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与社会化

从50年代初期开始，古德曼对当时美国社会的青少年犯罪和“垮了的一代”等青年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由美国社会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从思想根源来说，则是因为在关于人性（human nature）与社会化（socialized）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根本的错误，进而导致了政府在青年问题的政策上的诸多失误。

古德曼考察了“人性”概念的历史发展，认为它在近代社会曾有过一个广泛的政治历史。在18世纪，即理性和早期浪漫运动的时代，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涉及人性中的同情心、说话与交流的能力，以及不能转让的尊严。康德的不朽功绩正在于他设计出一个包括上述内涵的哲学体系。这个概念在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被清楚地表述为自由、平等和博爱，并由此导致了进步教育的发端。古德曼认为，作为“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的卡尔·马克思保存了这个概念的许多内涵，但他发现了人性的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即人是一个生产者（maker），应把工具还给人，使其能发挥自己的这种天性，否则，人只会成为可怜的动物。到19世纪，“人性”的概念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相联系，并逐渐地被利用来为资本家的事业和帝国的扩张行径服务。这时，人们强调的是“天性”或“本能”（nature），“人性”（humanity）则成为可疑的了。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认为“天性”含有“非社会性”的意思，因而倾向于大搞政治改革，以使个性“社会化”。“社会化”成了“教他文化”的同义语。

古德曼反对在人性问题上的2种极端：一种观点认为，“人性”的本质似乎是无限的适应性。好像只要运用“社会化”和“传递”的技术，就可以使人适应任何事情。因而，当代社会专家治国的倾向是把文化强加在它的成员身上。人被淹没在他所继承的文化之中。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抓住人的动物性不放，在问题儿童的教育方面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古德曼认为，儿童是必须获得文化习惯及相应的文化方式的，问题在于应减少强制。如果在文化训练中缺少了仁爱、力量、感觉这些成分，儿童将不仅不能很好地吸收文化，甚至可能发展成为精神病患者。(https://www.daowen.com)

“成长”（growing up）是古德曼有关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而目前看似十分富裕的美国社会，却没能为年轻一代提供成长的有价值的目的，也没能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客观机会。正由于这个原因，年轻人便自己去寻找机会，这是人性的力量所在。然而，年轻人的选择或发明通常是灾难性的。而那些顺从统治制度的年轻人，则大多数成为冷漠、失望和玩世不恭的人。这两种情况都造成了人性的浪费。因此，为使年轻一代有一个更适宜的生长环境，就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