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可教育性
博尔诺夫指出，说到人类学问题，其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对教育的需要性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把人作为一种可以教育并需要教育的生物来理解。这种思想本身实际上并不新鲜。夸美纽斯和康德等人就有类似的论点。但是，人们有必要如同人类学考察中始终坚持的那样去搞清楚这一个问题：人对教育的需要性体现了人的何种特殊的优越性？
博尔诺夫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人生来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其生物装备（由于缺少天生的武装、缺少保护性皮毛等）相对于动物来说是有很大弱点的，因而只能在人工创造的环境中，在某种文化中，才有生活能力。因此，人天生也是一种“文化生物”。
人的可教育性和教育需要性，其根源完全在于人的身体素质方面。如果我们从原则上认为人是需要教育的，那么就不能把教育只局限于儿童年龄阶段，不能认为在儿童成长为成人时可以结束教育。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原则上是并且始终是需要教育的，因为人在整个一生中始终在向更新的阶段发展，而在这些阶段中又始终在产生新的学习任务。人的整个一生都需要不断地受教育。例如，不仅需要进一步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成人教育；而且也需要持续的、真正的、即涉及人在其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又如，不仅需要发展个性和职业能力这一积极意义上的教育，也需要在因受损伤而须保持原有能力和排除损伤造成能力下降这种治疗意义的教育。
德国教育家克里克曾提出“功能教育”的概念。博尔诺夫把这种功能教育理解为环境对成长着的一代人无意识地、无心地产生的一种塑造作用。与“意向性的”教育即有意识的教育的影响不同，那是一种无意识地进行塑造的力量。探讨功能教育的作用对教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尝试把起促进作用的影响和有害的影响区分开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应当用正确的方法控制这些影响。必须探讨功能教育和意向性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与有效的相互渗透作用，而这恰恰又是教育人类学需要考察的一项特殊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