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与局限性
中国传统伦理仍具有现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各个伦理规范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钱穆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讲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延续性的一种主张,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宏观上看,人类与宇宙是统一的;从微观上看,人与家庭也是统一的。人在幼年时期受到家庭的抚育,伦理价值来源于家庭;成年以后承担更多家庭、社会的责任,反过来影响家庭。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起于天道,归于人伦,落实于个人。先秦诸子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墨家提出“兼爱”“非攻”“天志”“节葬”“节用”等观点。兵家提出“尚武”“忠勇”等伦理。儒家学说在西汉中期以后杂糅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等各个学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学说体系。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个人与家庭、国家、天下是一体的,以修身为起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5]。儒家有关个人修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具有个人、群体、国家兼顾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以原子化的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国传统伦理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整个伦理价值体系是建立在身份等级基础上的秩序,宋朝程朱理学为了抑止纷争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特别是明朝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伦理价值体系的均衡性,破坏了伦理关系的相互性。三纲五常被极端片面化,将君臣关系提高到社会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片面强调臣子对于君主的愚忠死节;父子关系从一种自然血亲关系异化为支撑忠的无条件的孝顺服从;夫妻关系也从双向互敬互爱变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关系。五常作为社会普遍伦理规范被神圣化、教条化,已异化为统治和压迫的封建意识形态工具。(https://www.daowen.com)