命。一个好的团体应努力给每一个青年以正确的“召唤”。而古德曼认为，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削弱着成长着的年轻人的信念，使其很难健康成长。

年轻一代的成长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衡的社会，否则他们会感到困惑。古德曼列举并分析了美国社会所进行的频繁的、意义不明确甚至错误的变革，指责它们复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前后不一致的社会，使得美国的年轻一代很难成长。传统被打断了，又没有新的标准，文化成为折衷主义的。古德曼认为，问题常常不是搞改革，而是要赶上和恢复正确的部分。古德曼在许多方面都赞美以往的传统，表现出怀旧的情感，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保守派”自居。[2]

在分析年轻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古德曼自始至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所谓“组织系统”（organized system）。这个制度目前虽然还非常有力并到处取得成功，但它在道德态度上和精神上已经死亡。古德曼强调青年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而不单纯是学校教育问题。在古德曼所列举的年轻一代成长的诸种条件之中，“Community”是一个关键的和核心的概念。在古德曼的各种著作中，community有时明确地指“社会”，有时似乎指“社会团体”，但更多的时候是指“社区”。在他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区被作为整体来规划，成为生活、娱乐、工作的有机体，以取代所谓的“组织系统”或“组织制度”。在社区里，成年人自然地加入到年轻人中，教他们学会真实的生活，树立他们的正确信念，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把他们造就成新的一代伟人。因此，古德曼肯定地说，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社区应成为某种学校。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古德曼就开始措词尖锐地公开批评强迫的义务教育。在《荒谬的成长》中，他指责公立学校“像地狱”，认为把儿童保留在学校进行教育的观点虽然动机是仁慈的，但客观结果却是毁灭性的。学校的拥塞状况和政府的干预，使得对个性的注意和真正的教学成为不可能。

（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